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號，我的老師嚴文明先生永遠地離開了，離開了他的家人、他的學生和他為之付出了畢生的考古事業。先生的病，起自一場感冒，來得突然，感染了肺部。怕二次感染，醫院和家屬在大多數時間婉拒了學生、老友們的探視希望。我也只是在先生高燒被抑制住，病情稍微平穩且似乎向好的時候，到醫院看望了先生。告訴先生，現在病房之外桃李初開，和先生約定，過幾天花兒盛開，先生出院，一起到校園賞花。先生聽了顯得很高興。見到先生高興，我的情緒也被感染，緊張不安的心情稍稍舒緩。但我看到連日發燒所致，先生顯得疲憊，只說了這么幾句話，便悄悄退出病房。誰知這竟成永訣！

嚴文明先生

初識先生，是在嚴先生講授《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課上。還是低年級本科生的我，在當時自然是沒有任何學術的判斷力的，對新石器時代一無所知，更不知道嚴先生的學術貢獻和學術地位，但先生講課時那嚴謹清晰的邏輯表達深深感動了我，感覺自己在先生由淺入深娓娓道來之間，不知不覺地就踏進了新石器時代這方天地。從此就下了決心，追隨先生！

先生平時不茍言笑，年輕學子見先生時常有怯意。以致先生有時會無可奈何地問：“這是否是我的姓氏給人造成的誤會？”接觸得多了就知道，先生其實是個溫和敦厚的人。先生的性格，也體現在他的文章中，即喜歡正面且和風細雨般地闡述自己的觀點，而不愿就不同意見甚至是錯誤觀點進行論爭。“是非曲直，自會有評說”——先生這么說。就是在閑談時，先生也是評論事，不對人。當然也有躲不開要議論人的時候，譬如先生的《仰韶文化研究》這門課，有相當的部分有關仰韶文化的研究史，就不可避免地要對研究史上重要人物進行評價。但先生總是把這些人物放在他們所處的學術環境中具體分析，尤其強調他們在當時做出的前沿貢獻，而對其不足錯誤，則實事求是指出，那更多地是受當時的學科水平所限，并非不可理解。例如對安特生有關甘肅彩陶六期的劃分，先生的評價是，在當時，僅憑調查得來的材料就把甘肅彩陶準確劃分出六組，而且除了把齊家組的年代位置放錯了之外，其余五組的相對年代判斷無誤，這在當時委實是很不容易的。又如對仰韶文化西來說，先生指出，那是在中國考古剛剛起步，國內材料甚少，國外材料也很少的情況下提出的一個說法，并非刻意炮制的謬論邪說。這讓我這個看著大字報、大批判文章長大的年青人觸動很大。現在想起來，先生的為人態度，我沒有效仿得來，先生治學的方法，我自覺有幾分心得。

我的本科田野考古實習是在山東棲霞楊家圈遺址。實習期間，從發掘現場各種地層現象的判斷到資料整理和編寫報告，全程都是在先生悉心指導下完成的。而每當在發掘現場見到先生往往僅憑一些蛛絲馬跡就能準確分析、預判出地下的堆積狀況，更是讓我們暗自驚嘆、欽佩。后來我自己的田野考古實踐多了才明白，先生的洞察力全然是他多年田野考古實踐中總結積累的豐富經驗的體現。掌握田野考古技能，是考古工作者的基本功。我的這個基礎，是先生手把手教出來的。事后才知道，楊家圈遺址的實習是先生最后一次全程帶隊指導的實習。我趕上了，何其幸哉！

田野考古是考古學這個學科得以產生的前提，也是考古學的基礎。北大考古從一開始就把田野考古作為最核心的課程，對其的重視，始終不渝。自打楊家圈實習之后，我參加了先生策劃布局的山東、湖北、河南、廣東、浙江、陜西，再回山東，輾轉多地遺址上的田野教學實習或科研項目，屢有收獲。如湖北天門石家河城址的發現，就開拓了長江中游地區文明進程研究的重大課題等等。而在諸多收獲中，我以為最重要的是聚落考古的田野工作方法體系的建立。這個工作方法的建設，說來話長，大體上是從先生主導的1982年山東長島北莊遺址的發掘開始的。在對仰韶文化聚落形態所見史前社會的研究中，先生就察覺到如何通過田野工作獲得聚落社會的資料將是今后的方法論上的重大關鍵。所以自北莊考古伊始，先生就把目標旗幟鮮明地制訂在全面揭露北莊史前村落上，圍繞這個目標的技術方法上的摸索和建設，也從此成為北大田野考古的努力方向。時至今日，先生的聚落考古理念得到落地，業已形成了一套嚴謹且站位前沿的技術方法體系，而且是一個帶有鮮明中國學術特色的方法體系，不但被貫徹在北大的田野考古里，還作為行業技術規范，在全國范圍得到推廣，為中國考古學發展提供了強大助力。

上個世紀7、80年代之交，中國考古學在各地考古學文化的發現和研究成果的積累上取得眾多成果。在此基礎上，蘇秉琦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區系類型”學說。這個學說一方面總結了對考古學文化演進動態趨勢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則根據對各地古代文化發展變化情勢的歸納，提出了史前中國文化“滿天星斗”式發展的歷史觀。而嚴文明先生則從紛繁復雜的多元文化運動中進一步提煉出它們存在著一個“多元一體”或曰“重瓣花朵式”的格局。先生進而在其宏大的視野內論證了地處東亞的多元一體中國文化格局之形成的地理環境和人文原因。又指出，這個既是多元的又不斷趨向一體化的格局奠定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基本特點和趨勢。“多元一體”說一經提出，立即在學界引起巨大反響，很快就成為共識，成為當今學術界看待和理解中國歷史的指導理論！對此，先生卻非常謙虛地說：“我的這個看法，不過是秉承了蘇先生的思想，又借鑒了費孝通先生關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理論而來，是站在巨人肩上的一點成績。”但對于學習和研究新石器考古的我而言，我深知先生的觀點對我的震撼之大和啟迪之深。

上個世紀80年代，一系列重要考古發現促使學術界提出了中國文明起源的早期發展的重大問題。而古代文明的問題，說到底是人類社會發展狀況、程度的問題。所以，隨著這個問題的提出，中國考古學也開始了從主要研究課題到相關研究技術方法的全面轉型。這期間，先生發表了許多研究文章和在各種場合舉辦學術講座，更是親自主持了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的重大項目《聚落演變與早期文明》，深入探究中國文明起源。但我要說的是，先生的貢獻不止這些具體而深刻的研究成果，更大的貢獻是他為中國考古學這次重大轉折發展提前做出的極具前瞻性的學術準備和規劃。前述聚落考古田野工作方法的建設，為這場轉折提供了得以復原古代社會的技術和資料的支撐，這是其一。先生的多元一體學說不僅僅是文化史層面上的理論，其意義更在于指出了在多元文化的背后深層，各地方史前社會演進過程中同樣存在多元一體的內容，從而提出了在中國文明問題研究上的一個重要理路、方法，即不能只是把中國文明視為一個一般進化論式的過程，而更要開展對各地方文明的個案研究。先生的這個思路，一方面對如何深化當下還把重點放在對中國文明起源和發展做一般過程式闡釋的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另一方面，先生把考古學文化面貌的千變萬化看作是深層社會多姿多彩演進內容在物質文化層面的衍射表達，從而把文化史的研究和古代社會研究有機地聯系了起來，中國考古學也就沒有重蹈西方新考古學與傳統考古斷裂開來的覆轍。這是其二。最后一點是，先生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有關仰韶文化社會組織、社會經濟結構的系統研究已成經典，早早地就為今天中國考古學古代社會的復原研究做出了示范。

嚴文明先生在他六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一直站在學術前沿，是中國考古學的思想者、規劃并引領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是我的，也是整個中國考古學的導師！然而，先生到底還是走了，離開了我們。在先生走后的這段日子里，我經常不由自主地想起一句詩“國有疑難可問誰？”這對于我，對北大考古乃至整個中國考古而言，皆是如此！痛哉！哀哉！

（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自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