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在北京，看上海”，“澎湃下午茶/京滬之間”系列研討于2024年5月17日正式啟動。“京滬之間”旨在解析中央政策，探討上海思路。

第一場研討會，我們邀請了歷史學者蕭冬連、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劉云中、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院副教授范世濤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科研部主任南儲鑫四位學者，暢談中國經濟轉型中的上海戰略。

從宏觀大勢到具體問題。第二場研討會聚焦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邀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潘英麗、上海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徐明棋、中央財經大學金融法研究所所長黃震、中國建設銀行金融市場部張濤、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室主任楊盼盼、上海市地方金融監管局政策法規處副處長張建鵬、浦發銀行總行跨境金融部處長吳敏超與臨港集團新片區經濟公司副總經理張俊九位嘉賓。

研討嘉賓達成了三個共識：第一，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上海的條件最好，但僅靠上海是不夠的，需要央地合力；第二，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要提升國際化能級，與國際標準、規則接軌；第三，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步子可以邁得再大一點。

以下為潘英麗演講精要。潘英麗從美國財政貨幣說起，談及其邏輯以及對中國的啟示，進而闡述了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瓶頸與推進思路。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潘英麗認為，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不是上海能搞得定的，需要有一個最高決策層，清除障礙，大家合力去推。 杜靈珂 圖

1994年，我參與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九五”規劃的研究，之后主持上海市政府的“十五”“十一五”關于國際金融中心的重大課題研究。2010年出版三卷本《國際金融中心：歷史經驗與未來中國》，分析了上海與香港的關系。2012年，上海市政府在交通大學設立（國際金融中心）潘英麗工作室。后來民間投資家資助我們研究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和人民幣國際化，2014年也出版了三卷本著作。

今天“澎湃下午茶”的主題叫“新階段”，實際上確實是有新要求。我今天講三個問題：第一個，美國財政弱、貨幣強的底層邏輯以及對中國的啟示。第二個，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戰略需要和現實瓶頸。第三個，推進思路和重要的政策配套。

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不只是上海的事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不只是上海的事兒，沒有中央的重視，光靠上海是建不起來的。實際上它是一個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只不過上海最有條件來建。

我曾在《金融時報》中文網上連載過一些文章。2015年，英國駐滬總領館的經濟領事找到我，討論人民幣國際化。我建議倫敦做人民幣的離岸市場，條件成熟時，可以跟上海對接，推出“滬倫通”。他們接受了這個觀點，并在2017年中英雙邊戰略對話時提出來，中央采納了并讓上海跟倫敦對接。我們把它從戰略層面降到交易所相互掛牌的技術層面。期間，英國還發了用人民幣計價的英國國債，表達了對中國的善意。我們沒領會，沒接橄欖枝。英國后來跟著美國跑得很遠了。

中國經濟現在面臨最大問題是碎片化。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上存在惡性競爭，導致產能過剩。中央政府各大部門也是碎片化的，政策相互打架。中央現在強調宏觀政策取向的一致性。

美國財政弱、貨幣強的底層邏輯以及對中國的啟示

美國最近的情況，給了我們很多啟示。

這張PPT（圖1）是余永定老師7月6日在我們上海交大演講時用的。他給的數據顯示美國對外凈債務是19.77萬億美元，相當于GDP的71%。

圖1：美國國債/GDP  本文圖片均來自潘英麗演講PPT

圖2：美國財政部2010年的預測

圖2是美國財政部2010年的預測。財政收支變化趨勢最大的部分是利息支付。2030年財政赤字會達到8%，2040年到10%。美國面臨比較大的問題是利息負擔。日本零利率、負利率，歐洲也接近零利率、負利率。美國曾降低到0.25%。在這種情況下，債務擴張沒問題，不需要付利息了，鼓勵債務擴張，給老百姓打錢，刺激消費。

關鍵問題是全球投資者還會不會來買你的國債，這是未來比較大的風險。跟美國不怎么對付的這些國家，肯定不會再大規模持有美國國債了，甚至要拋售。

全球機構投資者實際上更多去了股票市場。近年來海外證券投資中債券占比已從48%下降到25%。上市公司在利率低的時候也回購股票。美股主要靠7巨頭支撐。16個公司的市值占到標普500市值44%，貢獻了股市增值77%。少量具有國際壟斷地位的科技領先企業支撐著美股市場。

美元體系、高科技全球壟斷企業和在岸的股市，成為三位一體的相互支撐系統。

美元體系的一個重要支柱——石油美元計價，與沙特的50年合約到期了，沙特現在也沒有續簽，懸而未決。石油交易的美元計價是非常重要的，是美元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機制。當美國大規模供給美元時，石油會漲價，這就要求所有石油進口國大量囤美元，創造了美元的需求。這個機制的核心是美元計價。目前這個支柱有點不穩當。

現在美國形成了美國股市增值機制。美國向全球注入大量美元，全球投資者拿來投資美股，美國股票增值，通過財富效應拉動國內消費。美國成年人61%參與股市，中產階級80%以上參與股市。股票增值首先刺激家庭消費。

上市公司股價暴漲。英偉達一年半時間漲了十多倍。上市公司隨便減持一點，就可以去海外抄底掃貨，或者大規模投入研發。這說明，印鈔帶來的股市上漲，對高科技企業可以提供支持。有投資者說高科技就是個燒錢的事兒，持續燒錢總會有成果。美國不差錢，所以會不斷燒下去。這是股市增值機制對高科技的支撐。高科技拉動股市，拉動更多美元參與市場。全球投資者愿意持有美元，因為可參與美國市場。     

原先中國的獨角獸大部分都是美國風險資本投資，首輪、第二輪大部分是他們投資。投完了以后，這些企業去美國上市。在它的法律體系下，在它的市場，退出就很便利。美國風投培養中國獨角獸，中國獨角獸借助中國大市場做起來，最后去美國上市。在發現和培育優秀企業這個方面是我們跟美國競爭的薄弱環節。

從國際經驗看，教訓是很大的。比如臺積電是臺灣的企業，但其大部分股份已被歐美大資本持有。韓國大企業很有影響，也不是本土控股。本國老百姓“卷”幾個大企業的崗位，年輕人“卷”得不結婚不生子，生育率快要跌破0.7%了。韓國政府最近已把低生育率看作國家需要重點應對的緊迫問題提出來。

現在美國的股市占到全球60%的份額。投美國股市有錢賺，國際投資者都奔美國去。他們在中國都虧錢，不跟你玩了。可見，美國股市增值機制成為美元體系的重要支柱了。美國搶奪他國優秀企業，搶不了就搞死。包括做空中國市場，做空中國股市，做空人民幣。這些都是美元霸權保衛戰的核心內容。

中國科技領域的崛起，對美國具有釜底抽薪的沖擊，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性質。對中美科技戰，我們不要有什么幻想，美國不會手下留情。日本就有這樣的案例。1985年美國與日本開打芯片戰。當時存儲芯片市場份額日本占80%，美國開征100%的關稅，日本份額降至5%。芯片全球前10企業，之前日本有6家，現在一家都沒了，美國有6家。

另外從美國的家庭財富數據看，也能發現一些對中國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人民幣國際化有意義的啟示。

這是我早年看到的一篇美國論文（Edward N. Wolff, Deconstructing Household Wealth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3-2013, 2016.9），當時還沒正式發表，掛在美國經濟研究局網頁上，作者是紐約大學教授，美國研究財富的權威學者。1983年到2013年財富的中位數是6.38萬美元，平均數是51.9萬。中位數是披露真相的，表明美國50%的家庭財富低于6.38萬美元，平均數是掩蓋真相的，可能95%家庭是被平均的。

研究到1983年到2013年年平均資產收益率，總資產是2.27%，凈資產是3.1%。相當于每個家庭年平均有3.1萬的財富增值。假如GDP增長也按3%來計算，家庭的收入增加是2490元。富裕國家的財富增值可以是收入增值的10余倍。財富的保值增值要遠遠超過GDP增長的重要性。最典型案例是挪威。2023挪威主權財富基金盈利2130億美元，等于挪威人均3.955萬，相當于其人均8.8萬GDP的45%。但當年GDP增長率只有0.5%。

對富裕國家來講，本土經濟幾乎沒有增量了，所以一定要考慮通過全球投資保持存量財富的增值。這就是美元為什么受歡迎。持有美股能增值，這就產生示范效應。更多民間資本，主權財富基金，盯美國市場，介入美國市場。美元對富人富國值錢，因為持有美元可全球投資獲取收益。

人民幣對窮人和窮國值錢，持有人民幣可以到中國買廉價商品。IMF有一個估算，以購買力平價計，1美元=3.8元人民幣，人民幣購買力還是挺強的。問題是我們給發展中國家貸款并輸出我們的制造業產能，需要讓他們實現可持續發展，否則他們的欠款是還不上的。這需要解決我們內需不足問題。只有讓這些國家的制成品返銷中國，才有可能讓他們賺取人民幣外匯收入，用于給我們還本付息。我們原先是對美歐的雙邊貿易，現在是繞道第三國再銷往美歐，這個模式也是不可持續的。

我們再看美元跟黃金脫鉤后的走勢。匯率短期內是自由浮動，但是長期走勢政府是要干預的。美元匯率的長期走勢實際上是政府干預的結果。第一種方式是多邊框架的聯合干預。1985年美元匯率見頂后下行。這是五國“廣場協議”達成聯合干預的結果。1987年還有“盧浮宮協議”，在美元跌得太猛后達成穩定美元的協議。第二種是雙邊干預，美日貿易戰。1980年代芯片戰、1990年代初的汽車戰。美國財政部以匯率操縱國的罪名打壓貿易對手。

圖3 美元增值的超常規做法是離岸局部戰爭的催化。

第三種是超常規手段，即離岸局部戰爭的催化。圖3第一條豎線是海灣戰爭，沒打幾個月就贏了。第二條豎線是1999年3月份發動的科索沃戰爭。歐元1998年誕生，科索沃戰爭開打之前是1.2元美金換1歐元；打完了以后，歐元跌到82美分，歐元被打下去了，美元又進一步堅挺。2022年是俄烏沖突。

圖4 美元指數與美元作為外匯儲備的走勢比較

美元體系具有三大支柱，一是石油美元計價。第二個是美國的海外軍事存在。美國軍事基地所在國。都是美國的安保同盟國，這些國家政策大都需要跟著美國的要求轉。因此大都采取盯美元的匯率制度，成為美元區。

本世紀以來，中國成為美元的第三大支柱。圖4很有意思。紅色的是美元指數，藍色的是央行外匯儲備當中的美元比重。1990代美元匯率80-82點樣時，美元儲備占比46%左右。本世紀美元指數最低是2008年，70點。2011年是72點。但是美元儲備占比一直在62%左右。主要是中國大量持有，2006年中國外匯儲備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一。我們這段時間持有的外匯儲備占全球34%，如果70%是美元，算下來占全球20多個百分點。

俄烏沖突中，美歐凍結俄羅斯美元資產，將美元武器化。這使不少國家想與美國脫鉤。中國想也想與美元脫鉤，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美國剛提出來“供應鏈安全評價體系”，從安全角度跟與中國切割。美國想與中國產業鏈脫鉤，中國想與美國貨幣脫鉤。

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戰略需要和現實瓶頸

這種情況下，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有兩個戰略需要。

第一，適應美元武器化和人民幣國際化的客觀要求。國際金融中心有兩種模式，一種離岸模式。本國是小國，做美元或者歐元的金融中心，用國際貨幣，作為本地交易的重要貨幣。大國貨幣想要成為國際貨幣，金融中心一定是在岸型的國際金融中心。

1990年代上海就討論建離岸金融中心，我從不參與。離岸只是給資本提供套利機會。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一定程度上與泰國曼谷搞離岸金融中心有關。人民幣想要成為國際貨幣，金融中心一定是在岸型的。在岸國際金融中心的業務特點是70%為國內服務。20%是為資本流入和資本流出服務。買方和買方或供求雙方都在外的在岸業務只占10%左右。

我之前一直堅持，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需要先把服務本土的金融中心做好。假如底下基礎不扎實，你要國際化，就是套利，不可能穩定發展。金融市場基礎功能打扎實了，國際化就水到渠成。

所以上海每五年有一個規劃，有一個很有智慧的建設目標，即“2020年基本建成與人民幣國際化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

最近中央提出要建設金融強國，我們建國際金融中心有兩個戰略意義：一適應美元武器化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的客觀要求。美元武器化背景下，中國與東盟和其他“一帶一路”國家有更多貿易和投資。我曾建議，我們對外投資不要跑太遠，鞭長莫及，風險會很大。東盟等亞洲發展中國家中國影響力大，會更安全一些。

人民幣國際化可能是相對獨立的國際支付、結算和儲備體系。人民幣與美元、歐元等國際貨幣的匯率可以是更寬幅度浮動的目標區，與亞洲產業鏈整合在一些的國家的匯率關系要相對穩定，這樣更有利于國家間實體經貿關系的穩定發展。

圖5 2000年G-7人口占比11.4%，消費占比66.77%；2019人口占比10%，消費占比49%， 減了18%；未來20年很可能還會減18%。

我認為，亞洲出口導向美歐的成功發展模式已經走到頭了（圖5）。2000年，G-7國家的人口占11.4%，消費占66.77%，GDP占全球比例是65.5%左右。到了2019年，人口減到10%，消費減到45%，生產是減到45%。在過去的20年當中，G-7國家的產出減了20個百分點，消費減了18個百分點。未來20年很可再減18個百分點。亞洲現在的人口占55%左右，整個歐美未來的人口大概是12%。這些國家服務消費超過65%，1/3物質產品消費。本國生產的產品中會滿足本國需求。亞洲這么大的人口規模，生產的擴張不可能靠美歐去消化吧。我們現在繞道越南或墨西哥再賣到美國去。美國有點事，越南經濟馬上大起大落，或者匯率崩，或者經濟下跌。

我今年1月份在新加坡的論壇上講，亞洲出口導向型已經走到頭了。未來我們的選擇應該是亞洲內部產業鏈和市場融合發展。在融合過程中，中國國內市場對地區經濟起到引領作用。我們培育亞洲地區的基礎設施。制造業轉移并銷往歐美，空間不大，積累美元也有風險。因此亞洲內需導向的產業鏈重構和融合發展成為客觀要求。建設本地區域化貨幣體系，有戰略需求和歷史必然性。人民幣是首選。之前我們要選擇SDR替代美元。這不太可能，因為沒有實體經濟提供支持。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第二個戰略需要是通過大國博弈的外部壓力來促進內部的體制機制變革。

圖6 中國的逆向“荷蘭病”

我們看圖6。荷蘭病是宏觀經濟學中的一個概念。指荷蘭上世紀1960年代發現大油田，出口石油賺到很多國際購買力，能在國際市場上買到的東西，都從外部購買。國內資源更多流入非貿易產業，導致制造業的空心化。美國也是荷蘭病，美元作為國際購買力，印起來太容易，國際市場能買的也是買買買，導致本土制造業空心化。中國正好相反，我稱為逆向荷蘭病。我們大量資源投到貿易產業。貿易產業是大宗商品和制成品生產。我們是大宗商品進口國。因此這里的貿易產業就是制造業，目前制造業以及與其配套的基礎設施投的太多，造成了嚴重過剩。

中國目前方便投資的領域都已過剩。我們的保險業麻煩也會很大。我之前寫過養老金融的內部報告。指出保險資金過往投資很多房地產、基礎設施這樣的重資產，穿透看，不少是爛資產。國家壟斷的基礎設施已經開始漲價了。基礎設施也老齡化的，原來使用效率不高，不賺錢，后面卻要新的投入去更新。固定收益債券的收益率長期看也是下降的。跟日本和歐洲的趨勢類似。泰康保險做得很好，養老保險投資養老院，醫療保險投資醫院。將虛的金融跟實的產業相結合形成閉環，這是可持續發展模式。

我有一個內循環分析框架，由家庭、企業和金融中介三部門和勞動市場、消費市場和資本市場構成。

核心市場是勞動市場，優秀的企業應該創造就業，增加家庭工作收入。家庭完成人力資本積累，適應產業發展。現在出現了技術快速替代勞動的偏差，政府需要糾偏。我們的調研發現光伏制造業機器對勞動的替代已達95%，一個原先2萬多人企業產能擴張十多倍，工人還剩1000人。上海、昆山的臺資企業技術對勞動替代也達2/3了。重裝備制造業技術迭代太快，兩三年前投的設備現在已經過時。造成巨大沉沒成本。

第二個是消費市場，優秀企業應該市場導向，供給適應家庭的消費需求。家庭消費需求升級引領產業發展，這樣才能循環起來。

最重要的是第三個資本市場循環。家庭收入減去消費后的剩余是儲蓄。在社會復雜分工下家庭失去了投資能力，只能委托金融機構去投資。這里體制機制方面存在扭曲，家庭應該是委托人，但現在家庭投資者被當作“韭菜”來收割。金融中介的基本功能應該是發現和培育優秀企業。但我們的銀行有三大偏好：國有制偏好；有抵押的重資產偏好和大項目偏好。我們更多支持了重復建設和行業內惡性競爭，所有企業都沒得錢賺。這種追求規模擴張的發展模式是上世紀50年代趕超戰略的延續。地方政府追求GDP增長，招商引資地方政府首要任務。

產能過度擴張，企業很難盈利。國際投資者來投資我們的股票也都虧錢。這種場合國際金融中心很難做起來。

中國的社會心態容不得民營企業賺錢。比如教育培訓、游戲產業都受到打壓。國家發展經濟的理念與上世紀50年代沒有變化，還是“節約每一個銅板用于社會主義建設”，體制機制都是生產擴張型的。

改革這種體制要以內部消費市場的開發和資本市場的有效性為直接目標。暢通內循環要求建成以人為本的經濟體制。企業強、金融強、國家才強。好企業應該具有創造就業、產出與最終消費需求相匹配，并且具有強大的盈利能力。這種企業發行的金融資產（貸款、債券和股票）才是優質資產。才能讓家庭通過金融投資分離優秀企業的成長成果，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如果國際投資者投資中國股票都虧錢，誰還會樂意持有人民幣呢？

再來談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瓶頸與難處。

我這里提出了人民幣區域使用的兩個閉環。第一個是我們放人民幣貸款給東盟或一帶一路國家，積累人民幣債權。借款國用人民幣來購買中國的制成品，形成中國產能的輸出。關鍵問題是他們的制成品能否返銷到中國來。如果有返銷，他們才能夠賺到人民幣外匯，用來給中國債權人還本付息。這個循環要求釋放中國內部市場需求，對東盟國家形成拉動作用。

第二個閉環涉及我們的股票市場。我國股市的資本配置效率很低。信息披露的欺詐和大股東侵權等問題沒有得到有效監管和控制，再加上大部分企業都屬于產能過剩的重資產行業，即使是新創板，先行上市的企業可以是行業領先者，但行業內企業和產能的快速擴張，也讓領先企業很難盈利。培育高科技企業需要耐心資本。但耐心資本是要有回報和退出機制的。耐心資本不是去燒錢而是需要去發現和培育優秀企業。優秀企業的成長則需要好的生態環境。反壟斷是需要的，但也需要有效保護專利，避免行業無序競爭。

中國資本市場培育優秀企業，促進財富或價值創造的功能被扭曲為財富轉移功能。企業強、金融才強。現狀是2020年世界500強中我國有38家制造業企業，但是他們的全部利潤總和只有494.8億美元，抵不上蘋果一家的552.6億美元。股市只有培育眾多優秀的盈利企業，投資者才會持有你的股票，這樣的市場對外開放才有助于你的貨幣成為國際貨幣。你的市場所在地才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亞洲地區在岸與離岸的基礎商品和優質資產如果以人民幣計價，就可以建成亞洲的人民幣儲備資產池，但是中國目前無法提供人民幣計價的安全資產和增值資產。中國需要大規模發行國債，供國內和國際投資者持有。但是中央政府未能充分認識國債作為基礎性金融市的屬性以及逆周期穩定和代際穩定的功能。目前，人民幣國際化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還缺乏國債市場基礎。財政量入為出的傳統理念會導致財政政策的順周期性，當稅收收入多，政府就多花，稅收收入少我們就不花。因此轉變觀念很重要，否則經濟下行可能會陷入不斷收縮的循環。

總結國際經驗，國際貨幣發行國扮演著全球銀行角色。美國相當于一種全球銀行。政府經營負債，以國債吸收低成本資金，跨國企業和金融機構經營資產業務，從全球投資中獲得高的收益。美元體系的軟肋是資產業務跟負債業務是不相干的。跨國企業全球投資賺的錢不給政府納稅，政府就承擔不起債務的還本付息，銀行最后會倒掉。我們國家的優點是混合經濟，國家擁有國企，國有資本和民間資本可以形成混合所有制。政府不僅可獲得稅收，還可獲得股息。未來這家地區或全球銀行的資產和負債業務并非割裂的。我們的問題上政府不愿意承擔負債業務，不愿意以國家信用低成本發債，而我們企業沒有能力國際化經營。目前中國海外凈資產有2萬億美元左右，但我們幾乎每年都在虧損，平均虧損3%左右。

推進路徑與重要的政策配套

怎么來推進？談幾點看法：

首先需要建立一個國家最高決策機構，不必是單獨的機構也可以在中央金融委下設一涉外金融部門，來統籌人民幣國際化、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然后各相關部門來協同推進。

其次，需要強化區域貨幣金融合作，地域上深耕東南亞市場。這里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地區，政局相對穩定。海外人民幣債權的投放要避免過度激進，在地域和規模上要適當控制。在經濟合作框架內要引入金融貨幣合作條款。促進銀行和支付企業在東南亞地區設立分支機構，為企業走出去提供更多金融和信息服務。

再次，在匯率安排上，應鼓勵中國的戰略伙伴國家采取盯SDR等籃子貨幣，并逐步加大人民幣的權重。區域內融合發展的國家采取自由浮動匯率不利于實體經濟的穩定發展，并且需要支付更多外匯管理成本。人民幣匯率政策總估上就以穩中有升的強勢貨幣政策為主，可以降低進口成本，促進內需和國內資產的國際吸引力。

第三，需要強化中資企業的行業協調能力。我們現在的行業協會職能相對薄弱，未來在避免內部無序競爭和對外貿易投資關系協調方面要發揮更大作用。另外也需要加強行業研究與東道國投資環境研究，做好企業走出去的好幫手。目前一些稀缺礦產出口國將礦產國有化，并形成同類礦產出口國的卡特爾組織。提高其賣方的定價權。中國需要形成一致對外的行業行為準則，提高作為全球最大買家的買方話語權，形成買賣雙方協商定價模式以維護國家利益。

第四，需要培育香港和新加坡的人民幣離岸市場，并與上海對接促進人民幣在三地市場更有效的流轉。香港股市可能設立一個人民幣計價的新版。港幣聯系匯率制，香港就成了美元區。香港股市有了人民幣板塊，吸引更多以中國為出口目的地的新興市場國家優秀上市公司，在他們依托中國市場成長的同時也可讓更多中國和亞洲投資者分享他們的成長成果。中央政府也可在新加坡發行一些人民幣國債，促進其人民幣計價的金融市場發育和人民幣產品的創新。新加坡駐滬總經濟領事多次找我，探討有沒有可能開設“滬新通”，我想以人民幣為載體聯通應該是鼓勵的。。

另外，奠定在岸市場培育優秀企業的制度基礎，需要避免過多的行政干預，并強化對上市公司的法律約束。建議國家高級法院授權上海金融法院加強對上市公司的司執法權力。包括集體訴訟制度的有效推行。

最后，商業銀行需要加快轉型。目前非金融部門的負債已近300萬億，杠桿不可能持續上升。因此，銀行傳統存貸款業務增量空間很小，還有不少不良資產需要消化。可有三個轉型方向，一是追隨企業走出去，提供相應的金融服務。二是探索總行專業服務部門分立為獨立子公司的可能性，開發相對獨立的生產者服務項目，如數據分析、技術服務和匯率風險管理等等。三是開展非銀行無風險業務，“堤內損失堤外補”。國有大行左手有6-7億的零售客戶，右手有上千萬企業，銀行完全可以在供給和家庭需求之間做好中介服務。特別是消費服務業的供給和需求，因為缺乏消費前質檢的可能性，金融機構可通過對服務企業細致考察后提供信用背書，掛在銀行網上接受消費預約。而相應的預付款（如各種消費預付卡）資金流量等都可由銀行監督。只要是真正優秀的企業銀行很容易幫助他們做大做強。

我講的東西比較寬，但這些都是基礎性和系統性的問題，需要理順后由中央決策層協調各部門合力推進。

（陳奕霓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