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思和：我的老師們

陳思和/口述

2019-01-03 17:20

來源：澎湃新聞

我是七七級本科大學生，也就是“文革”后恢復高考的第一屆。當時高考熱是一個社會思潮。“文革”爆發的第一個舉措就是廢除高考制度，整整十年沒有高考，到了1970年代中期開始實行推薦制度，提倡工農兵學員“上、管、改”大學，1976年“文革”結束，第二年高考制度恢復，舉國沸騰，從高中六六屆開始，有老三屆（高中、初中的六六、六七、六八屆學生）以及所謂“新三屆”（六九、七〇、七二屆的中學生，沒有七一屆，當時中學七一屆延長了一年學制，成為七二屆），主要是從社會上各行各業來報考大學的，尤其是知識青年，當時還看不到回城的出路，高考成為唯一改變命運的途徑。我當時在淮海街道圖書館工作，編制是小集體，當時盧灣區圖書館幾次與區里人事部門聯系，要求把我調過去工作，都是因為編制問題不能解決而擱淺。因此高考也成為我改變自己命運的唯一途徑。

當年高考是在1977年10月，錄取時間是1978年初，一共有兩批，第一批發榜我沒有被錄取，過了一個月左右，區招辦傳出消息來說，為了更多的真才實學的考生能進大學，政府決定若干學校再擴大招生，好像是4月2日那天，正式通知發下來，我被復旦大學中文系錄取。當時第一次錄取名單下來時，淮海街道的青年錄取名額不多，但這一次錄取了很多人，主要是師范類學院，進復旦大學的就我一個。

當時學校校舍不足，我們第二批二十一人都是上海戶籍，其中有李小棠、徐克仁、吳基民等一時俊杰，我們的戶口沒有遷到學校，人也住在家里，走讀。學校只給我們一間臨時性的宿舍。這間宿舍是我們二十一個走讀學生共同擁有，但真正在里面常住的大約只有四五個同學，我是其中之一。那時我經常是一周回家兩次，周三和周六。因為是走讀，我很少參加班級里的集體活動，也很少參加學校里的集體活動。學校里經常發生一些熱火朝天的活動、爭論、風潮，我都是事后才聽說的，很少參與。如當時比較熱鬧的競選寶山縣人民代表，我們班的張勝友就出頭參加競選，新聞系的徐邦泰、哲學系的景曉東等也競選，連老教授王中先生也站出來“以身試法”，我都沒有參加，連投票也沒有參加。中文系組織學生文學社團“春筍社”，創辦大學生刊物，在街上叫賣引起警察的干預等等，我也都沒有參加。這種不愛熱鬧，也不愛參加集體活動的性格后來延續下來，一直到留校任教后還是這樣。集體活動能不參加都不參加，社會潮流能不跟上就不去跟，自己只做自己有興趣的事情。這樣做的好處是少受干擾，也沒有什么糾紛，時代風云都在我的身邊擦肩而過。但今天要回憶，也實在乏善可陳。

當時中文系“十大教授”中王欣夫先生、劉大杰先生、陳望道先生都已經過世。其他七大教授尚健在，但是我們也沒有機會瞻仰。惟朱東潤先生擔任了一屆系主任，有時候晚上打著手電筒，一個人到學生宿舍來與學生談話。那時朱先生大約已經八十多了，但是獨來獨往，走路不用人攙扶。我只聽過一次他的學術講座，好像是我們剛進校那一年的5月27日校慶報告會，在第一教學樓舉行學術報告會。朱先生的報告題目是關于梅堯臣的詩，他說話口齒清楚，有條有理。不知怎么一會兒講到郭沫若，他說雖然郭沫若曾經罵過他，但他還是贊成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里對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批評，意思是杜甫草堂頂上的茅草被風吹走，有窮孩子拾去，杜甫罵那些孩子是盜賊，朱先生用同情的口氣說，拾去就拾去吧，一點點稻草被拾去了，就罵孩子是盜賊，太過分了。朱先生的說話口氣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文系老師對朱先生都很欽佩，說他好話的很多，說起“文革”剛開始朱先生就作為學術權威被拋出來批斗，批斗會墻上寫著大標語：“打斷朱東潤的反革命傲骨”。朱先生仍然昂首挺立，批斗他的人硬按下他的頭顱，他一忽兒就昂起來，于是再被硬按下，反復多次，足以證明他是真有傲骨的。不過據朱先生自己說，是他的頸脊椎有病，想低頭也低不下去。

其次印象較深的是陳子展先生，陳先生與賈植芳先生是好朋友，經常到賈先生家串門，我在先生家里經常遇見他。但我與他沒有直接說過話。陳子展對青年很警惕，他看到賈先生就有說有笑，一看到我們年輕人在場，打個招呼匆匆就走。賈先生說，陳先生以前在運動中吃過年輕人的虧，現在他不愿意與年輕人打交道。學校里安排他指導研究生，他只指導了一位，以后再也不愿意指導了。張世祿先生是一次王力先生來復旦相輝堂作學術報告時見到的。張世祿先生坐在第一排，王力看見張先生坐著，也很客氣，先說張先生是我的老師，云云，很給復旦面子。王力講到一半時，下面不停地有人往上遞條子，每次條子傳送到第一排張先生手里，張先生慢慢起身走到講臺邊上，吃力地把條子遞上去，由主持者接過那條子，再傳給王力。這樣來來往往好多次，看得出他很吃力，動作很慢，但也沒有人幫助他。其余幾老，有的是偶然到府上去拜訪過，如郭紹虞先生、趙景深先生，但那時他們年紀都比較大了，幾乎沒有能夠談什么。還有些教授就沒機會拜訪，如吳文祺先生，就在畢業拍集體照時他來了，坐在第一排，而蔣天樞先生則是久聞其名未見其人。

當時上課是上大課，我們文學班有七十多人，漢語班有三十人，經常在一個教室里上課。有時還與上一屆的工農兵學員一起。講古代漢語的是周斌武老師，這是我大學四年中最難忘的課程。周老師滿腹經綸，精通數理英文，他自己發明一套教授古漢語的方法，涉及國際音標、數學公式、英文邏輯，等等，難倒了一批人。學生中不斷有人呼吁講得太難，但周老師總是站在講臺上臉帶微笑地說，“不難的、不難的”。他還在黑板上寫著“欲把金針度與人”幾個字，說是要把“金針”傳給大家。當時學生中有惡作劇者，特意找出一些自以為很難解釋的古漢語例句，下課的時候輪流去請教周老師，以為可以難倒他。可是他們哪里是周老師的對手？周老師不知道這是惡作劇，他萬分誠懇地一一作了解答，如數家珍。這下才傾倒了一大批學生。周老師還是書法家，他上課用的教材全是自己用毛筆手抄，學期結束時，他很動感情地說，我與你們師生一場是有緣分的，這本教材大家要好好保存，留給大家做一個紀念。這本教材至今還在我的書櫥里珍藏著。教授現代漢語的是金路老師，胖胖的身材，開口非常詼諧，他知道下面坐著許多搞創作的學生，上課盡量舉文學的例子，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用過多少個括號，托爾斯泰作品里有多少個破折號，等等，大家都佩服得不得了。金老師在我留校時已經調到留學生辦公室教留學生去了，那是對外漢語的前身。我們七七級同學對金老師的印象非常深。每次同學聚會，問起中文系老師的情況，總是問：周老師可好？金老師可好？

應該說，我們七七級是恢復高考后第一屆大學生，上課內容也體現了政治上撥亂反正時期的過渡性和實驗性，研究語言的比較沒有問題，但研究文學就問題多了。當時課堂上爭議最大的是文學概論和現代文學史。文學概論課是吳中杰老師上的，他以敢說敢為著稱，每次上臺講課時，一支粉筆夾在手指上，但很少板書，他操著浙江普通話，指桑罵槐，句句都有鋒芒。吳先生是魯迅研究專家，相傳“文革”中他為《解放日報》編了一版魯迅語錄，不知是故意還是無意，把魯迅在30年代批判張春橋的語錄也編進去了。張春橋是“文革”中的大紅人，“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與江青他們勾結成“四人幫”，但在30年代他還是一個上海灘頭小文痞，曾經化名狄克寫文章攻擊作家蕭軍，魯迅反批評他。這本來也沒有什么，魯迅批評過的人很多，也不見得都是壞人。但張春橋到60年代已經變成真壞人了，特別怕人家揭他老底。吳中杰老師就這樣得罪了張春橋，后來復旦的紅衛兵組織中有個叫“紅革會”的團體發起“炮打張春橋”運動，遭到鎮壓，張春橋他們就給吳老師安上一個在“反革命小集團”背后“搖鵝毛扇”的軍師的罪名，批判大會上給吳老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文革”以后當然平反了，我們都把吳老師看作是反“四人幫”的英雄。吳老師言必稱魯迅，論時事不留情面，每堂課我們都聽得很過癮。我們班級里同學盧新華寫了一篇小說《傷痕》，引起了轟動，后來“傷痕文學”的名字就這樣叫開了。小說寫了一個叫王曉華的女孩在“文革”中誤以為自己母親是黨內“叛徒”，與她劃清界限，但還是受了很多苦，等到她醒悟過來，母親已經死了，遺恨永遠沒辦法彌補。大家都說這個小說寫得深刻，獨有吳中杰老師表示不同意見，他痛恨王曉華那樣的人，為了躲避禍害竟與自己母親劃清界限，還怨恨自己的母親，他認為這樣的人應該給以批判而不是同情。顯然，吳老師讀《傷痕》是帶了他自己的復雜經驗和老辣眼光，我們青年人不理解，就纏著與吳老師辯論，吳老師專門花一節課的時間來分析《傷痕》，說得盧新華心服口服。后來盧新華出國，每次回來必去拜訪吳中杰老師。

主講現代文學史的是潘旭瀾老師和蘇興良老師，潘老師上課時教室里坐滿了聽課的人，許多青年教師都來旁聽。潘老師滿口福建話，說話語速極慢，聽他的課很容易記筆記。我是現代文學史課程的課代表，經常去潘老師和蘇老師家里聊天，老師們都非常隨和。第一次見潘老師，他就問：報紙上有個經常寫隨筆的陳思和，是不是你？我很驚訝，當時沒有第二個叫陳思和的人在發表文章，但我其實也沒有發過幾篇短文章，潘老師卻注意到了。留校后我受潘老師教誨頗多，剛留校不到一個月，他就叫我到他家里去，說現代文學學會要在海南島開第二屆年會，他不想去參加，想讓我代表他去參加。那時候出差開會是極寶貴的機會，年輕人一般也沒有資格去參加全國性的年會，但因為潘老師說是代表他去的，學校里都給我報銷了差旅費用。在這次會上，我第一次見到了王瑤、李何林、唐弢、嚴家炎、樊駿、馬良春、盧鴻基等一流前輩學者，眼界就此大開。潘先生還特意給馬良春先生寫了一封信，要我帶去，意思是要我代表他參加學會的理事會。我沒有拿出去給馬良春，也沒有提出過這樣的要求。但潘老師的栽培之心我深深領受了，永遠銘記在心。后來潘老師擔任了中國當代文學學會的副會長，大約是2001年，在廣東肇慶開年會，他也是主動要我去參加，并且明確地說，他要退了，一定要我接著他當副會長。他誠懇地對我說，你只要不推辭，一定選得上，別人的工作我去做。好嗎？口氣里像與孩子說話，我非常惶恐，就答應了，其實當時我還不是這個學會的會員。蘇興良老師當時是青年教師，與我關系就更加隨便了，我經常去他家聊天，那時蘇老師的孩子很小，非常頑皮，蘇老師總是一邊與我說話，一邊要對付孩子的纏繞，后來我留校，蘇老師也一直幫我的忙。

一年級的現代文學作品選是鄧逸群老師主講。有一次講魯迅的《祝福》，鄧老師引用許壽裳先生的話，說祥林嫂的悲劇，并非僅在于狼吃了她的兒子阿毛，而是舊禮教吞噬了祥林嫂這樣的勞動人民的靈魂，這是精神上的“創傷”。這個話啟發了聽課的盧新華，他由此想到，“文革”給人們留下的也不僅僅是肉體上的創傷，更嚴重的是精神上的“傷痕”。于是創作了短篇小說《傷痕》。可以說，是鄧老師生動深刻的講課啟發了《傷痕》的創作，但鄧老師很謙虛，從不張揚。中文系教師中對學生最關心的是鄧老師，同學們都叫她鄧媽媽，每屆學生她都能叫出名字，了解他們的情況，從生活到思想，都關心他們。我留校后很多年了，鄧老師遇到我還總是叫我小鬼啊，你怎么怎么了。想起來心口總是暖暖的。鄧老師曾經花了很多心血編過一套四卷的現代文學作品選，我們都參加，題解、內容都很充實，但后來出版社不知怎么就不印了。十多年過去了，在鄧老師的提議下，由我挑頭重新主編這套作品選，鄧老師是副主編，全體教研室老師都參加了。我們在原有基礎上做了很大的調整，現當代文學作品都放進去了，共有五本。換了一家出版社出版，口碑很好，現在還一直在重印。鄧老師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她堅決不肯接受主編費，幾次推辭，最后還是沒有接受。復旦讀書期間，現代文學的課是我最喜歡也是最投入的課。當代文學史的課程是陸士清老師和唐金海老師主講，張新老師也講過詩歌。選修課有陸士清老師主講的臺灣文學，這是全國高校最早開設的臺灣文學課程，潘旭瀾老師主講的杜鵬程研究，陳鳴樹老師主講的魯迅研究，這三門課我都是課代表。陳鳴樹老師是李何林先生的高足，他是熔鑄了哲學思想和歷史背景來講魯迅，他的課受到同學們的喜愛。那時陳老師家住在市中心長樂路，與我在淮海路的住家不遠，我有問題就很隨便地去他家，他總是很親切地解答。那時候電話不普及，我有天晚上看書突然想到一個問題，就冒冒失失地跑去陳老師家請教。偏巧他那天身體不適，已經睡下了。我突然敲門，好像師母也不在，陳老師披衣起身，邊穿衣服邊迎我進去，然后接著談到很晚。我當時惶恐的感覺至今還歷歷在目。

古代文學史是中文系的壓軸大課。當時給我們上先秦兩漢的是顧易生、王運熙兩位教授，他們兩位的風格完全不同。顧先生人高馬大，中氣十足，一開口就呵呵地笑；王先生溫文爾雅，細聲細氣，平時上課總戴著帽子，低著頭，慢慢地念講義，一旦說到他感興趣的題目，如魏晉時代的“風骨”，南北朝的民歌，他的頭就抬起來了，眼睛也炯炯有神了，極有風度。唐宋部分是陳允吉老師主講，他講課詼諧瀟灑，經常引用錢鍾書、陳寅恪、夏承燾的觀點，說起來談笑風生，是中文系最受歡迎的課之一。陳老師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關心學生，與鄧老師一樣，他幾乎叫得出每一個學生的名字，經常到學生宿舍去看望學生，與學生聊天。他掌握了解學生的情況比我們學生自己還清楚。我有一篇課堂作業是分析劉禹錫的《竹枝詞》的，把劉禹錫的竹枝詞視為一個整體，像一部民間表演的歌劇一樣，有獨唱有合唱。寫完后我也不知道這樣分析對與不對，就冒昧交給老師。陳老師看后告訴我，他已經把這篇作業推薦到《復旦學報》了。不久文章就登了出來。這是我第一次正經發表學術論文，也沒有做任何修改。文章發表后我去感謝陳老師，陳老師卻對我說，你以后還是在現代文學方面多下功夫吧。我后來意識到，也許當時系里已經在考慮我留校任教了，希望我在現代文學領域有所努力。文學史的明清部分是李平老師主講，文學批評史由李慶甲老師、蔣凡老師和黃霖老師分段主講，駱玉明老師作為王運熙先生的助教也經常來我們宿舍輔導，他們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上過的課還有外國文學史，是外文系夏仲翼、翁義欽兩位老師主講的，寫作課是秦耕老師主講，這些都對我們后來的成長發生過有益的影響。

我本來對古代文學是有興趣的，如果有老師引導，也可能朝這個方向發展。但也許是受到了陳老師的暗示，更重要的是受賈植芳先生的影響，我的興趣逐漸轉向現代文學。當時我已經和李輝在一起研讀巴金著作，并且在賈先生的指導下撰寫研究論文。賈先生幫我們推薦了一篇論文給《文學評論》編輯王信先生，很快得到了回信，讓我們把論文改成讀者來信的形式發表。這樣，到了四年級，我已經全力以赴地做巴金研究的論文了。我們七七級的四年級課程也很精彩，有章培恒先生講《西游記》的研究，應必誠老師講《紅樓夢》的研究，王水照先生講蘇軾的研究，蔣孔陽先生講西方美學，劉季高先生的《左傳》等等。但因為我把主要精力轉到現代文學，就著重選修現代文學方面的課了。但我記得有一門課我是上過的，是日本的伊藤教授講日本古代文學。章老師陪著他。那位教授上課經常遲到，章老師解釋說，在日本高校里，教授為了表示尊嚴是允許遲到的。章老師是復旦的明星教授。那時他大約四十多歲，烏黑的頭發，西服筆挺整潔，雪白的襯衣，在校園里非常引人注目。他剛從日本講學回來，用自己的研究經費為中文系購買了大量的日本漢學書籍和研究資料，還學習日本大學教授的工作態度，每學期開設四門課程。他平時不茍言笑，但在課堂上出口成章，滿堂生輝。我留校時，系主任是胡裕樹先生，很快就換章培恒先生。他當系主任的那幾年，是中文系撥亂反正最辛苦的階段，章先生出于公心，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才奠定了中文系后來發展的基礎。

最后，我簡單介紹一下賈植芳教授。這是我的導師，我說的“導師”不僅僅指學業上的，更是指人生的導師。賈植芳先生是“七月派”作家，胡風的朋友。1952年院系調整被安排到復旦大學，建設了中國現代文學學科。1955年他受到胡風冤案的牽連被捕，判了十年徒刑，在監獄里關到1965年，然后就放回學校監督勞動。旋即又遭遇了“文革”的迫害。我們進校不久，他從強迫勞動的印刷廠回到中文系資料室，雖然同樣是勞動，但待遇要好多了，也自由多了。我認識賈先生是在資料室里，我與李輝研讀巴金著作，正好賈先生帶領了中文系老師主編巴金研究資料集。我們自然向他請教，他也樂意熱情指點，漸漸地我們就熟悉了。復旦中文系的歷史里不能少了賈植芳教授，少了他的故事，中文系的歷史就會變得蒼白。賈先生在上世紀50年代就是深受學生歡迎的紅色教授，他在系里上四門課：現代文學、外國文學、蘇聯文學和文學寫作。他說話時山西口音很重，一般人初聽不容易理解，但還是受到學生們歡迎。我聽曾華鵬先生說過，50年代賈先生上課時總是夾一大疊外文資料，當時還沒有中譯本，他一邊講一邊翻資料，順口就翻譯出來，解釋給學生聽，學生的眼界豁然開朗。寫作課上，賈先生喜歡改動學生的作文，有一次學生施昌東氣呼呼地找賈先生，認為先生改得不對。先生耐心與他解說，使他心服口服。賈先生是一位魅力型的教師，他的周圍有一大批追隨者。后來章培恒、施昌東、范伯群、曾華鵬等學生都因為賈先生的冤案受到牽連，但他們在艱難的人生道路上都沒有放棄自己的學業，三十年后，分別成為古代文學、文藝美學、現代文學等領域的翹楚。這就是賈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在。可惜施老師去世太早，我那時已經留校任教了，親眼看到賈先生對施昌東的關懷，遠勝于一般父子之情。

我畢業留校后，中文系為每個老先生配一個助手，都由青年教師擔任。我擔任賈先生的助手，協助他編一部現代文學史上外來影響的大型資料集，那是國家社科規劃的。我在賈先生的指導下編完這部資料集后，就跟著他研究20世紀中外文學關系。后來比較文學學科興起，賈先生接受中文系領導的委托，開始籌建比較文學學科點，招收研究生，并且擔任了上海比較文學學會的會長。因此可以說，賈植芳先生為復旦中文系創建了兩個學科，培養了一批優秀學者，學術傳承源遠流長。賈先生一生艱難坎坷，四次入獄，但其性格開朗，胸襟坦白，硬硬朗朗地活了一輩子。他經常說，他的一生就是要把人字寫端正。這個話，我起先還沒有貼切的理解，后來在經歷了80年代的一系列風波后，我漸漸地明白，要真正做到把人字寫端正，還真是不容易的。

我留校以后，還是不大關心集體的事情，所以中文系的歷史我說不大清楚。我住在市區，一般上完課就到第九宿舍先生家里聊天，吃飯，喝酒，完全像自己家里一樣。有朋友來了，也總是往先生家里帶，那里的人越來越多，漸漸地，周五中午就成了一個自然聚會點。別人要找我就到先生家里，總是能夠找到我的。后來有個時期，風聲緊了起來，我因為在1988年與王曉明教授聯袂發起“重寫文學史”，在徐俊西老師主編的《上海文論》上開設專欄，造成過一些社會影響。有人想把“重寫文學史”當作資產階級自由化來批判，中文系也有些人搞些興風作浪的動作。我不太了解，也不在意。但許多關心我的老師都跑到賈先生那里，讓他轉告我，要我小心謹慎對待，周斌武老師最為關切。但這一切，賈先生都是很久以后才告訴我的。他當時什么也沒有說，我去他家，照例就是喝酒，吃飯，聊天，并以自己的歷史經驗教訓，分析當時的形勢，往往一言道破天機，讓人心情豁然開朗。時光一天一天過去，雨過天晴，什么也沒有發生，惟有老師們的關懷和教誨，我一輩子也忘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