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馬克斯·韋伯誕辰160周年。澎湃新聞·思想市場特別策劃“以韋伯為志業”紀念專題，邀請國內外研究韋伯的專業學者撰文，發掘韋伯對于現代社會之意義。

作為經濟學者的桑巴特與韋伯

“在馬克斯·韋伯同輩的學者中，沒有一位學者像只比他年長一歲的維爾納·桑巴特（Werner Sombart）那樣與韋伯在人生履歷和學術研究上有如此之多的共同之處，同時又與他有如此重大的差異。”于爾根·考博在2014年出版的傳記《馬克斯·韋伯：跨越時代的人生》（Max Weber: Ein Leben zwischen den Epochen）中如此寫道。除了考博之外，幾乎所有馬克斯·韋伯或桑巴特的傳記作者都不會忽略二人之間“同路人”（Weggenossen）的親密關系。雖然二人在性情與學術風格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反差，但是作為德國歷史經濟學派青年一代的代表人物，桑巴特與韋伯不僅私交甚好，而且共同承擔了很多學術行政工作。其中包括共同編輯《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雜志》（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and Sozialpolitik）、1909年創立德國社會學會時的企劃工作等等。韋伯在離開弗萊堡大學時，曾嘗試舉薦桑巴特作為自己的后任。這一善舉最終未能落實，但證明韋伯對桑巴特的學術成就十分認可。

維爾納·桑巴特

維爾納·桑巴特于1863年出生于德國中部哈爾茨地區埃姆斯勒本（Ermsleben）的名門。父親安東·路德維希（Anton Ludwig Sombart 1816-1898）是加爾文-胡格諾派教徒，在19世紀中后期靠砂糖生意發家，成為地方上著名的實業家。他以積極參與經濟政策改革聞名，貢獻卓越，不僅獲得了一塊位于波美拉尼亞的騎士采邑，還在威廉德國初期當選帝國議會議員。安東的人脈甚廣，他與普魯士內務部教育廳的官員及著名經濟政策學者來往密切，還與施穆勒等人共同成立了社會政策學會（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在桑巴特家的客廳里經常出入各色經濟學者與地方政客，農業政策問題常出現在高談闊論中。這樣的家庭背景或許可以解釋他日后的研究方向與職業選擇。

桑巴特自幼受肺病困擾，是瑞士與意大利療養院的常客。他在1883年轉學至柏林大學后，因病不得不在意大利比薩大學呆一段時間。青年桑巴特的學術生涯幾乎在父親的一手操持下。安東與他的博導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 1838-1917）、瓦格納（Adolph Wagner 1835-1917）協商后，建議兒子研究意大利南部坎帕尼亞地區的農業問題。安東還介紹了當時任意大利統計局局長的經濟學家路易吉·玻丟（Luigi Bodio 1840-1921）配合桑巴特的資料調查工作。1888年，桑巴特出版了博士論文《古羅馬的坎帕尼亞：一個社會經濟史研究》，以意大利坎帕尼亞的農業經濟為典型事例，考察西歐國家在發展到一定階段后，農業經歷的社會經濟轉型以及相應的農業政策。在桑巴特這部廣受好評的著述發表3年后，韋伯提交了他的教授資格論文《羅馬農業制度的歷史對羅馬公法與私法的重要性》，其中引用了桑巴特著述。除了二人在早期對意大利農業問題的共同關心外，在經濟學的視野下，桑巴特與韋伯之間的對話關系主要集中在資本主義理解，尤其是對資本主義精神起源問題的探究上。

1903年初夏，韋伯決定與桑巴特、雅菲（Edgar Jaffe）共同參與編輯《社會立法與統計雜志》Archives fur Soziale Gesetzgebung und Statistik。這份雜志在1904年夏天更名為《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雜志》（以下簡稱為AfSS），編輯委員會在創刊號上刊登了（據說是韋伯執筆的）編者識，闡明了雜志的辦刊宗旨：第一，為了從歷史與理論角度理解資本主義發展普遍的文化意義，提倡廣泛與社會科學的各個相鄰領域保持密切接觸。第二，為了建立社會政策科學的理論框架、明確基本的概念，需從高度哲學的角度來思考社會問題的本質，不斷完善方法論。在創刊號上，韋伯還發表了長達66頁的文章《社會科學以及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Die “Objektivit?t”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und sozialpolitischer Erkenntnis），成為德國歷史學派新舊世代之間“價值中立論爭“的導火索。桑巴特在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平淡無奇的短文章，題為《經濟危機類型學試論》（Versuch einer Systematik der Wirtschaftskrise），與韋伯上文并未形成呼應關系。但在1909年召開的德國社會政策學會維也納大會上，桑巴特表明，“在方法論的立場上，我與友人馬克斯·韋伯本質上的立場一致”，強調必須區別客觀認識與價值判斷。在桑巴特報告之后，韋伯也以討論者的身份登壇，進行了大約10分鐘的發言，其中7次提到桑巴特，可見二人在社會科學方法論方面已結成堅固的統一戰線。桑巴特對“價值中立”原則的捍衛持續到1930年代，直到他的經濟學方法論大著《三種經濟學》（Die drei National?konomie, 1930）出版。

資本主義起源與資本主義精神

眾所周知，韋伯1904、1905年發表在《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雜志》（AfSS）上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兩篇系列文章，首次提出他最具代表性的資本主義起源論：在16、17世紀，以加爾文教派的禁欲宗教職業觀為代表，一種強調消費節制、鼓勵自主勞動的經濟倫理，成為資本主義精神的起源。在韋伯看來，資本主義精神的特點之一是以勞動與資本增值作為目的本身（Selbstzweck）而非手段；特點之二是每個人都自認為有義務忠于某種天職（Beruf）。實際上在1903年，韋伯擔任AfSS雜志的編輯時，他的合作編輯桑巴特剛剛出版了兩卷本巨著《現代資本主義》（Der moderne Kapitalismus）。這部大著非常符合AfSS雜志“從歷史與理論角度理解資本主義發展普遍的文化意義”之宗旨，但韋伯擔心自己苛刻的書評會給二人的合作關系帶來不必要的不愉快，就邀請慕尼黑大學經濟學者盧約·布倫塔諾（Lujo Brentano）撰寫書評。在與布倫塔諾通信的同時，韋伯本人也開始對桑巴特的著作以及資本主義的起源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這成為他撰寫《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文的直接動力。

桑巴特《現代資本主義（第一版）》1902年

桑巴特的大著《現代資本主義》（第一版，1902年）分為上下兩卷。上卷題為“資本主義的誕生”，追溯了現代資本主義逐漸取代手工業的過程，探討資本主義是如何在物質方面以及精神方面得到確立。下卷題為“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以西歐的經濟史為例，描述了資本主義是如何在農業經濟的轉型、市場的形成、都市的發展等背景下成為支配近代的生產方式。

桑巴特認為，現代資本主義成立的直接條件有三個：第一是國家的形成。國家，尤其是國家在軍事方面的需求，為資本提供了巨大的市場。另外，國家還保障了經濟生活的運行秩序，同時通過殖民政策實現了奴隸買賣與大規模勞務管理。第二是技術的發展實現了大規模生產和長距離貨物運輸。第三是貴金屬的生產，激發了人們的營利精神，同時促進人們理性計算的習慣，進一步推動了資本主義精神的誕生。除此之外，桑巴特還指出了幾個促進早期資本主義發展的間接條件：第一是財富在市民階層中的積累。這一方面促進了資本的形成，另一方面也擴大了消費財富。第二是新的商品需求。譬如自17世紀末以來，奢侈之風在歐洲各地流行開來。絲綢、蕾絲、毛紡織品、亞麻布、鏡子、帽子、陶器等與女性息息相關的奢侈品，這些新產品的生產促進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形成。第三是所需的勞動力能夠得到保障。

在所有的條件中，桑巴特對“企業家的誕生”給予了特別的重視。他首先列舉出幾種“具有潛在資本主義人格”的人群，其中包括君主、貴族莊園主、出謀獻策的門客、宗教異端、異邦人、猶太人等。他把這些人分為兩種，第一種利用地位或采取權力手段，在商業活動中謀取特權；第二種被稱為“市民資本家”，他們依靠人望和組織的力量從市民階層中脫穎而出，以勤勞節儉的美德以及大膽的冒險精神和經商技巧為武器，為自己與他人的財富增值。“市民資本家”的出現分為兩個途徑，第一是他們自身的家庭手工業實現經營規模的擴大；第二是手工業經濟商的出現。

桑巴特對于資本主義精神有非常具體和詳細的探討，他在資本主義萌芽期發現了兩種不同的精神：第一種被稱為“浮士德式的企業精神”，其中包括冒險投機主義、反合理主義、盜竊犯的精神、無限的欲望、權力意志和企業精神。第二種被稱為“市民精神”，即謹慎、合理計算、勤勉、中庸、節約、講信用等等。二者合起來即是“資本主義精神”。由于現代企業是讓多人在統一的意志下共同合作，從而實現遠大的目標，企業家要想獲得成功，就必須具備征服者、組織者和商人的三種性格。桑巴特在書中也提到了宗教與資本主義的關系，他認為資本主義是世俗的，隨著人們越來越沉迷于俗世中的享樂，資本主義的信徒逐漸增加。那些寄希望于現世之外，將現世生活視為準備階段的人，自然會在經濟活動中表現得消極，導致“資本主義精神”的衰退。在桑巴特對“資本主義精神”的描述中，出現了一個典型的代表性人物，這就是文藝復興時期奧格斯堡的富商雅克布·富格（1459-1525），他對一個厭倦了工作、準備退休的推銷員說，“我的想法不同，我想盡可能多地賺錢”。

奧格斯堡市中心的富格雕像

韋伯對這段引文做出了回應，但將其解釋為不過是一種去除了倫理立場的“商業上的野心”，并將其與本杰明·富蘭克林的帶有價值判斷色彩的經濟倫理進行了對比。富蘭克林的道德觀具體體現在《自傳》列舉的“十三美德”：自制、緘默、秩序、決心、節儉、勤勉、真誠、 正義、溫和、清潔、鎮定、貞潔、謙虛。富蘭克林最重要的做人原則，就是“自制”，這在其他人看來，或許是一種“吝嗇的哲學”，但馬克斯·韋伯則在富蘭克林身上發現了資本主義的精神。這說明桑巴特與韋伯對資本主義的理解，從開始就存在分歧。桑巴特在后期出版的《德意志社會主義》（Deutscher Sozialismus, 1934）中也表現出對資本主義的悲觀態度，但是他的角度與韋伯的“理性鐵籠”相去甚遠。桑巴特在書中寫道，在過去的150年中，資本主義對社會生活起到了主導性作用，人類生存的基本價值標準是經濟（利益）的價值高于其他各種價值，他把這一時代稱為“經濟時代”（das ?konomische Zeitalter）。經濟時代的生活有以下幾個特點：相信繁榮與進步、徹底拜倒在貨幣價值面前、一味追求生活享樂的價值扭曲。在他看來，國家社會主義或許是扭轉“經濟時代”之頹廢的必要手段之一。

“三種經濟學”

1930年，桑巴特出版了《三種經濟學：經濟學研究的歷史與系統》，第一次系統整理了他對經濟學史的理解，以及對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的未來展望。桑巴特梳理了自浪漫主義國家學者亞當·穆勒（Adam Müller 1779-1829）以來的經濟學發展譜系，總結出三種國民經濟學的類型，即“指引型的國民經濟學”(die richtende National?konomie)、“整序型的國民經濟學”(die ordnende National?konomie)與“理解型的國民經濟學”（die verstehende National?konomie）。在桑巴特看來，亞當·穆勒、喬治·拉辛格（Georg Ratzinger 1844-1899）都是立足于經院哲學的典型，屬于典型的“指引型的國民經濟學”學者，他們把經濟學看作是“福與禍的科學，祝福與詛咒的科學”。

亞當·穆勒（1779-1829）

亞當·穆勒認為，科學的任務，是在俗世中忠實地探求神的啟示。只有通過抵達神的啟示，才能在人間建立一個擁有更高秩序的王國。在穆勒的小冊子《論神學基礎在國家學中的必要性》（Von der Notwendigkeit einer theologischen Grundlage der gesamten Staatswissenschaften. 1819）中，他指出經濟學的目標是洞察“正確的”經濟之本質，為了抵達這一目標，學者們需要聽從圣經中神的指引。喬治·拉辛格的立場也與此類似，他寫道，“各國的財富、普遍的福祉是如何產生的？這個問題自然會歸結到關于人類起源與目的的形而上學理念。人類在經濟活動中不應當被狹隘的視野與利己主義的出發點誤導，經濟活動應當受到來自神的愛的指引。這自然會引導人們抵達公正的自愛，鄰人愛也可歸結為自愛之必要的道德界限。”

桑巴特把穆勒與拉辛格時代的經濟思想定義為“指引型的國民經濟學”，指出此種經濟思想最大的問題在于，它的認識對象除了“存在”（sein），還包括“當為”（sollen）。根據這種邏輯，正確的經濟生活只能通過它是否有利于實現“最高”目標來定義。而“最高”目標通常并不存在于經濟內部，而總是根植于經濟外部的更高價值，例如國民經濟生產力、國民的福祉等。如何能實現所謂“正確的經濟生活”呢？按照這種學派的觀點，經濟學家首先必須正確洞察最終價值；其次，為了實現該價值，正確選擇能夠達成目的的手段；最后，提高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貫徹善行的意志。

如果說“指引型的經濟學”在本質上還屬于神學的范疇，并沒有使經濟學成為一個獨立的范疇，那么“整序型經濟學是我們斷定為形而上學的指引型的經濟學的對立面，即科學經濟學的最初發現形式。”桑巴特把自然科學思維方法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定義為經濟學發展的一個新時代，將其命名為“整序型經濟學”，他寫道，“在18世紀中期，當一種新的經濟學方法——從興起的自然科學，特別是所謂的精密自然科學中借來的方法——突然獲得力量時，新科學的全部發展被突然中斷了。由于采用這種新方法，經濟學的發展被封印了一個多世紀。這就是所謂的‘古典派’時代，即自然科學時代。我將這一時代命名為‘整序型的經濟學’時代。”桑巴特把從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到門格爾（Carl Menger 1840-1921）時代的古典經濟學都歸為該范疇，批判這種經濟學僅僅能夠探究限可被量化的現象。換言之，“整序型經濟學”的分析對象僅限于市場，無法解釋社會體系各種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

桑巴特《三種經濟學》1930年

在桑巴特看來，上述兩種經濟學方法論都具有明顯的局限性，如要理解包括經濟生活在內的一切社會生活，需要一套新的范式。他寫道，“除了迅速征服了宗教世界觀的整序型經濟學（或成為自然科學經濟學），還有另一種經濟學。這種經濟學在我看來正是‘科學’的經濟學。因為其擺脫了形而上學的束縛，同時也沒受到自然科學思維的誤導，而是采取適合研究對象的固有方法。我稱這種經濟學為精神科學的、文化科學的經濟學，或理解型經濟學。”桑巴特認為，這種對經濟學的理解并非由歷史學派開創，而是可以追溯到維柯（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阿斯特（G. A. Friedrich Ast 1776-1841）、沃爾夫（Friedrich A. Wolf 1759-1824）等語文學家，十九世紀后期到二十世紀初期的代表人物包括齊美爾（Georg Simmel 1858-1918）、斯潘（Othmar Spann 1878-1950）、韋伯以及桑巴特本人。從性質上來說，理解型經濟學由于研究對象屬于時間與空間中的實體，因此可以被看作經驗科學。同時他也是文化科學與社會科學。

是時桑巴特已67歲，距離他從柏林大學退休只剩下1年。他身居數個學術界的要職，如德國社會學會會長、社會政策學會會長，在人生最后10年中仍然保持著旺盛的研究熱情，出版了《德意志社會主義》（Deutscher Sozialismus, 1934）、《資本主義的未來》（Die Zukunft des Kapitalismus, 1932）、《社會學》（Soziologie, 1936）、《世界觀、科學與經濟》（Weltanschauung, Wissenschaft und Wirtschaft, 1938）以及《人性論》（Vom Menschen, 1938）。在《三種經濟學》中，桑巴特提出了他對人類經濟生活的終極解釋：人類被放逐出樂園后就背負了經濟生活的使命，不得不為了面包而辛苦勞作，換言之就是不斷與自然的力量格斗，在供給和需求的緊張關系中度過一生。因此，在經濟生活中的人類首先以“經濟志向”（Wirtschaftsgesinnung）或主觀精神為依據，來設定目標，并以此為基礎來行動。由于所有的經濟行為都是動態的，而且是在社會中進行的，為了合理有效地推進經濟生活，人們自然會不斷將主觀精神客體化，并讓其成為引導多數人的指針，這就形成了具體的秩序（Ordnung）。最后，經濟生活中最核心的問題在于物財的管理分配，將外界的事物根據欲望和需求轉化為財物的“技術”（Technik）是經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因此桑巴特認為，綜合經濟論應該包括經濟哲學、經濟科學與經濟技術論三個領域。其中，經濟哲學的研究對象是經濟學在形而上學方面的各種關系。經濟科學包括理論與經驗。經濟技術論探究管理國民經濟的具體、實踐型的手段。考察上述三個要素，就可理解具體的“經濟體制”（Wirtschafts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