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清廷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其中載澤、李盛鐸、尚其亨一路考察團于該年末從北京出發，次年初首先抵達日本。在日本考察期間，李盛鐸與時在中國駐日使館工作的橫溝菊子發生了感情。李盛鐸兒輩中有一子李滂（字少微），是傳承其版本目錄家學最為出色之人，卻長期在不知其母存亡的情況下成長。1935年，李滂讓友人白堅去日本代尋自己的母親橫溝菊子，得其1914年亡訊后，很快根據白堅帶回的信息出版了一本《李母橫溝宜人傳略》的紀念冊（冊內包含白堅等人題跋）。高田時雄先生在《李滂與白堅》一文（以下簡稱《高田文》，最早發布于《敦煌寫本研究年報》，已收入中華書局新版的《近代中國的學術與藏書》）中簡要勾勒了菊子的一生：

橫溝菊子是以日本勞動運動創始者而著名的高野房太郎之夫人。高野因在日本的活動呈僵局之勢，故而1900年往中國青島經商，但不幸于1904年3月12日客死他鄉。菊子帶著兩個孩子回到日本，寄身親戚家，勉強維生。因菊子略曉漢語，便到中國公使館工作。其間過程雖不明了，但不久與李盛鐸同行赴旅的菊子在比利時產下一子，這就是后來的李少微。李盛鐸于宣統元年退任駐比利時大臣，回國居于天津唐紹儀之別宅時，菊子聞知東京所傳消息云親人病狀危篤，便告別幼子，獨自返回東京。

高田時雄《近代中國的學術與藏書》中所附橫溝菊子像插圖，該圖原出處為《李母橫溝宜人傳略》。

此外，《高田文》還附錄了1935年9月10日、11日兩天東京各大報登載的白堅代李滂尋母的相關報道。這些報道可分為三類：其一是9月10日各報登出的還未找到菊子下落時由白堅描述的李滂（使用假名）及其生母的概況；其二是9月11日菊子生前的朋友岡本小枝子告知白堅亡訊后對各報講述的菊子故事，但相互矛盾之處甚多；其三則是高野巖三郎僅在《東京朝日新聞》一家報上記敘其嫂菊子的內容。巖三郎即上引文中“寄身親戚家”之“親戚”，乃高野房太郎之弟，是日本社會統計學派的著名學者，高田先生可能不愿行文過于枝蔓而未在此展開。上引其對菊子的介紹，大體依據《橫溝宜人傳略》，亦有如“與李盛鐸同行赴旅”這一不同《傳略》而同于巖三郎記敘的內容。

非常有意思的是，李滂《傳略》不言其母有過前夫，還特意說在見到李盛鐸前“居東京吳服橋畔，以受優婆夷戒法，號梅薰貞香”，即已為女居士；高野巖三郎則言其親手下葬菊子，“與亡兄之墓并列”，并否認其嫂在房太郎去世后生過一個孩子。二人對菊子身世的隱諱，顯然都有利于自己家族形象?！陡咛镂摹吩诎l掘李滂和白堅的生平活動上十分精彩，但旁及李滂之母的這段事跡，尚有探討甄別的空間。

橫溝菊子不可能隨李盛鐸所在考察團同赴比利時

關于橫溝菊子去比利時的情況，高野巖三郎的表述是：“因后來出入支那公使館，故而也有明治三十九年隨公使去往比利時之事。大約是明治四十二年（1909）吧，我第二次出國旅行之際，在比利時與她親密會談……而且我在比利時見她，以及她回國之后，完全沒有聽說其間她新生了孩子的事實，因此無法取信。”這段描述仿佛菊子只是因公隨李盛鐸離日赴比，與李氏并無私情。但事實上菊子無論因公因私，都并不存在隨李盛鐸離日同行考察的可能。

潘崇先生《清末五大臣出洋經費考》一文曾系統梳理本次考察的經費問題，結論有“此項經費雖由各省分任籌措，然實具硬性攤派的性質，是以全國各省皆有認解”，“此項經費原本專為五大臣出洋考察而設，而政府卻借機以‘專使經費’之名引為常年經費”。當年各省籌措此項經費十分不易，具體匯解多有遲緩，如直隸總督袁世凱認籌的十萬兩，在考察團已離京到滬準備出發前才匯解，要知道考察計劃還曾因襲擊事件推遲了數月。在此背景下李盛鐸要是在日本考察過程中順便納一姬妾，可謂冒天下之大不韙，不僅會讓考察團的工作態度受到質疑，更會使各省有借口拒絕認籌此項經費。而清廷想借專使經費之名常年向地方征解此項收入的計劃也會受到影響。像李盛鐸這樣曾在戊戌變法中見風使舵的政壇老狐貍，絕不可能為了娶一個女子而斷送自己大有前景的政治生涯。

那么，橫溝菊子是否可能以工作關系隨李盛鐸的考察團同行呢？首先，要滿足這個條件，菊子就不能只會中文，還必須兼通英文、法文且水平遠超考察團自備譯員，才有被征用的可能。載澤考察團雖然共有四十多名隨員，但并非所有隨員都跟著載澤等遍歷日、美、英、法、比，部分隨員是專駐某一考察對象國。其中專駐日本的就有夏曾佑等八人，在完成考察團所安排在日本的工作后，也就先行回國。專駐隨員不跟團遍歷各國顯然也是出于合理規劃有限考察經費的需要。因此，相關歐美譯員應該也是專駐各國待命，這樣菊子即使會多門外語也沒有和其他譯員比較的機會。

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是清末一件備受中外矚目的大事，當事大臣和隨員留下日記、筆記及輾轉與人言說的史料不少。倘若有一位精通中、英、法語的日本女子臨時加入考察團隨訪美、歐，而不見于任何官私記載，可能性微乎其微。更何況在李滂尋母得亡訊后作《傳略》時當年參與考察的不少人還健在，足以求證菊子是否隨行考察的問題。

《高田文》附錄中全錄了李滂的《傳略》并節錄了白堅給《傳略》寫的跋，不過未錄該《傳略》紀念冊之末分別影印的楊壽枏和陶湘為李滂所寫的跋詩。而楊壽枏正是載澤考察團中一直隨使遍歷諸國的重要成員，在考察途中多次代擬奏折，其《覺花寮雜記》載：“彼國之通人博士，各出所學以相餉遺，參隨等削牘握鉛、搜羅撰譯，共得書四百余種?；鼐┖缶帟诜ㄈA寺，余任總纂……”可見若橫溝菊子以精通外語加入考察團，楊壽枏絕不會不知。

我們再來看《傳略》描述其母與李盛鐸相遇后到比利時生下他的原文：

光緒乙巳，家大人先后拜出使比利時國及考察各國政治大臣之命，以是年十二月蒞。明治天皇款洽優渥，居芝離宮。時母年二十五，議侍家大人赴比國，與在滬眷屬同行，居使署凡三載，溫柔淑慎，克盡厥職，歲丁未十月八日生少微。

合以載澤《考察政治日記》的時間點，可大致概括李盛鐸行程如下：光緒三十二年（丙午，1906）一月廿七日李盛鐸隨考察團離日赴美，同年閏四月初三日自英國抵比利時。十六日考察團由比利時首都抵巴黎，后從馬賽回國；李盛鐸則留駐比利時任公使。上文所謂“議侍”，即指其母并未隨李盛鐸一起離日考察，而是想要到上海與李盛鐸家眷會合后一起去比利時。

毫無疑問，李滂根據白堅帶回的相關信息，正式編印母親的紀念冊之前請楊壽枏為其《傳略》稿題詩作跋時，肯定會就菊子當年的事情詢問對方。楊壽枏自然否定了曾有在中國駐日使館工作的日本女子隨考察團同赴比利時的說法。前文已論及李盛鐸在考察工作期間不可能行納妾之舉，因而作為地下情人的菊子要到上海與李氏家眷會合顯然也名不正、言不順，故“議侍……同行”，乃《傳略》暗示其母當時已為李家接納的高明寫法。雖然《傳略》未明言李盛鐸同意了菊子之“議”，但從上下文讀來會覺得李盛鐸同意此“議”是理所當然的。實際上，橫溝菊子只能是從日本自行赴比利時與李盛鐸再續前緣，并于1907年11月生下李滂。

曾在美軍和德軍服役的橫溝菊子前夫高野房太郎

李盛鐸的日本情人菊子的前夫高野房太郎其實是早期國際工人運動中的一位風云人物。二村一夫先生有研究專著《高野房太郎とその時代》（《高野房太郎及其時代》，尚無中譯本），此書在探究房太郎生平時雖然以其參與工人運動（日文為“労動運動”）的內容為主線，但也旁及了其先后為美軍和德軍服役的內容。下文將節述該專著的相關研究，以探討菊子前夫的多重身份。

房太郎1886年赴美，后于1894年至紐約成為美國水兵。11月20日美國海軍炮艦Machias號離美駛往東北亞，房太郎即在此艦上服役。美國在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后派出此艦顯然意在遠東發揮自己的影響力。1895年4月該艦抵達長崎時，房太郎曾見過其姐姐和姐夫。此后Machias號很快作為唯一的美艦從長崎航行到中日準備交換《馬關條約》的煙臺。其時正是三國干涉還遼的關鍵時刻，吉辰先生《昂貴的和平》據各種史料列舉當時聚集在煙臺附近的其他列強軍艦有俄艦十二艘、德艦三艘、法艦一艘和英艦兩艘。如果日本不讓步，俄國艦隊隨時準備和日本開戰。雖然最終換約按時完成，但過程曲折。二村先生認為Machias號滯留在此很可能是意圖搜集中日議和的相關情報，筆者估計該艦當還準備承擔戰事一起后撤離美僑等任務。其后Machias號對渤海、黃海巡航至旅順、青島等地，還深入長江直至武漢。該艦離華返航后又?？块L崎、神戶等處，直至1896年?？繖M濱時，房太郎在尚有薪水未領完的情況下逃役歸國。如果房太郎僅僅是要借在美艦服役免費回國，初到長崎時就可以逃役，根本不必等到此時。在美艦巡行東北亞期間，房太郎因其獨特的語言優勢，多半會承擔替美軍在各地搜集情報的任務。

從美國回日本后，房太郎的工人運動事業很快達到了一生的巔峰，1897年組織了包括炮兵廠、造船廠和鐵路廠的工人團體鐵工組合（最多時超過五千人），發行機關報《勞動世界》，并在日本各地演講。1898年房太郎與橫溝菊子結婚，據《高田文》所錄巖三郎記敘，菊子與丈夫“常常共同行動”，可見是能給予房太郎事業支持的能干女性。

1900年3月日本頒布頗為針對當時工人運動的治安警察法，因而鐵工組合迅速瓦解，高野房太郎的工運事業在日本也難以為繼。當年8月房太郎再赴中國，準備與友人在天津開一家商店，而這正值八國聯軍侵華之際（聯軍7月已占領天津、8月中旬占領北京），其甘冒風險來到天津活動，頗耐人尋味。10月5日，房太郎短暫返日，成立北清貿易會社，后再赴中國，并于11月1日加入德軍，隨駐北京。二村先生認為房太郎應該擁有出色的英語以及天然能夠識別漢字的能力，故而會被德軍征用收集和翻譯情報，對房太郎漢語能力的認定還偏保守謹慎。筆者估計，房太郎之前隨美艦巡行中國期間就特別關注過上海紡織工人的罷工運動，很可能不晚于此時已開始學習中文。房太郎最初若只是要在中國開展商業活動或繼續開展工人運動，選擇已在“東南互?！敝虑夜S較多的上海等地無疑才是合理的。他去天津并隨后成立貿易會社完全違背正常的商業邏輯，因而很可能是受日本情報機構派遣的偽裝之舉，意圖通過和列強中其他軍隊進行貿易往來，而后打入其中。而且，在德軍中的高野房太郎也未必只是翻譯普通情報，完全有可能被德軍也用作間諜，因此甚至可能曾是一名雙面間諜。

房太郎1901年7月到山東青島，表面上從事日本炭等貿易活動，直到1904年3月去世。這期間不再見其從事工人運動，考慮到日本對青島的垂涎，房太郎生涯的最后時光很可能都是在商人的偽裝下從事情報收集活動?；仡櫧腥諝v史，早在甲午戰前多年，日本就針對中國進行了大規模的情報刺探，而且許多入華間諜都是以商人的身份做掩護。高野房太郎的特殊之處則是曾服務于其他列強并反過來在中國為日本刺探列強的情報。

橫溝菊子很可能因唐紹儀發現其間諜行為而被李盛鐸拋棄

高野房太郎去世后，其弟巖三郎對菊子的態度也有些不合常情。還是來看他在《東京朝日新聞》上的自述：

房太郎病故青島，便攜兩個孩子歸國，暫居蔽處。后來，菊子尚年青，因而由我收留了兩個礙手礙腳的孩子，離籍恢復橫溝舊姓。……在比利時與她親密會談。其后不久，她便獨自回國，大正三年在東京冷清染病，他是經我之手誠心埋葬在東京吉祥市，與亡兄之墓并列?！瓘纳┥┠抢锸震B，由我撫養成人的孩子們，有一位病死，但另一位侄女極好地長大了，如今嫁給某良家，已做了母親。

菊子在前夫去世后曾帶著兩個孩子投奔巖三郎。日本女子婚后從夫姓，而菊子離籍恢復橫溝舊姓后，理論上就不應該再與其亡兄葬在一起，況且菊子后來還成了居士，巖三郎就算和嫂嫂關系不錯，也完全可以把她葬在比較好的信徒墓地。若是巖三郎真有超越當時倫理的境界，也就不會極力否認菊子曾有過其他孩子，顯然是生怕其子來祭掃母親之墓而于高野家的家族墓地有污。不過，如果菊子接近李盛鐸是為了獲取中國的相關情報，則可謂是繼承了房太郎的未竟事業，那么巖三郎盡力幫助嫂嫂撫養孩子，并把已離籍的嫂嫂葬回自家墓地，也就容易理解了。

《高野房太郎及其時代》中還錄有橫溝菊子離籍的申請資料。菊子是在1905年11月22日申請復橫溝姓，此時距離房太郎去世已有一年零八個月，而距載澤考察團到日本僅月余時間，未免太過巧合，若其欲趁年輕再擇偶，自不會拖這么久。而且菊子最終在東京去世下葬，但白堅后來卻在東京警視廳找不到其信息，才借助媒體報道。這也很可能是菊子成為間諜后，警視廳注銷了其可對公眾查詢的信息。

回過頭來說中國五大臣考察團，其中載澤、李盛鐸一路在日本考察的時間僅一月。這期間，日方肯定會想方設法了解考察團對中國未來改革的態度（是否要以日為師）。從《傳略》等可知李盛鐸當時未攜家眷，在外公干過程之中，若意志不堅定很容易墜入溫柔陷阱。因此，日方在其身邊安插女間諜也很有針對性。橫溝菊子曾是為美軍和德軍都搜集過情報的房太郎之妻，又曾長居青島掌握漢語，自然是日方用以刺探載澤考察團情報的絕佳人選。

李盛鐸和菊子的這段孽緣中，或許他們也曾在比利時有過一段真愛。因為菊子一旦要了李氏的孩子，并嫁進李家，恐怕也難以讓日本情報機構相信其會繼續出賣真實情報。可以想見，菊子作為一個女人多半不愿一直去為了獲取情報而取悅不同的男人，希望通過腹中之子與李盛鐸重建家庭也是人之常情。不過若嫁不進李家，甚至李家連這個孩子也不認，菊子也很難再托巖三郎去照看撫養。故菊子為李盛鐸生下孩子是一個冒著很大風險且幾乎沒有退路的選擇?？上?，菊子在李盛鐸卸任比利時公使前夕，很可能因唐紹儀的到訪改變了命運。

1908年7月，清廷宣布上諭命奉天巡撫唐紹儀任專使赴美國致謝退還庚子賠款，并兼充考察財政大臣，分赴日、美、歐考察財政。這是明面上掩人耳目的說法，實際清政府主要想借助美國以及德國謀劃制約已在東北秘密劃分勢力范圍的日俄兩國。唐使的行程是先取道日本，再到美國，最后到歐洲。由于日本間諜的強大能力，唐紹儀此行的真實目的很快被偵知，于是在唐紹儀抵達后，日本一面設法阻滯，一面加緊與美國提前談判。當年11月30日唐紹儀到達華盛頓的當天，美日宣布達成了《羅脫-高平協定》，使得唐紹儀遭遇了外交生涯中罕見的挫折。

一檔館藏宣統元年《唐紹怡（按：“怡”為避溥儀之諱）為報歐洲七國大概情形事致外務部函》中記有：

（三月）初七日，行抵比京，比主先于二月中旬出外游歷，未定歸期。到比后，聞比主準三月二十四日回國，定二十六日覲見，不得不在比等候，一俟覲見禮成，即日起程。

上文可知，唐紹儀訪歐回國前曾滯留比利時首都有近二十天并無甚公事，應該會和將卸任公使的李盛鐸有比較充分的交流。

唐紹儀與李盛鐸一樣有豐富的駐外經歷，其曾在朝鮮多年，直至升任朝鮮總領事，且在朝期間，還曾納過朝鮮小妾。因而在此方面和李盛鐸應很有共同話題。只不過菊子與李盛鐸相戀并非在李盛鐸的日本公使任上，而是在李盛鐸出任考察政治大臣之時，其時李盛鐸的身份和這次任考察財政大臣的唐紹儀非常相似。而唐紹儀此番吃了日本間諜的大虧，自然會非常敏感，雖然日本的情報來源應該有多處，但在唐紹儀訪日期間也不排除曾被安插過女間諜。而菊子在比利時也有見高野巖三郎的容易引起嫌疑的舉動，李盛鐸很可能受唐紹儀的影響而對菊子的背景產生疑心，便在回國后讓菊子先暫住天津唐紹儀宅以待觀察。唐紹儀回國后雖暫時賦閑，但仍是能接觸不少清廷內政外交秘聞的重量級人物，其若想考察菊子，很有可能會有意無意讓其接觸一些相關信息，并讓自己與之背景相似的朝鮮小妾親近并暗中監視菊子。而且，李盛鐸讓菊子暫居唐宅時很可能仍把非常喜歡的李滂帶在身邊。看到嫁進李家希望渺茫，又處于獲取情報的便利場所，菊子很可能會通過巖三郎等與之前的日本情報機構重新聯系。而一旦被唐紹儀抓到其傳遞情報的證據，菊子自然會被李盛鐸徹底拋棄。

因此，菊子從天津唐宅回日本應是被迫的，可能因為見棄于愛人且母子分離難見，所以回日本不久便郁郁而終。這也或是李滂后來得知菊子臨終前數年的大致情況后，對這位少離懷抱的母親表現出超乎尋常深情的原因。

李盛鐸后曾于1913年任袁世凱特使，赴日修兩國之好。李滂《傳略》言此番出使，父母在日重逢，卻未解釋為何沒帶上自己。這多半也是李滂為掩飾父親遺棄其母的真相，而據其父履歷在《傳略》中編上的一段內容。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有關于李盛鐸的一首：

添香捧硯舊憐卿，競為錢刀到法廳。非管吹翻一池水，直愁傾了兩書城。

（八月八日報載，李木齋妾張淑貞，以木齋遺棄傷害訴于天津法院，索賠五萬金。聞淑貞歸木齋八年，今年二十三，木齋已七十六矣。猶記去歲南潯某公，亦為其妾挾訐，幾破產，可謂無獨有偶矣。）

雖然倫明對李盛鐸被妾索賠語帶同情，但從李滂的角度，很可能從張淑貞聯想到母親當年的境遇，而對父親更生怨恨。

木犀軒藏書的下落

據吳密先生《訃聞所見李盛鐸生卒年及其生平事跡》一文中所引《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中收錄的李盛鐸《訃聞》與《哀啟》，其卒于1937年2月，臨終前身體狀況尚可，未臥床且“耳目聰強”。也即李滂在父親逝世前約一年就為母親出版了《李母橫溝宜人傳略》的紀念冊?！秱髀浴穬葻o李盛鐸的任何悼亡之言，盡管不能確認李盛鐸當時能否執筆，但至少口述成文毫無問題，可見此紀念冊并非李盛鐸所認可。要知道李盛鐸的木犀軒藏書（包括不少宋元精本）當時是令不少人眼紅的，說明李滂此時已不怕此紀念冊會得罪父親，即使冒著喪失繼承資格的風險也在所不惜。當然，或許李滂印此紀念冊就從未想讓其父看到，只是贈給與自己交情頗深之人。而受贈之人考慮未來有可能從李滂處得到木犀軒藏書，自也不會告知李滂兄弟。

后來，木犀軒藏書的絕大部分，在抗日戰爭中還是經已任偽職的李滂之手，賣給了淪陷區的北京大學，至今仍存于北大圖書館中。由于其時周作人曾在北大圖書館掛職，接收木犀軒藏書，成了抗戰勝利后文化界營救周氏者所認定的其落水后的一大功勞。南京市檔案館編《審判汪偽漢奸筆錄》中《徐祖正等為保周作人致首都高等法院呈》所附《周作人服務偽組織之經過》載：“周氏聞天津李木齋藏書決定出售，深慮流入敵寇之手，乃呈請偽教部撥款四十萬元，收購藏書共計九千零六十八部，合五萬八千二百零三本，均系有名刻本絕版書籍，以目前時價估計，約值三億二千萬元?！辈贿^周作人自作《辯訴狀》的相關內容僅有“于維護燕大之圖書儀器亦稍曾盡力”。欒偉平先生《木犀軒藏書進入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前前后后》一文據北大檔案館、北京市檔案館所藏相關檔案，對李盛鐸藏書入藏北大的過程作了目前為止最詳細的梳理。據周作人自述及該文列舉的相關材料，筆者估計1940年偽教育總署督辦湯爾和以偽北平臨時政府出資四十萬元購得木犀軒藏書一事，周作人并未主動參與。但木犀軒藏書首批入藏北大時尚有小部分善本由李家抵押在外，抵押及替換的第二批善本至1942年方入藏北大，而周作人或曾助力解決李家的抵押糾紛。另外，湯爾和最初不將購得李氏藏書歸入北平圖書館而歸入周作人已掛職的北大圖書館，很可能是看中了周作人在中日文化界的地位，以求借周作人的庇托，能保障該批善本不被日方掠走。

更有意思的是，在今存的一份李滂自書履歷草稿中，將自己的投敵，說成是民國政府派入偽臨時政府的間諜，“民廿六任第二戰區平津地下上校工作員……不得已而潛入奸群”。該履歷書稿相關內容很可能是李滂在抗戰結束后受審時寫下的自我辯護之辭。不過李滂的自辯沒有成功，查《申報》1946年9月11日刊載了一條題為《晉巨奸李少微判處徒刑五年》的新聞：

[中央社太原十日電]歷任偽天津縣長……偽真定行政區行政長等職之巨奸李逆少微，十日晨經晉高院判處徒刑五年。

如果二檔館或山西省檔案館中尚保存有審訊李滂的原始檔案，或許能幫助我們進一步厘清這一關乎北大校史和周作人研究的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