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也街（攝影/丁海笑; 海報設計/白浪）

作者 | 丁海笑

編輯 | 吳筱慧

編者按：

惠特曼、菲茨杰拉德、伍迪·艾倫……一代又一代藝術家都曾為紐約這座炫目的城市心醉神迷。加繆在1947年還這樣寫道，“這么多個月過去了，我對紐約依然一無所知，我是置身在此地的瘋子中間，還是世界上最理性的人中間……”

從曼哈頓唐人街到時代廣場，從百老匯到布魯克林大橋，本文作者丁海笑以背包客視角打量著紐約的過去與現在，或置身于嘈雜的地鐵，或漫步于令人狼狽的雨中，不斷審視一張張流動的面孔，同時試圖記錄下21世紀初的紐約圖卷。

當通過流動的透鏡看紐約，我們能夠看到什么？海笑說，他在這里找尋到了安東尼·波登筆下那個流動、熱烈、不羈的紐約。

（澎湃新聞·鏡相工作室首發獨家非虛構作品，如需轉載，請至“湃客工坊”微信后臺聯系。）

移民之殤

早在移民到來以前，曼哈頓的居民是島上的美洲原住民。島上過去遍布著山丘與河流，原住民對他們的島嶼傾注了很多名字，其中的一個就叫做“山丘之島”。1626年5月24日，荷蘭人從美洲原住民的手中買下了曼哈頓，后來的一些學者認為這是一筆欺詐的交易，因為在原住民看來，沒有人能夠買走祖先之地。而持有另一種立場的學者則把它歸咎于印第安人缺乏契約精神。隨著城市人口增長，曼哈頓島的山地與河流逐漸被填平。

曼哈頓擁有不同的移民社區，各族群像拼圖一樣地分布著，宛如樹木的切面。下東區的唐人街（華埠）、小意大利、小德國是紐約最老的移民社區之一，也曾是猶太人的生活中心，數座猶太教堂就夾在中餐館和雜貨鋪之間。

離開紐約的前一天，我參加了菲爾的“下東區移民”City Walk。下東區是菲爾妻子的外祖父母生活過的地方，他們是波蘭裔移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來到紐約，當時的波蘭尚在俄羅斯帝國的統治之下。幾乎在一夜之間，紐約的櫻花全開了，分散在各個公園與街道，映襯著新古典主義的建筑，讓紐約忽然充滿了生氣。

City Walk從Rogers Partners大街的一座Loft公寓開始，這里離蘇豪區不遠，過去也是曼哈頓的紡織工廠，所有房間皆有著明亮的大櫥窗，一樓用以展示，樓上是車間和倉庫，曼哈頓的制造業逐漸外遷后，紡織工廠紛紛搬到了新澤西等地，廉價的廠房被藝術家租下來，改成藝廊和工作室——“藝術家喜歡落地窗”，也誕生了Loft這一住宅概念。隨著房租的持續上漲，這些Loft后來又變成了咖啡館、精品公寓和商業辦公室。

下東區唐人街活像一塊香港或者南洋的飛地，臉孔更多元化，卻又更雜亂無序。時光仿佛在此停滯了，這里的華人活在過去，像是一塊塊活化石，不再富有朝氣。街上所呈現的是好萊塢電影里的東方形象——一對阿公阿婆站在大街上用福建話唇槍舌劍，他們可能來自某個貧窮的閩北小鎮，我同時想到外婆的家庭，也是這樣吵個不休。

菲爾站在宰也街的中國戲院前面，向我們繪聲繪色地講述著斧頭幫的故事。宰也街被稱為“血角”，這里曾是紐約最血腥的角落，生存空間受到擠壓的兩撥華人幫派在這條街上相互仇殺。當年的故事已經成為半神話，失去了歷史的真實性，那些唐人街的傳奇人物只留下了一串奇怪的拼音。

宰也街

老菲爾對唐人街知之甚少，且明顯帶著成見，但他卻表現得自信十足，透著一股西方人的傲慢。他區別不出西邊的老廣東和東邊的新福州，更不知道在皇后區還有一座更大的華埠——法拉盛，那里聚居著“新大陸人”。1930年后，后起的移民逐漸從下東區轉移到皇后區，如今法拉盛的華埠已遠遠超過了曼哈頓的華埠，被稱作新唐人街。

曼哈頓大橋穿過唐人街，路過時我想到年少時聽過的一首老歌——張洪量的《情定日落橋》，標題中的“日落橋”正是眼前的這座。“游客們全都涌向布魯克林大橋，而沒有人來走曼哈頓大橋，這座吊橋通地鐵，走在上面體驗并不好，附近也比較亂。”菲爾說道。

曼哈頓唐人街

美國號稱“種族熔爐”，這種族群的抗爭與融合持續了上百年，時至今日也未能完成。無論是非洲人、愛爾蘭人、猶太人，還是東歐人、意大利人、中國人……因為不同的理由來到紐約，過程中難免被驅逐、排擠，都有一段血淚史。美國一度頒布過排華法案，也同樣地打壓過愛爾蘭人，歷史總在重復，這在菲爾看來是一種不斷修正錯誤的過程。

曼哈頓唐人街的前身是一個被叫做“五點區”（Five Points）的貧民窟，電影《紐約黑幫》（Gangs of New York）講的就是這里的愛爾蘭移民故事。美國的愛爾蘭裔人數眾多，占到美國人口的約六分之一，愛爾蘭節日圣帕特里克（Saint Patrick's Day）這一天整個美國都會變成綠色的海洋。“如今，美國的愛爾蘭人比愛爾蘭的愛爾蘭人還多。”

關于愛爾蘭人遠渡新大陸的原因眾多，菲爾向我們提供了其中的一種：愛爾蘭移民的歷史可追溯至歐洲移民拓殖時期 ，大規模移民潮則始于1840年左右。當美洲的土豆作物傳入愛爾蘭島之后，帶來愛爾蘭人口的爆炸式增長，1801年，愛爾蘭被英國吞并，1845年，馬鈴薯青枯病席卷歐洲，在愛爾蘭造成了史無前例的大饑荒，數百萬人餓死或背井離鄉。

“橫渡大西洋至少需要兩周時間，路上就會死很多人，這些去美國的船被稱為‘棺材船’，甲板下面幾乎都滿載貨物，為了賺錢，船主將船上塞滿了人，只提供給他們勉強維生的食物。”

“最初來到美國的愛爾蘭人大多沒怎么受過教育，除了農業之外沒有其他的生存技能，且大多是天主教徒……”這些愛爾蘭人在美國飽受歧視，他們被冠以“野蠻”、“酗酒”、“罪犯”等標簽而遭到排擠，只能做一些底層的體力工作。

小意大利與唐人街毗鄰，它在19世紀末形成規模。早期的移民主要來自意大利南部，比如西西里島和那不勒斯。“在19世紀初期，一群意大利的年輕人來美國，等他們攢到足夠的錢后，回到村莊接濟他們的家人，村莊的人們會稱呼他們為天使，因為沒有他們的支持，村莊將無法維系下去。隨著年輕人長大、結婚，他們中的有些人決定留在紐約，于是我們奇跡般地有了‘小意大利’……”

“當意大利統一后，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島爆發了嚴重的經濟蕭條，在1880年至1924年期間出現意大利移民大潮……到了1924年，美國通過了《移民法令》，于是關閉了意大利、希臘和東歐移民的大門——我們定期就會這樣做一次……”

小意大利

小意大利與唐人街一帶曾存在一個龐大的猶太社區，美國是猶太人第二多的國度，而絕大多數的猶太人都生活在紐約。猶太人的社區遍布紐約各處，許多大廈的基石上就刻著希伯來文，一些地方還能見到星條旗和以色列的六芒星旗同時飄揚的場景。

前一個周末是猶太人的普珥節（Purim），我恰好路過布魯克林的一處猶太社區，大街上燈火通明，猶太人盛裝打扮，如同參加化裝舞會。普珥節與猶太人反抗波斯帝國的屠猶計劃有關，慶祝的方式是施舍與饋贈，因此許多小孩會扮成小丑來向過往的路人要錢。人們行色匆匆，步伐快得跟跑步似的，我仿佛來到耶路撒冷的某處街區。

猶太人的普珥節

一位德國姑娘對菲爾講解的猶太歷史尤為感興趣，而且她的英文出奇的好，只有她能全程跟得上菲爾，菲爾雖是一位志愿者，但也可以隨時轉換成一名布道者，不經意間他已帶著我們去了埃爾德里奇街猶太會堂、加尼那猶太教會堂和卡茨熟食店——電影《當哈利遇到莎莉》的取景地，現在是紐約最網紅的餐廳。

“你是哪里人？”

我們的最后一站是果園街的廉租公寓博物館（Tenement Museum），這里被認為是美國移民故事的佐證，聚集了下東區最多的City walk旅行團。果園街97號建于1863年，這里曾居住過超過20個國家的數以千計的移民，果園街103號建于1888年，這里也陸續住過上萬名移民，歷史學家通過公寓里的一些日常物件與文件碎片，構建出百年間不同微小移民家庭的歷史，他們是德國人、非洲人、愛爾蘭人、俄國人、意大利人、波多黎各人、華人……

紐約在一位旅居英國的朋友眼中是：“倫敦翻版，只是少了幾百年的歷史。”紐約的歷史不長但足夠豐富，這里的歷史學家著迷于微觀歷史的研究，大到一條街，小到一間餐館甚至一座路樁都能成為研究課題。

曼哈頓下東區更像是美國夢的一條樣板街，不同族群、宗教、語言、習俗的移民聚居于此，最終自發地形成一種共通的美國價值，聽上去就很世界大同。但這種價值正在面臨著自我瓦解，族群問題只是被街區化了，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平權運動在美國正走向極端。

下東區著名的猶太貝果店Russ & Daughters

近年來，身份政治已經滲透到美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民主黨執政的紐約，“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愈演愈烈，非洲裔美國人一躍成為第一族群。就連“黑人”一詞也變成一種政治不正確的提法，正在逐漸地被改稱為“非洲裔美國人”。

在大多數的美國博物館，非洲裔美國人專柜通常會占據其最主要的位置，就連最倡導“藝術自由”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也處處充斥著政治立場。2020年，古根海姆博物館通過了一項糾正其體制內種族主義傾向的計劃，到我去的時候，博物館已經整改完畢，負責安保的雇員幾乎全部被替換成了黑人，持續半年的主題展是一個叫做“Going Dark”（走向黑暗）的展覽，除了一個面積不大的常駐展廳用以展出愛德華·馬奈、保羅·高更、馬列維奇、巴勃羅·畢加索等名家名作，其余大部分藝術展品均來自黑人藝術家。我在場館里能明顯地感受到逆向歧視，那是一種難以名狀的不公平感。

MoMA（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

黑人教堂雖然在名義上對不同族裔開放，但由于頻發的黑人教堂遇襲案，教會成員對一切非我族類都充滿警覺。我曾誤闖過一間芝加哥的黑人教堂，保安將我攔在了門外，他嚼著口香糖，擺出一副嫌棄的表情，朝我揚了揚頭，我會意地解釋了一番，但直到我參觀完道謝離開，他嘴里都沒有吐出寶貴的一字。芝加哥有幾家開在白人社區里的黑人酒吧，里面從雇員到顧客全是黑人，跟種族隔離時期的黑人酒吧不同，這里是將白人隔絕在外。

毋庸置疑，美國社會針對黑人的種族歧視依然存在，而對亞裔的仇恨也在逐年加劇。亞裔美國人被視作“永遠的外來者”（Forever Aliens），“外來者”一詞在英文中本身就帶有歧視屬性，被定義在黑白種族關系之外。脫口秀演員Brian Kim是一位在紐約長大的韓裔美國人，他曾分享過每次當他路過時代廣場的時候，總是會被人問道：“你是哪里人？”

美國背包客

本世紀初的巔峰時期，全美共有136家國際旅舍（Hostelling International）——那也是菲爾們的“好老日”（Good old days），疫情加速了它的關店潮，現在僅存14家。菲爾們的志愿精神源自對全球背包客浪潮的緬懷，曾經世界的各個角落，都少不了美國背包客的身影。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美國青年越來越少地踏出國門，甚至在北美旅行也極少碰到背包旅行的美國年輕人，唯一一次是在火車上，一位來自中西部的小伙子說他正在過間隔年，在一家醫院里做義工，忙得根本沒有時間旅行。

雖然有諸多原因導致Z世代不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熱衷于背包旅行，但經濟壓力絕對是主要原因之一。飛漲的物價讓美國國內旅行的成本與日俱增——在芝加哥車站樞紐的Hudson News零售店買一瓶500毫升可樂稅后要5美元（約合人民幣36元），紐約青旅的一張12人間床位平季的價格是每晚74美元（約合人民幣536元），旺季則不低于每晚100美元（約合人民幣725元），這還是在享受非營利組織免稅的基礎上。

疫情之后，即便是像紐約國際旅舍這樣一家異常火爆的青旅，仍然在勉強地經營著，甚至剛從倒閉危機里緩過來。旅舍的住客有一半來自中南美洲，他們到紐約的感覺就像是過來朝圣，我碰到一群哥倫比亞的青少年，十七八歲的年齡，個頭都不太高，其中一位蓬蓬頭的哥倫比亞少年在談到紐約時情緒有些激動：“我不敢相信這里的人可以在夜晚出門，我多么希望自己的國家也能像這樣……”雖然紐約的治安已經飽受詬病，但對于一位在哥倫比亞長大的孩子來說，從未感覺到如此安全，他說自己所在的家鄉非常混亂，他甚至不敢在大白天一個人上街。

國際旅舍也有許多年過花甲的背包客，其中一位韓國老太已經80多歲了，稱自己背包旅行了40年，去過兩百多個國家。她佝僂著身子，走起路來顫顫巍巍的，口齒也不太清晰，難以想象她是如何到達這里的。她對紐約的食物無比失望，跟我要了一些老干媽香菇油辣椒，吃完以后贊不絕口，一定要我告訴她在哪里才能買到。

在旅舍的歡迎派對上我認識了一位印度博主，叫做斯芬克斯，和開羅的獅身人面像同名，他與法老之間唯一的關聯可能就是都剃了光頭。斯芬克斯給人的印象是超級熱情，且無比自信，他主動加了每個人的聯系方式，然后建了一個群，邀請大家第二天從布魯克林大橋徒步去丹波，我其實已經去過一趟大橋了，但沒有走到丹波，于是就跟著一塊去了。

丹波和布魯克林大橋

人都是斯芬克斯組織的，只招到了清一色的男性，斯芬克斯對自己的目的也不避諱，就是讓大家為他的Instagram新拍一組照。從旅舍出發之后，印度人便自動進入了指揮官的角色，不僅路線得聽他安排，就連大小便也得統一行動——“上橋之前，我得保證所有人都上完了廁所。”

美國的公共廁所極少，游客找廁所頗為麻煩，你得在眾目睽睽之下走到餐飲店的最里面，期望那里沒有密碼鎖或者由柜臺遙控的開關，也得同時提防沒有保安過來把你趕走。斯芬克斯有一種找廁所的嗅覺，他總能通過自己的同胞打聽到附近的廁所，再佯裝那里的顧客或者附近的鄰居，從服務員那里套到廁所的密碼。為了不打草驚蛇，我們被安排輪流進入一家小店，上完出來后跟每個人擊掌慶祝，臉上掛著一副做壞事的表情。

斯芬克斯四十歲左右，在他身上有著部分上個時代背包客的氣質。他一邊出差一邊旅行，去過不少地方，也來過兩次紐約，留下了他的光頭與世界各國地標的合影，效果就像AI生成的一樣。他喜歡三不五時地提到中國，也習慣在氣勢上壓一壓我，譬如他會向所有人科普：“印度人口在去年已經超越了中國。”他還強烈安利中國的一加手機，并稱它的拍照功能無與倫比：“在印度，有一半人用中國手機，另一半人用其他手機。”可惜在紐約，沒有人會關心龍象之爭。

我想在丹波看日落，斯芬克斯卻一直催促著我們趕路，我剛架好機位，他便從遠處朝我揚手，頭也同步地朝外昂，意思是快跟上，我只能示意讓他先走，他又朝我昂了昂頭，表示會意。

“你在哪？怎么回事？”第二天一大早，斯芬克斯就追著問我照片，睡眼惺忪的我火氣正大，說我正在出門，我不得不爬起來往外走，沒想到又在電梯撞見他，他抓著我索要照片，語氣像是我的老板。

日本的諒子也是我在歡迎派對上認識的，旅舍的東亞面孔很少，她一進來就找我說話。她在加州的一所大學里做交換生，研究的是國際關系，我們聊得不錯，感覺有挺多的共同話題。她在后來的Pub Tour中不辭而別，被熱情好勝的丹麥小伙拉森叫走了，走之前她留了我的聯系方式，推薦我一定要去聯合國總部看一看。

在紐約總是感到時間不夠用，我拼命地按著快門，想記錄下21世紀初紐約的圖卷，怕它會轉瞬即逝。我改簽了車票，決定在紐約多待幾日，繼續輾轉于不同的線路，往返在曼哈頓與布魯克林，有時也盡享歡樂，卻很難交到朋友，所幸在紐約根本不需要朋友，有太多可以忙的事情了。

紐約的一個雨天

那天清晨從BASEMENT回到曼哈頓，通宵未眠，想接著再去“哈林區City Walk”，無奈在床上睡著了，瞇了有兩三個小時，收到了諒子的信息：“其實我今晚要走了，如果我們能再見的話，我會很開心。我為那天的突然離開感到抱歉，如果你今天有空的話，給我聯系，我們在什么地方見見。”日本人總是很客氣。

諒子在中午有個佛教討論會，我正好想去湊個熱鬧，結束后已是下午三點，我提議去古根海姆博物館逛逛，今天是免費開放夜，而諒子對看展有些興致索然，她說最后一天了，還沒嘗過紐約的精釀啤酒呢。

美國是精釀啤酒文化的一大發源地，僅在紐約就有300多個啤酒廠牌，我從西海岸一路喝到東海岸，品嘗過無數的精釀啤酒廠，逐一記錄下不同地方的小氣候、口感及精釀文化差異。從下午就開始喝酒，這個計劃聽上去很瘋狂，但當我們到了布魯克林才發現，縱然外面大雨滂沱，各個啤酒屋都已經座無虛席了。

一路上雨下得很大，雨水沖刷著這座老舊的城市，讓我想起羅馬大雨中那只被沖掉的鞋子。紐約一半是雨天，一半是晴天，紐約的天氣帶火了伍迪艾倫的《紐約的一個雨天》，成為來紐約必看的城市漫游指南，因為總會碰上一兩次下雨嘛。雨越來越大，鞋子完全濕透了，我倆像是踩在水塘中跳舞。

紐約的下雨天

EBBS啤酒屋是我挑的，據說是布魯克林最火的精釀啤酒屋之一，啤酒屋的一面墻上掛著“布魯克林第一IPA”的張貼，沽酒客擠滿了整座空間，連過道上也站滿了人，氛圍很燃，音樂越大聲，人們彼此說話就越熱絡，吧員也手忙腳亂的，我們要了IPA和皮爾森，找了個靠墻的角落碰杯。

啤酒是美式文化的代表之一，酒吧、啤酒與男人的畫面被反復地投影在電影銀幕上，這種黃金液體也隨著好萊塢文化的擴張而走向全球。我到美國還是第一次嘗試在白天喝酒，但沒過多長時間，我就又破了記錄，從一大早就開始跟人干威士忌。

第二家啤酒屋我讓諒子來選，她挑了布魯克林啤酒廠——紐約精釀的鼻祖之一，歷史悠久。當我們走出EBBS，雨逐漸變小了。“如果不喜歡紐約的天氣，只需要等一等，沒多久就會變天了。”我想起了老菲爾的話。布魯克林啤酒廠離東河不遠，河畔的風很大，雨傘不斷地被吹歪，我們在幾個街區之間差點迷路。

布魯克林啤酒廠已成為紐約旅游通票的一處景點，這里的精釀啤酒中規中矩，唯一有意思的是角落里有一臺可以玩任天堂游戲的街機。我們接著去了Other Half——同樣號稱“布魯克林最佳”，里面正在舉辦婚禮，把整個啤酒屋都包了下來，我們只好去下一家叫做Talea的酒館。

路過一家貝果店時，我買了一個煙熏三文魚貝果，貝果被稱為紐約人的早餐，最初也是由猶太人傳入紐約的。一個櫥窗邊的白人男子對我們說了些亞裔歧視的用語，諒子在我們走出貝果店后才告訴我，我原本有些憤慨，但轉念一想，也許這就是美國旅途之始朋友所說的“扔掉濾鏡”吧。

布魯克林已逐漸淪為了中產社區，隨著房租上漲，屬于布魯克林風、亞文化的酒吧也在不斷外移，許多已經從威廉斯堡搬到了布什維克——布魯克林與皇后區的交界處，那里多了些老布魯克林的氣息，少了通貨膨脹的網紅店、板著臉的服務員和一些裝腔作勢的文青。我們從威廉斯堡一路喝到了布什維克，體驗不同“地層”的精釀工坊，幾乎覆蓋了整個紐約精釀史。

諒子的故鄉是北海道的札幌，札幌最有名的物產就是“札幌啤酒”（SAPPORO），許多外國人可能不知道札幌市，但幾乎都聽過“札幌啤酒”。 在札幌人人喝酒，諒子說她從來不知道喝醉是什么感覺。十幾年前在亞美尼亞，我碰到過一個環球旅行的札幌人，她當時在倫敦大學念歷史地理學博士，每到一處，就會喝掉當地所有品牌的啤酒，看得出她是真的愛喝酒，民宿的冰箱里裝滿了她買的酒，每天不喝一口就睡不著覺。

最后我們去了布什維克附近的一家古董酒吧，是我在去BASEMENT的路上無意間發現的，這里的消費便宜到不像是在紐約，只收現金，沒有小費。酒吧仿佛是美劇《瑞克和莫蒂》的外星人狂歡派對，全是穿著“奇裝異服”的皇后區怪人，有來自中世紀的巫師，有高更的大溪地少女，還有把自己裝扮成動物的人。這里的舞曲更加自由無國界，是酒吧，也是跳蚤市場、占卜攤……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皇后區是美國本土族裔最多元的地區，古董酒吧的賓客幾乎都是外來者，來自阿根廷、黎巴嫩或者某個加勒比海上的小島，有的人可能才剛蹲完移民監（用來比喻等待獲得美國身份的過程）出來，我卻在這里找尋到了安東尼·波登筆下那個流動、熱烈、不羈的紐約。我們是里面唯一的東亞面孔，他們見到我們也很高興，我們在一群沒有故鄉的人中間彼此取暖。

凌晨兩點，我們踏上了地鐵L線，夜班車要統一繞到百老匯交匯車站，再從那里換乘A線回曼哈頓，剛好路過高街車站，諒子說沒去過布魯克林大橋，于是我們即興地決定跳下車，往大橋方向走去。路上要穿過一些黑布隆冬的隧道和公園，一個行人都沒有，路邊的櫻花卻在黑暗中開了，預示著紐約的春天已提前到來。

當我第二次來到布魯克林大橋公園，眼前是曼哈頓的璀璨夜景，身后是簡的旋轉木馬，空無一人的置景讓人產生了不真實感，像墜入19世紀的巴黎。曼哈頓所有的大樓都在夜空中點亮了，諒子問我：“難道紐約人也像東京人那樣通宵工作嗎？”后來我問了菲爾，他比我更熟悉大樓的事情：“那些不是在寫字樓上班的人，因為清潔和維修工作只能在晚上進行，工人會把每層樓的燈都打開，走的時候無意或者故意留燈，這樣做一點都不環保。”

布魯克林大橋公園

布魯克林大橋公園簡的旋轉木馬

“我從沒想過我會有機會來到美國。”諒子感嘆道。她出生在一個普通家庭，父母的工作一直不穩定，從出生后便不停地搬家，從最西邊的九州到最東邊的北海道，搬過十幾次家。因為工作壓力，諒子的父親患上了抑郁癥，開始沉迷于一些旁門外道，整個家庭后來一直在靠母親支撐著。“我都不知道我的父親現在在哪……”諒子的語氣里透露著絕望的悲傷。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日本經濟經歷了失落的三十年，疫情之后，日本經濟的衰退加劇，跌出了全球第三的座次。日元的貶值使得越來越多的日本人赴海外就業，在加拿大旅行時，我碰到了大量日籍的外勞，在當地做司機、廚師甚至保潔工作，這是我過去十幾年旅行中極少碰到過的事情。

諒子在凌晨四點過打車去機場，飛往洛杉磯。我又在紐約晃蕩了幾日，坐跨夜的火車前往印第安納的布魯明頓，見了一對十年未見的老友，我們從早上就開始喝酒，在森林里燃起篝火，度過了幾個不眠之夜，仿佛昨日重現。原來最后只有我在流浪，他們從未散落天涯。

（本文配圖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