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2024“選舉大年”的中期重頭戲，美英法三國不約而同地在7月份迎來重要的政情轉折：在美國，特朗普遇刺、拜登退選、賀錦麗接棒；在英國，保守黨遭遇多年來最慘重的失敗，而工黨獲得一場毫無懸念的“席卷式”勝利；而在法國，突如其來的議會選舉一波三折，極右派一度看上去距離掌權僅一步之遙，隨后撞上了“共和陣線”的防火墻，而在面對席位占優的左翼反對黨頻頻逼宮時，總統馬克龍使出了“拖”字訣，要求給各派政治力量“一點時間”，七月底盛大開幕的奧運會，此時成了他的“解圍之神”（Deus Ex Machina）。

當地時間2024年7月25日，法國巴黎奧運會開幕式前夕，法國總統馬克龍偕夫人布麗吉特·馬克龍與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及其夫人克勞迪婭·巴赫共同出席國際奧委會晚宴。

和美國涇渭分明的兩黨制，以及英國小黨穿插但仍以兩黨為主的格局相比，此次法國的政情演進，雖然不涉及馬克龍的去留，卻要更復雜得多。

當6月份的歐洲議會選舉結果揭曉之時，馬克龍領導的復興黨（Renaissance）-民主運動（MoDem）-地平線（Horizons）三黨執政聯盟遭受重挫，由復興黨牽頭的“歐洲革新”黨團在歐洲議會內的席位也大幅縮水。在這種背景下，馬克龍出人意料地宣布解散本國的國民議會，提前進行選舉。這一舉動不僅讓外界愕然，同時也仿佛打開了潘多拉盒子，釋放出更多的不確定性。

在6月30日的首輪投票后，法國極右派“國民聯盟”（RN）的迅猛勢頭讓所有人瞠目，以33.2%的得票率顯著領先于所有對手。國民聯盟獲得議會絕對多數、進而組閣執政，似乎已經不再是無稽之談，許多媒體甚至開始描繪一位28歲的極右派年輕總理入主總理府的前景。一時間，法國前所未有地面臨“變天”的風險。

但法國的兩輪選舉制，歷來不能以單純的比例論成敗，必然帶來兩輪之間的合縱連橫和棄保效應，因此6月30日之后的種種“輿論驚呼”顯然為時過早。也正是在這種陰影之下，馬克龍陣營和泛左翼聯盟“新人民陣線”（NFP）之間結成了“共和陣線”，通過各自撤回得票落后的本方候選人，集中選票支持最具優勢的非極右人選。最終，這種“棄保”操作成功地阻擊了極右。在7月7日的次輪投票過后，“國民聯盟”非但沒有如愿以償拿下絕對多數，反而從領跑位置跌落至第三。

即便如此，當選舉塵埃落定之時，國民議會呈現出比選前更加明顯的“三足鼎立”特征：“新人民陣線”躍居第一大黨團，拿下193個議席；此前在議會勉強維持相對多數的馬克龍陣營，則退居次席，僅掌握166個席位，比選舉之前折損90余個；國民聯盟雖然勢頭遇挫，但仍然斬獲126個議席，加上從共和黨分裂出去投靠的16席，比選舉前大幅增加了53席。

當地時間2024年7月7日，法國勒圖凱，法國總統馬克龍抵達投票站，參加法國國民議會選舉第二輪投票。

與這種此消彼長格局相對應的，是選后的組閣形勢變得更加撲朔迷離。因為在這種“懸浮議會”中，三大集團都沒有掌握足夠多的議席，任何一方提出的組閣構想，都很難得到另外兩方的首肯，有可能在不信任投票中被另外兩方聯手否決。不過，當下法國政情最耐人尋味的是，三大集團都不是鐵板一塊，無論哪方陣營都有暗流涌動，加上其他規模更小的勢力，彼此間合縱連橫，醞釀著新的變局。

問題根源：馬克龍為何要引火燒身？

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打開潘多拉盒子的馬克龍，都很難說是這場豪賭的贏家。畢竟，失去了此前的議會相對多數，將組閣主動權拱手讓給政敵，怎么看都不是一筆劃算的買賣。就在首輪投票結束后，《紐約時報》甚至言之鑿鑿地宣稱，這是馬克龍的一場“自殘式失敗”。不過，在一度瀕臨崩盤的局面下，馬克龍陣營不但穩住了陣腳，甚至還在隨后的政治博弈中成功扳回幾局。

在歐洲議會選舉遇挫的明顯不利局勢下，馬克龍為什么要“引火燒身”、解散國民議會提前舉行立法選舉？這個問題既是此次法國政情動蕩的源頭，也是令政治觀察人士大惑不解的關鍵所在。

通常而言，外界的一個普遍理解是：面對極右翼在歐洲議會選舉的得勢，馬克龍希望用某種方式來進行回擊；而鑒于極右派歷來更著力于歐洲議會選舉（選舉結果也不免會放大極右派的聲量），同時國內的議會選舉又遵循著不同的政治邏輯，因此以解散議會、提前選舉作為“對沖”手段，或許可以阻遏極右的上升勢頭，將局勢重新穩定在正常軌道上。

但問題在于，政治不僅有“術”的一面，也有“勢”的一面。一派政治力量的興起，往往會在不同層級上產生連帶效應。一個最明顯的例證，就是近年來法國總統任期制度改革后（七年變五年，和議會相同），總統和議會選舉同步進行，盡管二者的政治邏輯亦不相同，但新當選總統麾下政黨往往也能借勝選聲勢，進而拿下議會多數。按理說，馬克龍對“勢”的一面不應該陌生。畢竟他從無到有地親手締造的這支中間派政治力量，在2017年的上升周期中隨著他一起大獲全勝，又在2022年的徘徊中痛失議會絕對多數，加上1997年希拉克解散議會結果弄巧成拙的歷史前例，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都已具備，為什么在極右上升勢頭迅猛的節點上，非要攖其鋒芒不可？

對這個問題，外界有很多猜測。其中一種是認為馬克龍賭定，此前矛盾重重的左翼陣營在議會選舉之前就會分裂，難以對他形成挑戰，但后來顯而易見的是，左翼捐棄前嫌，迅速形成了“新人民陣線”，讓馬克龍的期望落空；另一種更加晦暗的猜測是，馬克龍或許甚至已經準備好看到極右派在議會中獲勝，但他堅信極右派并沒有執政能力，即便真的上臺組閣，很有可能在接下來的兩年中搞得一團糟，屆時反而可以讓法國人民認清現實，降低極右派在2027年總統大選中獲勝的幾率。

馬克龍的父親日前接受的一次采訪，或許可以從后一種角度，讓人得以對這位“總統兒子”的心態窺得一瞥。按照讓-米歇爾·馬克龍（Jean-Michel Macron）的說法，馬克龍解散議會并不是心血來潮，兩個月前他就對父親流露出這種想法，因為在他看來議會已經變得“無法治理”。而對于法國來說，用兩年時間來忍受極右執政，總好過要忍受五年，“這大約就是歐洲議會選舉兩個月前我兒子對我說的”。

但具體到戰術層面，在什么時機、用什么手段來完成這一步，卻不乏討論的余地。法國媒體曝光稱，馬克龍作出決定時，不僅執政團隊絕大部分人都不知情，甚至都沒有征求總理阿塔爾的意見，當后者接到總統電話得知即將宣布解散議會時，這位剛上任六個月的年輕總理大吃一驚。

而曾經陪同馬克龍一起訪華、有過近距離觀察的Politico歐洲版主編安德里尼（Jamil Anderlini）則在一篇筆調辛辣的文章中稱，被“一小群馬屁精”包圍的馬克龍，在“沒有同任何人商量的情況下”，作出了解散議會的決定，用這個魯莽的決定來滿足他扮演一個“無畏的、英雄式總統的夢想”。

事實真相如何，或許只有馬克龍本人能回答。在7月23日的訪談中，他給出了迄今為止最明確的解釋——“我出于良知、非常嚴肅地作出了這一選擇（指解散議會），我們已經看到（執政黨僅掌握）相對多數的兩年間所積累下的種種困難”——這個解釋看上去仍然很模糊。

然而從結果來看，盡管選后避免了最糟糕的局面，但執政聯盟從此前的相對多數位置上跌落下來，喪失了組閣的主動權，這卻是不爭的事實，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政治誤判。他本人直到同一次訪談中也才公開承認這“顯然”是一場“失敗”。

當地時間2024年7月24日，法國巴黎，法國總統馬克龍出席愛麗舍宮博物館和商店的落成典禮。

在執政七年之后，馬克龍似乎正在逐漸喪失判斷力。面對經歷黃馬甲、退休改革、移民改革等一系列惡戰而導致的民意流失，他的心態似乎仍然停留在2022年甚至2017年，自認為仍然能夠將多數法國人整合在自己身后。即便這樣一個公認為聰明、勤奮且有洞察力的超凡領袖，在被權力浸染了七年之后，作出這種誤判并遭受挫敗，顯然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對于這位具有馬基雅維利式氣質的總統來說，極右派被暫時阻遏，并沒有讓接下來的政治日程變得更輕松。用經典的《君主論》比喻來說，倘若極右派真的獲得組閣大權，總統和總理之間形成對立的“雙頭政治”，那么馬克龍當仁不讓地扮演“獅子”的角色，成為抵抗極右勢頭的一道堤壩；但如今事態并沒有發展到這一步，相反，變成了更加復雜的三足鼎立格局，而馬克龍不得不將更多精力花在如何應對此前的“共和陣線”盟友上，一味扮演“獅子”顯然行不通，必須更多地扮演“狐貍”的角色。

馬克龍主義，何去何從？

當6月30日首輪投票結果出爐后，馬克龍陣營的得票率遠遠落后于國民聯盟和“新人民陣線”，這不僅讓人擔憂執政聯盟的一時勝負，而且隱隱出現的崩盤風險，甚至開始讓人擔憂其存續前景。在次輪投票結束后，馬克龍陣營的席位數量反超國民聯盟，躍居第二，這無疑大大緩解了此前的擔憂，“馬克龍主義”似乎顯示出自己的韌性。

然而，這支中間派政治力量仍然面對著自己不確定的未來。

如今，執政聯盟三黨一共僅有166個議席，比上屆議會中的245席大幅縮水，距離議會半數（289席）相去甚遠，必然要面對尋找政治盟友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馬克龍派的內部分裂，比移民法案投票之前的分化局面更甚。以內政部長達爾馬寧（Gérald Darmanin）以及“地平線”黨魁、前總理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為代表的右翼，主張優先同共和黨分裂后的“共和右派”進行合作。這一派人馬多數是2016-2017年間從共和黨投奔而來，如今要同老東家重修舊好，對于他們來說不僅輕車熟路，而且在戰略上也最為有利。

而以復興黨秘書長、外交部長瑟茹爾內（Stéphane Séjourné）為代表的黨內左翼，則呼吁同左派陣營中除極左翼“不屈的法蘭西”（LFI）之外的其他力量達成妥協。更危險的跡象是，此前政府強推移民法案等一系列右傾爭議措施，其后果仍然在發酵，黨內部分左翼議員在選舉期間已經顯露出自立門戶的苗頭，只是在觀察局勢的下一步走向，來決定是繼續留在復興黨、還是單獨成立黨團、抑或索性投入到其他黨派麾下。

目前看來，除了組建中立的技術官僚政府之外，對馬克龍陣營最有利的局面——或者說幾乎是唯一的選擇——是能夠說服“共和左派”（指左派陣營中除“不屈的法蘭西”的其他力量，尤其是社會黨）和“共和右派”（拒絕同國民聯盟合作的共和黨溫和派），成立一個從中左到中右的大聯合。在上屆議會中，馬克龍陣營只要與共和黨合作，基本上就可以達到多數票，但這一次，雙方相加也僅有213票，即便加上部分中間派和無黨派議員也無濟于事，必須得到左派陣營中部分溫和派議員的支持。

然而，法國本來就缺乏跨黨派大聯合的傳統，而在當下的碎片化局面中，各方都覺得自己奇貨可居，競相要價，實現聯合又談何容易。在左派陣營中，此前長期處于低谷的社會黨，此次咸魚翻身，手握66個席位，幾乎快要追平“不屈的法蘭西”的72席，因此開始理直氣壯地提出自己的訴求；而在“共和右派”中，雖然前黨主席西奧蒂（Eric Ciotti）等十余人已經同國民聯盟合流，但目前黨內主事的仍然是立場偏強硬的沃基耶（Laurent Wauquiez）。該黨7月22日提出一份“立法契約”，列舉了應當優先處理的十余部法案，這相當于展示給馬克龍派的“入場券”——如果想要實現合作，那么就要對此全盤買單。

不過，戰略方向上的合作前景不明，并沒有影響馬克龍陣營在戰術層面上的操作，甚至還頗有斬獲。其中最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是在失去議會相對多數之后，馬克龍陣營竟然保住了議長的位置。前任議長布勞恩-皮維（Ya?l Braun-Pivet）雖然在首輪投票中大幅落后于左翼聯盟推舉的法共候選人，但在隨后兩輪投票中得到了共和黨的支持，最終后來居上、成功連任；而作為交換，馬克龍陣營則支持共和黨在議會主席團中獲得了兩個副議長和一個總務主管職位。這種戰術上的配合，似乎也暗示了戰略上的動向。

而在具有關鍵意義的議會內部委員會選舉上，馬克龍陣營同樣守住了陣地。八個常設委員會中，馬克龍陣營拿下了經濟、法律、國防、可持續發展、外交、社會事務六個主席職位，但在至關重要的財政委員會中，來自極左派“不屈的法蘭西”的高克雷爾（éric Coquerel）成功連任。馬克龍陣營不僅沒能拔掉這顆倔強的釘子，而且上屆議會中原本占據的該委員會總報告人和三位副主席（共四位）位置，如今都悉數失去，這預示著今后在事關財政收支的法案上，政府將面臨著更艱難的惡戰。

在“馬克龍主義”的未來接班問題上，也遠遠沒有到水落石出的程度。此前復興黨內普遍看好內政部長達爾馬寧和經濟部長勒梅爾（Bruno Lemaire），黨外則是“地平線”創始人、前總理菲利普，但近期法國公共赤字危機愈演愈烈，經濟部長勒梅爾為此備受指責，地位遭到削弱；而圍繞議會選舉的棄保操作，“地平線”的多位議員拒絕撤出，加上菲利普又被爆出曾和國民聯盟領導人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共進晚餐，也讓他對“馬克龍主義”的忠誠度打上一個問號。相比之下，內政部長達爾馬寧近期最為活躍，不僅有媒體暗示他可能是馬克龍解散議會的幕后推手之一，而且在選舉后力主同老東家共和黨進行合作，而且還向左派伸出橄欖枝，稱不反對提高最低工資，力圖左右逢源，可見其志不小。

至于現任總理阿塔爾（Gabriel Attal），這位年輕總理上任后頗有一番新氣象，而且在連續兩次選戰中也顯示出不錯的操盤能力，但馬克龍此前不征求其意見、直接解散議會的做法，也讓他意興闌珊、無意戀棧，在請辭獲準之后，兼管“看守政府”之余，早早鎖定了議會中的復興黨黨團主席，作為下一步發展的平臺。

不過，在奧運會的背景下，阿塔爾的“看守政府”可能將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馬克龍來說，在奧運前夕或者賽事期間任命總理、籌組政府，顯然只會徒增混亂，既無必要也不明智。因此執政黨成員已經早早放出風聲，要就新政府達成一致，可能需要數周甚至數月之久。而馬克龍本人在提出奧運期間“政治休戰”之后，在7月23日的媒體訪談中更公開把話挑明：在8月中旬之前，他不會考慮任命總理，即便到了那時，也要根據“討論的進展”而定。至此，他在不利處境下采取的拖延政策已經顯露無疑，并且不出意料地激起了左翼各黨派的集體憤怒。

渴求權力的左派

被外界驚呼“異軍突起”或“倉促成立”的“新人民陣線”，其實算不上新生產物。很大程度上，它可以被視作從此前的“生態和社會大眾新聯盟”（NUPES）脫胎而來。在2022年的議會選舉中，“不屈的法蘭西”黨魁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牽頭組織左翼聯盟，最終歐洲生態綠黨、法共、社會黨以及多個左翼小黨陸續加入，組成NUPES，并在選舉中拿下142個議席，成為議會中僅次于馬克龍陣營的第二大黨團，同時也順理成章地成為頭號反對派。

但在2022年的勝利之后，NUPES內部齟齬不斷，裂痕很快就顯露出來。尤其是中東危機外溢到法國國內后，梅朗雄親巴勒斯坦、反以色列的論調加劇了左翼聯盟內部的緊張關系，使得溫和派（尤其社會黨）更趨于劃清界限；加上歐洲議會選舉之前，左翼各黨派未能達成聯合參選協議，其成員各自為戰，使得NUPES此時幾乎已經名存實亡。

然而，此次議會選舉中極右派的狂飆突進，反而為這個瀕臨瓦解的聯盟打了一劑強心針。左翼各黨本能地追溯到1936年為遏止法西斯勢力上升而建立的“人民陣線”，因此沒有花費太大力氣就建立了“新人民陣線”，以喚起歷史記憶，激發更大的道義感召力。事實證明，這種歷史記憶仍然具有強大動能，不僅成功阻擊了國民聯盟，更順勢把“新人民陣線”推上了第一大黨團的位置。

議會席位數的領先讓“新人民陣線”及其支持者大喜過望，各成員黨派都頻頻喊話，催促馬克龍尊重“民意”，授權左派上臺組閣。“不屈的法蘭西”陣營中甚至有人急不可耐地提出“向馬提尼翁宮進軍”，即試圖發動大規模街頭運動來“奪權”，但這種“反建制”聲音隱含著逸出軌道的風險——連極右派都不失時機地攻擊“不屈的法蘭西”想要顛覆現行體制——因此很快被自己的盟友劃清界限。

事實上，左派所謂尊重“民意”的訴求，并不能直接化作他們期待的憲制安排，因為“新人民陣線”只是取得了相對多數而已，并不是絕對多數。雖然總統任命總理不需要議會投票批準，但一個無法獲得跨黨派共識的總理人選，可能在上臺第二天就會被不信任案推翻（國民聯盟已經多次揚言，只要有“不屈的法蘭西”或者綠黨成員入閣擔任部長，該黨都會提出不信任動議）。按道理說這層利害關系不難領會，但左派目前采取的策略是“拿相對多數當絕對多數來用”，營造“誰領先誰就有權組閣”的氛圍，以此向馬克龍施壓。

尷尬的是，“新人民陣線”各黨派在選舉之后很快就展開協商，醞釀推出各方能共同接受的總理人選。但“不屈的法蘭西”和社會黨始終僵持不下，其間談判還一度中斷。“不屈的法蘭西”方面先是推出一個和本黨接近但顯然遠離政治舞臺中心（甚至遠離法國本土）的邊緣人物——留尼汪大區議會議長貝洛（Huguette Bello），遭到社會黨拒絕；后者推出了曾一手促成《巴黎協定》的前法國氣候變化大使圖比亞納（Laurence Tubiana），但“不屈的法蘭西”認為她和馬克龍政府“過于兼容”而堅決反對。一直到奧運開幕前三天（23日），各方才達成一致，推舉37歲的巴黎市政府財政和采購事務主管卡斯蒂茨（Lucie Castets）作為總理人選。

然而，就在左派推出卡斯蒂茨之后，馬克龍隨即就在當天的媒體訪談中表態稱：“問題關鍵不在這里……不是某個政治派別所提出的名字”，而是“議會中能凝聚起哪種多數，讓政府能夠推進改革、通過預算并且讓整個國家前進”。這意味著馬克龍隱晦地否決了這一提議，暗示左派人選無法獲得多數共識，相反，他在訪談中表示對“共和右派”提出的立法契約更感興趣，稱之為“方向正確”。

馬克龍的一拉一踩，顯示出當下階段執政黨的重心所在——仍然是先要爭取到“共和右派”的支持，然后才是分化左派陣營。從這個意義上說，左派內部經過討價還價最終提出總理人選，固然是內部紛爭的終點，卻只是對外討價還價的起點。畢竟，這一人選首先要能夠平衡左派各黨的立場（卡斯蒂茨沒有正式加入任何一黨，但此前在社會黨名單內參加過選舉），但最終出線的人選卻幾乎只是一個無名小輩，其他黨團對她既不了解，更談不上欣然接受，這顯然和馬克龍提出的“凝聚多數”標準相去甚遠。打個比方來說，如果圍繞總理提名和組閣的政治博弈是一頓法式大餐的話，左派提出人選，只構成其中一道前菜，此后馬克龍陣營提出的人選，以及由此產生的政壇攻防，才是真正的主菜。

當地時間2024年6月12日，法國巴黎，法國總統馬克龍就解散國民議會召開新聞發布會。

如果說，馬克龍在選前的算盤是寄希望于左派分裂以便亂中取勝的話，那么如今則寄希望這一局面“雖遲但到”。畢竟從歷史經驗和近期進展來看，左派陣營的一個特征是可以同患難，卻難以共富貴。“不屈的法蘭西”在選戰期間上演將帥失和、內部決裂，以及各方圍繞總理人選的曠日持久爭吵，再次印證了這一點。

雖然回絕了左派的總理人選，但政府的傾向也很明顯，從總統到部長，始終對“不屈的法蘭西”報以冷臉，但頻頻對社會黨釋放善意（例如內政部長稱“在重大問題上我們總歸是可以商量的”）。如何恰如其分地施加離心力，把社會黨爭取到自己這一邊來，需要非常微妙的策略和過人的手段，畢竟社會黨和“不屈的法蘭西”仍然維持著同盟關系，如果對左派整體過于強勢，或者和右派過于迅速地接近，都有可能讓社會黨更深地和“不屈的法蘭西”綁定在一起。要到馬克龍陣營提出新的人選作為“反要約”時，左派的內部團結才會經歷真正的考驗。

極右派：上探不成，下潛蓄勢

在6月30日的議會選舉首輪投票結果出爐之后，法國內外輿論一片嘩然，渲染極右派即將上臺的恐慌氣氛。但資本市場已經敏銳地嗅到了風向，在巴黎股市7月1日開盤后，股指一改6月份因為政情前景不明導致的頹勢，當天反而微漲1.09%。因為在極右派高歌猛進的表象中，市場發現這種勢頭并沒有達到此前預計的高度，尤其是此前外界最擔心的極右派掌控議會絕對多數的可能性，雖然當時還不能完全排除，但考慮到對手的棄保操作，事實上已經希望不大。因此當輿論大喊“狼來了”時，投資者卻判斷這只狼難以越過藩籬。

遵循同樣的邏輯，當7月7日第二輪投票結果出爐后，輿論一片歡呼，紛紛慶祝“共和陣線”見效，但股市卻在8日和9日連續下挫0.63%和1.56%，因為投資者此時意識到，雖然極右的勢頭遭到遏制，但選后形成的“三足鼎立”格局意味著各派力量極有可能僵持不下，無論是組閣還是后續推進政策議程，都面臨著相當大的不確定性。而眾所周知，市場最厭惡不確定性。更不用說，居于領先地位的左派提出的廢除退休制度改革、提高最低工資、加大公共開支等措施，都將顯而易見地導致財政赤字的惡化。

當地時間2024年7月8日，法國巴黎，這是法國第二輪立法選舉后的第二天，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主席若爾當·巴爾代拉抵達“國民聯盟”總部。

在兩輪選舉之間的一周空當里，在前半周，黨魁巴爾德拉（Jordan Bardella）還躊躇滿志地宣稱，如果在議會拿不到絕對多數，他就不會出任總理，但到了后半周，目睹“共和陣線”成型，國民聯盟明顯感受到危機，開始指責政敵聯手搞“一黨制”。最終，一度看上去唾手可得的議會第一大黨位置，被硬生生連降兩級。難怪極右派憤憤不平，認為自己在兩輪都獲得了比對手更多的選票，最終卻只能淪落到第三，都是這個體制“扭曲民意”造成的。

在選舉受挫后，不僅黨魁巴爾德拉出面表態承擔責任，國民聯盟的總干事皮奈勒（Gilles Pennelle）也因此辭職，成為此次選舉失敗的“背鍋俠”。他此前負責該黨的“馬提尼翁計劃”，即一旦議會解散、重新選舉，該黨應確保有能力在全國577個選區中迅速推出候選人，進而爭取贏得議會多數、進軍總理府馬提尼翁宮。

然而實戰檢驗發現，即便不論外部阻力，這個“馬提尼翁計劃”本身也紕漏百出，主要體現在許多極右候選人被曝光曾有種族歧視、親納粹、反猶、恐同、質疑氣候變化等言論，甚至還有人竟然有過暴力犯罪前科。相關丑聞在選戰期間被曝光后，大部分當事人輸掉了第二輪投票，這不僅直接折損了可能到手的議席，而且還對該黨形象造成打擊，間接地拉低了其他選區同黨候選人的勝率。如果要追究責任，“馬提尼翁計劃”在執行過程中對候選人資質審查不嚴，無疑是首要因素。

雖然巴爾德拉事后矢言要清除黨內這些“壞蘋果”，但極右派候選人在兩輪之間被“起底”的窘境，本身也能說明很多問題：一方面來自于左翼媒體（比如Mediapart）的針對性打擊，另一方面也體現出，盡管國民聯盟近年來極力強調紀律，并通過在高層“殺一儆百”的姿態（最典型的就是馬琳·勒龐對待自己父親的手段），向社會表明他們正在轉型成一個“正常”政黨，但在全國性的大型選舉中，仍然難免魚龍混雜、泥沙俱下，暴露出其骨干群體及支持者的底色，正如兩輪之間反極右示威中一個“諧音梗”所揭示的，國民聯盟的基本盤當中，仍然隱藏著“仇恨時代”（Ere haine，發音同黨名縮寫RN）的潛流。

選舉結果塵埃落定后，國民聯盟安靜了許多。雖然身為三大黨團之一，但下一步政局走向的主導權，顯然不在自己這一邊，再力拱黨魁巴爾德拉上位當總理，只能徒增譏笑。

不僅如此，在剛剛結束的議會內部職位分配博弈中，國民聯盟似乎也采取了不同策略。上屆議會中，擁有88席的國民聯盟分到了兩個副議長職位，但此次他們席位大增，卻在議會主席團中銷聲匿跡，沒有得到任何一個副議長、財務主管或者秘書職位。

對于這種格局，對立雙方各有不同說法，勒龐聲稱本黨遭到了政治對手的抵制，尤其是馬克龍派和共和黨的聯手杯葛，但執政黨議員則認為，國民聯盟是在試圖通過“集體自沉”、扮演“受害者”角色，來獲取更大的政治利益，因為這樣一來，它可以理直氣壯地指責議會“無法無天”，不必被政治協商捆住手腳，從而放手推行“反體制”的策略。

結語：體制面臨更大的失衡風險

和1950年代第四共和時期曾經出現過的“六邊形議會”（六個主要政黨勢均力敵）相比，如今法國的“三角形議會”看上去似乎還不是最糟糕局面，畢竟政治力量的碎片化還沒有達到相同的地步。“三足鼎立”聽上去頗有穩定性和安全感，但事實上正好相反，它恰恰蘊含著極大的不穩定性。因為這三方中有兩方都被極端力量所主導，如果它們形成協力，就可以形成壓倒性多數，另一方的機動余地極為有限。尤其來自于極右方向的不可預測性，對于政府未來的穩定施政造成了更大的風險。

當地時間2024年7月7日，法國巴黎，法國總理阿塔爾準備發表演講。當晚，法國總理阿塔爾在法國國民議會選舉第二輪投票結果出爐后宣布將遞交辭呈。

作為例證，眼下迫在眉睫的一個議題是，盡管總理人選還沒有定論，極左派“不屈的法蘭西”所主導的“新人民陣線”已經宣布，將發起提案要求撤銷退休制度改革，而國民聯盟也迅速響應，稱將會支持這一提案，因為“這本來就在我們的綱領之內”。倘若“新人民陣線”內部缺少牽制力量，雙方實現聯手，將會輕而易舉地跨越半數席位門檻。極左極右雖然口頭上水火不容，但在具體政策上可能會共同逆轉此前馬克龍政府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推動的改革進程，導致其前功盡棄。

正是鑒于第四共和時期議會權力畸重，導致政府如走馬燈一樣更迭，無力應對國家面對的重大挑戰，戴高樂才打造出第五共和，確立半總統半議會制。然而，即便已經運作了近七十年，如何在議會制和總統制這兩種趨向之間保持平衡，始終是一個復雜而棘手的難題。馬克龍在任七年間，憑借議會多數席位（哪怕是相對的）和總統權威，強力推動了多項改革議程。如今，因為一次重大決策失誤，導致形勢發展隱隱然有重回歷史窠臼的跡象。新興的反對派力量，一端保守陰郁，一端激進張狂，但二者的共通點是對過去七年充滿怨恨。站在中間的馬克龍，以及他身后的整個第五共和體制，恐怕都要折沖樽俎一番，才能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