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2日，“華大古史論壇（第四十一期）·學術講座之三十四”于華中師范大學逸夫國際會議中心二樓會議室舉行。講座主題為“中國文人的出現和發展”，由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馬良懷教授主講，張達志副教授主持。本場講座吸引了自秦漢至近現代各個時段、領域的專家學者，如先秦秦漢史專家趙國華教授、明清社會藝術史專家劉中興教授、近代中國法律社會史付海晏教授等。此外，來自湖北地區各大高校的30余名博士、碩士研究生學習旁聽。

正如張舜徽先生所言，對于任何一個歷史問題的研究，都必須做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將概念弄清楚并給予清晰的界定。以往對于文人的起源與發展過程并不清晰，導致一些作品中時常將“文人”與“文化人”混淆使用；而目前學術界也尚未給予“文人”一個明確的概念界定，往往將“士人”、“文人”、“文士”等等知識人的概念混為一談，所以講座伊始馬良懷對題目中“出現”二字的使用予以解釋說明，他指出因為“文人”這一群體是從士人群體中分化出來，并非獨立生成的，所以在主題里使用“出現”二字相較于“產生”更為妥當。

文人與士人

馬良懷認為，中國的文人最早出現于戰國時期，是從士人中間分化出來的。至少在西周時期，士人階層就已是統治階級一部分，屬于貴族階層，是亞于君、卿、大夫的低層貴族。在孔老夫子之前，只有貴族才享有教育的權利，于是士人憑借教育逐漸成為文化人。發展至春秋戰國時期，士人開始從貴族階層中脫離出來，同時一部分自由民開始上升成為士人，這樣一升一降導致了士這一群體的擴大。

余英時認為春秋戰國時期所形成的“無根的游士”與各個諸侯王之間不存在君臣關系，這是“士”自身發展過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西漢時期，漢武帝推行察舉征辟制，由于此時國家處于大一統的專制社會，那些“無根的游士”不再擁有游走于各個諸侯國之間的條件，他們只得依附于中央王朝，于是不得不學習儒家經典，遵守儒家規范。此時，各個家族也開始有意識地培養屬于自己家族的“千里駒”，讓他們入朝為官，為家族帶來榮耀與利益。這個時候的士人和官僚可以說劃上了等號，士人不再是自由人了，他們必須同時挑起家族和國家所附壓在身上的兩個重擔。

文人自然是屬于文化人的一部分，戰國時期從士人之中分化出來以后，二者之間便有了重大的區別，同時士人群體中的某些特點也始終存在于文人群體之中。這一時期，士人把道德追求作為自己的終極目標，具有一種積極入世、以天下國家為己任、對整個社會予以深切關懷的精神；同時他們又是注重社會秩序、外在規范、群體利益、人格氣節、對儒家經典的學習和實踐的一群人，以儒家思想為主干和準則。文人則重個體、重性情、重自我的主體感受、重理想人格和精神意境的塑造與開拓、重文學藝術的全面發展。同時，他們喜好莊子的思想，反對社會對人的約束和異化，追求個體生命的真實存在和一種自由、浪漫的生存方式。戰國時期文人的代表人物是莊子、屈原和宋玉。

文人的土壤

馬良懷指出，文人的出現離不開地理環境的因素。以黃河流域為據點的儒家文化和以長江流域為據點所形成的道家文化，是中國古代思想文化中極為重要的兩種文化。而中國文人的搖籃就在長江流域、楚文化的范圍內。長江穿行于南方的青山秀水之中，這里山高水闊、湖泊縱橫、云霧繚繞，彌漫著一種神秘虛幻和幽深。所以長江的水所孕育出來的是一種與黃河流域風格迥異的文化，這種文化柔弱似水、空靈飄逸、風情萬種，充滿著浪漫的想象、宏闊的思維、飛揚的激情，充滿著對天地萬物強烈的好奇與同情之心，執著于追問和探索?？梢?，長江流域的地理環境對于楚文化的形成及文人的出現至關重要。東晉南朝時期南方地理環境與北方的差異再次對文人特征進行了塑造。

我國古代文人的出現、發展都與莊子有著極密切的關系，理由有二：一是莊子的作品、思想以及行為方式本身就具備著鮮明的文人特征，并且是顯現出這一特征的第一人。第二個理由是莊子的思想、理論塑造出了古代文人的精神風貌和性格特征。莊子可以說是中國的文人之父。

西漢時期的文人有三個特點。第一，從創作的體裁來看，從西漢到東漢前期，創作的主要是散體大賦。第二，這一時期的文人情趣不是很濃。比如說“琴棋書畫”、賞樂游宴這一類的東西在他們的作品和生活方式里均很少見到。第三，從西漢到東漢前期，很難見到文人之間的密切的交往，都是一個一個文人的生活圖景。代表人物是賈誼、司馬遷、司馬相如、枚乘、東方朔等。

后來從東漢中葉開始，文人逐漸地朝著獨立階層的方向發展，其主要特點亦有三項。其一，文體上從散體大賦中抽身出來，轉向于抒情小賦的努力和發展；其二，七言詩的出現，相比與四言詩有更大的含量，更便于抒情。其三，道家心境，注重對藝術的熱愛和追求?？偟恼f來，東漢時期，文人的隊伍在不斷增大。如《后漢書》中就增添了《文苑傳》，其中許多文人都有恃才傲物的特點，恃的就是他們的文才，是他們于文學創作之上表現出來的聰明才智。相應地，文人之文在不斷地擴展，人們轉向自己的內心，向自己生活的內容去拓展。一陣涼風、一張琴、一支長笛等等，都可以作為創作題材。與此同時，“文”的地位不斷增強，突破從前“雕蟲小技”的觀念。代表人物是張衡、馬融、蔡邕。

馬良懷進一步指出，中國古代歷史上人的發展經歷了兩次飛躍，第一次是春秋戰國時期，人把自己從萬物中獨立出來，意識到自己是異于禽獸的萬物之靈。第二次是漢魏之際個體從群體中獨立出來，意識到生老病死、喜怒哀樂是純個體的事，與他人無關，即人的覺醒。其次，隨著以儒家思想為主干的天人感應神學的崩潰以及莊園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越來越自由，這樣就削弱了人們對朝廷的依賴，給文化人的生活方式帶來變化。此外，東漢時期鴻都門學的出現也促進了藝術的大發展。

講座現場

文人與士人的合流

以建安七子為代表的建安文學發展于鄴下地區。鄴下文人沖破儒家禮法的束縛，追求自由、浪漫的人生，由此而展開的是一種全新的生活內容和生活方式。文人形成團體，一起創作，一起追求一種文人雅趣的生活方式。鄴下文人集團的出現，標志中國古代文人階層的誕生，文學擺脫了對世俗政權的阿諛奉承，也擺脫了代圣賢立言，為圣人作注的依附地位，以一種全新的面貌、獨立的生命而出現于藝苑之中。其代表性作品如曹丕的《與朝歌令吳質書》，“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并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辈茇г诖藭胖谢貞浟伺c吳質等人暢游宴飲的美好往事，并對如今物是人非的情景發出無限感慨，全文情真意切，具有極強的感染力。曹丕在《典論·論文》中將文章比作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此時文人的地位開始有了明顯提高。琴、棋、書、畫、詩、詞、歌、賦這些文人傳統文人的身份標記也是形成于鄴下。

魏晉之際司馬氏代曹對當時文人沖擊很大，他們通常表現出抗拒禮法、苦悶、重超越、率性等特征，所以西晉時期文人的人格缺陷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著重要關聯，其中的代表是“竹林七賢”。不過，認為竹林是文人聚會之最的說法有誤，鄴下才是聚會之最。

東晉文人的特點主要表現為生活情趣化、活動家族化、人生詩意化以及由京城到山野四個方面。受永嘉之亂的影響，人們認識到和國家對抗的結果可能是亡族滅種，于是普遍接受內圣外王思想。與此同時，世家大族的生存環境發生變化，出現“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即世家大族與皇族共持國家的政治管理模式。再者，人們對自然美的發現也為文人生活方式的改變提供了很好的條件。

簡單地說，隋唐時期科舉制的產生引發了文人與士人的合流，與魏晉南北朝時期講究門第的九品中正制大異，由“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逐漸呈現出“平民化政治”的特點，從隋唐至明清時期，文人與士人的合流一直是主流不曾斷絕。到了元代及明中后期，較“純”文人開始涌現。文人在與士人合流之后的還是有一些比較純粹的代表，具體說來有這樣兩個群體。一是在元代，文學藝術成了一種游戲人生的途徑。另一個是明代中葉之后，如唐寅、仇英、祝枝山、文征明，乃至清代的“揚州八怪”，他們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將藝術轉換成商品，進入到流通流域來改善自己的生存條件，開始了一種純文人的生活。但是，與魏晉時期的文人相比較，二者之間還是有相當差距的。在魏晉文人的身上，具有一種貴族的氣質，是一群極具個人魅力的人。而在明中葉到清初的文人的身上，則多了一些市民的俗氣和痞氣。如面對藝術，魏晉人視作神圣，而明清之際的文化人則視為商品。

鴻都門學

互動討論環節，趙國華教授對鴻都門學相關內容進行了補充。他指出侯外廬在《中國思想通史》的秦漢篇中運用了翔實的史料，但在認識思想史相關問題上卻出現了一定的偏差，對歷史的具體場景不太熟悉，對史料的解讀也存在一些問題。此外，教育學與文學方面的學者在談論鴻都門學時也大多不符合史實，存在過度解讀的現象。基于以上情況，趙國華認為有必要將鴻都門學的實際內容解釋清楚。

嚴格來說，由于鴻都門生從事的是書法、篆刻之類的藝術創作，沒有思想創造性，所以不當列入思想史討論范疇，而侯外廬先生將鴻都門學中的門生視作秦漢時期思想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就有些過當了。如今，有些學者將鴻都門學比作是中國第一所專科藝術大學，這種說法顯然是為了吸引眼球，因為鴻都門學不具備一個學校所需要具備的基本要素，沒有相應的教程及管理措施且存在時間較短。更有甚者，將鴻都門學想作是宦官們所設立來與當時名士們所在的太學相對抗的工具，這種說法就更加脫離實際史實了。文學界中，部分學者認為鴻都門學的出現對魏晉時期文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這種說法也有夸張的成分，若聚焦到個人，鴻都門生中實際不見對文學有巨大影響的人物。趙國華最后指出，關于鴻都門學的研究，以后可以更多地關注鴻都門生。

魏晉、明清藝術品之比較

劉中興教授從藝術社會史的角度對明清之際藝術品商品化的特征進行了深入解讀，并提出歷史時期書畫價值的演變問題。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論”，將中國畫史上的畫家分為文人畫家與職業畫家兩大不同的風格體系。無論是士人還是文人，這是一個身份的界定問題，隨之導致的就是其作品在市場上的價值問題，顯然文人化的作品在市場上的價格以及在流通過程中的價值更高。隨后，他拋出疑問：山水畫在魏晉時期得到了正式的確立之后，書畫作品在當時士人的交往過程中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又具備多大的社會價值？

馬良懷教授認為在繪畫方面，魏晉之前盡管有諸如毛延壽之類的畫工、畫匠存在，但他們都稱不上是藝術家。直到魏晉時期，繪畫、書法、音樂等藝術才真正走進藝術殿堂，這與文人隊伍的擴大密切相關，而藝術的發展經歷了“功用”、“教化”和“獨立生存”三個階段。書法、繪畫、音樂都是文人日常生活內容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們視藝術為神圣之物，往往“為藝術而藝術”，這與明清時期有很大的差異。

三曹文學

講座最后還討論了三曹文學風格的不同及其歷史影響。馬良懷教授指出文學作為文人之文，它的發展與文人隊伍的壯大是息息相關的。魯迅曾把魏晉時期的文學特點歸納為“清峻通脫，華麗壯大”八個字，這在曹氏父子身上可以得到充分地展現?！扒寰笔侵赣迷~老道、入木三分，所謂“通脫”就是想怎么說就怎么說，曹操所寫《讓縣自明本志令》就是魏晉時期文章“通脫”的典范之作。曹植、曹丕兩人的文章則突出地反映了“華麗壯大”的特征，他們的文章十分講究對仗、用詞，對之后文風的影響更大。而魯迅本人的文章也具有“清峻通脫”的特點，有人認為魯迅的文風源自于紹興師爺，馬良懷則認為這種行筆特點實際上是受曹操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