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新聞7月23日消息，應中方邀請，包括法塔赫、哈馬斯在內的巴勒斯坦各派別7月21日-23日在北京舉行了和解對話。23日上午，巴勒斯坦各派別內部和解對話閉幕式在北京舉行。巴勒斯坦各派別代表簽署關于結束分裂、加強巴勒斯坦團結的《北京宣言》。

上述報道稱，這次巴勒斯坦各派北京對話最重要的共識，是致力于所有14個派別的大和解大團結。最核心的成果是明確巴解組織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最突出的亮點就是圍繞加沙戰后治理，組建臨時民族和解政府達成一致。最強烈的呼吁就是要求根據聯合國有關決議實現巴勒斯坦真正的獨立建國。中方向巴勒斯坦各派表示熱烈祝賀，愿意同有關各方加強溝通協調，共同為落實好北京共識繼續作出努力。

“《北京宣言》代表了巴勒斯坦各派的主流意見。”上外中東所名譽所長、中阿改革發展研究中心教授朱威烈23日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專訪時表示，這一步，是巴勒斯坦向獨立建國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巴勒斯坦所有14個派別達成共識前所未有

澎湃新聞：如何評價《北京宣言》的成果和歷史意義？

朱威烈：當前的中國在中東外交上有三條主線：一方面我們推動三大倡議，即安全倡議、發展倡議和文明倡議；同時，我們也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此外，我們也堅持推動“和解潮”。

就巴勒斯坦問題而言，中國也是兩條線在推，一條是推動地區國家間的和解，而另一條就是推動巴勒斯坦國內的和解。此次中國不僅僅召集（法塔赫、哈馬斯）兩派開會，而是（巴勒斯坦國內）14個派別都來了，主要派別的主要官員都到了，其它派別也都到了。因此，這次達成的《北京宣言》，可以視作巴勒斯坦14個派別的一個共識，這一點非常難做到。要知道，在“阿克薩洪水”行動（此輪巴以沖突）之后，斡旋、多邊會議多次舉行，但沒有一次是所有派別都參加的。不論是在多哈還是開羅等的會議上，要么哈馬斯不參加，要么法塔赫不參加。巴勒斯坦內部的這14個派別也從未同時出席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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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從歷史上看，這樣的會議也是第一次。哈馬斯1987年出現、1988年正式成立后到現在。它和法塔赫、巴解組織就談不到一塊去。2004年巴勒斯坦前領導人阿拉法特去世后，2005年阿巴斯接任法塔赫主席，2006年我曾作為國際觀選員到巴勒斯坦去觀察立法委員會的選舉，當時哈馬斯贏了。2007年（雙方）出現矛盾，哈馬斯全面控制加沙地帶，2008年阿巴斯當選了巴勒斯坦國總統。這樣（分治）的情況一直持續到今天，（雙方）沒能談到一起去。今年由穆罕默德·穆斯塔法擔任總理組建的新一屆巴勒斯坦政府，也以技術官僚為主，并沒有包含各個派別，難以形成同一種聲音。

此次在北京的會議大家對兩個決議形成共識了，一個是聯合國大會第181號決議，第二個則是近些年（2016年）的2334號決議，2334號決議的內容包括了聯合國安理會242號決議：以六七年戰爭爆發前的邊界，成立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的巴勒斯坦獨立國家。此次，哈馬斯公開宣布了接受聯合國安理會242號決議。實際上，早在2017年哈馬斯就接受了這一決議，但并沒有公開宣布。這一次，各個派別一起公開達成共識，我覺得意義非常重大。

當前，巴勒斯坦方面各派別到北京來開會是走出了正向的一步。這種重視內部團結的聲音很重要。事實上，現在正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對巴勒斯坦表示同情、支持，包括歐盟國家在內。但是如果巴勒斯坦內部沒有形成共識，獨立建國是缺乏必要條件的。因而這次的《北京宣言》在推動巴勒斯坦內部各派共識方面就尤為重要。

當然，種種問題并不能一蹴而就，將來還可能出現新的難題。但是總體來講，從歷史上我們留下了一個非常好的記錄，《北京宣言》代表了巴勒斯坦各派的主流意見。我覺得，這一步，是向巴勒斯坦獨立建國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澎湃新聞：為什么在當下這個時間節點上，中國和巴勒斯坦14個派別能夠促成這樣一場和談，能夠達成《北京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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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威烈：今年年初，有媒體問我怎么給今年定性，我的基本看法就是，當前正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實際上是東升西降了，即中國崛起，美國與西方正在衰落，亂象叢生。這個變局也包括自然界中的疫病、氣候變化等。問題就是人類社會如何來應對？

在這樣的變化過程當中，全球南方的力量開始顯現出來。不僅中國，全球南方的自主意識、團結協作的意識開始顯現。對于作為階段性質變當中的重大事件，我覺得巴以問題對于大變局的走向，國際秩序能否更加公正，更加合理，全球治理能否日趨完善，恐怕是一個轉折點。

主動作為、主動引領的中國角色

澎湃新聞：除了對巴勒斯坦自身之外，《北京宣言》對于延宕中的巴以沖突會有什么樣的直接影響？

朱威烈：目前巴勒斯坦正走在一條加強內部團結的正確道路上。而在以色列內部，則處于更具極端、激進化的進程中。目前巴以沖突雙方無法達成停火協議，死亡人數還在持續增加，死亡人數超過4萬，受傷的人更多，慘劇還在延續。以色列政府現在不僅走向了巴勒斯坦的對立面，也走向了所有主張和平正義的國家的對立面。

如果巴以雙方都這樣（極端），那我們也做不了工作。但是巴勒斯坦這次明確表示愿意聽取中國意見，這是與以色列很大的不同。而以色列現在仍然想聽美國的意見，遵循美國利益，或者根據它總統選舉的需要，但是不會走向跟巴勒斯坦和解。

澎湃新聞：去年3月，沙特和伊朗在中國斡旋下同意恢復外交關系，如今，中國又推動了巴勒斯坦各個派別間的和解，這兩次舉世矚目的和解進程是否意味著中國在中東地區的角色出現了變化？未來，中國對全球沖突的解決是否還會有更多建設性的貢獻？

朱威烈：從實際上來看，我個人感覺，中國中東外交的“主動作為”是非常清楚的，不是等待而是主動引領。恰是這樣的舉措，受到了各中東國家的歡迎。這種謀求主導權、推動引領的行為是實實在在有利于中東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也有利于中東國家的發展。

中國在全球南方實際上處于引領的角色。恐怕今后在任何地區性的乃至全球性的重大事件中，都會有中國的聲音、中國的態度。近期習近平總書記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提出來要建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全球南方力量的明顯上升是大的趨勢，是歷史性的趨勢，而且是不可抗拒的。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新經濟體都發揮自己的影響，謀求話語權，這成為了當下的歷史潮流。不僅是中東，在其它地區（的問題上），我想中國也會是這樣一個角色，并且獲得很多人、很多國家的支持，即便有些現在不理解這點的，將來也會理解。

（實習生張楚晗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