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你好，這里是《文明之旅》。歡迎你，穿越到公元1021年，大宋天禧五年，大遼太平元年。

這一年，大宋的經濟表現不錯。給朝廷納稅的農田達到了524萬多頃，這可是整個北宋的最高峰。從宏觀上看，整個國勢還是處在穩步上升的過程中。

但是，如果我們把視野收縮到開封城，近距離地觀察這一年的朝廷，那可就要長嘆一聲了。真宗皇帝的病已經到了最后關頭，人已經很糊涂了，常常記不住自己說過的話。比如他剛剛同意了罷免寇準，沒過幾天他又問，誒，我怎么好久沒看見寇準了？這還是能說話的時候。很多時候，他連話都說不出來，跟大臣們交流，只能點頭搖頭，也不知道他到底聽沒聽懂。

1020年，因為一場政變，寇準被趕出了開封，朝局也穩定了下來：皇宮里面，是劉皇后做主；朝堂里面，是宰相丁謂說了算。這是一個相對明朗的局面。但是，這畢竟是真宗一朝的殘局了，大家都在等著那個最后時刻的到來，所以這一年并沒有什么大事發生。你看，寫這個階段歷史的那本名著《續資治通鑒長編》，寫前面的年份，基本都是一年要寫兩卷，而到了這一年呢，一年一卷就寫完了。

在這相對平靜的一年，我們就來聊聊此刻大宋政壇上的主角：那個和劉皇后結成同盟，成功趕走了寇準、替代了寇準的宰相丁謂。

對丁謂這個人呢，歷來的評價都是比較負面的。他活著的時候，就有人把他和另外四個風評不好的南方人合在一起，稱作是“五鬼”。他死后呢，在正史里面也給了他“奸邪”這兩個字的評價。如果你看過我們上一期節目，也會留下這么一個印象：丁謂不僅排擠了寇準，而且還要置寇準于死地。如果寇準是忠臣，那他丁謂不是奸臣，又能是什么呢？

但是，如果細讀史料，你會發現還是有一個很奇怪的地方：歷史好像有點回避給丁謂這個人做正式的評價。

就拿剛才那兩個負面評價來說，史料中提到什么“五鬼”，什么“奸邪”這些字眼，都在前面要加上一些限定詞，什么“時謂之”，什么“世皆指為”，那意思就是——這可都是別人說的，不是我說的。你看，很不正式嘛。

那對他的正式評價，有嗎？中國歷史通常用這么幾個辦法來對一個人做正式的蓋棺論定：

第一個辦法是謚號。一個大臣死了，朝廷要給他定這么幾個字，來對他這一生做評價。比如寇準，謚號就是“忠愍”，肯定他的忠誠，所以有這個“忠”字，又因為他最后被貶而死，很可憐，所以又有了這個憐憫的“愍”字。那奸臣呢？秦檜的謚號是“繆丑”，說他這輩子做的事又錯又丑，公認的大壞蛋。那丁謂的謚號是什么？我還真去查了，結果是——對不起，別看丁謂做過那么大的官兒，居然沒有謚號。他死了之后，朝廷只是意思了一下，給了十萬個錢，一百匹絹。

除了謚號之外，咱們古人還很重視一個東西，叫做“神道碑”，也就是在死者的墓道前面，立一塊石碑，記載生平事跡。一般來說，五品以上的官員才能立這個碑，有些大臣的子女就會請求皇上指派一個德高望重的當朝大臣，給寫一個碑文，也有官方蓋棺定論的意思。比方說咱們前幾期說過的王旦，他的神道碑就是由歐陽修來撰寫的。那丁謂的神道碑是怎么寫的呢？對不起，丁謂也沒有神道碑。

那丁謂畢竟當過宰相，是個大人物啊，正史里面總應該有評價吧？《宋史》是第一部有“奸臣傳”的正史。但是，宋史奸臣傳里，22個奸臣，其中并沒有丁謂。《宋史》只是在丁謂個人的傳記里，輕描淡寫地寫了這么幾個字，“世皆指為奸邪”，他們都說這個人是個奸邪小人。到底誰說的？沒指名道姓。

那請問，又說人家奸邪，又不列入奸臣傳，你《宋史》到底是幾個意思？

要知道，咱們中國的史學傳統，是以人物評價為中心的。一個人的忠奸善惡，是非成敗，總得給個結論。但是，面對這個歷史階段根本繞不過去的丁謂，我們的歷史好像有點難于下筆，有點顧左右而言他。這是為什么呢？

那好，就帶著這個問題，我們穿越到公元1021年，先來好好認識認識這位當朝宰相丁謂。

一個“天才”樣本

你要是細看丁謂的資料，可能會和我一樣，先被這個人的智力驚艷到。

關于丁謂的聰明，有些材料，我就不跟你展開了，什么神童啊，三歲就能背詩啊，被前輩玩命夸獎，說他的文章寫得跟六經似的那么好啊，跟韓愈柳宗元不分高下啊。這些咱都不說了。因為這是古代普通聰明人的樣子。丁謂的聰明，有點——不普通。

我先舉個例子，你感受一下。

丁謂早年在夔州，今天的重慶這一帶當地方官。這個地方是山區，經常有少數民族叛亂，搶錢搶物，還綁架了不少老百姓。你想想，這些少數民族為什么造反，是想改朝換代嗎？當然不是，就是因為生存困難，搶點東西改善生活。

有一次，一幫少數民族的酋長被抓到了開封。宋真宗就親自問他們，你們為什么天天搞事啊？這些酋長說，我們就是小老百姓，哪敢真的造反，我們就是迫于生計。真宗也沒辦法，他說，哎，我也總不能真把你們趕盡殺絕，讓你們斷子絕孫吧。算了，賞你們一些金銀財寶，你們回去吧。

你看，皇上也沒轍，人家是真的是生計所迫。那咋整？有句話叫救急不救窮，貧困的背后一定有著深層次的結構性困境。那這個結構困境是什么呢？第一，因為在山區，少數民族經濟困難，就經常造反搶點東西。第二，那當地的軍隊為什么不鎮壓呢？因為是山區，所以軍糧運輸困難。軍隊自己都缺糧，當然也就無力鎮壓叛亂。第三，軍隊鎮壓不了，每次造反，朝廷就只好招安，造反的人嘗了甜頭，難免下次還來。你看，這不就惡性循環了嗎？

好了，現在這個問題擺在地方官丁謂的面前了，他能怎么解決呢？

丁謂發現，當地少數民族最缺的物資，不是糧食，而是鹽。糧食當地可以種，而鹽必須是從外面運進去。當地是山區嘛，運輸困難，所以缺鹽。丁謂把這個情況摸清楚之后，說我有辦法了。

你看，當地老百姓缺的是鹽，軍隊缺的是糧食。這兩項物資，本質上不是因為沒有，而是因為運輸問題，不能投放到正確的地點。那好了，丁謂就在山里劃了一條路，路上每隔30里地，設立一個站點，當地少數民族可以拿著自家的糧食，到各個站點去換鹽。

這么一來有什么效果？

朝廷只要費點勁把鹽投放到這些站點，就可以換來當地老百姓把糧食也投放到這些站點。一方面，有了鹽，當時人的生計問題緩解了很多，造反的動力就少了。另一方面，就算有人造反，軍隊就可以開進去了啊，軍糧問題解決了啊，當地老百姓已經把軍糧放好在沿途的站點了啊。說直白一點，這是用當地老百姓自己的糧食來供養可能要去鎮壓他們的軍隊。一手給好處，一手加壓力，一個死扣就這么被解開了。

你琢磨一下，丁謂這一招高在哪里？他不是見招拆招，他這是有系統思維，讓系統內部的要素重新組合，解決問題。

你可能還能想起一個著名的宋代工程案例。簡單說就是修皇宮，運輸建材不方便，那怎么辦呢？把皇宮前面的大街挖開，就地取土，再把挖開的大街和外面的河打通，變成一條運河，方便運輸其他建材，最后皇宮修完，建筑垃圾回填到溝里，大街又平整如初。這個一舉三得的工程方案，到今天還寫在統籌學的教材里。這個故事的主人公是誰啊？就是大聰明丁謂啊。你看，是不是也是一套很高級的系統思維。

我再舉一個例子。真宗皇帝要搞泰山封禪，一大群人浩浩蕩蕩，從開封走到泰安，還得帶著軍隊。真宗就擔心，糧草夠不夠啊？丁謂就給他算了一筆賬：跟咱走的軍隊，不到十萬人。每天要2500石大米，咱們在每個地方最多停留三天，就是7500石，讓地方政府提供，這對各地政府來說就是毛毛雨，不造成負擔。

真宗聽了挺高興，但這位皇上還真是心細，他說，光吃大米也不行，也得吃點面食吧？米的問題好說，面食怎么整？這里交代一個背景，米是用來收稅的，所以各地政府都有儲備，朝廷的隊伍把米吃掉了，這是左兜揣右兜的事，劃個賬就行了。而其他的副食品呢？政府手里可沒有那么多，都在老百姓自己家里呢。所以提供米沒問題，要面食、要酒要肉，地方政府就拿不出來了。朝廷非要用，那地方政府就只能跑到老百姓家里買，那就很容易變成搜刮、變成擾民了。

怎么辦呢？面食酒肉總不能從開封帶去吧？那一路上的運輸壓力就太大了。

人家丁謂，還是有辦法。他說，這樣，咱們就歡迎各地老百姓來看咱們的隊伍，也歡迎老百姓沿途給咱們進奉點心、酒肉。但咱可不白拿，讓當地政府做好統計，等咱回來，誰捐贈了，咱就雙倍價錢返還給人家。

你看，這個方案多巧妙。又是一個一舉三得：第一，皇上封禪泰山，本來就是為了夸耀太平盛世，讓老百姓沿途觀禮，這就能更好地實現它的政治目標。第二，老百姓名義上是捐贈食品物資，但其實是購買。看起來用的是雙倍價錢，但是就地籌集，比從開封帶過去的運輸費用，還是便宜了好多。第三，老百姓家里的這些普通食品，不僅能夠捐獻給皇帝，有一份榮耀，而且還有雙倍的賞錢，這也能收買民心。你看，皆大歡喜。又是一個用系統要素重構的方法解決問題的漂亮案例。

說到這里，我不知道你會不會有一個感覺？這個丁謂已經不僅是聰明了，他身上好像有一種遠遠超越那個時代的思維方式，一種現代社會才有的思維方式。我們平時說一個人聰明，往往是分兩種的。一種聰明是“腦子快”，還有一種是“維度高”。丁謂是后一種聰明，他好像生活在系統之外，能夠對系統內各個要素之間的結構，以及可能的組合方式，洞若觀火。

我再舉個例子，你感受一下丁謂的思維方式。

有一次，君臣好多人在一起喝酒，宋真宗突然說，誒，這個酒不錯，哪買的？多少錢？就有人回答了，這是從某某某那得來的酒，價錢多少多少。真宗好像突然又對酒的價格好奇起來了，“那唐朝的時候，酒賣多少錢？”

你瞧宋真宗，有時候婆婆媽媽還挺可愛。但是唐朝的酒到底多少錢，誰也答不上來。這時候，丁謂說話了：唐朝的酒是30錢一升。皇上說，你咋知道的？丁謂說，杜甫有首詩不是說嘛，“蚤來就飲一斗酒，恰有三百青銅錢。”一斗酒300錢，那一升就30錢。皇上一聽，大喜。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覺得有點匪夷所思。要知道，過了九百多年以后，梁啟超、陳寅恪這些近代大學者，才開啟了一個了不起的史學研究方法，叫“詩史互證”，就是拿著杜甫、白居易這些大詩人的詩，去找古代的生活細節，比如物價啦、餐飲啦、交通啦。而丁謂呢？早就這么干了，可真是超時代的天才。

你想，在那個時代，能夠熟讀杜甫的詩的人很多。但是在腦子里，不是把這些信息看成是詩歌，而是史料，能夠隨時用另一個維度的邏輯重新組合、分析這些信息，這種能力，在古人眼里簡直神乎其技。即使在今天，有這種跨界思維能力的人，也并不多見。

所以，當時的人看到丁謂，就覺得他處理起事情來，舉重若輕，再大的事兒也毫不費力。

比如，玉清昭應宮，我們在公元1009年那一期講過的那個大工程，丁謂就是總指揮啊。這個工程，每天要用三四萬人同時工作，還有全國的物資調動。原本預計十五年修完，丁謂用了七年時間就完成了。再比如，丁謂主管國家財政部門的時候，遇到業務上的疑難雜癥，丁謂往往一句話就能點到要害，大家恍然大悟。

再比如，丁謂愛玩的東西很多，作詩，畫畫，下棋，音樂，他都是行家里手。休息的時候，他把好多客人招到家里，把所有這些玩意兒都拿出來，你們隨便玩。那他自己呢？這里走走，那里串串，玩玩這個，整整那個，樣樣精通，樣樣輕松。我們可以想象一下他那個閑適的神態，是不是有一種天上的大神俯瞰地上的螻蟻的感覺？丁謂就是這樣一個超高維度的存在。

咱們說到這，你可能對丁謂這人的印象好起來了。這么聰明，這么善于解決問題，而且也很為老百姓著想的丁謂，為啥大伙都說這個人“奸”呢？

天才如何變“奸人”？

說丁謂“奸”，看來看去，不過是這么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說丁謂鼓動皇上搞天書封禪，修玉清昭應宮，勞民傷財。

當時有人指責丁謂這一點，激烈到什么程度？有一位官員臨死前向皇帝提的唯一一個要求，就是把丁謂殺了。那話說的——造什么玉清昭應宮？勞民傷財啊。這都是丁謂騙陛下你干的啊。這么的吧：您把丁謂殺了，把他的頭掛在國門，向天下人謝罪。然后再把我殺了，把我的頭掛在他們家門上，我向他謝罪。

這話耐人尋味。他請皇上殺了丁謂，是因為丁謂犯了什么死罪嗎？沒有。因為沒有任何法律依據，所以他才說，大不了一命換一命，也得把丁謂給殺了。說這個話的人叫張詠，也算是一代名臣。他跟丁謂無冤無仇，但是你看他這個心態，是不是一種“無緣無故的恨”？這里面有一種不理性、甚至不正常的情緒。

當時是皇帝要搞封禪，丁謂作為主管財政的官員，說，國家有錢，可以搞。是皇帝要建玉清昭應宮，擔心有反對意見，丁謂出主意說，你就說這是為了祈禱上天，讓皇帝生兒子。

史料里面關于丁謂這方面的黑材料，也就這么點兒。說下大天去，這罪過也不過就是迎合了皇帝而已。一個職能部門的官員，迎合了皇帝想干的事兒，這總不能就叫奸臣了吧？當時連宰相都不敢反對，都跑前跑后地跟著張羅，為什么非要這么苛責丁謂呢？皇帝要想干，沒有丁謂迎合，也有別人迎合。皇帝要是不想干，那誰能勸得動他？就算勞民傷財了，怎么能算在丁謂頭上呢？宋真宗才是第一責任人啊！

這事兒其實還有另外一面。東封西祀大建道觀這些事，如果不是丁謂執掌財權和工程，恐怕浪費的民脂民膏遠遠不止這些。而有了丁謂，皇上這么折騰一通，也沒把國家搞破產。就連后來的司馬光都說，真宗皇帝搞這么多面子工程，東封西祀大修宮觀，國家財政還綽綽有余，那多虧是用了專業的人才。這說的是誰啊？司馬光也不喜歡丁謂，但是你聽得出來，他這是不點名地表揚丁謂工作干得好呢。

說丁謂奸，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迫害寇準。

這事兒怎么說呢？上一期節目，我們講了前因后果。兩派政治力量相爭，使的手段狠辣一些，好像也很正常。而且別忘了，是寇準這邊先對丁謂下的手。寇準跑去跟真宗皇帝說，這個丁謂可不是好人，不能讓他輔佐皇太子。那丁謂有沒有說寇準的壞話呢？史料上沒有記載。而且，丁謂這個人很有名的一個特點，就是從來不說人的壞話。史料里面有這么一條記錄。有一天真宗問丁謂，你覺得某某人怎么樣？丁謂說，他是個一心為國家好的人。真宗聽了這話，半天不吱聲。等到丁謂走了之后，皇帝跟人說，丁謂跟我說那人挺好，他是不知道，那人在我這說了多少他丁謂的壞話。接著就有人說了，丁謂不僅不在皇上面前說人壞話，他在同事面前，也不言人非，從來不說別人的不是。

而且，上一期節目我們說了，寇準這邊的大宦官周懷政，要搞政變，密謀要殺了丁謂。政治斗爭一旦到了這種以命相搏的時候，雙方都沒有余地了。至少，根據現在能看到的資料，這也是寇準這一派的勢力先動的手，丁謂是自衛反擊而已。

說丁謂奸，再有一個原因，就是他投靠了劉皇后。在當時人看來，攀附女主，這好像在政治上有點不正確。

但是，看后來的一系列事實，劉皇后成了劉太后，在朝堂上跟她硬剛，屢次惹太后不高興的人，也是這個丁謂。比如，真宗皇帝臨終的遺詔，讓太后掌權，是丁謂堅持在遺詔上加了一個“權”字。就是權且、暫時的意思。再比如，丁謂要限制宮里面的花費。再比如，太后找借口要換一個早朝的地方，丁謂嚴防死守朝廷的規制，就是不肯。等等等等。你看，這是當時典型的士大夫立場啊。連看不慣丁謂的人都酸溜溜地說，你瞅瞅，他自己要當周公，讓我們這些人當王莽、董卓啊。這至少說明，丁謂在提防劉太后這件事上，做得一點也不比其他正統士大夫差。

我看史料的時候，覺得好有意思：寫《續資治通鑒長編》的歷史學家李燾，寫到這一段的時候，發了個感慨，說這個丁謂明明是個奸邪，但是這件事做得還行。這是為啥呢？李燾給了兩個解釋。第一個可能呢，奸邪往往也是堅持一個小的正確的事，換來他要做那些大的不正確的事。第二個可能呢，要么丁謂就是飄了，狂妄了，覺得太后不能拿他怎么樣，所以才敢這么干。哈哈，你看，把丁謂看成是一個奸邪，大家是有點結論先行的：他就是個壞蛋。欸，壞蛋怎么還做對的事兒呢？大家手忙腳亂，好一通解釋。

反正，后來的事實是，丁謂最后是被劉太后找了一個雞毛蒜皮的理由，先判了斬首，又從輕處理、發配到海南島的崖州去的。那你說，所謂丁謂攀附劉太后的這個指責，還能成立嗎？

你看，說丁謂是個奸邪的理由，不過就是上面說的這三條。但是細琢磨的話，你會發現，這三條無論在事實上還是邏輯上，都有點站不住腳。

如果說丁謂是奸邪，那些扳倒丁謂的人，可能會覺得自己是忠良。那我們就看看這個過程，你心里自有一桿秤，你來衡量一下這里面的是非對錯。

扳倒丁謂的人叫王曾。在我們節目里，他很久之前，其實還出現過一次：1003年那一期，王曾是當時的科舉狀元。

王曾在丁謂面前，一直表現得很順從。王曾常常跟丁謂念叨，我有個外甥，在軍隊當小兵，這外甥不太出息，估計在軍隊里沒少挨揍。我老姐姐在山東老家，天天發愁。丁謂說，那你跟太后求求情，把這孩子的問題給解決了唄。

要知道，當時真宗剛死，太后權力大極了，大臣們都想單獨跟太后匯報。誰要是單獨見太后了，那其他大臣也緊張得很，怕他說自己壞話嘛。咱們前幾集聊過一個觀點，信息就是權力。在這個情況下，能跟太后私聊，就是權力。那太敏感了！當時的大臣要想見太后，都要通過丁謂這一關。但是就王曾這個事情，丁謂催了他好幾次，說你好好跟太后講講你的家庭困難，她老人家不一句話就解決了嗎？王曾每次都說，啊呀我家里這點破事，也沒有多光彩，哪好意思去麻煩太后？終于有一天，丁謂自己都急了，跟王曾說，你自己家的事，怎么還能這么拖延呢？你現在就去跟太后講，我在這等你消息。

你看，丁謂主動把王曾放進去，跟太后單獨見面，居然是出于熱心腸，想著幫王曾解決個家務事。那王曾進去之后，單獨見著了太后，干什么呢？他在太后面前狠狠告了丁謂一狀，勸太后把丁謂拿下。

緊接著，太后和王曾找了個由頭，就是什么丁謂擅自挪動真宗皇帝陵墓，包藏禍心，要滅皇家的風水，這一套，就把丁謂發配到了崖州，做一個司戶參軍的芝麻官。這是一擼就擼到底，一貶就貶到天涯海角啊。

王曾的這個做法，后來還是引起了一些討論的。

《續資治通鑒長編》的作者李燾說，王曾雖然用了點計策，但是畢竟是為了對付丁謂這個奸邪啊，手段黑了一點，但也可以原諒嘛，這事沒什么不對。

再過了幾百年，王夫之在這本《宋論》里面，還在討論這個事。王夫之說，你王曾要是用丁謂那些真正的錯誤，比如支持皇帝東封西祀，大興土木，陷害寇準等等，你拿這些事扳倒丁謂，那是好樣兒的。你現在用個什么挪動真宗陵墓這種莫須有的破事來陷害丁謂，那你還符合君子之道嗎？

你聽聽，說到這兒，咱們可真就糊涂了。這丁謂到底是不是個奸邪啊？他好像也沒干什么啊？王曾這樣的正統士大夫為什么一定要和他死磕到底呢？

哎，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才算真正理解了丁謂這個人的命運悲劇。

丁謂的命運悲劇

丁謂并沒有做什么傷天害理的事兒，但是，當時的正統士大夫還是要想方設法地把他除掉，還要給他安上一個“奸邪”的評價，讓他不得翻身。這是為什么？

其實，扳倒他的王曾就透露過這個秘密。

多年以后，丁謂去世，消息傳來，王曾說了一番話。他說，丁謂這個人啊，他的智力深不可測。他都被貶到海南島了，都可以用計策讓自己回來。他要是不死的話，過幾年，朝廷未必不再啟用他。如果再用他，那真是天下的不幸啊。我這可不是幸災樂禍啊，但是我還是為他這個時候死了感到慶幸。

王曾的話里，提到了一件事：丁謂被貶到海南島，當時天下沒人敢和他打交道，那他用什么計策讓自己回來的呢？

丁謂自己在海南，家人在洛陽，他給家里人寫了一封家書。但是請注意，他不是直接寄回家，而是寄給當時的西京留守，就是洛陽的主管官員，托他轉遞給家人。丁謂囑咐送信的人，說你要等，一直等到西京留守大人和很多官員在一起的時候，你再當眾把這封信給他。那你想，西京留守和丁謂關系再好，現在當著眾人收到這么一封信，他也不敢瞞著朝廷啊。丁謂是犯了錯誤的官員嘛，誰敢藏他的消息？于是就把這封家書交上去了。仁宗皇帝打開信一看，這內容寫的那叫一個深明大義。大致的意思就是，我丁謂不僅做了一些自我批評，還說對國家感恩戴德，還跟家里人說，你們千萬不要怪國家，等等。皇帝一看，感動了，這丁謂不錯啊。別在海南待著了，回大陸吧。這就把丁謂從崖州遷到了雷州。你就看這一套操作，這丁謂是多會揣摩人心。

這個故事以及王曾那段感慨，咱們連起來看，你就明白了：不是因為丁謂有什么錯，而是因為他的智力太高，做事的風格又是無所不用其極，沒有底線，或者說，大家并不知道他的底線在哪里，這樣的人太危險了。所以，才必須扳倒。

這個道理，我們今天的人太好理解了。比如人工智能AI，因為它的能力太強，大大超過人類的理解能力，但是人工智能沒有道德觀念，我們不知道它到底會做出什么來，如果找不到約束人工智能的方法，那對待它最好的方法，當然就是拔插頭。人類冒不起這個險嘛。

劉慈欣在小說《三體》里面提出的“黑暗森林法則”，其實也是類似的。在宇宙里，如果一個文明知道了另外一個文明的存在，不用判斷對方是善意的還是惡意的，技術水平是比自己高還是低，不用考慮這些，二話不說，只要發現，就要用盡一切辦法，消滅對方。道理很簡單，因為宇宙就像一個黑暗森林，你夜里在森林里走，突然聽到某個方向上又響動，你手里又有一把槍，你此時唯一正確的行動，就是朝那個方向開槍。因為你沒有把握那是什么，是善意還是惡意，是同類還是野獸。既然判斷不了，而自己又處于巨大的風險之中，那就只能開槍。

你看，對于能力可能遠高于我們，而又搞不清楚他的意圖和底線的對象，我們只能選擇無分別地除掉它。

這可能就是當時的士大夫們對丁謂的感覺：這個人太聰明了，超越我們太多，但是這個人的價值觀又跟我們不一樣，天啊，這樣的人太危險了。

其實并不是因為丁謂干過多么傷天害理的事兒，而是因為丁謂的道德觀念和當時人不一樣。

有多不一樣呢？舉兩個例子你感受一下：

丁謂剛當上參知政事副宰相的時候，有人過去祝賀。丁謂說，祝賀什么呢，我不過就是皇上扔骰子扔出來的而已。你看，他觀察事情的眼神很冷峻，什么感恩戴德，什么喜出望外，當時人本該有的情緒，他是一概沒有。

還有一次，他問同事，你們覺得漢高祖劉邦，是個什么樣的皇帝啊？同事們說，劉邦布衣出身奪取天下，統一四海，那是英雄啊。丁謂說，有什么英雄的？張良讓他往左就往左，陳平讓他往右他就往右，自己哪有個主見？項羽死了，沒有人跟他搶天下了，那自然天下就是他的了。要我看，劉邦就是個鄉巴佬。

還有一次，丁謂說，歷來什么忠臣孝子，那都是官方寫歷史，給塑造出來的道德模范，不值得信。你看，這是丁謂對歷史的態度。咱們剛才說過，丁謂讀杜甫的詩，能從里面發現唐代的物價，說明他對中國歷史是有相當強大的洞察力的。他就覺得，唐詩里面那些雞零狗碎的生活細節是真的，但是史書里面記載的忠臣孝子，對不起，假的。

這樣的丁謂，如果活在今天，我們也許忍不住贊嘆：多酷的一個人哪！

但是，你丁謂活在宋朝啊，活在里一個儒家禮法和傳統觀念非常強大的社會啊。你的價值觀這么虛浮，讓大家該怎么預期你的行為呢？既然預期不了，你又那么聰明那么強大，大家就只好把你當一個要失控的AI，直接拔了插頭算了。

其實，這也是今天的AI的使命。AI不僅是要變得越來越強，更重要的是，有一個詞叫“超級對齊”（Superalignment），要把人類的價值觀深深地植入給AI，決不能讓那么強大的AI，擁有和我們人類不一樣的價值觀。那太危險了。

過去我們熟悉一句話，叫“能力越大，責任越大”。今天面對丁謂這個例子，我們發現，不是你能力越大，大家就必然放心交付那么大的責任給你，而是你必須同時道德上和我們普通人對齊，在價值觀上向我們普通人靠攏，讓我們對你的行動可以預期。否則，大家就只能齊心合力地把你當成是一個高度不確定、高度風險的因素清除掉了。

讓我們回到丁謂的故事上來吧。今年是公元1021年，丁謂正權傾朝野。但是到了明年，他就被王曾和劉太后聯手發配到崖州了。被貶之后，丁謂又活了十六年。咱們看看這十六年，他是怎么過的。

崖州是今天的海南三亞，那真是天涯海角。他在崖州的官職是司戶參軍，這個官最多從八品，那是個芝麻官。他在那留下了一首詩，寫得很有意思，說“吏人不識中朝禮，麋鹿時時到縣衙。”就是崖州這邊的小公務員，根本不懂得中央朝廷的禮節，縣衙里面經常有麋鹿走進來。就窮鄉僻壤到這個程度。

丁謂到崖州，教當地老百姓做瓦工，然后建了兩個小樓，一個辦公用，一個自己住。每天在樓上焚香讀書，每天寫一首詩。后來丁謂回到大陸，退休以后，就搬到了今天河南的光州。他天天穿著普通老百姓的衣服，在山里面看農民采茶，泯然眾人。丁謂死前半個月，就在佛堂里靜坐念經，不吃飯，衣服穿得整整齊齊，頭腦清楚，交代了后事，自己就走了。這真是一個強大又獨立的生命。死了以后，沒有墓志銘，沒有謚號，最后在歷史里，留下了耐人尋味的“奸邪”二字。

公元1021年就要結束了。最后，我還想和你分享一個消息：就在這一年，在江西臨江軍清江縣，一個叫王安石的嬰兒出生了。他長大之后，要在大宋朝掀起一場軒然大波，對此后的中國歷史產生了絕大的影響。

王安石的生前身后，也和丁謂一樣背上了許多罵名。王安石說過一句話，很有名，叫“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你聽，這像不像是丁謂的精神傳人？是的，在北宋士大夫的心中，丁謂一直是那么一幅奸邪的形象，而只有王安石一個人，堅持說丁謂既是賢者，也是智者。丁謂如果上天有靈，聽到這句評價，應該會心一笑吧。

感謝你的收看，我們下期節目，公元1022年，再見。

參考文獻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2004年。

（元）脫脫等：《宋史》，中華書局，1985年。

（宋）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類編皇朝中興大事記講義》，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宋）丁謂：《丁晉公談錄（外三種）》，中華書局，2012年。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孫猛校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鄧廣銘、張希清，中華書局，2017年。

（宋）王曾：《王文正公筆錄》，張其凡校注，中華書局，2017年。

（宋）岳珂、王铚：《桯史·默記》，黃益元、孔一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宋）王素：《文正王公遺事》，齊魯書社，1997年。

（宋）王君玉：《國老談苑》，中華書局，1985年。

（宋）文瑩：《湘山野錄·續錄·玉壺清話》，中華書局，1984年。

（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中華書局，1983年。

（明）李贄：《藏書》，中華書局，1974年。

（清）王夫之：《宋論》，王嘉川校注，中華書局，2009年。

（日）池澤滋子：《丁謂研究》，巴蜀書社，1998年。

張亦冰：《北宋三司財務行政體制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

王瑞來：《君臣：士大夫政治下的權力場》，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

仝相卿：《北宋墓志碑銘撰寫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

張其凡：《宋代人物論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張玥：《宋代宰輔謚號研究》，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

胡潮暉：《〈兩朝國史〉“是丁謂”問題探析——兼說丁謂形象的演變》，《中國傳記評論》（第四輯），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24年。

裴艾琳：《夷夏一體：丁謂經略夔州與宋初羈縻統治的轉型》，《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2期。

顧宏義：《誰增“權”字：宋仁宗繼位初年丁謂、王曾政爭發覆》，《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