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5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系榮休教授巴瑞·布贊（Barry Buzan）到訪全球化智庫（CCG）北京總部發表演講，隨后與CCG理事長王輝耀博士圍繞如何提高全球治理的有效性，怎樣讓全球化向更加包容平等、互利共贏、合作團結、可持續的方向發展等議題進行對話交流。對話全文如下：

面對現實主義的自證預言需要保持警覺

CCG理事長王輝耀：感謝巴瑞教授的精彩演講和開幕致辭。同時，我也非常高興來自吉林大學的劉德斌院長、阿登納基金會的駐華代表以及昆山杜克大學前常務副校長丹尼斯·西蒙（Denis Simon）一起出席了本次會議。此外，今天下午還有眾多智庫研究員和媒體朋友們齊聚現場。我們將會把本次對話的視頻在線上發布，以便更多的人能夠觀看。

巴瑞，你研究的這個話題其實非常好。今天的主題是全球化的前景，我們也都知道全球化已經進入了“快車道”。你剛剛提到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70 年代亞洲經濟的騰飛，隨后中國也飛速發展，但我們現在看到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升級，大國競爭也越發激烈。大約兩個月前，我在這里與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交談時，他也在思考我們如何才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約瑟夫·奈（Joseph Nye）也告訴我，我們可能正處于中美關系的最低谷期。希望我們能擺脫這種狀況。也許再過 10 年到15 年，我們就能達到新的平衡。但現在，我們依然處于競爭階段。正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所言，中美兩國將長期處于競爭狀態。但我同意你的觀點，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轉變的過程中，可能是由純粹的市場經濟向更具動態性、更復雜的戰爭狀態轉變。例如，對人類安全的重視降低，對國家安全的討論增多。此外，經濟全球化也不再受到重視。這些變化給我們所有人都帶來了巨大的危險。我看到，你非常清楚地指出了我們面臨的挑戰以及我們所忽視的重點。實際上，我們并沒有足夠關注人類安全，特別是氣候、環境以及人類共同面臨的威脅。在你的演講中，你強調了當前全球化過程從經濟層面到環境層面的轉變，這成為當前全球化的決定性方面。那么，作為國際關系領域的長期研究者，你強調了社會方法，你認為這種轉變對理論的廣泛和具體影響是什么？這種轉變的下一個重大結果是什么？你可以對此進行更詳細的闡述。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系榮休教授巴瑞·布贊：我完全同意世界政治的語言已經轉變為地緣政治的語言，在我看來，這是第二次冷戰的一個指標。當人們開始使用地緣政治的語言交談時，就意味著已經處于冷戰狀態了。但是，當你使用“被困在競爭中”這樣的短語時，這讓我感到警覺。我并不認同現實主義對競爭的看法，因為現實主義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越多的人相信現實主義者所說的話，他們所說的話就越真實，因為他們認為沖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相信沖突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它就真的會變得不可避免，因為你和其他人都這樣認為，他們的行為也會朝這個方向發展。因此，我認為，當聽到現實主義者提出這樣的論點，說沖突不可避免，我們被困在這種局面中沒有出路可走時，我們必須抱有極大的懷疑態度。出路總是有的，前提只是需要一種不同的政治方式和不同的思維模式。現實主義者也許在大多數時候是對的，但他們在原則上并不正確。通過他們的論證方式，他們關閉了任何其他可能性的大門。所以，如果你相信現實主義者，那就沒什么好討論的了。情況只會越來越糟，沖突也會越來越多，而氣候變化也會加劇這些沖突。它會使人們更加分裂，增加他們相互恐懼、相互猜疑的理由，并在這些權力游戲中相互博弈。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采取現實主義的觀點。這在某些方面是一種非常簡單、甚至相當舒適的觀點，但它恰恰是錯誤的。所以我會從這個立場出發，我需要明確這一點。現實主義的立場在當前歷史階段占據了重要位置，因為正如我提到的，自由主義正處于一定程度的危機中。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里，自由主義一直是現實主義的主要對立面。因此，自由主義的衰退對我們這些希望以積極方式促進全球化的人來說是一種負擔。這意味著作為人類，當我們面對共同問題時，應該像一個整體一樣思考和行動。而自由主義一直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工具，但自由主義現在正處于某種混亂之中。所以，關于氣候變化，我想強調的是，這可能是一個可以建立共識的領域。氣候變化是一個新的因素，它把我們所有人都置于同一條船上。沒有人能單獨解決這個問題，但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們都將面臨其帶來的后果。因此，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集體行動問題，這并不要求你要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你只需要認識到，你和其他人處在同一條船上，而且這條船正面臨沉默的危險，必須要采取行動加以解決。所以，在我看來，如果我們要尋找政治行動的空間，那就是在氣候變化的作用下進行的政治互動。雖然氣候變化不能說是好消息，但至少在那里存在一些良好的政治潛力。現在你問我接下來會怎樣，老實說，我只能說“我不知道”，因為氣候科學家也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因此，我有一種非常奇怪的樂觀看法，那就是我們實際上需要的是氣候變化持續惡化，我強調的是持續惡化，因為另一種可能性是氣候變化突然惡化。如果突然惡化，我們可能會束手無策。所以，如果氣候發生階梯式變化，變成極端高溫狀態或類似的情況，這是可能的，但無法以任何一種確定的方式進行預測。所以，我們不知道。如果我們幸運的話，情況會逐漸惡化，這將迫使我們采取越來越多的集體行動。這是我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展望。CCG理事長王輝耀：謝謝你，巴瑞。你說得非常好，我完全同意。有些人確實認為競爭是主題，過分強調競爭，忽視了合作。而且，美國將中國視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歐盟宣稱中國是“系統性對手”。如果情況真是如此，正如你所說，這可能會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中國真的會成為競爭對手，這對世界來說確實不是一件好事。因此，我認為，正如你所說，世界可能已經進入了第二次冷戰。我們剛剛結束了一次全球性的病毒戰爭，即新冠疫情。大約有2000萬人在這場全球病毒戰爭中失去了生命。我們并沒有真正從中汲取教訓，也沒有進行有效的合作。因此我完全同意你所說的，氣候威脅可能是將人們凝聚在一起的關鍵。我們需要建立一種新的氣候全球化，通過找到共同點來促進合作，這可能是最容易將人類團結在一起的事件。我們過于關注國家安全的問題，這推動了軍事預算增加，加劇了相互之間的緊張局勢，我們將兌現自我實現的預言，即各國注定處于競爭、對抗和沖突之中。這是我們希望避免的。

眾多強大因素推動下，人工智能發展將帶來多重社會和政治影響

CCG理事長王輝耀：那么，我接下來想請教你的是，除了氣候變化之外，人工智能的情況如何？人工智能充滿了不確定性，這是個全新的事物。目前，美國和中國都在積極推進人工智能的發展。幾周前，CCG與德國駐華大使館、法國駐華大使館聯合舉辦了主題為“中國和歐洲視角下的人工智能（AI）監管和治理”的研討會。幾天前，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傅聰大使提出了各國應共同合作以利用人工智能但避免其風險的建議，包括美國在內的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了這一建議。因此，除了氣候問題是能將我們團結在一起的因素，人工智能這一全新領域是否也可以？如果人類不加以謹慎，未來人類可能會成為人工智能的奴隸，或者如果自動化決策被納入人工智能中，人類可能會受到嚴重威脅。那么，你怎么看待這一新領域？是否會出現我們未曾意識到的人工智能全球化的現象？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系榮休教授巴瑞·布贊：好問題。我不確定這樣表達是否恰當，就競爭與合作而言，我認為，競爭可能是有效的。如果能夠安排大國之間相互競爭以促進可持續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這可能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方法，或許比達成合作協議更有效。但我不太確定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哪些具體條件。在我看來，中國是一個奇怪的案例。中國國內的環保政策是相當具有進步性的，例如大量使用核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中國國內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做法是正確的。然而，中國的國內政策與其國際政策之間似乎缺乏聯系。在國際事務中，中國在合作方面往往是阻撓多于幫助。中國傾向于支持第三世界國家，認為問題的根源基本上都在于西方，西方應為此買單，而中國自己則不關心，任由問題惡化。因此，競爭可能是一種更可行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也許這種方式會更容易實施。新冠疫情的例子也很有趣，我認為它值得關注，因為它展示了集體行動問題以及我們如何應對這一挑戰。在我看來，情況是復雜的。在某些方面，新冠疫情推動了經濟民族主義的傾向，主要由于供應鏈問題和疫苗、防護裝備的囤積等問題。這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反應不佳和競爭。但實際上我們也進行了很多合作，特別是在科學界。雖然合作并不完美，但也很重要。例如，從歷史角度來看，這次大流行病中疫苗推廣的速度相當驚人。一年左右的時間里，有效疫苗得以研發并開始大規模生產，實在令人驚嘆。因此，科學合作雖然并不完美，但也在應對疫情時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總之，新冠疫情展現了一個復雜的圖景，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關于人工智能的我有幾點看法。首先，我堅信人工智能將會迅速普及，而且這一發展趨勢不可阻擋，因為有眾多強大的因素在推動其發展。各國軍隊都對人工智能非常重視，因為他們知道一旦在這一領域落后，就會失去戰略優勢，這是一個普遍存在的情況。軍事機構必須保持技術領先地位。企業則急于投資人工智能，因為他們認為這將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科學家們也非常熱衷，因為人工智能不僅可以帶來職業發展機會，還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獎等各種榮譽。公眾也對人工智能越來越感興趣，盡管人工智能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但當人們首次體驗到 ChatGPT等技術時，通常會感到驚嘆。因此，人工智能被多數人視為一種極具變革性的技術，激發了廣泛的熱情。因此，有很多因素都在推動人工智能的發展，很難想象它會被阻止。和大多數事物一樣，它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好的一面是，它可能會幫助我們解決氣候變化問題，因為它大大提高了人們的分析能力。你已經可以在疫苗問題上看到這一點，將人工智能應用于尋找新藥物和新化學物質，確實大幅度提高了科學認識的搜索能力。因此，人工智能可能是我們解決氣候變化問題所必需的工具之一，因為它將幫助我們更好地分析能做和不能做、應該做和不應該做的事情。人工智能將不可避免地成為第二次冷戰軍事化進程的一部分。你不需要是任何方面的專家，只需閱讀相關文獻即可了解這一點。例如閱讀《經濟學人》中的軍事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趨勢的發展，而且它發展得非常迅速和強勁。這確實是消極的一面，但我認為我們對此無能為力，推動這一切的力量實在太強大了。另一個我認為值得一提的元素是，人工智能將極大地增強監控社會。現在，我們都生活在監控社會中，只是不同地方的監控方式有所不同。在中國，主要是政府負責監控。在西方，主要由企業進行監控，但西方政府可以隨時從企業那里獲取他們想要的信息。因此，雖然監控系統有所不同，但從某種意義上說，無論你在哪里，無論你是誰，你的一切都會被知曉和追蹤。這將產生各種各樣的社會和政治影響，這和我們目前討論的問題相比，是一個更大的話題。這將如何以及是否會影響氣候變化問題是一個有趣的話題，如果每個人的行為原則上都是公開的，那么這可能會成為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一個有利因素。公共行為可以被改變、控制或操縱，以服務于可持續發展的目標。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我不完全確定它具體如何發展，但在我看來，這將是人工智能發揮重要作用的一個非常可能的領域。CCG理事長王輝耀：非常好。感謝巴瑞。你提到了一些很好的觀點。我也認為合作應該以更具建設性的方式進行，這同樣有利于競爭。舉例來說，全球基礎設施存在巨大的缺口，中國意識到了這一點，并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使全球南方國家切實受益。中國已在發展中國家投資了約3000個項目，投資總額達1萬億美元。美國則提出了“重建美好世界”這一美國式的基礎設施項目，歐盟提出了“全球門戶”計劃，印度提出了“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計劃。正是因為中國這樣做了，各國才意識到基礎設施方面存在巨大缺口，于是紛紛提出了各自的計劃。但關鍵在于這些計劃能否實現協作？我們有世界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洲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歐洲開發銀行。但他們真的能夠合作嗎？我們能否開展奧林匹克式的合作？你還談到了環境問題。我們現在面臨著環境挑戰，在十到十五年前，北京的空氣污染相當嚴重，霧霾彌漫。很多外國人曾經和我說：“這里的污染太嚴重了，我們不愿意來北京。”美國大使館開始在北京的大使館屋頂監測PM2.5數值，并每日發布數據。起初中國人很不高興，但后來我們接受了這一點，并且下定決心要改變。十年前，北京的污染主要來源于柴油和汽油驅動的汽車，但現在，北京有一半的汽車是電動汽車，中國也成為了電動汽車、太陽能電池板和電池領域的佼佼者，北京的空氣質量也得到了顯著改善。這也是通過競爭實現的另一項成果。我們也一直面臨各種關稅問題。美國宣布將對中國電動汽車的關稅提升至100%，歐盟則宣布將對中國電動汽車征收20%至38%的關稅，這些都阻礙了我們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努力。根據國際能源署的數據，我們可能需要至少800吉瓦的新綠色能源來應對氣候變化。但我們現在只能生產四分之一。世界需要每年投資4.5萬億美元用于綠色支出，而目前世界僅投資了1.8萬億美元，遠遠不足。有時，政治因素也會阻礙氣候變化的解決進程。即使我們希望達成奧林匹克式的合作，從政治上來講我們也面臨諸多挑戰。

中國自由出口其新能源產品是推動綠色發展的有效方法

CCG理事長王輝耀：那么，你認為我們如何才能解決當前的困境呢？20年前，中國被指責沒有在氣候問題上采取行動。現在，當中國已經向前邁出了一大步，地位得到了飛速提升，但卻被指責“做得太多了”“供過于求或產能過剩了”。這確實是一個兩難的境地。我們如何才能解決這個問題？或者，中國應如何向世界解釋，即使在氣候意識增強的情況下，我們也必須共同合作？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系榮休教授巴瑞·布贊：關于“一帶一路”倡議及與其類似的計劃，這涉及全球金融基礎設施和發展相關的問題，并不是我非常了解的領域。因此，我將把這個問題拋回給你：這些組織在多大程度上致力于可持續發展？對于我來說，當我考慮這些問題時，我總是尋找政治行動的空間。我們應該思考，我們還能做些什么？我們在哪些方面仍有實質性的選擇來影響事物的發展？如果這些機構不完全致力于可持續發展，我們需要施加壓力，推動它們朝著這個方向發展。我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也許你可以提供一些見解。關于北京空氣質量的案例研究。我親身體驗到了這種變化的好處。我記得北京曾經的霧霾天。我于1946年出生在倫敦，當時倫敦的霧霾問題非常嚴重，這對我家人的生活產生了巨大影響。醫生告訴我的父母，如果我們不搬家，他們會失去我這個兒子。作為好父母，他們搬家了，我后來的生活軌跡也因此改變。所以空氣質量對我個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來過北京很多次，能夠親身感受到這種變化。現在的藍天在以前的北京是很難看到的，能看到隔壁的建筑物都算幸運。所以，這確實是一個巨大的變化，我完全同意這一點。雖然這可能聽起來像經濟學家說的話，但我也同意，其實最好的方法是讓中國自由出口其綠色新能源產品，無論其他政府是否認為這是不公平的補貼貿易，因為中國公司獲得了各種低息貸款等支持，其他國家的公司因為沒有得到這種支持而無法與中國競爭。但即便如此，從自由貿易的原則來看，如果中國愿意以低于生產成本的價格銷售這些產品，那么我們應該購買。中國愿意通過拯救我們而導致自身破產，這對我們來說仍然是有利的，因為我們能以更低的價格獲得同樣的產品。但問題是，如果你是一個純粹的經濟自由主義者，你可以這樣思考。但大多數政客距離純粹的經濟自由主義者還有很遠的距離，他們不會這樣思考，他們必須考慮安全方面的問題。毫無疑問，第二次冷戰已經使得自由貿易的氛圍變得僵化，許多類型的貿易已經被武器化，因為貿易會產生依賴關系，而人們在新冠危機中看到了這一點。自由主義的標準論點是，你不必擔心安全問題，因為供應商總有很多。如果你自己不生產，其他國家也會生產，因此你可以選擇從誰那里購買，這就是你的安全所在。但中國通過補貼壟斷了某些行業，因此沒有人能與之競爭，只有這一個供應商。中國在利用貿易依賴方面幾乎是完全無情的。如果有可以利用的貿易依賴，中國很快就會懲罰那些做了它不喜歡的事情的國家。例如，在中國與澳大利亞、加拿大或挪威等十幾個國家的關系中，中國曾試圖利用貿易依賴來達到政治目的。這種傾向早已存在。現在我們正處于第二次冷戰之中，安全問題在政治上變得更加突出，且安全問題將始終優先于貿易邏輯。因此，政治家們必須回應公眾的擔憂，公眾希望避免再次發生類似新冠疫情的危機，避免陷入連美國這樣的大國也無法生產關鍵物資的境地，避免完全依賴于被視為敵對的供應商。在政治上，這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冷戰正在破壞貿易環境，這種邏輯是完全合理的。我同意，在理想的世界中，每個人都應盡快采用先進技術，這將比其他任何措施更有效地推動綠色發展。然而，這種情況不可能實現，因為支持這一進程的政治環境已然崩潰。CCG理事長王輝耀：很遺憾看到這種情況。這確實是一個問題。我記得無論是COP27、COP26，還是COP28 ，總會有人抱怨沒有足夠的資金來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如果中國能夠以低成本、高效益的方式生產太陽能電池板，那么中國就間接地為應對氣候變化的資金池做出了貢獻，幫助了發展中國家。因此，冷戰思維和類似的系列行動確實阻礙了合作。但我認為，舉個例子來說，中國有90%的飛機都是波音和空客，中國并沒有因為這些飛機是由美國和歐盟生產的，就說這是產能過剩，中國還是購買了很多飛機。因此，這種冷戰思維確實于事無補。我認為，學術界和智庫人士需要更加關注這一問題，并努力減少主要國家之間的緊張關系和不信任。

我們正在告別一個由西方主導的世界

CCG理事長王輝耀：我想談談現在的情況。現在發展中國家正在迅速崛起，最近金磚國家峰會即將召開。去年，金磚國家翻倍擴容，這也是全球化的新浪潮。這些國家希望加入金磚國家，因為它們看到了經濟利益。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更加碎片化的世界中，單極世界已經不復存在，但多極世界體系尚未成型。此外，還有許多中等強國。那么，你對未來全球化的結構有何設想？也許之后我們可以請聽眾談談。因為單極世界已經不存在，而多極世界還未真正形成，聯合國有時也會被邊緣化，無法真正發揮作用。那么，在這個混亂的世界里，出路在哪里？中國、美國、歐盟、全球南方國家和中等強國如何攜手合作？氣候問題是全人類共同努力的原因之一，人工智能也是其中之一。也許人類安全和全球南方也是合作的機會。同時我們現在正在面臨著戰爭，讓我們處于非常危險的境地。那么，未來出路是什么？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系榮休教授巴瑞·布贊：我同意，航空市場也是一邊倒的。我不太確定這是否與補貼有關，還是因為生產難度較大。飛機發動機和飛機起落架是極難掌握的技術，只有少數前沿國家能夠做到。中國會達到這個水平的，但需要時間。讓我談談你提到的單極世界和多極世界。我從不喜歡單極。世界從來不是是單極的，也永遠不會是單極的。所以，我們可以忘記單極世界。這些都是現實主義的概念。基本上來說，單極世界意味著沒有權力平衡，多極世界則意味著權力平衡。而多極世界暗示了大國之間的競爭是為了主宰世界，因為過去就是這樣的情況。現在的情況是，沒有人想要統治世界，沒有人想承擔這個責任。當中國外交部和中宣部說他們不想管理世界時，我其實是相信的，我認為這很正確。印度不想統治世界，美國不想統治世界。特朗普的政策就是不想統治世界，讓世界自行運轉。歐洲人可能想統治世界，但他們沒有能力。俄羅斯人肯定想統治世界，但沒有人會讓他們接近這種工作，而且他們也沒有這個能力。因此，在我們所處的世界里，老牌大國和新興大國都不想管理世界，這就是問題所在。我們正在告別一個由西方主導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全球化以一種普遍主義的方式被定義和理解，這是一種自由主義的方式。很長一段時間里，現代化被等同于西方化，這對中國、日本和其他國家來說是一個大問題。這種觀點一直是錯誤的。日本非常成功地實現了現代化，但它絕對沒有變成西方國家。我曾多次到訪日本，可以明確地說，它不是一個西方國家。它肯定是一個現代化國家，但絕對不是一個西方國家。中國也在走同樣的道路。中國毫無疑問是一個現代化國家，但絕對不是一個西方國家。所以，我們將看到一種更加普遍化的現代性在全球范圍內傳播，但人們對此會有不同的理解。長期以來，自由主義對現代性的理解一直占據主導地位，但現在這種理解正在改變。很久以前日本就引領了這一潮流，盡管當時并沒有人意識到。日本是第一個在不完全西化的情況下實現現代化的國家。他們采用了一些西方元素，但并沒有徹底西化，他們并沒有放棄自己的文化。這種情況將會越來越普遍，因此我們將進入一個多樣化的現代性世界，這個世界將擁有不同類型的社會結構和政治體系。因此，與我們過去所處的世界相比，我們即將進入的世界將是一個分散的世界。就財富、權力、政治和文化權威而言，它將比西方時期分散得多，那時只有一個中心的權力、財富和文化。我們從未經歷過這樣的世界。這是全新的體驗。我們以前所在的世界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但它們之間的聯系并不緊密。中國與地中海文化相距甚遠，美國更是如此。而現在，我們所處的世界中，各國文化各不相同，現代化水平日益相近，但在經濟方面，以及在氣候變化和地球管理方面，它們又非常相互依存。這是一個全新的世界。無論你對它做出何種假設，你都必須從這樣一個理念出發：未來世界的政治秩序將是相對分散的，問題在于，這種秩序是否能夠就一些需要共同應對的全球性問題達成一致。未來的政治秩序不會圍繞自由主義建立一個普遍的模式。因此，弗朗西斯·福山模式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這種新模式是全新的，我們必須努力找到一種方法，既能尊重差異，又能利用差異，同時還能在需要時為實現集體目標進行合作。CCG理事長王輝耀：你說得很好。我認為去中心化的世界是一個正確的發展方向，但我也注意到世界出現了區域中心化的趨勢。現在有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作為一個整體的歐洲、東盟，以及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金磚國家現在也更加緊密地合作。因此，這個世界可能會形成不同類型的區域性集團。在去中心化的過程中，如何真正地實現和平合作仍然是一個挑戰。

（本文根據CCG全球對話系列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系榮休教授巴瑞·布贊”的發言錄音翻譯整理，未經本人審閱，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