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31日，湖南衡陽發生一起少年錘殺父母案，13歲的羅某在殺害父母后潛逃。很多人聯想到上個月初同樣發生在湖南的另一起少年殺害母親的案件，短短一個月內的兩起兇案，實在讓人震驚。

警方披露的信息并不多，初步分析，這是一起家庭糾紛引起的兇案。兇手的母親有“先天性智力障礙”，這暗示出這個家庭困難的生活。據南方都市報報道，案發后，羅某被視頻監控拍到曾現身一家網吧。

不出意外，網友的評論集中在諷刺“不滿14歲”這個細節上。上次殺害母親的少年吳某只有12歲，因為沒到法定年齡，沒有受到制裁，釋放后的去留問題一度引發社會的廣泛關注，他要重返學校時，引起很多家長的恐慌和反對。

“我殺的不是別人，是我媽”，“學校不可能不讓我上學吧”，吳某天真而冷漠的兩句話讓人感到不解和恐懼，因此，我們也能理解公眾的擔憂和希望他能伏法的迫切心情。這次羅某比他大了一歲，更接近14歲，他的年齡注定更加敏感。 

法律上，“14歲”這個一刀切的規定，確實有值得探討的一面。但也要承認，是否有必要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等話題，專業性很強，需要有充分嚴謹的法理論證，這需要專業領域的探究，改變需要一步步來。而對于社會來說，我們更該追問的是，此類事件為何一再發生？究竟該如何做好事前的預防？ 

13歲的羅某，信息還不夠充分，但他在案發后還去了網吧；12歲的吳某，是游戲成癮者。他是一名留守兒童，一直由爺爺奶奶照顧，在作文里寫過“失去的愛太多了”，流露出怨恨父母的想法。 

這樣零散的信息，不一定能得出“少年上網、玩游戲導致殺害父母”這樣的結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在缺失父母之愛的時候，智能手機和網吧，正好填補了這個空白。 

我們需要評估這種狀況的普遍性。在城市，父母和子女一起生活，盡管也有父母為孩子沉溺于游戲而苦惱，但由于愛的陪伴仍在，這只是一個“搶奪學習時間”的問題；而在農村的廣大留守兒童家庭，父母長期不在身邊，或者兒童的情感需求不能得到滿足，對游戲的沉迷，就是另外一個性質的問題。

過去很多年，媒體反復報道留守兒童問題，但多是宏觀層面的關注。大量的父母，本身并沒有意識到陪伴的不足會帶來什么后果。過去20年，中國經濟社會飛速發展，很多父母其實并沒有能力消化社會巨變帶來的心理影響，更沒有意識到這種巨變對下一代意味著什么。

智能手機的普及，表面上看是幫助了在外打工的父母和子女的溝通，但是即便是視頻通話，也不能真正代替陪伴。甚至相反，在視頻結束之后，孩子會更加無助和絕望。父母可能滿足于“已經和孩子視頻”，但是這種滿足，不但是自欺欺人式的，本質上也是一種冷漠。

這種冷漠最終通過少年吳某那兩句話投射了出來。他不是一個天生的弒母惡魔，而是家庭和社會教育的結果。這一次，我們從13歲的少年羅某身上，再次感受到了這種冷漠。殺害父母后，他去了網吧，那里似乎是一個能夠平息他心情的地方。 

如果這種冷漠廣泛存在于鄉村少年之中，這樣的悲劇就不會是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