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在長征前后

張 曙 饒 剛

1934年10月,由于未能粉碎國民黨軍的第五次“圍剿”,中央紅軍主力被迫實行戰略轉移,開始長征。鄧小平隨紅軍總政治部機關被編入第2縱隊,踏上了萬里征程。1935年10月,他隨陜甘支隊到達陜北的吳起鎮(今吳旗鎮)。11月初,陜甘支隊在甘肅下寺灣同紅15軍團會師。中央紅軍歷時一年的長征勝利結束。幾十年后,當小女兒毛毛(鄧榕)問鄧小平長征中做了些什么時,他只說了三個字:“跟著走。”這不過是鄧小平的自謙之詞。在被毛澤東譽為“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是宣言書”“是宣傳隊”“是播種機”的史詩般的長征及其前后,鄧小平有著不平凡的經歷。

1

主編《紅星》報

經歷人生第一次沉浮的鄧小平,1933年6月擔任紅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因沒有實際工作可做, 提出另調工作,不久到總政治部下屬的宣傳部當干事,除做一般的宣傳工作外,還具體負責主編《紅星》報。《紅星》報是中革軍委的機關報,創刊于1931年12月11日,是當時傳播黨的思想的一個重要陣地。報紙原是鉛印四開本,第四次反“圍剿”時改為32開本,1933年5月停刊。鄧小平主編《紅星》報后,1933 年8月6日出版新編第1期,恢復為鉛印四開本。后來,鄧小平又把報紙擴大為8版,到1933年10月,還增辦了《紅星》副刊。1934年9月《紅星》報鉛印版因紅軍即將長征停辦。

長征開始后,1934年10月20日,鄧小平主編的《紅星》報油印版第1期出版。報頭“紅星”是鄧小平的手筆。當時,中共中央在中央蘇區辦的其他報刊都已停辦,《紅星》報是跟隨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的唯一報紙。到當年12月黎平會議后鄧小平被調離《紅星》報,《紅星》報在長征路上共出版7期。鄧小平主編《紅星》報一年多時間,編輯出版量較大,有70多期,僅1933年發行就達17300多份。

鄧小平在長征中主編的第一期《紅星》報

對辦好《紅星》報,鄧小平幾乎傾注了全部心血。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只有一兩個人,他常常是親自組稿、采寫、編輯、印刷、發行。長征行軍途中辦報十分緊張,鄧小平一邊趕路,一邊收集各方面的情況和材料。一到宿營地,別人睡覺時,他就把鐵皮箱當成辦公桌,寫稿、編稿,刻寫蠟板,油印報紙。1934年11月,在紅軍突破第四道封鎖線后,為了輕裝,鄧小平等扔掉一臺笨重的油印機,留著一只手滾的油印機,繼續編印《紅星》報。

鄧小平還以化名或不署名的形式,在《紅星》報上撰寫了大量文章。多年以后,他的小女兒毛毛拿著中央檔案館收集的整套《紅星》報問鄧小平哪些是他寫的,鄧小平一揮手,說:“多著呢!誰還分得清楚!”毛毛寫道:“翻開《紅星》報,你就會到處發現父親的字跡。”“父親在編輯這份報紙時,真是把全身心的力量都使上去了。他是一字一句,一點一滴,十分認真地,全心全意地做好這份工作。”

主編《紅星》報是鄧小平一生中一段難忘的記憶。1972年12月9日,他在第二次復出前回到瑞金時,還主動帶著陪同人員到他當年辦《紅星》報的地方,介紹他自己的住處和他主編《紅星》報的辦公地點。

鄧小平非常重視發揮《紅星》報作為紅軍的“政治指導員”的作用。他除了經常組織在報上刊登黨中央、中革軍委及總政治部的有關決議、命令和通報外,還經常約請中央和紅軍總部領導同志寫稿。從1933年8月6日到10月8日出版的前十期,就先后刊載了洛甫(張聞天)、博古(秦邦憲)、毛澤東、周恩來、羅邁(李維漢)、朱德、王稼祥、賀昌、楊尚昆等寫的社論和其他文章。鄧小平還在報上開辟“紅星號召”和“響應紅星號召”兩個相互呼應的專欄,報道和反映紅軍廣大指戰員貫徹執行黨中央和中革軍委各項決議的情況,極富號召力和鼓動力。

鄧小平還在《紅星》報上專門開設“黨的生活”“支部通訊”等欄目,從各個側面生動反映紅軍黨的建設、政治工作,以及黨領導下的青年工作、群眾工作等情況,使《紅星》報真正辦成了“紅軍黨的工作指導員”和“紅軍政治工作的討論會”。《紅星》報連續發表《黨小組會是怎樣開和應該怎樣開》《怎樣當黨小組長》《支部書記應該做哪些工作》《火線上的共產黨員》《模范支部和落后支部》等文章和報道。這些文章和報道的針對性很強,對指導紅軍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產生了很好的效果。比如1934年11月25日《紅星》報油印版第5期刊發《這樣堅決勇敢的支部書記,我們應該學習他》一文,介紹某部一連黨支部書記朱錫標,當敵人沖過來距離四五十米時,跑到最前面扔手榴彈,掩護全營安全撤退,結果光榮犧牲。文章號召每個紅軍戰士都應繼續發揚朱同志堅決勇敢的精神,徹底粉碎敵人的“圍剿”。

《紅星》報突出宣傳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1933年8月27日,《紅星》報第4期刊發周恩來8月5日在紅一方面軍政治干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關于帝國主義國民黨的五次“圍剿”與中央紅軍當前的緊急任務》的第五部分。報告要求中央紅軍緊密地團結在共產黨周圍,以常勝與英勇精神,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報告還提出,紅軍中的政治工作,“最主要的,是要加強與鞏固共產黨的領導,……應該公開號召紅軍中積極勇敢的戰士,特別是工人分子,團結在共產黨主張的周圍,為著這些戰斗任務實現而斗爭”。

長征中的《紅星》報緊密配合中心任務開展宣傳。1934年10月紅軍突破國民黨軍第一道封鎖線后,《紅星》報油印版第1期頭版刊登《突破敵人封鎖線,爭取反攻敵人的初步勝利》一文。紅軍突破第一道封鎖線進入白區后,面臨著在白區要不要做群眾工作,怎樣做群眾工作等問題。鄧小平在《紅星》報油印版第2期編發《十天行軍中化裝宣傳一瞥》《一件不應當忘記的工作》等一組小評論,說明各部隊在白區加強宣傳和發動群眾工作的重要性,指導部隊在行軍途中運用寫標語、畫壁報等形式向群眾作宣傳。1934年11月紅軍進入湘南后,面對敵人的“追剿”和堵截,失敗情緒開始蔓延,出現了逃亡的現象。11月14日,鄧小平在《紅星》報油印版第3期編發《我們在反攻中的勝利(討論提綱)》的重頭文章,全面闡明紅軍戰略轉移的意義,強調:“必須同一切對于我們目前的行動表示懷疑,在前進中所發生的困難面前表示投降無辦法,悲觀失望,以及逃跑開小差甚至個別投敵的現象,作堅決的斗爭。”

由于鄧小平緊密配合部隊的行動辦報,紅軍指戰員都把《紅星》報上發表的文章看作黨中央的精神。一時間,《紅星》報成為闡釋、宣傳黨中央和中革軍委戰略意圖、行動方針的重要渠道,深受廣大指戰員和干部群眾的歡迎和喜愛。紅1軍團干部彭加倫在給《紅星》報編委的一封信中說:“《紅星》在部隊中起了它很大的領導作用,成為了我們戰士的良友,它是這勝利的革命戰爭中的一支有力喇叭,現在我們火線上時刻的盼望著《紅星》的速來。無論在行軍駐軍總聽得著我們戰士熱鬧的讀書聲。”

2

親歷遵義會議

193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召開會議,決定中央紅軍向貴州西北進軍,在川黔邊創造新的根據地。黎平會議后,鄧小平被調離《紅星》報,接替生病的鄧穎超擔任中央縱隊秘書長,也就是中共中央秘書長。

1935年1月6日,中央紅軍渡過烏江,1月7日占領貴州遵義。1月9日,鄧小平隨中央縱隊進駐遵義城內。

1958年11月,鄧小平視察遵義,談到遵義會議時感慨地說:“20多年了!”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有博古、周恩來、毛澤東、朱德、張聞天、陳云,政治局候補委員有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和凱豐(何克全),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李德及其翻譯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會議集中全力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尖銳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實行單純防御、在戰略轉移中實行逃跑主義的錯誤。與會者多數同意張聞天、毛澤東等人的意見。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區進軍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3月中旬,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以周恩來為首,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開始事實上確立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中共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鄧小平以中央秘書長身份參加了遵義會議,并擔任會議記錄。由于遵義會議期間鄧小平沒有作正式發言,也沒有留下反映他活動的原始文字記載。因而他是否參加遵義會議,一度成為遵義會議歷史的一個疑點。遵義會議紀念館1955年建成開放時,陳列的會議參加者的名單中沒有鄧小平。

1958年11月3日,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在視察貴州時,專程參觀了遵義會議會址。他不停地向隨行人員講述當年的情景,對遵義會議在哪間房召開,他坐在什么位置,都記憶猶新。他說:“會議室找對了,我就坐在那個角里。后面原來是蔣家大院,大家都住在那里,現在沒有房子了。那個院子的結構復雜,是幾進的院子。”看到會議室外走廊上檐下柱間和拱券及柱頂用堊土堆塑的各種花卉,他又回憶說:“這個地方原來好像很寬,有一次就在這里擺一張地圖,幾個人研究怎樣往四川走。現在覺得窄了!”

根據鄧小平現場回憶的這一情況,遵義紀念館隨后派人查證,周恩來等一些親歷者均證實鄧小平參加了遵義會議。

1965年11月20日至25日,鄧小平在貴州視察時,于21日上午又一次參觀了遵義會議紀念館。曾任遵義會議紀念館館長的田興泳回憶說:“他一踏進這個地方很興奮的,一直走到會議室。小平同志就跟身邊的同志講,他說我坐在會議室的一角,臨窗的這一角。”

紅1軍團和紅15軍團的部分領導干部合影。右起:鄧小平、徐海東、陳光、聶榮臻、程子華、楊尚昆、羅瑞卿、王首道。

在遵義會議以后的歲月中,鄧小平還向子女談過自己在遵義會議期間的有關情況。他的小女兒毛毛回憶說:“父親告訴我,遵義會議時,他和毛主席住在一起。遵義會議后,他和毛主席、張聞天一起長征。那時候他們白天行軍,疲勞得很,晚上到一個地方,趕快找個地方睡覺。一路都走在一起,住在一起。”鄧小平見證了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在新的領導集體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他后來回憶說:“那個時候行軍,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張聞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來,要等各個部隊的電報,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據這些電報確定紅軍的行動。在重要問題上,大多是毛澤東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盡管名義上他沒有當總書記或軍委主席,實際上他對軍隊的指揮以及重大問題上的決策,都為別的領導人所承認。朱德同志、周恩來同志、張聞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們這些同志確實照顧大局,確實有黨性原則,只要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對的,都一致支持,堅決執行。”

然而,對于鄧小平親歷遵義會議的這一確鑿歷史,“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卻污蔑鄧小平“篡改歷史,硬把自己塞進遵義會議”,“是撈取政治資本”。鄧小平的照片,還曾一度從遵義會議會址陳列室的墻上被取了下來。對此鄧小平平靜地說:“我一生的歷史已經夠光榮的了,參加遵義會議也添不了我一份光榮,沒有參加遵義會議也抹殺不了我一份光榮。”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逝世后,在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 國務院等發布的《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江澤民在鄧小平同志追悼大會上所致悼詞、《鄧小平偉大光輝的一生》中,分別指出,鄧小平“長征途中參加了黨的歷史上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在長征途中,他參加了標志著黨的歷史偉大轉折的遵義會議”,“1935年1月,他參加了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遵義會議”。2014年8月20日,習近平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再次肯定他“親歷標志著黨的歷史偉大轉折的遵義會議”。

3

擔任紅1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

遵義會議后,鄧小平隨軍委縱隊離開遵義北上,四渡赤水,再渡烏江。1935年5月上旬,隨部隊北渡金沙江后,繼續向北。先經彝族地區,再過天險大渡河。

6月,在部隊準備翻越終年積雪、空氣稀薄、人跡罕至的大雪山——夾金山時,鄧小平的戰馬病死了。沒有了馬,過雪山更困難了。6月17日,鄧小平手拄一根木棍,和戰士們一起手拉著手,頂著風雪,一步一步地爬過了大雪山。

過了雪山,在四川懋功縣達維鎮,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第30軍會師。鄧小平在這里與一同在法國勤工儉學、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老朋友,當時擔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鐘相遇了。看到衣著破爛的鄧小平,傅鐘當即慷慨解囊,送給他一匹馬、一件狐皮大衣和一包牛肉干。這三件禮物,被鄧小平一直稱為“三件寶”,念念不忘。鄧小平后來說:過了雪山后,傅鐘送了我這三樣東西,可真是頂了大事呀!

不久,鄧小平迎來人生的重要轉折。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召開擴大會議,決定紅軍集中主力向北進攻,首先取得甘肅南部,創建川陜根據地。兩河口會議后,中央決定調鄧小平擔任紅1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由劉英接替鄧小平擔任中央秘書長。

對這一重要人事變動,劉英后來回憶說:

當我拿著李富春寫的“調劉英同志到中央隊代替鄧小平工作”的條子,到中央縱隊報到時,毛澤東對我說,小平同志要上前方去,我提議你來接替他的工作。我說: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毛澤東笑道:你做得了!并進一步解釋說:前方需要加強,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調他到前方去,讓他更好地發揮作用。

這次調動,對鄧小平個人事業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到紅1軍團工作,使他重新回到了軍事斗爭第一線,而且進入主力紅軍并擔任重要領導職務,這對于他后來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成為人民軍隊幾大主力部隊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在紅1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任上,鄧小平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

當時,擺在軍團思想政治工作和宣傳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統一廣大干部戰士的思想認識,使他們堅定地擁護和執行黨中央北上川陜甘的戰略方針。7月16日部隊攻占毛兒蓋后,上任不久的鄧小平,就在部隊干部戰士中開展了一次關于赤化川陜甘方針的宣傳活動。活動內容主要是學習、討論軍團政治部印發的《黨中央關于會合后政治決議討論大綱》。討論的具體問題是:目前的政治形勢有哪些特點?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基本任務是什么?為什么要加強黨在紅軍中的領導?為什么要強調一、四方面軍兄弟般的團結?目前黨在紅軍中的中心工作是什么?等等。通過學習、討論,消除了一部分人對黨中央的政治路線的懷疑情緒,廣大指戰員增強了與紅四方面軍搞好團結的意識,增強了執行黨的群眾路線與民族政策的自覺性,部隊情緒和精神面貌出現了新的變化。

當時擔任軍團政治部技術書記兼指導員的梁必業后來回憶說:

那段時間的政治工作,主要是宣傳黨的北上抗日創建川陜甘革命根據地的路線,提高部隊干部戰士的政治覺悟和組織紀律性,加強行政管理,減少病號,鞏固部隊。既要完成籌糧任務,又要遵守民族政策和群眾紀律,還要特別注意搞好紅一、四方面軍部隊之間的團結工作。小平同志通過開會向各師口授政治工作指示,還要求宣傳部下發一些簡短的油印材料,供部隊進行教育。

但形勢又有了新的變化。就在中革軍委積極準備組織部隊奪取松潘北上的時候,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卻頑固堅持南下川康的錯誤方針,一再延宕紅軍北上。8月初,敵情發生變化,奪取松潘而向甘南進軍已不可能,中革軍委被迫放棄松潘戰役計劃,考慮改從自然條件極端惡劣的大草地北上。部分指戰員因此對中共中央提出的北上陜甘的方針,產生了懷疑。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領導第1軍(7月31日,紅1軍團改為第1軍)政治部宣傳部除了在部隊上下普遍召開討論會、上政治課外,還采取了一些“新的活潑方式”,深入進行解疑釋惑的宣傳動員。如1、2師舉行自由晚會,由戰士們提出對北上陜甘方針的一些不了解的情況或疑問,自由回答和講演,最后由主持者統一作出簡單明了的闡釋。全軍還在干部戰士中進行了這方面內容的政治測驗評比,對成績差的,進行了輔導、補課。

1935年9月29日,紅軍攻占甘肅通渭縣城。鄧小平布置宣傳隊員們立即在縣城的大街小巷張貼布告或標語,向群眾宣傳紅軍北上抗日的主張,號召群眾安居樂業,支持紅軍北上抗日。縣城居民看到紅軍紀律嚴明,熱愛群眾,打消了疑慮,城內的秩序很快恢復正常。

鄧小平奔赴太行山抗日前線

對行軍中寫宣傳標語,鄧小平抓得很緊。一天傍晚,部隊在甘南的一個村子宿營。由于這天行軍的路程很長,一到宿營地就日落西山了。宣傳隊的一些隊員吃過晚飯后就燒水洗腳,有的抱來麥秸攤地鋪,準備睡覺,不打算去寫宣傳標語了。鄧小平批評了他們,同時又耐心地向他們講解利用寫標語作宣傳的重要性。大家聽明白了道理后,提起石灰桶,扎起火把又去寫標語了。此后,不管在什么情況下,凡是到了一個新地方,宣傳隊隊員們放下背包后,第一個任務就是寫標語。

鄧小平一方面在工作上對紅軍宣傳員嚴格要求,另一方面在生活上對他們非常關心。1935年10月上旬,紅軍越過六盤山后,第1縱隊一部在青石嘴附近與東北軍的騎兵交戰,殲敵兩個連,繳獲了敵人不少布。鄧小平想到戰士劇社的小戰士們身上的衣服破爛不堪,就向紅4團政委楊成武提出,能否用上交后留下的布給劇社小戰士每人做套衣服。楊成武爽快地答應了。不久,戰士劇社的小戰士們每人添置了一套新衣服,上臺演出顯得更精神了。

在艱苦卓絕的長征中,鄧小平依然保持著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長征中擔任紅1軍團政治部副主任的羅榮桓的夫人林月琴多年后告訴鄧小平的小女兒毛毛說:

羅伯伯和你爸爸兩個人,一個人一匹馬,1935年長征一直在一起。那時候天天就是行軍,羅伯伯這個人不愛說話,而你爸爸就經常說笑,哈哈地笑。他們這些人在一起就經常一塊兒吹牛,吹牛吹什么呢?就是說什么好吃。說辣椒好吃,一說辣椒就直流口水。說回鍋肉好吃,一個說四川的回鍋肉好,一個說湖南的回鍋肉好。反正沒有吃的,就精神會餐嘛!那時候他們沒有煙抽,就沿路找點破紙,找點干樹葉子,拿破紙包上樹葉子當煙抽。你爸爸還說:“我是香煙廠制煙的!”過草地的時候,他們兩個人還在河溝里洗澡,四川人、湖南人都愛干凈。

長征,在鄧小平人生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記憶。

1972年,第二次復出前的鄧小平在江西參觀訪問時,多次提到長征。11月14日,他在井岡山黃洋界憑吊當年紅軍戰斗遺址,在聽人介紹路邊的野菜桔梗時說:紅軍長征的時候,也是吃這個。有些麻口,但可以充饑,又可以解渴。12月7月中午,他在于都參觀時,對當地負責人說:我長征離開于都時,專門在于都彈了一床四斤重的棉被,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過長征。

1985年6月,他為劉伯承等著的《回顧長征》題寫書名。

1988年7月,他為四川省松潘縣元寶山修建的紅軍長征紀念碑碑園題名。

對親歷的遵義會議,鄧小平也多次談到它的偉大意義和歷史作用。

1943年11月10日,他在北方局黨校整風動員會上講話指出:“我黨自從1935年1月遵義會議之后,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徹底克服了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一掃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氣氛,把黨的事業完全放在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即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之下,直到現在已經九年的時間,不但沒有犯過錯誤,而且一直是勝利地發展著。”

1950年6月6日,他在中共重慶市第二次代表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從遵義會議以來,我們黨在毛主席的領導下,保證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正確。”

1965年12月27日,他在會見亞洲一位外國領導人時說:“作為中央領導,可以說在1935年1月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時,就成熟了。”

1987年10月13日,他在會見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卡達爾時指出:“從歷史上看,我們的民主主義革命也是在糾正‘左’的錯誤之后才走上勝利的道路的,標志就是遵義會議。這次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1989年6月16日,他在同江澤民、李鵬等談話時指出:“在歷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

長征中的艱難險阻磨煉了鄧小平,長征中的革命經歷鍛造了鄧小平。長征結束后,1936年5月,鄧小平被任命為紅1軍團政治部副主任,同年12月被任命為紅1軍團政治部主任。在這些崗位上,他一如既往地為黨的事業忘我工作著。

來源:黨史博采

文/圖:張 曙 饒 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