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來，對中國經驗的強調，逐步成為思想界乃至政治界的一個趨勢。此種趨勢背后，不僅體現著對1980年代以來以歐美思想界理論為圭臬的中國學術思潮的反思，也潛藏著力圖從中國經驗中找尋新的“普遍性意義”和“新的現代化路徑”的可能性。更進一步，從“中國經驗”到“中國模式”、“中國制度”、“中國道路”，原本對可能性的探討，似乎已經迅速轉化為一種必然性。然而，最近數年來國際國內局勢的復雜變化卻在提醒所有的思考者，我們還不能過早的從”經驗”躍遷到“模式”，還需要更充分地認識“中國經驗”本身的復雜性，而且，由于中國更深刻地介入到全球事務之中，“中國經驗”需要在全球性的眼觀中重新定義和理解。這種全球性眼觀，又絕非只是“全球化眼觀”——以西方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來認識世界歷史和世界格局的眼觀，我們曾經長久地迷失在此種視野和邏輯的影響下而不自知，從而無法想象在依附與爭霸之外的世界秩序可能性；這種全球性眼觀，必然包含著那一度被遺忘、被無視的第三世界之維度，包含著“中國經驗”中已然觸及和影響到但卻顯得更加陌生、更加多元、更加復雜的第三世界人民和第三世界國家。

在此背景下，2018年12月19、20日，由項飆（牛津大學）和汪暉（清華大學）發起，呂新雨（華東師范大學）、Huricihan Islamoglu（博阿齊奇大學）、黃盈盈（中國人民大學）、Jennifer Holdaway（牛津大學）、Vijay Prashad（三大陸社會研究所）、蔣暉（清華大學）、徐秀麗（中國農業大學）、Prabhat Patnak（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陳柏峰（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朱旭峰（清華大學）、高士明（中國美術學院）、鄭紹雄（中國社科院）、盧云峰（北京大學）、劉守英（中國人民大學）、潘家恩（重慶大學）共同參與討論的，“‘中國經驗’和第三世界的全球問題”國際會議，在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高等研究院召開。

經驗與話語

第一場討論的主題是“經驗與話語”。項飆作為主持人解釋了本次會議的緣起，他指出，當代中國的變化是如此的迅猛，以至于像他這樣成長于中國的學者，在離開中國十年之后，都感受到了巨大陌生感。當他作為學生的時候，中國的問題還是如何融入世界，而在今天，人們更多地在談論中國的主體性、中國的經驗，以及四個自信。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學術界依靠從西方借來的理論和話語來認識中國，今天的學者已經在開始探索一種自主性意識的理論思考。中國的此種變化，能否作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思考自身問題的經驗參照；中國作為第三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能否在與其他第三世界的互動和合作中，共同建立一種整體性的全球思考，成為本次會議的出發點。

呂新雨首先為與會者們分享了她對一種新經驗的觀察和理解。她指出，新技術巨頭影響下的商業模式演化及其帶來的生活方式變革和已經是中國人日常性的經驗，也將成為全球人民、第三世界人民普遍的經驗，但這種經驗本身確實需要深刻地反思和批判的。

當下中國的新媒體巨頭，如微信、微博、今日頭條等所強調用戶黏性，實際上都是追求延遲和擴展用戶的使用時間，然后將用戶對產品的使用過程和使用習慣、將用戶規模變現，把使用價值轉化為交換價值；今天的廣告業已經被大數據所改變，而所有的大數據來源于我們在網上的活動軌跡，軌跡形成用戶畫像，用戶畫像可以出賣給廣告商；新媒體時代的秘密，在于人自身的資本化——人自身創造出新的使用價值，就像人在網上活動產生的所有數據，它是新的利潤來源。在這個意義上，每一個用戶都是互聯網產品的免費勞工，我們對勞動的概念也因此需要重新定義。

與此同時，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中國互聯網巨頭的此種高速成長，是在政府與國家的背書下實現的，這又與國際互聯網巨頭之間深度競爭密切相關。另一方面，這種信息資本主義模式，又不斷給國家和社會帶來巨大壓力：新媒體業態對穩定的雇傭勞動的排斥，導致大量非正式就業出現，從而把社會保障責任拋給國家和社會去承擔；互聯網巨頭以資本運作和“金融創新”沖擊主權國家的金融治理結構，導致權利于責任的失衡；大數據模式的信息資源，比政府更為“敏感”地把握社會變化，政府反過來需要購買或外包公共信息和技術服務，政府的公共服務智能不斷與民營企業的盈利需求所混合，結果就是公共服務的私有化。

更為復雜的是，新媒體業態和互聯網巨頭的高歌猛進，帶來了私人性與公共性混雜與消亡的危險可能。人的存在脫離不了肉體，肉體與肉體再生產——生殖與死亡，是私人性和隱私權的核心，它長久以來被隱藏起來，作為區分私人性與公共性的條件，也作為我們尊嚴的屏障。在今天，在新媒體時代和大數據時代，我們看到的是肉體作為私人屬性的消逝，一面，是在大數據算法的監控下，人已經沒有隱私；一面，是直播平臺以出賣隱私來盈利，現實空間中的隔膜與虛擬社區中抱團取暖一體兩面。當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徹底匯合的時候，也是公共空間的瓦解；人的互聯網化生存，也標志著人徹底的無產階級化。曾經，互聯網巨頭和新媒體的出現，依靠的是用戶對民主的訴求，是用戶對不平等和壟斷結果的反抗，技術民主的旗幟也激蕩著無數新技術精英；現在，當新媒體平臺和互聯網巨頭，不斷建立新的霸權之時，我們對平臺的訴求，我們對民主、平等和自由的期許，也成為資本獵取的對象，自生自發力量都會被資本所吸納收買。

黃盈盈圍繞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性”經驗進行了討論。“性”、“性”問題的重要意義體現在兩個層面上：其一，“性”具有日常而邊緣的特點，它被每一個人所感知，但又游離在主流話語之外，它可以構成對批判性地思考“主流”的切入點；其二，圍繞“性”的討論和行動，成為構建中西方差異和想象的重要領域，它可以作為敏銳把握“中國經驗”在世界知識格局中的特殊位置。

黃盈盈指出，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對“性”保持著高度管控。而80年代以來后，在中國社會與老百姓生活層面出現了一場“性革命”，在私人和公共空間對“性”的認識和討論日益活躍，這雖然與西方的影響有關，但根源還是基于中國社會的結構變化；21世紀初，“性”問題的特點是“性與艾滋病“問題的興起，政府與公眾將很多精力用于對”艾滋病高危人群“的關注與干預；2010年以來，則出現了LGBT社群的活躍、新女權的崛起、青少年性教育凸顯、掃黃打非的爭議和“反性大媽”的抵抗等等新趨勢。這些趨勢表現出中國大陸的性與性別議題正在導向以歐美為主的國際軌道。

圍繞著上述問題，Huricihan Islamoglu、呂新雨與黃盈盈等人展開了討論與回應。討論的重心與分歧主要圍繞著政府與互聯網巨頭如阿里、騰訊的關系，以及政府在面對“性”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和行動。無論是希望政府節制新技術霸權而守護平等，還是希望多元化個體能夠避免過度干預而獲得自由。由于有了外部學者的參與和關注點差異，與會者恰恰可以在上述“中國經驗”中體會到此種“特殊性”：即無論是欣賞還是反對，中國學者潛在的共同認識，是中國國家與中國政府依然具備相當的“公共性”，盡管依然存在這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這無論是在強調社會與國家（政府）二元對立的西方，還是在缺乏社會主義國家建構經驗的第三世界國家，都是相對缺乏的“經驗”。

中國與非洲

第二場討論，以“中國與非洲”為主題。蔣暉從長期在南非觀察非洲文學的經驗出發，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能否不借助西方文學的視角，而是以中國文學的觀念來理解非洲文學？

蔣暉指出，非洲也存在著自身的啟蒙文學，追求的是非洲文學的主體性，尋找和確立自我存在的價值；非洲也有過自己的革命文學，這在以西方為主流的國際文學視野和語境中長期被蔑視，安哥拉、莫桑比克、佛得角、新幾內亞比紹都產生過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運動，也產生過類似于中國的革命文學運動——革命政黨和國家把作家組織起來，推行革命文學教育，教育婦女的平等，傳播蘇聯、古巴、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然而，這個階段很快就消逝了，因為很多國家開啟了內戰，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建立起來的中小學體系、公共教育體系被摧毀。20世紀90年代，當蘇聯崩潰后，非洲國家整體倒向全球化、民主化進程，非洲民族的主體性更加難以辨認。著名的非洲作家都生活在西方，不再考慮本土讀者的問題，不再關心什么是非洲文學，什么是非洲文學的讀者，大家都是在非洲之外寫作，都是基于西方市場來寫作，沒有政治意識了。

蔣暉還作出了一個有趣的對比。同樣是描述大學生的生活，中國作家王蒙的小說《青春萬歲》可以和南非小說《你死我活》可以形成鮮明的對比。一邊，是一個有社會主義經驗的國家，在恢復高考后，學生的來源是多元化的，有農民、有工人家庭、有海外背景、有基督教家庭、有高干家庭的，我們可以看到國家的力量怎么在大學之前的高中階段，就影響和塑造了這些青年；一邊，是本土非洲裔掌握政權之后的南非，一批本土非洲裔的天之驕子進入南非最大的大學學習，但是依然呈現的是一個混亂的生存空間——混亂的男女關系、文憑造假等等，每個非洲年輕人都很驕傲于他的身份，因為他們獲得了權利，然而，作家卻對國家缺失后的社會的崩潰和失序缺乏反思。90年代以后的南非小說中，國家的形象是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普遍化的貪官形象。

蔣暉指出，中國與非洲的文學交流，一個可能的意義，是為非洲作家、為非洲人民提供一種新的視野：不是本土人士掌權后卻重復西方式的邏輯，國家變成社會的對立面。中國的經驗是，國家與社會不是純粹的對立關系，作家與政治共同體的關系、與國家的關系也不是純粹的對抗，而是有批判的合作。如果有這樣一些中國的小說，中國的經驗可以翻譯給南非的作家看，是否意味著，這些作家在思考和寫作時有一些新的可能性，不僅僅是像西方作者那般，只是未經反思的強調“freedom”、“human rights”等等理念，而是去理解社會問題，去與非洲人民同呼吸，共命運。

徐秀麗圍繞著中國對非洲的農業援助問題進行了討論。西方國家對中國援助的一個重要批評，是援助的“不透明”。“不透明”對應的是西方對發展中國家援助的“透明化”。在西方援助的過程中，首要原則是提出改善受助過社會政治“軟性制度建設”的附加條件。而中國的援助經常與商業貿易相匹配，集中于基礎設施等“硬性條件建設”，強調務實、強調政府的作用，強調發展，但是在政治上無附加條件和秉承不干涉內政等原則。

面對這些質疑，我們可以說，很多問題是由于中西理念的差異。然而，隨著中國與非洲的物質聯系在加深，中國確實有必要思考，如何重新敘述和理解“援助”。中國對非洲的援助，確實也會犯一些由于“經驗主義”的盲目性錯誤，比如，我們的援助往往沒有對非洲缺乏中國這樣的強政府條件做好準備，對于非洲政府而言，中國的很多援助項目很好，但沒法推廣，因為他們沒有中國這樣的組織資源——沒有強有力的政黨和政府體系，沒有滲透到基層的干部群體；比如，我們過度強調政府和資本之間的共同力量，因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和企業習慣了一直相互合作的行為模式，以至于我們在對外援助時，也未加反思的重復了這種模式，導致中國對外援助的執行主體的形象不容易被接受。

在評論階段，Vijay Prashad、巴達維（清華大學）的分享和討論，也提醒與會者們注意，在經濟交往日益密切的同時，中國與非洲的人文交流是嚴重滯后和缺乏的。一方面，很多非洲知識分子深受西方的影響，成為全球知識體系中的一部分，這導致非洲的知識界、輿論界和政治界很難突破西方式的慣性思維，缺乏具有反思性的主體性意識，很難真正從非洲立場去定義了理解非洲與外部世界、與中國的關系，這要求我們思考“如何把中國故事帶到非洲”，幫助非洲人民自主思考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國家的角色和功能，真正思考如何實現國家的公共性問題，而不只是囿于西方式的資本主義民主話語；另一方面，中國在批判西方經驗的狹隘性的同時，也需要重視中國經驗內在的特殊性一方面，不是直接向外推廣或宣揚淺層的、浮在表面的經驗，而是去追問中國特殊經驗背后的普遍性邏輯，思考中國經驗的前提條件和匹配要素，這意味著我們需要對對“如何把非洲故事帶到中國”進行不斷調整、不斷深化的思考。

國家的構成

第三場討論，以“國家的構成”為主題。陳柏峰以“政黨體制如何塑造基層執法”為題，著重分析了政治倫理在中國政治運行機制中的重要作用。中國作為一個巨大的單一制國家，有著極其復雜的官僚制體系。官僚制體系有著自身的慣性、惰性和自主性，在任何現代國家都是如此。而類似與中國這樣龐大的官僚制體系，對于外部人士而言，如何驅動這一體系、控制這一體系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對于生活在中國內部的人士而言，這一體系存在的復雜分工、條塊分割、雙重領導，也是令人眼花繚亂、難窺全貌的。

很多觀察者往往忽視的一點，是政治倫理、政治話語對于驅動官僚體系的重要作用。政治話語和政治倫理，絕不是“陳詞濫調”，而是意味著正當性，意味著行動的“帽子”，政治話語成為大家做事的公共性理由。在黨政體系中，中國的一項制度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下級對上級的“服從”如何建立？外在性的權力和強制不足以支撐和建立這種服從，服從需要轉化為一種內在的動機，這就體現了政治話語和政治倫理的作用。

朱旭峰圍繞著中國制定新的養老保險政策這一主題，分析了中國政治治理體系中中央與地方的復雜互動。他通過對一些地方實證案例的分析，指出中央與地方之間存在兩種政策學習機制：一種是水平學習機制，既地方政府之間作為相對平等主體的相互學習機制，對其他地方政府的成功經驗加以學習，對失敗經驗加以預防；一種是垂直學習機制，即中央政府以地方試點的方式推動政策改革實踐，這些實踐又通過自下而上的信息傳遞和學習機制，為中央政府所接受，中央政府又會展開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廣過程。此種機制可以為中央政府提供不同的政策設計方案和可能性，減少了中央政府出臺全國性政策可能導致的失敗成本。

藝術、民族與宗教

第四場討論，以“藝術、民族與宗教”主題。高士明以“后萬隆時代的第三世界”為題，為與會者描繪了當下世界的深刻困境：在今天，對萬隆時代有感情和信念的一代人正在逝去。過去半個世界，在新殖民、冷戰、全球化多重歷史浪潮影響下，當年的第三世界愿景已經支離破碎。我們只能民族國家的縫隙處，在全球治理的陰影下，在全球全球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的網絡中，拼湊起第三世界的歷史剪影。那些前社會主義、前殖民地以及前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它們中的許多，都已經步入了全球資本主義浪潮的前端。

在今天，我們必須意識到，舊有的國際主義已經已經無法發揮有效的號召力。在北方國家，左右翼圍繞著經濟自由主義達成共識，用美國式的低強度的、簡化版的民主取代了社會民主，而南方政府則心甘情愿的放棄了社會性的民主，聽命于新自由主義，結果是或者回到民粹主義，或者效力于帝國主義或新帝國。無論是哪種，都只能是民主失信于民。在今天，我們每一個人都在面對著“身邊的新自由主義”，那種時時刻刻將利益最大化的思考和行動邏輯可能侵蝕著每一個。對于每一個思考者和行動者而言，我們不僅要討論發生在前第三世界的全球化，還要討論全球性的第三世界化，這不僅僅是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階級分化問題，也是由諸如新媒體和大數據等“互聯網式生活”對人的生命體驗的肢解與窄化，是人的感覺的貧困化。由此，抵抗必須是從內而外的、必須是日常化的，在生活習慣和審美層面也是如此。

通過對以康定藏區的“鍋莊”制度的歷史分析，鄭少雄指出，藏區和藏族的形成，具有相當的歷史現實性——藏區相對惡劣的生態環境、生存環境塑造與之相匹配的生活方式，基于此種生活方式，藏族也得以成形。“鍋莊主”家庭往往一體兩面，一方面是世俗中的土司階層，另一方面是宗教中的僧侶階層，充當著漢藏交流的中介和使者，也成為中國傳統大一統國家“因俗而治”的多元治理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代以來，在西方民族國家體系全面對外擴張的強大壓力下，中國傳統政治體以加強動員能力來自保的一體化政治進程不斷加速。建國以后，對藏區的改革，徹底廢除了土司和頭人制度，保留了僧侶制度。80年代以來，藏區在外部市場化的壓力下，僧侶成為普通藏人社區的主要代理者。對此，我們需要從原理層面思考大一統國家在藏區建立有效的代理機制和合作機制的可能性，充分發掘“多元一體”的歷史經驗，實現“直接統治”與“間接統治”之間的平衡。

盧云峰圍繞著基督教在中國的興起這一主題，對基督教中國化問題進行了討論。盧云峰指出，當前中國基督徒的規模大致為4000萬，成長迅速。面對基督教迅速成長這一現實，中國的官方、學術界和宗教界相對一致的應對方案，是推動“基督教中國化”，即實現基督教組織對中國的政治、民族、社會和文化的認同、適應和融入，不僅要在政治層面改變政府對基督教的對立防范意識，將基督教作為內在的積極力量，也要在社會和文化層面，引導基督教與主流社會和諧共處、與主流文化相互融合。但是，必須注意的是，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間、基督教與“中國化”之間依然存在著一些實質性差異，需要復雜和細致的政治平衡技巧加以應對。

在討論環節，與會嘉賓圍繞著國際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進行討論。在當代，國際主義的式微與民粹主義的崛起同時出現。“民族”（nation）在西方政治理論的語境中，其內涵往往在建構性與本質性兩個極端來回漂移，這種漂移也為廣大非西方的國家的國家建構過程帶來嚴重挑戰。民族國家的同質性政治訴求，在不斷撕裂原本存在的多元性共同體生活形態的同時，也被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不斷再生產出來的多元性所沖擊，“認同政治”也無法應對政治共同體的撕裂現實。民族國家的困境在全球化背景下日益明顯，但是，由于缺乏新的可替代方案，人們又往往退回民族國家的政治框架下尋求保護、相互對抗。中國的國家形態的獨特性，其多元化與包容性的經驗，能否在全球化時代為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一些有益經驗，值得觀察。

城鄉問題

第五場討論，以“城鄉”為主題。劉守英從中國轉型的鄉村變遷視角出發，提出了城鄉中國的概念和愿景。費孝通提出的“鄉土中國”的概念，是以鄉村和農民為主流的傳統中國為歷史背景的。在過去的數十年間，在外部世界的巨大壓力和中國自身的趕超訴求的共同影響下，中國開啟了以城市為中心的工業化進程，工業化與城市化相互配合，釋放出巨大能量。然而，快速城市化也帶來了城市對鄉村的全面吸納，帶來了鄉村的整體性衰敗。過度強調城市化發展，背后的邏輯是城市中國的觀念，受到了西方城市化和工業化歷史經驗的影響。

在今天，我們需要自主的思考中國發展的整體布局和圖景，應該建立和形成一種城鄉中國觀，追求城市與鄉村的平衡，形成城鄉文明共存。一方面，是要促進城鄉互動，過去中國城市化的基本特征是勞動力、資本和土地向城市轉移和配置。近年來，資本和勞動要素向鄉村流動的速度和規模在增加，對此應該加以引導，建立城鄉要素的平等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另一方面，是要促進城鄉分工的進一步明確和合理化。大城市形成都市圈，形成產業鏈集聚效應，從而實現具有城市化訴求的農民工群體的市民化；部分城鎮承擔城市產業轉移與差異性業態；鄉村根據本身資源稟賦形成農業專業化或向第三產業轉型。

潘家恩對中國百年以來的鄉土重建經驗進行了回顧。他指出，中國的鄉建經驗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是晚清到民國，以梁漱溟、晏陽初、張謇、盧作孚為代表的知識精英、政治精英和商業精英，有感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擴張對中國城市和農村結構的重組和惡化，有感于中國鄉村的普遍衰敗，積極投身于鄉村建設活動。第二，是以土地革命為代表的鄉村重建活動，土地革命是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得以啟動和發展的現實條件，中國億萬農民也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作出了巨大的犧牲。第三，是90年代以后的三農問題，隨著中國在2001年以來加入世界貿易體系，全球金融資本主義危機的影響，也得以向中國鄉土轉化。今天，中國開始強調“鄉村振興”，以此為契機，資本也以各種名義下鄉，力圖攫取利益。

要克服這些不利局面，需要將鄉土重建與國家建設聯系到一起加以考慮。鄉建的兩大主題目標：第一，是回流，即追求資本、勞動和土地三要素的回流，需要面對的實踐問題，是如何引導和規范資本、如何協助返鄉農民工留下來、如何實現鄉土秩序的改善。第二，是回嵌——教育要回嵌鄉土，促進知識分子與農民的結合，建立一種去精英化的鄉村教育；是經濟發展要回報社會，要以盧作孚、張謇等人為企業家的榜樣，超越純粹的資本盈利邏輯；社會要回嵌生態，不僅僅是生態農業的發展問題，更是社會要建立生態性的發展觀。

中國作為一個第三世界的組成部分，如果說中國可以為世界貢獻什么，或許就是把鄉土重建與國家建設相互結合的發展經驗。百年以來的鄉建歷程，不僅體現著中國農民自發的自我保護運動，體現著外來的知識精英、社會精英的積極參與，也體現著國家對民族生存與可持續發展條件的守護。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二十世紀中國的鄉土重建與國家建設是相互交融的，在國際體系的夾縫中尋找新的可能性，以文化自覺和國情自覺來探索走出一種不同道路的可能性，一種不同于西方的現代改良之路。

最后，與會學者們論壇的主題進行了討論。學者們認為，本次論壇更側重于對“中國經驗”的探討與闡發，這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向遠道而來的海外嘉賓講述中國正在經歷的復雜變化。以此為契機，中國學者們也可以更好地思考如何加入到國際論壇和國際交往之中，突破學科和專業的限制，突破視野和立場上的局限性，探索一種全球視野的在地化實踐方式。正如汪暉最后所總結的，巨變已經發生并在加速，我們需要直面高速變化的現實，理解全球市場的變化和新技術浪潮的深刻影響；在諸如國家、民族、無產階級、民族主義、國際主義、第三世界這些傳統概念的邊界日益模糊的當下，我們依然需要去厘清社會斗爭的目的，在相互關聯的事件中為社會斗爭創造新的準則與新的議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經驗”不僅僅是內在的，也是世界性的，中國在與外部世界復雜互動的過程中不斷重新定義自身，而在與中國復雜互動的過程中，第三世界國家也可以發掘和發現一種超越于當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新的可能性。這種相互成就，也將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