政治家的一面和普通人的一面

會昌六年（846年）三月二十八日，李忱在宦官的擁立下登上了皇位，是為唐宣宗。

宣宗原名怡，生于元和五年（810年），憲宗第十三子。長慶元年（821年）封光王。母親鄭氏原是李锜的小妾，沒宮后為憲宗郭后侍兒。由于母親地位卑下，宣宗從小很少得到親人的溫暖。幼時，大家都認為他不聰明，侄子文宗、武宗常把他當成小丑戲耍，文宗每次到十六宅設宴，總愛拿這位皇叔開玩笑，武宗對他更為無禮。幼時的刺激、岌岌可危的地位、侄子們的嘲笑戲謔使他養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也使他得以對統治者中各種錯綜復雜的關系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他用無言對待各種加之于他的猜忌、打擊，在艱難困苦中默默地忍受，但他并沒有消沉。他曾作為平民游行江淮，尋訪名山禪院，寫下了和香嚴閑禪師《瀑布聯句》：“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

從會昌六年（846年）正月起，吃了方士的金丹，變得脾氣暴躁、喜怒無常的武宗因病不能視朝，這給中外官員們帶來了極大的恐慌，卻給內廷宦官又一次主宰朝政提供了良好機會。唐中晚期由于宦官勢力不斷擴大，成了能直接和外朝百官抗衡的一股政治勢力，甚至能通過趨附于他們的宰相干預朝政。在皇宮后院，他們更是為所欲為，甚至能擁立、廢止封建國家最高統治者皇帝。他們擁立皇帝常常不顧傳統的封建禮儀，只選擇自己容易控制的人。武宗病重后，宦官們經過密議，三月廿二日以武宗名義下詔說，皇子年幼，須選賢德，因此選擇有德行的皇叔光王李怡為皇太叔，更名忱，由他負責處理軍政大事。李忱立為皇太叔后，熟練地處理各種政務，顯示了他的政治才干，也因此獲得了人們的贊佩。

三月廿五日，三十三歲的武宗去世。廿八日，三十七歲的李忱正式登上了皇位。四月初一，宣宗正式聽政。聽政的當天，宣宗尊母鄭氏為皇太后，奉養大明宮。每天早晚都要前往看望請安。對憲宗的皇后郭太后則采取冷落的態度。

接著便罷去了幾乎左右會昌朝政的李德裕的宰相職務。宣宗對李德裕素無好感，即位之日，德裕奉冊，事后宣宗對左右說：“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發灑淅。”厭惡之情溢于言表。李德裕不僅做了六年宰相，而且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這對早就有集大權于己一身的打算的宣宗來說，不能不是極大的障礙。唯一的辦法就是把李德裕除去，而李德裕排斥異己，壓制不同意見，也使自己愈發孤立，幾乎成了孤家寡人。四月初二，宣宗聽政的第二天，便改任李德裕為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罷去了他的宰相職務。消息傳出，朝官莫不驚駭。他們想不到秉權日久，位重有功的李德裕這么快就被趕出了朝廷。兩天后，李黨之一，握財政大權的工部尚書，判鹽鐵轉運使薛元賞也被貶為忠州刺史。其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也被貶為崖州司戶。李黨最重要人物離開了京城，同時空出了他們掌握的財政權和京師行政權，李德裕黨受到了沉重的打擊，但事情并未到此終結。會昌六年（846年）九月，以李德裕為東都留守，解除平章事。大中元年（847年）初，又改為分司東都。不久又借吳湘一案貶為潮州司馬，再貶為崖州司戶。與此案有關的李紳，雖已身死，也被收奪三任告身。

在排斥、打擊李德裕黨人的同時，會昌六年八月以循州司馬牛僧孺為衡州刺史，封州流人李宗閔為郴州司馬，恩州司馬崔珙為安州長史，潮州刺史楊嗣復為江州刺史，昭州刺史李玨為郴州刺史，造成牛黨大有全面復出的假象。但顯然宣宗并不希望牛黨成為新的李德裕，所以這些人以后都沒有受到重用。宣宗牢牢地親自掌握了大權，使激烈的黨爭在大中時代結束了。

宣宗聽政后立即進行的第三件事，是恢復寺院。武宗會昌五年（845年）滅佛取得了很大的短期效益，從表面上看的確令人精神振奮。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和普及并非一日之功，它在中國民間產生如此廣泛的影響絕不是一次滅佛運動所能消除的。相反，急功近利地以行政手段來對待文化現象肯定會導致不良后果，特別是在社會矛盾日益深化的當時，統治者既無力也不愿去解決。農民日益貧困，生活日益愁苦的情況下，更是不得不借助宗教。宣宗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即位伊始便首先在長安增置興唐、保壽、資圣等十六所寺院。僧、尼也由隸屬主客改為隸屬功德使，并由祠部發給所度僧尼度牒，并以“說惑武宗排毀佛寺”的罪名，殺掉道士劉玄靖等十二人。大中元年（847年）閏三月又下敕說佛教“雖云異方之教，無損致理之源”，佛教雖然來自外國，但對致治不會有損害，中國人奉行佛教已久，“厘革過當”不太適宜，下令在名山大川，州府治所，凡會昌五年四月廢的寺廟，只要有僧人，能修復的，一任住持，有關部門不準禁止。會昌年間滅佛措施雖然正確，由于實行得太過于激烈，引起了社會動蕩，所以宣宗為了穩定社會不得不下令復寺。赦令下后，復寺活動遠遠超過了它本來目的，以至四年后佛寺很快發展到政府不能容忍的地步，終于在大中五年（851年）政府又頒布了限制佛寺政策。大中五年六月進士孫樵上奏要求宣宗下詔停止度僧修寺。七月中書門下也上奏，說由于宣宗崇奉佛教，群下莫不奔走，恐怕會發生因財力不足而掠奪百姓的現象，希望要求各地官員注意。度僧也要有所選擇，不要讓兇狠粗俗的為僧。鄉村的寺廟也要到戰爭停止后再修復。宣宗同意了這些建議。

宣宗牢牢掌握了大權，但他并不是一個打算事必躬親的皇帝。他欣賞的是唐太宗式的統治手段，既善于發揮宰相的主觀能動性，又能牢牢把握最高決策權。宣宗始終把握住了任免宰相的權力，根據他對形勢的判斷，根據他自己的用人原則任免宰相這個控制外朝和全國的最重要的官員，制造或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達到控制的目的。這一點在唐中晚期皇帝中非常突出，因此自從李德裕被貶后，盡管中央宰相有過多次撤換，在政策上宰相的明爭暗斗現象卻一直沒有見到，無論誰當宰相都是積極執行宣宗的決策，配合最高決策者工作，這一點在唐中晚期同樣是非常難得的。宣宗通過對宰相的控制保證了自己旨意的貫徹，穩定了朝政。宣宗注意宰相的人選和官員的任用，這不僅是他總結穆、敬、文、武朝經驗教訓得出的結論，更是研究太宗、憲宗之所以取得重要治績的結果。

在先代二十個皇帝中，宣宗最敬佩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自己的父親唐憲宗李純。大中二年（848年）二月十二日宣宗任命知制誥令狐绹為翰林學士，在此之前他曾經把太宗著述的《金鏡》授給令狐绹，命他朗讀，讀到“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忠賢”時，他說，凡追求太平盛世，必須以此為第一要務。他還特地把反映唐太宗統治經驗的《貞觀政要》寫在屏風上，常常認真閱讀。他把元和中興的主要原因也歸結于英主憲宗任用了一批有才能的大臣。只有明君賢相才能導致國家大治，社會安定成為他的信條，因而，在任用官員上，宣宗要求相當嚴格。在這一點上他幾乎事必躬親，大中元年（847年）他命令宰相編寫了《具員御覽》，記錄所有五品以上官員名單，常置案頭，以便隨時翻閱記誦。不僅對中央官員的任免時常留心，對地方官員的考核他也從不掉以輕心。他曾經密令翰林學士韋澳把各州風土人情物產等編為一本書，稱為《處分語》，用來考核諸州刺史。有一次，建州（治建安，今福建建甌縣）刺史于延陵赴任前朝見宣宗，宣宗問：“建州去京師幾何？”于回答說：“八千里。”宣宗說：“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于延陵緊張得應對錯亂，任職后竟因為不稱職而免官。宰相令狐绹提名李遠為杭州刺史，宣宗說，他曾經聽說李遠作詩“長日惟消一局棋”，所以不能讓他當官。令狐绹回答說這不過是詩人的托詞，未必真是這樣，宣宗這才同意讓他去試試。宣宗曾下詔規定凡刺史調任，必須命令他們來京城，考察其才能，然后授官。令狐绹曾經調他的故人任相鄰州的刺史，這人順便就上任了，沒有來京城。宣宗見到他的謝恩表，問令狐绹，回答說由于路近，故未讓此人來京城。宣宗聽后很生氣，說，我是因為刺史常用非其人，成為百姓的禍害，才想親自見見面，詢問他們在任的情況，根據其優劣進行獎勵或處罰。并冷冷地對令狐绹說：“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雖然當時天氣寒冷，令狐绹聽了，還是出了一身冷汗。

宣宗朝前期官員大多和牛、李兩黨有些瓜葛，自從把李德裕趕出朝廷后，宣宗不希望再看到百官中有新的拉幫結派活動，同時初上臺的他也需要有一批絕對效忠自己的官員。對穆、敬、文、武四朝，宣宗沒有好感，因此他特別注意選拔憲宗朝賢相后裔。這樣既可避免朝官結黨之虞，也可以造就一個直接效忠于己的高級官僚集團，因此在短期內他大量任用了元和舊臣后裔。如用令狐楚的兒子令狐绹，另外“憲宗朝公卿子孫，多擢用之”。有一次，刑部員外郎杜勝見宣宗，宣宗問起他的家世，他回答說，我父親杜黃裳，第一個請憲宗監國。他因而升為給事中。翰林學士裴途是憲宗朝宰相裴度的兒子，有一次宣宗到翰林院見到他，當面任命他為承旨。宣宗曾經和周墀議論元和年間循吏以誰為最，周墀說他在江西當官時，聽人說觀察使韋丹極有功德，死后四十年人們還提起他的恩德，就像他還活著時一樣。宣宗下詔史館撰修杜牧寫“遺愛碑”紀念韋丹，并提拔韋丹之子韋宙為侍御史，后來韋宙官做到了嶺南節度使。

大中元年（847年）宣宗下敕，規定允許進士們放榜后在杏園宴集。有記載說：“宣宗酷好進士及第，每對朝臣問及第，茍有科名對者，必大喜，便問所試詩賦題目，拜主司姓名。或有人物稍好者，偶不中第，嘆惜移時，嘗于內（禁內）自題鄉貢進士李道龍。”這也反映了宣宗對官員才學的重視。

造就一個聽命于己的官僚集團，不僅對穩定牛李黨爭剛剛結束的朝廷局勢起了良好作用，也為自己的命令的貫徹取得了組織上的保證。

宣宗還注意約束皇親貴戚。萬壽公主下嫁起居郎鄭顥。一次鄭顥弟鄭顗得了急病，宣宗派人去看望鄭顗，他后來問派去的人了解當時萬壽公主到哪去了，回答說當時公主在慈恩寺看戲。宣宗大怒，繼而嘆道：“我責怪士大夫家不愿和我聯姻，原來是這個緣故。”馬上命令公主入宮，讓她立于階下，并久久不加以理睬，公主因害怕而急忙哭泣著謝罪，宣宗責怪說：“哪有小叔子生病不去看望，反而去看戲的道理？”然后才讓她回去。自此以后貴戚們都不敢違犯禮法。為了約束貴戚，宣宗有時處于非常尷尬的兩難境地。皇舅鄭光田莊上小官專橫縱恣，幾年不交納租稅。宣宗因此向京兆尹韋澳道歉，盡管如此，韋澳依然依法責打了這個小官，并等交滿租稅后才讓他回去。宣宗還拒絕了鄭光請免賜田租稅的請求，下敕讓他和普通人一樣交稅，并拒絕任命鄭光為中央職事官。

唐宣宗像

四方太平

唐中晚期政治局面的形成有兩個重要因素，其中之一是爆發于天寶十四載（755年）并持續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亂。安史之亂改變了唐朝各地軍事、政治力量的對比，其后果影響了終唐一世；其二則是唐王朝四鄰各少數民族王朝勢力的消長。在唐中晚期，每一次少數民族勢力的消長都會導致唐朝內部軍事格局的暫時變動，并影響到中央軍事、政治政策的制定。如果把唐朝看成是由各類藩鎮力量互相制約構成的一個封閉的平衡系統，那么邊境少數民族政權便是一種能改變或打破這種平衡的外部力量。宣宗朝四周少數民族政權或逐漸衰落、或還未發展，總之對唐王朝都不構成重大威脅。這為想造就中興局面的唐宣宗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外部環境。

武宗會昌年間，吐蕃贊普（王）達磨病死。由于達磨無子，他的妃子綝氏和國相共立綝氏兄三歲的兒子乞離胡為贊普。綝氏和國相的措施不能服眾，導致吐蕃國內大亂。其鄯州（治湟水，今青海樂都縣）節度使尚婢婢，洛門川（今甘肅隴西縣東南）討擊使論恐熱都擁有強兵，彼此互相攻擊。大中三年（849年）唐出兵攻取原州（治平高，今寧夏固原縣）、安樂州（今寧夏中寧縣境）、秦州（治成紀，今甘肅秦安縣西北）及石門、六磐（皆在原州境內）等七關。河隴軍人、百姓千余人來到長安，宣宗在延喜門（皇城東北門）樓接見了他們。人們歡呼雀躍，紛紛解去辮子、脫下胡服、換上漢裝。宣宗下詔鼓勵百姓開墾三州、七關土地，規定五年內不收賦稅。涇原、邠寧、靈武、鳳翔四鎮守鎮官兵愿意在戍守地耕種田地，由國家發給耕牛和糧種。度支管理溫池（屬安樂州，時已改稱威州）的鹽利，以供邊防費用。對防守三州、七關的士兵，每人給衣糧兩份，有莊田戶籍的，放免差役，并規定戍守兩年一輪換。在這些地方建立堡柵等關卡，但并不禁止來往商人小販和為守兵傳信的人。另外，宣宗命令對蕃占劍南西川沿邊州郡量力加以收復。

大中三年（849年）十月，唐出兵收復維州（治薛州，今四川汶川縣西北）。十二月，又出兵收復扶州（治同昌，今四川南坪縣北）。李德裕任劍南西川節度使時，就想收復維州，當時牛僧孺任宰相，認為這樣做是輕啟邊釁，給長安帶來威脅。后來李德裕任相時，就借此事對牛僧孺進行打擊，現在維州終于在李德裕垮臺后被收復了。

由于內訌而導致的吐蕃的衰落，為唐王朝收復失地創造了良好機會。唐朝失去了從唐高宗時期開始一百八十年來一直困擾西部邊境的強敵，同時也導致了河西地區一股新勢力的興起。

大中二年（848年）三月吐蕃沙州刺史、漢人張議潮團結河西地區豪杰起兵，趕走了吐蕃的鎮將，光復了沙州，不久又奪回了瓜州（今甘肅疏勒河以東安縣）。在沙、瓜兩州光復后，張議潮立即派人到長安向唐宣宗報告。他深恐表文送不到長安，特地派使者帶著同樣的表文分十隊出發。其中兩隊順利到達天德軍（今內蒙古包頭市西）。第二年二月，天德軍的報告送到長安，得到中央政府的回信，使者帶著宣宗任命張議潮為沙州防御使的敕令返回沙州。

大中四、五年間，張議潮又率軍收復了伊州、河州、甘州、鄯州、岷州、廓州、蘭州等地（包括今河西走廊、甘肅、青海、四川部分地區）。大中五年（851年）他派兄張議潭攜帶河西十州地圖和戶籍到達長安。十一月，唐政府決定在沙州恢復河西節度使，于沙州置“歸義軍”，以張議潮為節度使，十一州觀察使張議潮判官曹義金為歸義軍長史。大中十三年（859年）八月張議潮又在沙磧地帶再敗吐蕃軍。懿宗咸通四年（863年）他率漢、蕃兵七千余人，克服涼州（今甘肅武威），咸通七年又光復了西州（今新疆吐魯番）。張議潮經營河西，成功地抑制了吐蕃和回紇的東侵，當時河西漢人對張議潮的功績贊頌不絕，《張議潮變文》道：“河西淪落百余年，洛陽蕭關雁信稀，賴得將軍開舊路，一振雄名天下知。”

會昌六年（846年）七月，回鶻烏介可汗屬下由于散失投降和凍餓等原因，剩下不到三千人。國相逸隱啜在金山（今阿爾泰山）殺死烏介可汗，立他的弟弟特勒遏捻為可汗。大中二年（848年）遏捻可汗歸附于奚王石舍朗。唐將張仲武大敗奚后，回鶻窮困，日益衰落，依附于室韋。回鶻使者經過幽州時，張仲武讓他們回去活捉遏捻來降，遏捻聞訊后急忙和妻子葛祿、兒子特勒毒斯等九騎向西逃走。室韋把余下的回鶻人分為七部分，分屬室韋七個部落。才過了三天，黠戛斯派國相阿播率領號稱七萬的胡兵進攻并大敗室韋，把回鶻人全帶回磧北。只有極少部分回鶻人進入山林以寇盜諸胡為生。回鶻另外一部在龐勒率領下留在安西。龐勒自稱可汗，住在甘州，統治磧西諸州，勢力微弱，常常向唐納貢。回鶻不再對唐構成威脅。

只有黨項族有過幾次擾邊行動，但規模也不大，而且很快就被唐兵擊敗了。所以在大中朝，唐關中、河西地區和北部邊境局勢是比較安寧的。

宣宗一朝對邊境局勢并不擔心，在大中三年（849年）十月改備邊庫為延資庫。宣宗對待黨項侵擾邊境的看法也和武宗不同，他深知黨項的侵擾純粹由于邊帥掠奪黨項羊馬并對黨項人欺騙殘殺所致，因而任命右諫議大夫李福為夏綏節度使，實行用儒臣代替貪暴邊帥的辦法，并在為其送行時反復叮嚀規誡，不讓他們生事。大中五年（851年）三月以白敏中任司空、同平章事，充招討黨項行營都統、制置使。四月十四日定遠城使史元在三交谷擊敗黨項九千余帳，在接到白敏中的捷報后宣宗立即下詔：“平夏黨項，已就安帖。南山黨項，聞出山者迫于饑寒，猶行鈔掠，平夏不容，窮無所歸。宜委李福存諭，于銀、夏境內授以閑田，如能革心向化，則撫如赤子。從前為惡，一切不問。或有抑屈，聽于本鎮投牒自訴。若再犯疆場，或復入山林，不受教令，則誅討無赦。將吏有功者甄獎，死傷者優恤，靈、夏、邠、鄜四道百姓，給復三年，鄰道量免租稅。向由邊將貪鄙，致其怨叛，自今當更擇廉良撫之。若復致侵叛，當先罪邊將，后討寇虜。”可見采取的依然是不輕易用兵政策。

四境少數民族政權勢力的紛紛削弱為唐王朝的內部安定創造了理想的外部條件，但大中朝的穩定主要取決于各種藩鎮之間力量均衡所構成的平衡狀態，從肅宗朝以來一直令朝廷頭痛的藩鎮問題到宣宗朝似乎不存在了，宣宗朝十四年中僅有幽州一地有過藩鎮動亂事件。大中三年（849年）五月，幽州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張仲武卒，三軍推舉其子張直方為知留后事。十一月，士兵叛亂趕走張直方，推舉衙將周綝為留后。大中四年九月幽州節度使周綝死，士兵們推舉張允伸為留后。中央政府沒有插手這件事。在宣宗朝極少見到有中央討伐藩鎮的戰爭和藩鎮之間的戰爭。當時中央政府也無力解決長期遺留下來的藩鎮問題，只能采取置之一旁的辦法，集中力量解決困擾朝廷的財政問題和吏治問題。

大中五年（851年）任命兵部侍郎裴休為鹽鐵轉運使。自從文宗大和年間以來，每年運到長安的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由于吏卒侵盜，船只沉沒，每年到達渭倉的船只不過十分之三四。裴休立十條漕法，每年運到長安的漕米增加到一百二十萬斛。大中九年詔州縣據貧富作差科簿，作為征發差科徭役的根據，企圖解決差役不均的問題。宣宗還想解決州縣吏治問題。在當時條件下，這些都不可能有什么效果。

危機四伏

由于宣宗采取的一系列有效的政治措施，唐王朝出現了權豪斂跡，奸臣畏法，閽寺詟氣，刑政不濫，賢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風的局面，以致“十余年間，頌聲載道”，大中朝被稱為有貞觀遺風，唐宣宗也一反唐后期皇帝孱弱的形象，被稱為小太宗。

然而宣宗的作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當時社會條件的限制，對他來說治標的目的達到了，治本的措施卻無一不陷入失敗境地，最后宣宗本人也被晚唐的黑暗社會所吞噬。唐王朝積聚了一個多世紀的矛盾終于爆發，并最后導致了它的滅亡。

穆宗以后，地主豪強兼并土地使農民不斷破產逃亡，相反，國家對農民與土地關系的調節作用卻在不斷削弱。會昌六年（846年）以戶口增減作為官吏升降標準的本意，在于增加國家直接控制的戶口，但這種短期內可能會帶來直接經濟效益的措施，在晚唐實行會導致嚴重的后果。在農民逃亡日益嚴重的情況下，戶口數字能維持原狀已屬不易，要增加就更加困難了。因此，各地的浮戶經常被搜索一空，這樣一來，中央政府的各種調發，地方官吏的份外征求，都沒有浮戶來分擔和緩沖了，全都壓到了每一戶農民身上。

問題的嚴重性還不僅在此，更嚴重的是，第一，在唐王朝以戶口增減作為地方長吏進退標準的情況下，農民逃亡后，長吏懼在官時破失人戶，或恐務免正稅，減克料錢，便于現在戶口中分外攤配。一開始還只是將正稅加配到現在人戶，后來，應有逃亡戶口的賦稅差科，全都攤配現在人戶，從而使流亡轉多。

第二，攤配只是維持原來賦稅總額并對朝廷隱瞞人戶破失真相的一種辦法，目的是為了避免責罰。刺史、縣令為求取上考，還必須增加戶口，因此，逃亡農民在一地落腳后，地方官吏立即把他們編入戶籍，由于當時地方官遷轉過速，任期短促，他們都力求在兩三年的任期內在正式戶籍上多增加一些戶口，便不再遵守復業墾荒的農戶幾年內“不在稅限”的規定，不等荒地變成熟田，很快就定稅征科。農民產業未成，只好依前逃散。

為避免第二個后果，朝廷幾次強調官吏轉官月限，宣宗對地方官員任命的重視也是要求他們更好地執行中央政策。這樣反而形成了一個怪圈，官員認真執行中央政策反而會導致中央極力避免的后果，這種短期效應政策雖然有可能為大中年間國家財政收入增加產生有利影響，卻為社會動亂埋下了禍根。中央政府越想加強地方政府對土地和人戶結合的調節作用，就越導致農民和土地的脫離，所以大中朝的官制整頓雖然帶來“奸臣畏法，賢能效用”的結果，但對克服封建王朝根本矛盾不僅沒有起應有的作用，相反加速了這些矛盾的爆發。

大中朝地方藩鎮異常地安寧，這并不是中央打擊藩鎮以至其畏懼順從的結果，而完全是由于中央的不干涉政策和藩鎮之間力量互相牽制的結果，因而藩鎮問題實際上并沒有得到解決。中央采取的一切政策、措施都不敢打破這一穩定局面，本身就意味著不能改變軍事上的內輕外重局面，更不可能有較大的經濟改革，從而無法根本上解決晚唐社會問題，拯救步步走向衰亡的唐王朝。

宣宗在穩定了朝政之后，便想削弱宦官集團的勢力，他首先因勢利導，隔斷宦官和某些朝官的聯系，其次想利用朝官打擊宦官。

左神策護軍中尉馬元贄有擁立之功，恩寵冠于諸宦官，宰相馬植和馬元贄拉宗姓關系，元贄把宣宗賜的寶帶送給了馬植。馬植佩帶上朝，被宣宗認了出來，他第二天便被罷相，親信董侔也被送交御史臺審問。董侔供出了兩馬勾結的真相，馬植因此被貶為常州刺史，由此可見宣宗對中外勾結的恐懼。

大中八年（854年）宣宗自認為外朝實力已相當鞏固，決定對內朝宦官下手。他首先為因甘露之變而死的王涯、賈餗等人昭雪，然后以討論詩為借口召見翰林學士韋澳，屏退左右問他，近來外面怎么談論宦官的權勢。韋澳答道，由于陛下的威斷，宦官的權勢已遠不如前朝。聽了回答，宣宗閉上眼睛搖著頭說：“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謂策將安出？”韋澳說，如果和外朝所有官員討論，只怕會發生像大和年間那樣的變故，不如選幾個有才能見識的人來商議。宣宗認為這是下策，他指出，四品以下官和老百姓還感謝皇恩，三品以上高官則和宦官們一路了，宣宗對朝官和宦官的關系看得是很清楚的。

宣宗又曾和令狐绹商量殺盡宦官，令狐绹怕濫及無辜，密奏道：只要對犯罪的宦官不寬恕，有缺員時不填補，則宦官自然會越來越少，最后就消失了。宦官們看到這個密奏非常惱火，“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宣宗解決宦官問題的打算終于不了了之。

宣宗無法解決宦官問題，這使他初即位時的雄心頓失。他清楚地知道皇帝廢立權在宦官手中，自己充其量也只能在不觸動他們利益的前提下行事而已。他對朝官的疑忌心日益加深，因而他對立太子問題非常敏感，不愿立太子。大中十年（856年）裴休請宣宗立太子，宣宗說，如果立了太子，他很快會成為閑人，顯得非常悲觀。他不愿給宦官們廢立的機會，也不愿朝臣借此結黨。大中十二年（858年）崔慎由又請求立太子，不到十日就被罷相。宣宗一直到死都沒有立太子，但結果還是由宦官王宗實立鄆王李溫為帝，宦官又一次顯示了手中實力。

政治上無法取得更大的成果，社會矛盾日益激化，心灰意冷的宣宗走上了和武宗后期相同的道路，好神仙，求長生。甚至派中使到羅浮山去請回當年被他放逐的道士軒轅集，向他請教長生術。不想有過一次教訓的軒轅集回答說：“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生。”只待了幾個月便堅決要求回山了。宣宗并未因為他的回山而放棄長生的愿望，想通過吃長生藥來達到目的，他性情一反從前，變得焦躁起來，終于在大中十三年（859年）初由于吃醫官李玄治、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的藥而背生疽瘡，八月，做了十三年皇帝的五十歲的唐宣宗終于去世了。

宣宗死了，留下的社會矛盾并未改變，早在大中九年（855年）淮南就由于饑荒發生農民流亡現象，大中十二年（858年）各地又有幾次動亂，藩鎮鬧事也多了起來。南詔、安南也不斷挑動邊釁，宣宗大中朝的和平安寧局面不久就被懿宗朝的內憂外患所打破。

（本文摘自吳宗國主編《隋唐王朝興亡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年7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