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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提要

成年繼子女與繼父母間雖未形成撫養關系，但繼子女對繼父母盡了主要贍養義務的，可繼承繼父母遺產。

爭議焦點

繼子女對繼父母的遺產是否享有繼承權。

基本案情

被繼承人楊某近與前妻（2002年身故）育有子女楊甲、楊乙、楊丙。楊乙于2017年3月去世，其生育一子楊某杰。2003年6月，楊某近與顏某登記結婚，雙方未生育小孩。劉某民、劉某玲是顏某與前夫生育的子女，在楊某近與顏某結婚時均已成年。2012年至2017年12月期間，楊某近與顏某跟隨劉某民在增城生活；自2018年1月起，楊某近與顏某則跟隨劉某玲在珠海市生活至2021年1月19日楊某近去世。楊某近去世后，因其未留有遺囑，且楊甲、楊丙、楊某杰與顏某就楊某近的死亡撫恤金及遺產分配達不成一致意見，故楊甲、楊丙、楊某杰起訴至樂昌市人民法院，要求依法分割楊某近的死亡撫恤金及遺產。

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劉某民、劉某玲以其作為被繼承人楊某近的繼子女已對楊某近盡了贍養義務為由，申請作為第一順序繼承人參與楊某近的遺產分配，請求作為第三人參加本案訴訟。樂昌法院依法追加劉某民、劉某玲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

裁判結果

關于劉某民、劉某玲是否享有繼承楊某近遺產權利的問題，樂昌法院一審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的規定，因顏某與楊某近結婚時劉某民、劉某玲均已成年，故楊某近與其二人之間不存在撫養關系，且劉某民、劉某玲未能提供在經濟上供養楊某近的證據，應認定雙方未形成贍養關系，劉某民、劉某玲不享有繼承權。韶關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自2012年以來，楊某近分別與劉某民、劉某玲共同生活多年，直至死亡。劉某民、劉某玲對楊某近進行了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提交的證據能證明共同生活期間的生活費用亦相互承擔，應認定劉某民、劉某玲對楊某近履行了贍養義務，雙方之間形成扶養關系。據此，二審改判認定劉某民、劉某玲享有楊某近遺產的繼承權。

典型意義

司法實踐中，對于再婚時18周歲以上的成年繼子女與其繼父母之間形成扶養關系的判斷標準分歧較大。本案中，鑒于被繼承人晚年與繼子女共同生活了十余年，繼子女對被繼承人盡到了主要贍養義務，應認定繼子女與被繼承人之間形成了扶養關系。本案裁決對繼子女贍養老人的行為給予肯定性的評價，弘揚敬老愛老的傳統美德的同時，又鼓勵了互助互愛的優良家風。

法官手記

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司法運用

在審理家事糾紛案件時，應立足時代、國情、文化，綜合考量法、理、情等因素，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導向作用，不斷提升司法裁判的法律認同、社會認同和情理認同。情理法相結合，實現三個效果的有機統一。

近年來，與中老年人再婚后財產處理和財產繼承有關的糾紛日益增多，這類糾紛不僅涉及財產，還包含親情、倫理、價值觀念等諸多因素。因此，辦理該類型的繼承糾紛，最難的一點就是既要公平公正分割遺產，又要考慮和兼顧繼承人之間的情感，還要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規定繼承人應當本著互諒互讓、和睦團結的精神，協商處理繼承問題，故在處理繼承糾紛過程中，應當盡可能地兼顧法律與情理，盡可能消除當事人間的對立，化解矛盾，鼓勵和引導當事人協商解決糾紛。

像本案這類涉繼子女繼承的案件，老人在世時，雙方家庭相安無事；老人去世后，卻因標的不大的遺產繼承對簿公堂，連老人的身后事也未能妥善處理。究其原因，是因為大眾對繼子女是否享有繼承繼父母遺產的權利存在爭議。而繼子女能否享有繼承權，法律依據血緣或收養確立贍養撫養義務和確定法定繼承人范圍與順序，未形成扶養關系的繼子女不是法律規定的法定繼承人。但現實生活中，繼子女對繼父母履行贍養義務的情形大量存在，如何審查繼子女與繼父母之間是否存在扶養關系，我認為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

（1）扶養時間的長期性。司法實踐中，尚未確定統一的扶養年限要求，可結合被扶養人的年齡、健康狀況、家庭情況來確定合理的扶養期限，以確定是否符合扶養時間的長期性要求；

（2）具有經濟上的支持和生活上的照顧，如扶養費的負擔、生活上的照顧和陪伴；

（3）家庭身份的融合性。繼父母與繼子女能夠共同生活，互相照料。

繼子女對與其沒有法定贍養義務的繼父母進行贍養，是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積極倡導的文明行為，其繼承權應依法予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