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恥：規訓的情感》，[美]彼得·N.斯特恩斯著，聶永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啟書局，2024年4月出版，213頁，73.00元

在人類瞬息萬變的情感際會中，“羞恥”的體驗總是活躍異常，不斷引起人自身的高度重視。它的出現令人倏忽間“面紅耳熱”，目光不自覺向別處游移，渴望擺脫面前的窘境；它帶來價值的塌陷、自我的貶抑，使心靈于無形的否定中反復忍受著劇烈的動搖和渙散。隨著羞恥感的顯現，法律制度不斷更新，社會規范日益多元化，現代人開始嘗試相互呵護，小心翼翼地彌合情感與理智之間的鴻溝?！靶邜u感是那種沖刷著我們的溫暖感覺，它令我們感到自己渺小而有缺陷，永遠不夠好”（128頁），《羞恥：規訓的情感》一書正是站在這個極度脆弱且渴求關聯的時代骨節上，通過跨學科的搜集和勘探，連絡眾多面孔背后那洶涌綿長的羞恥“情感史”。

誠如序言所述：“羞恥史和更寬泛的積極情感的歷史一樣，完全可以聚焦于發展軌跡或者時代變化的問題。”（第4頁）根據作者斯特恩斯的構想，該書致力于清檢“羞恥”在美國社會不同時期呈示的形貌，加深人們對過去情感經驗的理解。在此過程中，它引入了心理學、社會學等多個領域的探討，既關注情感社會的變遷，也著眼于具體變化的前因后果及應對方法上的思維差異，為情感研究領域的跨語境融合尋找新的契機?；诖?，書中章節以時間為架構，分辟“前現代”“現代”“當代”三個板塊，讓不同現象相互彼此碰撞，于社會光譜中輝映出斑斕的情感細節。經手大量原始材料的斯特恩斯意識到，“羞恥”雖見諸個體私密的心理地帶，可一旦進入更廣闊的關系網絡，它往往演變為維護群體規范的工具。譬如，前現代社會中聚集的“農業共同體”由于尚未建立系統性的社會契約，便試圖通過調適羞恥感的濃度來提高集體服從。巴西馬托格羅索州的梅伊納庫部落曾呈現出驚人的羞恥之心：步入青春期的女性會減少現身公共場合的頻率，感到蒙羞的人則躲入樹林或像胎兒一樣在吊床上蜷縮起來，直至這份滾燙的感受從心頭消散（19頁）。作為隱形的“參與者”，羞恥以何等曲折而深刻的方式影響了族群的日常生活。

可以想見，漫長的前現代農業文明孕育了面目迥異的恥感文化，這勢必為研究歸納帶來了困難。放眼東西方哲學對該問題的探討，個中論述及導向的對策也大相徑庭。與希臘哲學家和《創世記》將羞恥與身體相聯系的思路不同，儒家思想更傾向于借此強調社會關系中的“越界行為”：小到“不當的衣著、食物或更普遍的物品”，大到“更廣泛的身份問題”“言行不一”，包括“學生荒廢學習”“國君丟失土地”“仆從的羞恥”（25頁）等特殊情形，皆可被納入其構建的范疇，從而在無形間鞏固了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距離。這種語境為以家庭為單位的育兒模式提供了更充足的羞恥準備。在情感需求強烈的幼年時期，孩童就被最親近的母親告知，如若無法滿足長輩的期待，愛隨時可能消失——同時充斥著溫馨與恐怖的教學氣氛，誘使羞恥感源源不斷地被生產出來。在世界尚處混沌朦朧的階段，這些戰戰兢兢的孩子便深深記下了這種黏糊糊、難以洗脫的情感體驗。成年后，攜帶著苦蜜一樣的復雜滋味，他們在各種近距離關系里仍然表現出猶疑和缺乏自信。在一些公開的社會圖景中，羞恥的表達常與等級制度混融。下層人士受到規訓，露出謙遜的面目，甚至需要“真的略感羞恥”，以便在穩坐低等位置的同時，與上位者建立宜人的溝通橋梁。部分教義中的羞恥還與性別緊密結合，如奧里薩地區認為女性“行為不端時都會咬住舌頭”，并借助神話壓抑她們的情緒和生命力。至于充斥著種族主義言論的奴隸制，更是將羞恥與身心殘疾者并列。概言之，自前現代時期起，羞恥便與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建立了天然的親緣關系。

當古老的情感遭遇現代性的沖擊，人們的言談舉止間，無數新的感覺觸手正在揮舞，這勢必會動搖昔日的文化心理。玻璃隔開的建筑加劇了個體生活的閉鎖，隱私觀念由之興起。羞恥感失去了它曾賴以為生的社群，隨著匿名環境的普及而變得越發微弱。消費至上的商業空間同樣瓦解了崇高理想和榮辱信念，人們愿意為萬能的金錢讓渡那些代價高昂的準則。除此之外，隨著對羞恥的認知不斷深入，社會開始主動反思并清理情感淤積的毒素，激活它在特殊場合的妙用。斯特恩斯將觀察目光錨定在變化顯著的學校，指出此時的教育領導者已經意識到“體罰”“斥責”等傳統的羞辱管理手段對學生成長造成的破壞性影響：“由于這落伍的情感框架，整個班級都不知所措。”（101頁）這些手段消泯了課堂的積極氣氛，擊垮了學生的自尊自信，令任何建設性的互動都變得不可能。因此，政策明確了一系列替代方案，要求教師給予更多正面的激勵，樹立優秀模范而非暴露不良案例，弱化“問題學生”標簽帶來的強烈恥感，及其與集體生活所暗含的等級制度之間的潛在關聯。

與此同時，市場上更新的育兒材料紛紛重新思考“兒童”的定義，探討建立怎樣的情感紐帶更符合一種讓下一代茁壯成長的個人主義，并追問羞辱在這個過程中的必要性。昔日，由于缺乏對“恥感”和“罪感”的差別意識，父母針對孩子不當行徑的斥責總會無意間傷害后者的人格。父母后知后覺地了解到，如果孩子考試時作弊，批評的重點當放在行為上——“考試不要作弊”，而不是針對人——“你這個作弊者”（第6頁）。罪感對行為的修正會鼓勵人們勇于承擔錯誤并從中學習，而羞恥則將人長久困在蒙羞的時刻之中，加劇他們的自我厭棄，使他們渴望從身體中逃離，變成另一個人。興許是見慣了過往因混淆而造成的情感悲劇，育兒指南手冊的作者們很快強調了為人父母的新責任：

在現代家庭，培養一個快樂和情感敏感的孩子才是父母的主要目標。服從依然重要，但是現在更多地與快樂聯系在一起。管教仍然要緊，但必須接受重估，依附于對家庭之愛的持久保證——事實上，它必須跟羞恥切斷聯系。（87頁）

如果說，羞恥是幼年時在心靈之上被迫架起的一座環形舞臺，那么如今它必須被盡快拆除，釋放那些仍舊痛苦地活在白熾燈和觀眾目光下的內在的小孩，告訴他們需要矯正的只是姿勢，而非靈魂的舞蹈本身。

雖然此類措施有效緩解了“習慣性羞辱”對個體生命的沖擊，但隨著情境加速變換，羞恥也在與新的浪潮悄然結合，呈現出復雜而陌生的多重面貌。比如網絡社群由于其強大的傳播速度，為羞辱的制造大大降低了成本。與相貌、身份相關，乃至毫無緣由的惡意，如病毒一般在媒體上蔓延，盡管旦夕之間會被新的熱點平息，但卻對風暴中心的受辱者造成了巨大傷害?！澳涿涣鞯脑龆喔淖兞斯餐w的性質，可以說制造了更多的歪曲和殘酷行為?！?span style="color:#7f8c8d;">（156頁）因一系列醫療數據曝光，“肥胖羞辱”一度在美國甚囂塵上，使審美與疾病問題的邊界日益模糊，超重現象被夸大為缺陷、無法控制本能，甚至有人建議超重者不要上大學：“胖的人不夠自律，無法獲得高級學位?！?span style="color:#7f8c8d;">（137頁）這種情感策略不僅在醫學上鮮見成效，還隱秘地激發了肥胖者的反叛性。他們可能會為了平息焦慮而吃得更多，借助“填滿脾胃”這一自己最熟悉的途徑抒發受辱后的委屈和憤怒。美國官員也有意將這份濃郁、灼熱的情感能量用于更高層次的權力博弈。他們利用新舊時機將羞辱納入政治綱領，如反墮胎者設立“羞辱堂”，搜集公布墮胎者乃至相關醫生的姓名，以“正義羞辱”的名義變相召回和延續了公開譴責的力量。最終，羞恥在左派和右派的反復拉扯下，從私密領域升格為一種政治性的情感操演。

在本書的開篇章節“探討羞恥：跨學科語境”中，斯特恩斯坦白了研究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困難。羞恥的變幻莫測和定義難明，以及它在個體生命內部形成的感受力，注定了研究結論無法完全的統一。盡管如此，追蹤這一情感仍然必要：“羞恥作為情感的根本意義在于聯系個體與更大的社會群體和規范——無論是真實的還是想象的。許多群體都會通過羞恥感威脅和定義羞恥等手段來幫助建立身份認同，強制執行或者試圖強制執行其行為準則。”（第1頁）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展開的情感研究，正是基于身體情狀的混沌和不可測，著手重估情感發生的機制和能量，并試圖以此為方法論建構我們的世界。最早發起這項工程的吉爾·德勒茲通過對斯賓諾莎《倫理學》第二、第三部分的再闡釋，提出情感乃是生命從觀念到觀念之間的一條柔美流暢的“旋律線”——由弱至強、由悲苦轉向愉悅，它承載并反映著個體存在之力的流變。同時，身體的個體性也源于對身體施加的情動的變化當中，它是所有構成它關系的集合：“我從來是被動的，僅僅處于情緒的世界當中。”（汪民安、郭曉彥編：《生產 第11輯：德勒茲與情動》，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11頁）此后，關于情感的本體、現象以及現實干預的研究漸次興起，向各個領域滲透并激發出新的活力。例如馬克·B. N. 漢森通過面部表情的影像記錄，直觀證實了科技帶來的自我情感技術的發展：“科技使我們可以與自身更加緊密地聯系，可以更親密地體驗形成我們存在核心的那種活力，我們構成的不完備，我們的生命終有一死的有限性。”（馬克·B.N.漢森：《情動時刻，或者對生命的見證》，竇文欣譯，張春田校，載《情感何為——情感研究的歷史、理論與視野》，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7頁）布萊恩·馬蘇米更看重情動造成的“虛擬的聯覺視角”（Brian Massumi, The Autonomy of Affect, Cultural Critique, No.31, 1995），其研究興趣逐漸向政治文化領域偏移，解析國家首腦如何建立?；蟮那閯幽Ｐ蛠碚{度民眾。注重文學與情感親緣性的伊芙·塞吉維克則通過重啟經典文本拓展酷兒研究和性別批評。在《羞恥及其姐妹》一書中，她同樣聚焦這一長期遭到壓抑的“否定性情感”，并將其與社會邊緣群體的命運緊緊關聯（Eva Sedgwick and Adam Frank, Shame and Its Sisters,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在晚年，塞吉維克進一步意識到情感的細膩滋潤性質，她試圖將這種屬性引入專業批評，主張用“修復性閱讀”替代一直以來的“懷疑性閱讀”，希望文字能夠重建作者和讀者之間的信任。具體操作上，文學研究如何適時捕捉情感的風力，在可視的文字與不可視的心靈之間取得微妙平衡，將煥然一新的“文學情感學”整合得更為系統和精密，自然需要學界共同推進。現有的一些討論中，金雯認為“情感觀念化的過程就是文化生產的過程，是主體性持續涌現的過程，但也是主體性接受自身邊界和殘缺的過程，是將這種殘缺轉變為創造動力的過程。文學情感研究的對象就是文學作品中的情感實踐，它也與所有情感研究一樣，成為一種更深刻意義上的‘情感實踐’?！?span style="color:#7f8c8d;">（金雯：《情感時代：十八世紀西方啟蒙思想與現代小說的興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100頁）在關于“情感研究如何與現當代文學對話”的研討會上，亦有學者意識到“情感的本土化”將成為本專業面對的獨特挑戰：“怎么區分情感研究和前情感研究？如何有效地在情感研究中利用前情感研究的成果？當前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的情感研究熱，是伴隨著理論熱的整體退潮出現的。因為當代人普遍不再信任觀念，情感才被視為更本真、切身的內容。在情感研究作為一種明確的方法興起前，有很多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經典著作都是與情感相關的?！?span style="color:#7f8c8d;">（路楊、鄧瑗、羅雅琳等：《情感的歷史與性別——關于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情感研究的對話》，《文藝研究》2024年第三期，105頁）實際上，不管是李海燕在《心靈革命》中梳理的愛情話語譜系，還是丸尾常喜的著作《恥辱與恢復》中由魯迅之“恥”延伸出的民族自我批評研究，乃至王德威于《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中勾勒的幽暗又激蕩的文學史，無一不與當前的話題關系密切。當情感作為獨立的對象物得到細化，我們首先需回溯它曾如何虬結于此前的研究歷程，并考慮若將其從地表之下開掘成一門“顯學”，原有的譜系中何處值得移植和繼承，又該怎樣編排文史鉤沉與情感分析的雙向互動，才足夠形成“文學情感學”這一兼具理性和感性的新型研究范式。

與“羞恥”類似，情感研究格外關注那些殘損而虛弱的生命瞬間：憂郁、嫉妒、同情、憤怒……戳破完美幻象的過程是如此難以啟齒，然而當那陣柔潤之風真正穿身而過時，它會將隱瞞至深的創痛輕輕撥動。對于心靈中難以祛除的晦暗，其所給出的理解更是無限寬大——這股能量，源自朝“看見”的目標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向深淵投以柔情的注視，令卑微者有勇氣，孤獨的靈魂手掌交握，學會互換百感，從彼此心頭的苦痛中照亮和修復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