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中國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承擔起日益重要的責任，加強對域外國家和地區全貌的綜合性認知成為當今中國發展的戰略性需求。2021年，區域國別學成為一級學科之后，學術界關于這一新興學科的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問題展開了熱烈且深入的討論?！皡^域國別學的跨學科建構”曾入選“2022年度中國十大學術熱點”。近期，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人文編輯部專訪華僑大學講席教授兼華僑華人與區域國別研究院院長吳小安教授介紹區域國別學相關研究及個人的學術成長經歷。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

吳小安教授

吳老師，感謝您百忙中接受我們的采訪。您曾在北大工作了二十余年，在海外十幾所大學也有十四年的研修工作經歷，您能否談談當初為什么要離開北大、加盟華僑大學？

吳小安：喔喔，該來的還是來了，謝謝。這個問題單刀直入，值得認真思考后，誠實地作答。不是周旋，請允許我先說句題外話，如果我依然在北大，我應該是不會接受采訪的，因為這是我當初加盟北大時給自己定下的一條規矩。所以，中央電視臺、《中國社會科學報》、美國《華盛頓郵報》等多家國內外媒體，曾經多次提出采訪邀請，我都一一婉拒了。

可以說，在我職業生涯中，北大無疑是最重要的。這不是客套，也不是煽情。在燕園，我從一個人都不認識，到逐漸融入、認同北大，這是學習的過程，也是適應、提升和改變的過程。北大高手云集，自由、寬松與包容，這是優點，也是壓力和動力。當初決定離開北大，很突發奇想；潛意識里，部分地可能與我個人性格有關，主要想看看離開了北大之后，自己到底能不能生存下來?；剡^頭看，這其實是很幼稚、很任性的，也是非常冒險的。

從2002年金秋十月進入北大開始，我始終很清醒、很自覺：心里一個聲音說，不要躺平，不能躺平，無法躺平，需要不斷努力學習、提升和進步；心里另一個聲音則說，必須要繼續向外走，設法讓自己再動起來，同時要主動適應新環境，積極認同新單位。沒人可請教，沒人來指點；很幸運，在北大，我最終生存下來了。所以，真的感恩北大的同事們接納了我，雖然我個人很性情，講話很直率，好在自己始終善良。

燕園一個顯著特征是，表面看，園里林子大，好像很野（wild），幾十年前尤其如此，根本沒有現在這么精致；未名湖很深，好像上海灘，反而比以前熱鬧喧囂許多。骨子里，燕園卻是博雅的，內心奔放，有文化、有胸襟，是有關懷的，是很講理的。事實上，北大歷史學系，確實對我一直很支持、很包容，印象中我記得好像沒人給我穿過小鞋。所以，在北大，除了幸運，我始終是心懷感恩的。

在課堂上，我時常對學生說，你們在北大讀了四年本科，理論上已經足夠了，該學的可能基本都學到了；如果要繼續讀研，最好不要選擇繼續留在北大，而應該或赴海外，或者到國內其它985高校深造。只有離開了，才有超越；只有在新環境適應了，才能欣賞。如果非要留在北大讀研不可，那么最好不要留在本系，最好轉到外系讀研。這是因為在本地四年該學的套路可能基本都熟悉了，不大可能有更大的、質的改變；到外系跨專業、跨院系則不同，適應了就是蛻變與大幅度提升。

那么，反過來，作為教師，自己該怎么定位與認知呢？這么說吧，我在北大工作已經二十年，工作環境和內容已經非常熟悉了，也應該比較舒服了?？蓡栴}是，我人還未老啊，心一直也很年輕的。所以，我相信自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是時候需要挑戰自己，走出舒適區；是時候重新開始，重新出發。就這么簡單，真的。熟悉我的師友都知道，這其實就是我的秉性。我人很正統，名實之間似乎很分裂；表面很開放，其實非常傳統；雖然一直在追求安全感，但是從小就不安分，內心始終渴望新的環境、新的挑戰、新的自己和新的夢想。

請您談談大學以來，對您的職業生涯產生重要影響的幾所大學？最重要的幾部代表作？以及最不變的原則信仰？

吳小安：哈哈，這些問題更是勵志啊。對我職業生涯產生重要影響的大學有很多，如果舉出三所，應該分別是廈門大學、阿姆斯特丹大學和北京大學。

廈門大學是我讀本科、碩士時代和留校任教的大學。在那里，我求學和工作了前后9年整，充滿了青春與生命激情的回憶。在廈大，我真的可以說是天馬行空、自由任性了9年；在五老峰中、芙蓉湖畔、上弦場和廈大海灘，苦悶求索了9年；當然，也在圖書館和教室，默默認真讀了9年書。那時候，人很窮，似乎只有成天泡圖書館讀書這一條道，似乎成天追問“我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等類似哈姆雷特式的青春苦悶與呻吟。不是不想談戀愛，而是根本就沒有機會；啥原因，沒人瞧得上唄，連一眼都不給看的，丟臉啊。

幸運或不幸地，讀書便成了青春苦悶的最終庇護。那時候啥書都看，小說、歷史、哲學、詩歌、政治等等，都喜歡看，而且都沒人管自己，而且任我自由自在地看。說來慚愧，對于上課，我是基本不做筆記的，也不追求考試高分的。如今回想起來，這點尤為難得，讓我一直放飛，得以做自己。幸運的是，我心里始終有夢想，始終對于自己現狀不滿意，始終想通過讀書深造改變自己。所以，我一直沒有脫軌，沒有偏離正道。應該是善良和本分拯救了我。如今回想起來，如果不是這些基本面對沖，還真不敢設想自己會變成什么樣的人呢。

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是我作為訪問學人和攻讀博士學位的大學，對我的職業、人生意義深遠，不僅因為我寫了一本國際學界普遍認可的英文專著，而且因為自己整個人突然自發地變得開闊了，自覺地變得自覺和自律了。不知這是回歸呢，還是幸運。也許正是在廈門大學9年不受約束、寬口徑的讀書與批評精神，讓我在1993年9月赴阿姆斯特丹大學做訪問學者期間立馬獲得了荷蘭導師的青睞 。導師看了我的第一份讀書報告后，認真對我說，放棄原來的研修計劃，并為我專門量體裁身，重新制定了博士課題研究計劃。

導師先給我開了十幾本東南亞研究，特別是馬來西亞研究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殖民主義的專題著作，每2～3周精讀一本書，然后定期到她家里討論，之后再布置下一次讀書作業。如此3-4個月高強度訓練后，某一天導師說，你已經讀了這么多的書了，每本書也寫了讀書報告，現在你該提交一篇10～15頁左右論文，把所讀書目主題，分門別類做個總結，指出相同與不同之處，好與不好在哪里，提出自己的看法。我知道，這又是非正式的“考試”。

三個星期后，我提交了一篇作業論文。導師看了，很滿意，連說好，如同每次看了我的讀書報告一樣很開心。她親切地對我說，已經給阿姆斯特丹大學寫信了，大學校長辦公室給予我4000荷蘭盾（當時為2萬人民幣）研究經費，資助我去英國倫敦從事至少3周的研學活動。實際上，我在英國大英博物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總共待了5周。我第一次對于做檔案與圖書館研究有了一個摸底式的探索體驗。然后，我再次回到阿姆斯特丹做圖書館研究，并用2個月撰寫了博士研究申請。這個階段的訓練準備，我深刻感受到課題準備與可行性論證到底意味著什么。

博士研究期間，我分別赴倫敦3個月、馬來西亞1整年、新加坡2次3個月、閩粵僑鄉和耶魯大學各2個月，從事田野調查。這令我懂得了課題研究系統收集第一手資料的方法與原創性研究過程的實質意義。田野調查之后，我花了1年時間閱讀整理與分析資料，形成論文第一稿，再之后又用1年時間文獻閱讀與整合提升。此兩個階段寫作過程，令我進一步明白專業學人與非專業學人研究之間最大不同又是什么。

博士畢業后，我分別赴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做了2年博士后和日本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所6個月的客座研究，期間我完成了博士論文的修改與出版。這兩份研修經歷最刻骨銘心的感受是：其一，通過無情大幅砍掉自己博士論文的百分之六十，自己超越了作為學生的過去，明白了國際高水平學術專著與博士論文的顯著區別。其二，通過博士論文出版，迅速走出了博士研究的陰影，迅速啟動了尋找新研究方向的學術探索和及早邁入新境地的耕耘播種。多年之后，我才明白，職業成長生涯中，這其實是學生到學人成長的必經蛻變，雖然過程很長、很痛苦。

吳小安以博士論文為基礎出版的專著

第三所對于我影響最大的大學，無疑屬于北京大學了，不僅因為北大是中國著名學府，也不僅因為我寫了一本中文代表作《區域與國別之間》（已經第四?。?。對我而言，入職北大是從零開始的，也是文化再適應與自我蛻變。這是個人職業轉換軌道、成家立業與中國社會經濟急劇轉型高度重疊的時期。對內，北大對于我自身成長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對外，北大對于我繼續嘗試國際化發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機會。在北大近20年期間，我分別受邀赴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荷蘭、新西蘭、中國臺灣和澳門地區等國家和地區的十幾所大學客座研究，如此才讓自己不至于原地踏步、停滯不前。如今回想起來，北大對于我的學術成長是非常有益的，幸運的同時，當然也一直是心懷感恩的。

至于最不變的原則信仰，普世的大道理應該是沒有的。如果一定要回答，那么我個人深切體驗是：只有認真地做自己、做好自己，只有專業地做事情、做好事情，只有與機構、專業、國家和世界與時俱進，只有養成終身學習的態度、終身學習的能力和終身求新求變的準備，或許我們會變得相對理性、平和與富有好奇心，才不會被時代被動地拋卷，或者不會讓自己溫水地內卷，或者不會讓自己溫柔地被內卷。

您最近出版了幾部在學界很有影響力的著作，如詩集《燕寨集》《學術志：田野、星空與飛燕》《學人記：大地的思想與行走的歷史》，等等。通常這種類型的著作都是學者退休之后的系列總結，而您則不同，是在正當盛年時，如同下餃子般集中出版的，令人有些不可思議。您能否談談上述這些著作與作為職業學人到底有什么關聯？

吳小安：哈哈，這些問題很有意思。這些彼此之間是相通的、共生的，而不是無關的和點綴的，更不是不誤正業的。不過，彼此之間的邊界與主次到底在哪里、尺度怎么把握，卻是每一個學人需要時刻保持高度清醒與自覺的。

先說詩與詩集。我始終相信，除了承受苦難，人生的意義應該是為了追求歡樂與盡情歌唱；某種程度上，每個人都是自己熱愛的詩人，尤其是童年、少年和青年時代。難得的是，步入中老年之后，有人依然葆有一顆詩心。與大家一樣，大學和研究生時代，我曾經躍躍欲試寫過點滴的詩；留校任教后，我發誓這輩子不再寫詩了，而且這份誓言謹守了28年。有意思的是，從2018年開始，我又陸陸續續寫詩，而且一發不可收拾，以至于我被迫再次發誓，把自己的詩歌結集出版后，從此封筆，不再寫詩。

有意思的是，在加盟華僑大學后大半年的日子里，我還是再次失信了，不爭氣地繼續寫了20多首詩。理性審視，其實我始終是以學人身份寫詩的，而不是以詩人身份歌唱的。我從來不愿意自己成為詩人，實際上始終在與自己寫詩的沖動做艱苦卓絕的斗爭。在這種意義上，如果說詩歌對于我有特別意義，那么可能更多地在于賦能、救贖和升騰。或者說，葆有一顆詩心，令自己始終守護著作為一位純粹學人的邊界，在某些特別的日子里，盡量讓自己不至于沉淪，至少不能沉淪太久；不至于庸俗，至少不能過于庸俗。生命里，我需要這種感覺。

再說《學術志：田野、星空與飛燕》和《學人記：大地的思想與行走的歷史》。雖然分別由科學出版社和三聯書店出版，實際上這是姊妹篇構成一套書。前者由《田野集》、《星空集》和《飛燕集》構成，后者則包括《大地的思想集》和《歷史的文化集》。

為什么是《田野集》？小時候，我對田野非常熟悉，撿糞、放牛、拾柴火、淘豬菜等各種農活兒都干過，主要的活動空間就是田間與山野；當年考大學就是為了能夠跳出農村，擺脫田地的束縛。上大學后，青春年少，不免苦悶。求索中，讀古典神話時，發現大地之子安泰之所以力大無比，竟然是因為始終腳踏實地、擁抱大地；我又開始自省，對大地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在國外讀博士，做博士論文一定要到海外研究場域和相關的檔案館，實地調查系統收集第一手資料，名曰“田野調查”，對田野進一步又有了遠方的、異國他鄉的和科學神圣的維度。

我的田野調查為期兩年，包括不同國家和城市的《田野集》短篇札記很雜，長篇札記都是1200—1500字，是最不容易整理的，應該都是有專業價值的記錄，也是時代的歷史記錄。記錄既是對研究進程的回顧與審視，又是對生活與遠方的觀照和想念，還有對跨國、跨文化的體驗與反思。

田野與星空之間是飛燕，之所以命名《星空集》，既是因為《田野集》，又是因為《飛燕集》。《飛燕集》還有一個私人的原因。小時候，我就喜歡燕子；大學時，讀泰戈爾《飛鳥集》很入迷；在燕園待久了，便越發喜歡燕子了；離開燕園后，愈發想念了。所以，便是《飛燕集》了。

為什么是《大地的思想集》與《歷史的文化集》，則更簡單：其一，對學人而言，我始終相信，本真與純粹，不只是性格與底蘊，而且是源泉和資質，孕育深刻豐富和無限可能性的基因和動力。其二，歷史與文化的關系，我是用了很長時間才開始擁有些許清醒和自覺的。很長時間以來，如同很多學人一樣，對我而言，歷史就是歷史，是與其他社會科學是不搭界的，遑論與文化的關聯；反之亦然。其實，這是一個嚴重的智識誤區，無辜限制和扼殺了很多學人的靈性與創造力。

最近您率領華僑華人與區域國別研究院代表團出訪了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日本三個國家，請問您可否分享一下這次特別出訪的感受？我們還得知，您即將赴美國康奈爾大學東南亞研究項目客座，從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新征程與區域國別研究的新使命雙重視角，請談談您的個人愿景？

吳小安：第一個最直觀、最深刻的感受是世界變了，變得與5年前我在新西蘭、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荷蘭等地客座時，明顯不一樣了，而且很難逆轉。在很大程度上，百年大變局明顯在加速演進，局部國家和地區間的沖突和戰爭牽動了全球政治經濟與人類社會神經。這是結構性層面。人民普遍受傷，社會更加撕裂，民粹主義與社會焦慮感、距離感與未來不確定性，等等，在日常生活交往中，感受很深切。

另外一個最深刻、最強烈的感受是中國更迫切需要深化全面改革開放，特別是官方層面和民間層面并舉的開放交流，特別是科學技術與人文學術層面的開放交流。對于我個人而言，很多朋友都已經退休或者提前退休了，以前建立的長久合作交流關系需要重新開始。正是上述大的背景考慮，讓我決定赴美國康奈爾大學客座7個月，不僅因為那里的東南亞研究是全世界最頂尖的，也不僅因為我個人近幾年透支厲害，自己需要賦能充電。當然，導致赴康奈爾大學客座訪問還有兩個最直接的原因：其一，2023年，我受邀為“光啟通識文叢”寫一部小書，并且已經與商務印書館簽約了，必須按時交稿，需要找時間靜下心來閉關讀書寫作，先部分地完成作業。其二，決定去美國康奈爾大學客座是因為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只是25年前在耶魯大學待了2個月，相比歐洲讀博研究（荷蘭、英國）、東南亞（至少6年多）、日本（約2年）和大洋洲（新西蘭2次，6個月）等大學研究經歷相比，無疑是非常欠缺的。我需要彌補與世界最重要的智識板塊直接交流互動的空缺。

作為全球中國的新一代學人，作為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的區域國別學人，您認為最基本的共同點是什么？最大的不同點又是什么？

吳小安：中國式現代化是全球中國的因，全球中國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果；反之亦然，兩者相輔相成，都是當代中國歷史、也是人類社會最偉大的歷史變遷。我相信，作為全球中國的新一代學人，包括文科生和理工科生，應該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偉大經歷者和生力軍。專門地，全球中國的學人，則指新時代研究中國的新一代學人，不僅是為中國而研究中國的中國學人，而且是為世界而研究中國的新一代中國學人，同時還包括研究中國的外國學人。換言之，全球中國的新一代學人，學科的邊界更加交叉與外延拓展，學人的視野更加多元和國際化，研究的內涵更加高質量與可持續發展。

區域國別學人則是專門研究世界區域和外部國家的專業人士，既是因應全球中國發展的戰略需要，又是因應中國式現代化的迫切需要。區域國別的學人，不僅需要立足于某單一學科的厚實基礎之上，而且需要擁有跨學科交叉融合的學術關懷；不僅需要立足于國別與專題厚實個案基礎之上，而且需要擁有區域整體框架和全球視野的理論自覺與人文關懷。特別地，區域國別的中國學人，不能為區域國別而區域國別，同時需要立足中國、需要吸收中國學的學術傳統進行區域國別研究。

如果非要尋找全球中國與中國式現代化偉大歷程之間的最鮮明特性，或許可以簡要歸納為四個特性：即時代性、中國性、現代性與全球性，或者說是這些特征要素的融合和融通。全球中國與中國式現代化之間共同的鮮明特性則是中國的特色元素，現代化是這樣，全球中國也是這樣。

最后，您能否給讀者介紹一下華僑華人與區域國別研究院？研究院在區域國別研究領域里的特色優勢是什么？為什么要把華僑華人與區域國別結合起來研究？

吳小安：海外有6000萬華僑華人，華僑華人是區域國別研究的獨特視角。華僑大學是全球唯一一所以華僑命名的大學，華僑華人與區域國別研究院是華僑大學“十四五規劃”重點打造的“3+1”特色優勢學科中的“+1”（機械工程、化工、工商管理是華僑大學最有名的三個學科）。研究院擁有全球中國與華僑華人、亞太區域與華僑華人、比較移民與華僑華人、僑鄉文化與華僑華人等六大研究方向群，一座800平米專業圖書館、一座600平米的華僑文物館、一個國務僑務辦公室僑務理論研究福建基地以及一份《華僑華人文獻學刊》。目前，華僑華人與區域國別研究院有教職工30余人。預計到2030年前后，我院專職科研人員將達到50～55人。

研究院“強調一個結合、兩個關聯的辯證統一”。什么是一個結合？顧名思義，就是華僑華人研究與區域國別研究相結合。什么叫兩個關聯？其一，如果做華僑華人研究，一定要關聯區域國別的大框架、大背景。其二，如果做區域國別研究，一定要關聯華僑華人這個專門主題。

研究院曾分別受邀為《史學理論研究》（2022年第2期）和《清華大學學報》（2024年第3期）的“區域國別”專欄組稿4篇和5篇論文，學界反響不錯。2024年7月1日，得益于自己是《劍橋全球移民史》第二卷篇章作者的天時地利優勢，研究院牽頭與商務印書館簽署了《劍橋全球移民史》英文版兩卷本（2023）中文翻譯出版合同。這是繼20年前我主持的兩卷本大型翻譯合作項目《東南亞的貿易時代》（商務印書館，2010年；漢譯世界名著版，2013年）之后，由我再次領銜組織的重大學術翻譯工程。

《東南亞的貿易時代》中譯本

對外交流合作方面，研究院對內分別與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東方語言文化學院、北京外國語大學亞洲學院、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簽署了長期合作交流協議，對外分別與馬來亞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正式簽署了研究交流合作協議，與新加坡東南亞研究院和新加坡國立大學相關院系達成了未來加強深度合作交流的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