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等發布了《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No.19》（以下稱“綠皮書”），綠皮書指出，平臺經濟和共享經濟下興起了一些新興的非標準就業形式（網約車司機和外賣快遞員等），其勞動關系一定程度上呈現“去勞動關系化”，在工作滿意度、就業收入水平、工作時間、工會會員代表和社會保險的參與等方面，非標準就業與標準就業存在較為明顯的差距，報告認為這為勞動者權益保護帶來了“負面”影響。

綠皮書定義的“非標準就業”是指臨時性雇傭、非全日制用工、多方雇傭關系（典型是勞務派遣）、非雇傭關系或隱蔽性雇傭關系用工，尤其是后兩種未被納入到現有的勞動力市場保護制度中。

在一般老百姓眼里，在公家單位工作無疑是最正規的就業，在民企簽有勞動合同次之，最不正規的就是在非正規部門（未登記的企業）工作或者在正規企業工作未簽勞動合同。但是，國際視角來看，非正規就業大量存在于發展中國家，大量存在于農業出身的勞動力。

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參保人數為例（參加職工社保的大多數為正規就業），在崗職工參保人數從1998年的8500萬上升到2016年的2.78億，凈增了近2億人。但如果算比例，成果就沒那么驚人，城職保參保人數城鎮就業的比重僅從1998年的39%上升到2016年的67%。那么我們是不是需要進一步保護勞動力，進而降低非正規就業的比重？

憑心而論，大多數勞動者都希望有一份穩定的工作，穩定自己的收入。那穩定工作（標準就業）這件事情的代價是什么？是什么阻擋了他們成為一個“正規就業者”？

在中國的現狀下，一份正規就業至少包括兩個要素：一是固定或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二是繳納社保。2008年《勞動合同法》以后，前者意味著企業無法靈活的解除勞動合同，解除合同時需要承擔一定的賠償，這些都意味著企業喪失了一定的經營靈活性。過去的十幾年，中國處于經濟轉型過程，初創企業的生存期都不長，即使是大企業，也有可能出現一夜之間被顛覆的現象。

在這種情況下，經營的靈活性至關重要，在經濟低迷的情況下，決定著能不能熬過去。越是新興經濟、越是競爭激烈的行業，就越希望采用靈活的用工形式。這種環境下，只會有兩種結果，一是嚴格的勞動者保護，創業和企業創新的動力就會縮減，用工傾向謹慎，就業崗位增長會受到較大的抑制；二是容忍適度的非正規就業，創業和企業創新的動力會增強，傾向于用勞動力替代固定資產投資（后者靈活性相對差一些），就業崗位增長會有明顯的促進。

我們可以看到，計件、計時的非標準就業形式在美國等地區也占據了相當高的比例，被稱為“零工經濟”，他們開Uber、在“黑色星期五”做臨時工，據皮尤研究中心（Pew）的數據，現在每4個美國人中就有一個在打零工賺錢。

一方面，固然有一部分人非常享受這種自由和彈性，不愿意朝九晚五的綁在一家公司上，這些人也被稱為“斜杠青年”，即使在中國，也是人數眾多。另一方面，餐飲、零售等服務業的生意隨經濟周期和商業模式創新影響過大，為了逃避最低工資和社會保險的負擔，很多企業也通過這種形式來補充創新、創業和高峰時期的用工需求。

中國經歷過企業經營靈活性最差的年景（英國、美國都經歷過），1990年代中期，國企職工手拿著鐵飯碗，勞動者保護不可能不好，但最終的后果就是企業沒法裁掉效率低的員工，最終企業跟著一起倒閉。

更重要的是，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有大量的農業勞動力，很顯然，就業崗位的重要性要遠遠大于正規就業崗位的數量，包括非正規就業在內的所有就業崗位的快速增長是中國城鎮吸納農村勞動力的最關鍵的基礎。沒有這個前提，中國的城市化就無從談起。不給企業經營上的靈活性，他們自然不敢雇用更多的員工，中國就沒有辦法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

由此，我們回過頭來看綠皮書對非標準就業的批評，它們發現與標準就業相比，非標準就業的工作滿意度、就業收入、工作時間全面落后。但這個可能比錯了對象，大量的非標準就業人員原本是農業轉移人口，要評估他們的就業質量，需要將非標準就業人員與他們原初的工作內容進行比較，也就是農業勞作、縣鎮等小城鎮內的非農就業。毫無疑問，報告聲稱的沈陽、福州、武漢、廣州和西安等六城的非標準就業人員，他們中的大多數的勞動環境與就業質量要比他們原本從事的工作好太多。

網約車司機、快遞外賣小哥是兩個典型的職業，這兩個職業中的從業人員，有相當高的比例并非本地戶籍人口，并且農村戶籍的比例很高。這兩個崗位工作辛苦，勞動關系也與辦公室白領有一些區別，但是，準入門檻低，收入的預期明確，干多少活就能拿到多少錢。在河北等地，傳統制造業因環保而去產能，分流的職工之所以沒有引起比較大的社會問題，正是因為網約車、外賣這些的零活就業填補了空位。所以，目前新經濟、平臺型企業的服務業崗位背不起“勞工環境惡化”的鍋，相反他們反而是最為重要的就業安全網。

長期以來，中國社保、勞動市場等領域過于強調一套標準、一種規則，簡化社保的類別，并盡可能的要求所有勞動者繳納高標準的職工社保，忽視了初創企業、小微企業、低技術勞動力的境況，也忽視了現有城鎮就業人群之外，還有高達3億規模的農村就業人口，在未來的二三十年內，他們將全部轉移到城市。過于強調正規就業，無疑抑制了企業擴張的沖動和經營的靈活性，不利于就業崗位的創造，不利于農村人口的市民化，更沒有考慮到，這些人口最急迫的是眼下的生活困境。

勞動者保護當然是重要的，但重點應該強調不拖欠工資、恰當的職業安全保護等，而不是繳納高標準的職工社保。比如，有的快遞企業為快遞員提供了“一路無憂計劃”，專門為快遞網點定制了快遞員意外險；再比如，有的網約車平臺提供了包括醫療費用墊付、猝死幫扶、司乘糾紛傷害補償在內的“關懷寶”特定保障。這些特定職業安全保障相對于社保制度，更兼顧現實需求。

此外，社保、勞動法規也應該順時改變，不能一味追求“大而全”，要求“全員標準就業”，要允許非戶籍人口可以參加靈活就業性質的職工社保，或者其他低標準的社保。

（作者聶日明為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