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發太貴，我的頭發不值這些錢。”

“你的毛重要還是你的錢重要？”

“我一室友天天往腦袋上抹生發水，聞著跟‘蚊不叮’似的。”

“我也抹的……”

2018年末的一個下午，麥森的一個微信群突然聊炸了，話題是“最近脫發了”，20多人的群，熱鬧了幾個小時。有人推薦進口的無硅油洗發水，有人分享植發咨詢經歷。

麥森覺得這個話題“有毒”，總有人跟他聊起。麥森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的博士生，明年夏季，1990年出生的他即將成為“90后”第一批博士。早在本科期間，麥森就因脫發去看過校醫。

“脫發”這種時代癥候，正在向“90后”下沉。

中國健康促進與教育協會2016年曾發布過一份“脫發人群調查”，結果顯示，中國脫發人群約為2.5億，以20到40歲之間為主，30歲左右發展最快，比上一代人脫發年齡提前了整整20年。

麥森讀本科時就發現自己的頭頂日漸稀薄，他特意去看了北大校醫，掛的是皮膚科，得到的答案是“遺傳”。他也跟生命科學院的同學探討了這個問題，答案是類似的。

最終，他決定相信科學，尊重現實。

在現有的基礎上，麥森依然在積極改善，能留長的地方留長，再抹點啫喱，梳個造型，“別人看來可能有點奇怪，可我自己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了。”

麥森最初發現自己“有點禿”，大約是在大三的時候。那時還是人人網的時代，有段時間，突然開始流行曬“本科—碩士—博士三聯”照片，一張張愈加成熟的臉上，發際線越來越遙遠。

麥森依然習慣叫“人人網”最初的名字——“校內”。高中開始，他就是“校內”紅人，演講、辯論、朗誦，照片日積月累，有朋友“挫”他“越來越禿”。

他本以為，只有哲學系是脫發的重災區。沒想到高中同學曹明說，他們法學院有句話，“天若有情天易老，人學法律頭發少。”

曹明本科就讀于上海一所重點大學的法學專業，本科畢業后直接就業。6年工作下來，曹明發覺自己的腦門越來越大，“大到懷疑人生”。

念書的時候，曹明留過長發、剃過光頭，現在他只留小平頭，發茬短短地貼著頭皮——因為耳側的頭發太稀疏了，如果頭頂的頭發長一些，又垂不下來，就會向兩側突兀地翹起，像長了兩個犄角。

對于醫學院的學生阿青來說，脫發讓她恐慌。“頭發一把一把地掉，跟化療了似的。”阿青今年夏天剛剛研究生畢業，隨后入職上海一家三甲醫院影像科。她身邊的既有研究生、也有博士生，脫起發來，大家的情況都差不多。

“感覺整個人被撕扯爭奪，而且每件事情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樣的！” 阿青和同事們常常感到被臨床和科研兩頭撕裂。在過去的兩個星期，阿青每天晚上要改課題文章到凌晨一兩點，早七點鐘又要按要求到崗。一周上六天班，上午下午接診病人，中午和領導匯報課題進展。

一低頭，地上掉落的頭發越來越多。扎馬尾，頭皮開始藏不住了。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植發中心主任吳文育曾公開表示，“植發現在已經邁入90后了，90后已經占到所有脫發人群的36%左右，80后已經占到了38%。”

“其實很多（脫發）是和平時的生活習慣是非常有關系的，比如說有很多年輕人都特別喜歡熬夜，飲食的習慣啊、工作的焦慮啊等等這些，都會加重脫發的提前發生。”吳文育稱。

曹明第一波“兇猛”的脫發，發生于第一次辭職期間。

法學院畢業后，曹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國企做機要秘書。在家人看來，這是一個穩定和機遇并存的工作機會。可干了兩年后，曹明“熬不住了”。

長久以來，曹明的工作按部就班。在這架運轉穩定的機器中，曹明一直是那枚固定的螺絲釘，重復帶來的消耗感，讓他越來越望不到頭。那年六一，他提出了離職。可手續真正辦下來，拖了近兩個月。

領導給曹明的說法是，一定要找到交接的人才行。上家不讓走、下家催入職，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眼看要拖黃。

瞪著屏幕，曹明開始不自覺地揪頭發，一揪就是一縷，再藏在鍵盤底下，他想看看自己能擼掉多少。到了離職那天，鍵盤下面已是黑黑的一層。

曹明目前供職于一家金融機構。這幾天，他明明睡著了，卻總是在凌晨4點突然睜眼。天還是黑沉沉的，他強迫自己繼續睡去。

“有時候壓力大到自己都不知道。”

數月前，曹明單位的一位高層在反腐中落馬，目前已被檢方批準逮捕。

曹明清楚地記得轉折的那天。那晚，新聞通報一出，單位的各個微信群開始躁動。等到第二天一上班，曹明發現大堂里的宣傳視頻不播了、該領導寫的書也被集中回收了。開始，曹明和同事們還抱著“看熱鬧”的心態，如今，才發現事情余波未平。

這對曹明和同事們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一直處于“應急狀態”中，業務開展一度停滯，薪酬因此波動，年終獎也可能大幅縮水。

一年前，曹明剛剛結婚，貸款買了房。兩家兩代“六個錢包”才湊夠了首付，貸款就要靠他們夫妻二人自己還了。如今，每月夫妻二人發了工資，先要減去銀行的月供，才能留出生活費，“買房都是奔著自己的極限去的，還要假設自己工資會漲、不會生病。”

說起這些，他又忍不住去搓自己的頭發。曹明感覺“累”，“身心俱疲”。

跟曹明一樣，今年冬天，江語覺得“頭特別冷”。

她明顯感覺到懷孕后自己的頭發又少了，寒風直刺著頭皮。傳說中的“產后脫發”，似乎來得有些著急。

江語27歲了，這是她結婚的第二個年頭。有了孩子后，她已經做好“禿一陣”的準備。從孕期到哺乳期，她都不打算再用防脫生發的產品了，她擔心里面含有不良化學物質，會影響孩子。

媽媽建議是，讓她坐月子的時候把頭發全部刮掉，興許能長得更好。

孩子12周了，媽媽陪著江語去做產檢，一天就花出去1000多元。這些錢，相當于江語上38節課的課時費，現在正是放寒假的時候，沒有課教，她的工資少了一半。

媽媽嘴上不說，可到了中午，怎么也不愿意在外面吃飯，非要回家做，江語急得連拉帶勸。

在陜西師范大學讀完研究生后，江語選擇了回家鄉，在這座北方城市的一所幼師專科學校中當語文老師。

最近，單位的年終獎快發了，江語有一晚失眠到凌晨三點。那晚她琢磨著，這筆錢要怎么分？給爸爸包多少紅包？給媽媽包多少？物業費還要交。早上起來，枕頭上都是頭發。

畢業后，江語成了家里的經濟支柱。前些年，父親的工程生意一下周轉不開，至今仍未等來起色，母親常年照顧家里，也沒有收入來源。研究生后期的一筆獎學金，讓她撐過了就業前的過渡期。

成家后，長女江語成了這個家的“家長”。最近，小她3歲的妹妹去外地找工作了。在家鄉這個小城市里，大專畢業的妹妹只能打些零工。江語知道，妹妹還想上進，她很支持妹妹出去闖闖。最近妹妹落腳杭州，租住在一間地下室里，江語剛剛給妹妹寄了錢。

由于工作關系，江語和丈夫常年分居兩地，平時，只有她自己在家，而丈夫隨公司項目住在外地。結婚前，家里人一直在討論，讓她畢業后跟去丈夫工作的城市，可她最終還是沒去。她選擇留在家里，找了一份專業對口的工作。

江語說，她不想重蹈母親的覆轍，不想為了家庭失去自我。

江語的父母自幼關系不睦，為了保障她們姐妹的生活，母親不想離婚。從小到大，父親很少在家，江語和妹妹跟隨母親長大。所以，在自己的婚姻中，江語想要留下一張底牌——有穩定的工作和踏實的存款，這樣才能獲得一定程度上的自由。

“我可以養家，他可以養房，這不是挺好的，大家都生活得很負責。”

在很多“95前”的回憶中，脫發往往始于學生時代。那個時候，他們還會熬夜唱K，通宵煲劇，在一個又一個作業截止日前掙扎到天明。

脫發的恐慌往往在畢業前來臨，吹起的劉海能讓人跨越年齡層、面膜越來越敷不住腦門、男生們紛紛開始燙頭……

當“95前”端起保溫杯“服老”后，“95后”前赴后繼。

張絨出生于1995年初，如今正在上海某重點大學讀研二，明年即將畢業。她如此形容自己發量的變化：“就像獅子王被雨打濕。”每次回家，奶奶總惦記著給她買黑芝麻醬。

這幾年，她總在壓力和焦慮中掙扎。

大三那年，為了保研，張絨豪賭了一把。為了刷高分數，她把幾門艱難的課程重修了，其中就包括高數。高數是她最大的心病，要分三個學期上，不能補考，只能重修，一門課頂普通三門課的學分。

重修期間，一些課程時間彼此沖突，她只能放棄平時成績，全靠卷面分。她很清楚，這就是在冒險——如果期末考不好，全部玩完兒。

在保研材料遞交后，張絨半夜一遍遍去刷學校網站，查通知、查公示。每天一躺下，張絨的腦子根本停不下來：保不上怎么辦？還要考研，萬一考不上，以后工作怎么找？

其實在交材料前的那個暑假，張絨就開始做第二手準備，復習考研。那個夏天，她一個人住在宿舍，沖刺復習，緩解焦慮唯一的辦法，就是吃。某天晚上，她暴飲暴食到凌晨三點，最后忍不住吐了出來。

那段時間，她的體重長了10斤。

好在，保研最終順利通過。升學后，張絨特意參加了學校的新媒體中心，她覺得這是自己履歷上的空白。本科期間，她還沒有參加過學生工作。

新媒體中心的主要工作是負責學校微信公眾號的推送。第一年，張絨干得細致、耐心，任勞任怨，次年換屆后，她被選為新媒體中心的負責人。最近這一年干下來，張絨每天60%的時間都給了新媒體，連跟男朋友約會，她都帶著電腦，隨時審核推文。

讓她不時感到崩潰的是，老師的反饋意見總姍姍來遲，可一篇推文的更改，就意味著后期所有計劃的順延。

張絨很久沒有早睡了，要么忙碌，要么失眠。她現在的愿望是，能有種強制性的東西，讓她一到凌晨就昏死過去。

據“麥可思2018年大學生睡眠情況調查”數據顯示，在被調查的大學生中，77%的大學生遇到失眠問題。30%的失眠群體表示自己出現脫發癥狀。

在失眠群體中，造成失眠的主要因素是“壓力大、焦慮、緊張或擔憂”（63%）。

這幾天晚上，從醫院下班后，阿青又在熬夜改課題文章。她覺得自己扎頭發的橡皮圈變得越來越松。

脫發的原因，阿青說不清，可能是熬夜，也可能是焦慮。但她可以確定，脫發只是連鎖反應中的一環，“并發癥”還有失眠和便秘。

現在，唯一可以讓她喘口氣的時機是，“被領導忘記的時候”。

阿青的理想是當個網紅寫手。之前，她一直都在寫作，可今年夏天入職醫院后，她連睡午覺的時間也沒了，公號也半年沒更新。

兩年前的這個時候，她在公眾號上寫了一篇推文，結尾是“要是感覺挺不下去的時候，就把牙咬得再緊一些。”如今，她的想法有了些變化，“現在覺得，活著最重要。”這兩年對阿青阿來說，就像彈指一揮間。

阿青一直想寫一本書，醫學生版的《活著》。她把現在工作的每一天，都當作“潛伏”，積累寫作素材。寫完了《活著》，再攢點錢，她就辭職。至于辭職后做什么，她還沒太想好，總之不是回家。

阿青的老家在哈爾濱，她一回家就能吃能睡，不回去，就是怕喪失斗志。

6年前，曹明畢業時也沒有選擇回老家，他怕回去以后，家里人太“念”。大三時，他考研失敗，那個假期，母親每天都在飯桌上嘆氣。工作后，他還是堅持考上了在職研究生，如今已經畢業。

在上海成家立業后，曹明覺得自己找到了一個“平衡點”，讓理想與現實相互匹配。人生基本穩定后，他覺得頭發也該穩定了，“禿不到哪去了”。

對于目前的分居生活，江語覺得這也是一種“平衡”。重要的是，兩個人對長達10年的愛情長跑有了一個交代。這段在高中時萌發的“早戀”，終于開花結果。江語內心肯定，這么多年，他們都沒有變。

麥森仍然沉浸在北大濃厚的學術氛圍里，這已經是他在哲學系讀書的第8個年頭。麥森博士期間的研究方向是宋明理學。他希望畢業后，還能在本專業擔任一份教職，繼續深耕學術。在他看來，探索人類知識的邊界已經充分刺激，就像做過山車一樣，身心舒暢。

對于頭發，麥森也有長遠的規劃。一旦脫發變得不遏制，他準備向禿頭的著名哲學家福柯學習——白色高領羊毛衫，戴副大眼鏡。那也是無數哲學人心中的智慧典范。

而著眼現在，麥森報名了老家公務員系統的選調生，并參加了面試，這是他明年就業的第二選擇。

明年夏天，張絨也要畢業了。她已經預感到了找工作的壓力，但她不想回家，“不要聽他們的，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張絨覺得，90后是隨著網絡發展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人，借助他人也好，借助網絡也好，可以努力地自己塑造自己。

現在，張絨都不說自己是“90后”了，她管自己叫“95后”。

“你掐指算算，90后，最大的都29了！”

（為保護個人隱私，本文受訪者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