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東之役：煬帝與隋朝的歷史轉折

胡戟

2024-07-20 15:08

大業八、九、十那三年，隋煬帝連續三次親征遼東。實際上，大業四年（608），開永濟渠就有為征遼東作交通運輸方面準備的意思。大業六年謀討高麗，大業七年起，他就動員全國的力量投入征遼，這成為他個人的歷史轉折點，也是隋王朝從極盛急劇轉向亂亡的轉折點。

為什么隋煬帝這樣不惜一切代價一而再，再而三地征遼東、打高麗？我們稍微放開一點歷史的視角便可以看到，在他之前的開皇十八年（598），隋文帝派漢王諒率三十萬隋軍征遼；在他之后的貞觀十九年（645）、貞觀二十年（646）、二十一年（647）唐太宗三次伐遼，其中貞觀十九年那次，還是太宗本人親征；唐高宗顯慶三年（658）、顯慶五年（660）和龍朔元年（661）后連年征伐高麗、百濟，直至總章元年（668）李勣拔平壤，高麗王降，高麗悉平。且不說隋代之前，僅隋煬帝前后七十年間就有十余次大規模遠征，非滅了高麗才罷休。所以征遼東即打高麗，作為隋唐時代幾代皇帝共同傾注國力從事的征討，是不能全以隋煬帝或其他某個個人的原因解釋的。

那么，隋唐之際頻繁征遼的歷史原因是什么？裴矩說隋煬帝攻高麗的一席話道出真諦，可視為那個時代的共識。裴矩的原話是：“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別為異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使冠帶之境，遂為蠻貊之鄉乎!”“帝從之。”[1]隋煬帝是贊成他的看法的。這是大業三年隋煬帝北巡至塞外啟民可汗帳時君臣間的對話。高麗使者并非偶然地正好也在那里，啟民可汗不敢隱瞞，向隋煬帝作了引見。高麗使者出入突厥牙帳這件事非同小可，引起隋室君臣的警覺，引出裴矩上述那席話，隋煬帝當即敕牛弘宣旨高麗使臣：

爾還日語高麗王：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如啟民。茍或不朝，將帥啟民往巡彼土。[2]

隋煬帝畫像，唐·閻立本繪

自南北朝以來，高麗一直實施著聯絡南朝和北方游牧民族挑釁中原政權的戰略，金寶祥先生對此有獨到的分析[3]。為與高麗這一蠶食和半包圍的戰略抗衡，隋唐政權接連不斷地對東北方向用兵，自認為是一場收復故土和反包圍的斗爭。

當時，朝鮮半島上有高麗、百濟、新羅三個分立的國家，新羅與隋唐政權經常保持著比較友好的關系，百濟，特別是高麗，經常與隋唐政權沖突。作為隋唐在這個方向上主要對手的高麗，是一個跨越鴨綠江兩岸的古代國家，當時不僅占據著朝鮮半島北部，還趁魏、晉之亂占據了遼河以東的大片土地，并不時糾合靺鞨、奚、契丹等進犯遼西。隋王朝在北卻突厥，南平吳、會，西討渾庭，諸方大定之后，便把眼光放到東北方向。

開皇十八年（598）的征伐，便是對高麗聯合靺鞨進攻遼西的反擊。這次高麗王高元沒有理會隋室通過在突厥的高麗使臣傳遞回去的信息，隋煬帝便決心討伐。

在北通涿郡的運河永濟渠段修通后，大業六年“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課天下富人買武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務令精新”[4]，開始備戰。大業七年二月乙亥（十九日），煬帝自江都登舟北上。途中，在二月壬午（二十六日）下詔討高麗，并敕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在今山東萊州）造船三百艘，還發布了總動員令，下詔“總征天下兵，無問遠近，俱會于涿”[5]。四月庚午（十五日），隋煬帝乘龍舟由永濟渠到達涿郡臨朔宮，加緊部署征遼。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攛手三萬人。五月，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今河北保定），供載運衣甲帳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河北民夫以供軍需。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艫相次千余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又發民夫運米，積于瀘河（今遼寧錦州）、懷遠（今遼寧遼陽西北）二鎮”。[6]

這做法與十六國時石虎的趙國、慕容皝的北燕同高句麗之間混戰時的情況十分相似。東晉咸康四年（338）,“趙王虎遣渡遼將軍曹伏將青州之眾戍海島，運谷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谷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王典帥眾萬余屯田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以謀擊燕”。咸康六年，“趙王虎命司、冀、青、徐、幽、并、雍七州之民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兵，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谷千一百萬斛于樂安城。徙遼西、北平、漁陽萬余戶于兗、豫、雍、洛四州之地。自幽州以東至白狼，大興屯田。悉括取民馬，有敢私匿者腰斬，凡得四萬余匹……欲以擊燕”。[7]都遵循著傳統的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的古訓。

大業八年（612），四方兵皆集涿郡，隋煬帝不聽諫阻，頻頻祭告上帝于臨朔宮南，社于南桑干水上，祭馬祖于薊城北，下決心親征。

正月壬午（二日），詔左右各十二軍二十四路人馬，共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稱二百萬大軍，“其饋運者倍之”，陸續開拔，目標“總集平壤”。從癸未（三日）第一軍出發，相去四十里發第二軍，二十四軍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亙九百六十里，再加御營六軍，又亙八十里，規模又大大超過當年伐陳之役，所以史籍稱：“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8]

關于作戰方略，三月死于道上的兵部尚書段文振臨終前建議：“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愿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余城自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為艱阻，兵糧既竭，強敵在前，靺鞨出后，遲疑不決，非上策也。”[9]結果被他不幸言中。隋煬帝為防止諸將貪功輕進，竟頒布了一個不許專擅行動，一切要聽他指揮的訓令，稱：

今者吊民伐罪，非為功名。諸將或不識朕意，欲輕兵掩襲，孤軍獨斗，立一身之名以邀勛賞，非大軍行法。公等進軍，當分為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毋得輕軍獨進，以致失亡。又，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毋得專擅。[10]

將在外，行動處處受制，一再坐失良機，這仗是沒法打的。隋煬帝這道錯誤的訓令，是造成第一次征遼失敗的直接原因之一。

正月三日發兵后，至三月癸巳（十四日）煬帝親蒞遼水，諸軍會齊，臨水結大陣，高麗兵隔水防守。隋煬帝命工部尚書宇文愷造浮橋三道，橋成，但橋身短丈余不及岸，又被高麗兵阻擊，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慷慨赴死，對人說：“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然艾灸頞，瓜蒂歕鼻，治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11]他自請為前鋒，躍上東岸，與虎賁郎將錢士雄、孟金釵等皆陣亡。

隋兵死傷眾多，仍不能占領東岸灘頭，只好撤回。隋煬帝又命何稠接橋，兩日后橋成。諸軍相次攻上東岸，展開大戰，高麗兵敗，死者以萬計。隋軍乘勝進圍遼東城（今遼寧遼陽），煬帝車駕也渡遼到城下。

攻城開始后，高麗兵眼看守不住了，便揚言請降。因煬帝有令，“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12]，諸將只得放棄攻勢，馳奏請旨，等命令傳達回來，城里又調整好防御兵力，繼續抵抗，“如此再三，帝終不寤”，終于坐失戰機，遼東城久攻不下，煬帝以死迫脅將士也無濟于事。

隋煬帝又派一支江淮水軍，由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統率，舳艫數百里，浮海先進。溯浿水（今大同江）進至距平壤六十里處，在遭遇戰中打敗高麗兵，繼續乘勝前進，四萬精兵在來護兒親率下直撲平壤城。高麗伏兵于羅郭內空寺中，出擊佯敗，將隋軍誘入城中。隋軍縱兵掠城，部伍大亂，高麗伏兵乘機出擊，隋軍大敗，來護兒僥幸逃脫，四萬士卒生還者不過數千。隋軍主力在遼東城和平壤兩戰俱敗，其余諸軍尚在鴨綠水西，作為后續部隊急調前線，人馬皆給百日糧，還有排甲、槍稍、衣資、戎具、火幕，人均裝備重量在三石以上。人馬不勝負荷，雖有嚴令“士卒有遺棄米粟者斬!”[13]軍士們還是偷偷掘坑掩埋，結果走在半路上就要斷糧了。高麗大臣乙支文德詐稱投降，來觀虛實后急速渡鴨綠水而去。諸將為是否追擊他又意見紛紜，宇文述也以糧盡欲還。

奉煬帝命有權咨稟節度諸軍的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說：“仲文此行，固知無功，何則？古之良將能成功者，軍中之事，決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勝敵!”[14]于仲文的火是沖隋煬帝最寵信的兒女親家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的。宇文述這才不得已而從之，追擊乙支文德。乙支文德見隋軍有饑色，便打疲勞戰，一接觸便佯敗，誘隋軍追擊，一日七戰，等隋軍東渡薩水（今清川江），到離平壤城三十里處，乙支文德再次遣使詐降，稱只要隋軍撤退，便奉高麗王高元前往煬帝駐蹕處朝見。宇文述見士卒實在疲憊不堪，不能再打了，便答應退兵。撤退途中，高麗兵四面來攻，隋軍且戰且退。七月壬寅（二十四日）半濟薩水時，高麗兵發起總攻，隋軍大敗，潰不成軍。據《資治通鑒》稱，一日一夜后撤四百五十里，逃到鴨綠水才站住腳，殿后的王仁恭打退了高麗兵的追擊。此役唯衛文升一軍獨全，來護兒的水軍聞訊也撤了回來。當初渡遼水的九軍三十萬五千兵，這時回到遼東城的僅有二千七百人，裝備也損失殆盡。[15]

隋煬帝怒不可遏，當月癸卯（二十五日）鎖系宇文述等引還。這第一次征遼戰役，唯在遼水以西拔高麗的武厲邏，置遼東郡和通定鎮外，余皆一敗涂地，幾乎一無所獲。從國內形勢看，征遼又豈止是一無所獲，還搞亂了政治局面，引起天下騷動。一場深刻的亡隋危機，揭開了序幕。農民反抗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征遼的兵徭役征發使得他們難以承受。

僅從大業七年起論，二月壬午下討高麗詔時，并敕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七月，江淮以南民夫趕往涿郡運米和裝備，“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填咽于道，晝夜不絕，死者相枕，臭穢盈路，天下騷動”。征遼還未開始，舉國南北都已深深陷入征發備戰的苦役中。特別是在赴遼西瀘河、懷遠二鎮的千里運糧道上，“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谷價踴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而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余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糇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于是始相聚為群盜”。[16]

隋末農民戰爭終于在《無向遼東浪死歌》的歌聲中爆發了。著名的發難者之一是擁眾占據長白山（今山東鄒平縣南）起兵的王薄。他自稱“知世郎”，編歌謠煽惑人們奮起反抗，歌曰：

長白山頭知世郎，純著紅羅錦背襠。

橫矟侵天半，輪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下山食牛羊。

忽聞官軍至，提劍向前蕩。

譬如遼東豕，斬頭何所傷。[17]

漳南（今河北故城東）人竇建德，也在河北起兵，很有遠見地分析形勢說：“文皇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眾以伐高麗，尚為所敗。今水潦為災，百姓困窮，加之往歲西征，行者不歸，瘡痍未復；主上不恤，乃更發兵親擊高麗，天下必大亂。”他說服逃避應征高麗的孫安祖參加造反：“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但為亡虜邪!”[18]韋城（今河南滑縣東南）人翟讓、章丘（今山東章丘西北）人杜伏威等相繼起兵，一時“所在群盜蜂起，不可勝數，徒眾多者至萬余人，攻陷城邑”。

十二月甲子（十三日），隋煬帝敕由軍隊和郡縣“相知追捕，隨獲斬決，然莫能禁止”[19]。另一方面，隋煬帝還沒怎么把這初起的分散的小股農民軍放在眼里，依舊按計劃在翌年大規模再攻遼東。于是農民戰爭規模越來越大，據統計，在大業八年（612），史籍記載的新起的農民軍有二十一支，其中，山東十四支，江淮四支，河南、關中和河西各一支。[20]由“天下騷動”逐漸發展為燎原之勢。

注釋

1.司馬光：《資治通鑒》卷181大業六年十二月，第5653頁。

2.司馬光：《資治通鑒》卷181大業六年十二月，第5653頁。

3.金寶祥：《隋史總論》，《西北師范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

4.司馬光：《資治通鑒》卷181大業六年十二月，第5653頁。

5.司馬光：《資治通鑒》卷181大業七年，第5654頁。

6.司馬光：《資治通鑒》卷181大業七年，第5654-5656頁。

7.司馬光：《資治通鑒》卷96，第3039頁。

8.以上引文見《資治通鑒》卷181大業八年，第5660頁。

9.司馬光：《資治通鑒》卷181大業八年，第5661頁。

10.司馬光：《資治通鑒》卷181大業八年，第5662頁。

11.司馬光：《資治通鑒》卷181大業八年，第56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