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的拍攝對象是一個激進的主題，那我們該用何種電影形式來呈現它？”

——本·魯塞爾（Ben Russell）

四月初，巴黎真實電影節 （Cinéma du Réel）的評審團大獎（Grand Prix） 頒給了由本·魯塞爾和紀堯姆·卡尤（Guillaume Cailleau）攜手拍攝的影片《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 2024)。

《直接行動》獲得真實電影節“評審團大獎”。（左起：電影節總監凱瑟琳·比贊 （Catherine Bizern），紀堯姆·卡尤，本·魯塞爾，同聲翻譯人員）[圖片來源：巴黎真實電影節]

3月24日，距離電影成片一周年，亦是《直接行動》在“真實電影節上”的首映式。晚上七點半的映場，影廳滿座。三個半小時的放映結束，雖已近午夜，大部分觀眾都仍留下參加了與兩位導演的交流問答。這是影片繼在今年柏林影展全球首映并獲得“相遇”單元（Encounters[1]）最佳影片之后，又一次在國際電影節上獲得好評。六月初，當歐洲議會選舉投票紛紛傳出令人擔憂的結果之時，在位于馬賽的民族志與社會人類學研究所（IDEAS[2]）所舉行的《直接行動》放映討論會上，影片再次引起關注。

《直接行動》記錄了位于郎德圣母村（Notre-Dame-des-Landes）的環保主義社群 —— 在法國亦被俗稱為ZADISTE，意指占據保護區（ZAD[3]: Zone à défendre）的人們。1974年，為了適應法國經濟與城市發展，南泰爾（Nanterre）北部的朗德圣母村被規劃為機場選址用地。隨后五十年里，反對機場興建的運動一直在持續。2008年，法國最高行政法院決定重啟機場興建項目，正式公告土地征收，再次引來環保群體的強烈反對聲。次年，為了反對土地被征用于開發對環境有害的商業項目，當地農民、環保人士和其他反對者紛紛在機場規劃用地上扎營搭起帳篷，并建立了“保護區”自治社會，“保護區”也因此引來更多新聞媒體及社會上的關注。經歷了多年與政府的談話和沖突，ZADISTE取得了初步勝利：2018年初，法國時任總理愛德華·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宣布政府再次放棄機場興建計劃。“保護區”的人們并未就此離去，而是把這片土地變成了種種社會理想的試驗田：反資本主義、反全球化、民主自治、集體決策等，郎德圣母村亦因此成為了當下在法國抵抗和占領運動的代名詞。

“看到他們的勝利與堅持，讓人看到烏托邦在今天還是有其可能性的”，魯塞爾在放映后的交流中說道，“所以我想去了解這個地方，結識在那里生活的人。”

《直接行動》劇照。（圖片來源：CASKFILMS）

《直接行動》由四十一個長鏡頭構成，最長的十分鐘。在媒體報道與紀錄中最常聽到的是ZADISTE的“反抗”聲：反對法國的新自由主義政府，質疑現存的消費主義社會，批判警察被政府施予更強硬的權力，反對現行世界秩序，尤其是土地和公共部門被私有化對環境生態和社會造成的影響等等。在2012年及2018年政府幾次對郎德圣母村的ZADISTE進行的武裝驅逐，雙方的正面沖突在媒體報道和網絡上更多凸顯了ZADISTE作為環保主義激進分子的形象。而在《直接行動》近三個半小時的紀錄中，極少有ZADISTE對其環保理念或社會理念的陳述與申辯，影像更多記錄的是對他們日常“行動”的觀察和呈現：犁地插秧、飼養畜禽、造房子、做面包、制造勞動工具、休閑活動（打耳洞、彈鋼琴、下象棋、搖滾音樂會）、鄰里做飯聚餐、游行集會海報的制作印刷、錄制說唱樂等等。

但影片并非一曲描繪城里人為避世選擇鄉間生活的田園詩歌。這些人來到郎德圣母村，與當地僅剩的一些農民一同捍衛這片土地的同時，也嘗試以此為實驗地，迎接所有希望建立另一種社會和生活模式的人，在此共同建立一個集體自我管理的社會。在影片每一個長鏡頭的時間停留觀察中，人們逐漸進入“保護區”這群人的日常勞作和生活。眾人攜手自給自足，并建立信息傳播渠道，無論是用宣傳海報，播客平臺，說唱樂，抑或是集會游行的方式，都是為了讓社會了解郎德圣母村“保護區”存在的原因，存在的形式，以及普及環保知識。在郎德圣母村的ZADISTE亦關注并支持法國其它“保護區”的人們（比如占據法國中西部圣索利地區[Sainte-Soline]的反對者，由此抗議一項水庫修建方案對公共水資源及農業造成的影響），大家以此作為一種新的集體抗爭方式，不再主要以傳統的游行示威進行抗議，而是在一個地方扎根生活，保護一片土地，嘗試由此擺脫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對世界的統治，建立一個新社會。

《直接行動》劇照。（圖片來源：CASKFILMS）

“（尋求）一種真實的生活，而不是一出拙劣的模仿。” 在“保護區”自建的錄音棚內，影片中一位說唱樂手錄制歌曲中的唱詞。當環境問題推向成為各大國際論壇的首要議程，當“保護區”在法國社會引來越來越多的關注，尤其是法國年輕的一代，《直接行動》所勾繪的這幅“保護區”的空間肖像畫，讓ZADISTE的種種理念（政治的、環保的、經濟的、社會的等等）都滲透在影像安靜的紀錄觀察中，具象而又飽滿。日常的生活和勞作都不再是簡單無謂的重復，而是與他們的愿景緊密相連，是他們設想中的社會“可能性”被點滴實踐的過程。

目前在朗德圣母村生活的有近兩百人，來自不同的社會背景。《直接行動》拍攝于2022-2023年，兩位導演選擇用十六毫米電影膠片攝影機拍攝。加上錄音師布魯諾·奧澤特（Bruno Auzet），攝制組共三人，每次拍攝都需扛著笨重的影機三腳架在“保護區”偌大的場地移動，即便是遇上抗議人士與防暴警察發生沖突的時候。紀堯姆·卡尤說：“我們在‘保護區’待了一年多，近100天的實際拍攝。一天拍一個鏡頭（最長的十分鐘：膠片長度允許拍攝的時間），共用了八十盤膠片，積累了約十二個小時的拍攝素材，（成片）最后用了其中的三分之一。” 一年的拍攝期間，兩位導演更多的時間是和ZADISTE在一起勞作與相處。“每次回來（城里），我們會沖印拍攝的素材。下次再回那兒拍攝的時候，我們都會把上一次的拍攝素材放映了和當地人一起看。” 因為兩位導演對拍攝器材的選擇（沒有選擇輕巧的數碼相機），影機如另一個身體在空間中的存在，其跟隨拍攝的情境變化而移動的速度，讓電影拍攝和紀錄本身也融入了這一“理想社會”的構建過程。

《直接行動》劇照。（圖片來源：CASKFILMS）

從事影像創作二十多年，美國影像藝術家本·魯塞爾（1976 - ）因其影像的實驗性而知名。他所拍攝的民族志影片 （在學術領域亦歸屬于視覺人類學） ，打破紀錄與實驗影像的常規界限劃分，結合民族志筆記、觀察性的非虛構影像，以及超現實主義虛幻等風格，用影像來記錄呈現世界各地不同的群體：族群部落、勞工、無政府主義者等等[4]。紀堯姆·卡尤（1978 - ），在柏林生活和工作多年的法國藝術家、電影導演及制片人，其創作融合影像裝置、行為表演、聲音藝術等不同元素，表述探討社會和政治話題。兩人在2009年的紐約電影節上結識，因對影像實踐的愛好與共識而投緣。2012年，魯塞爾和卡尤合作拍攝了無聲短片《緊縮政策》（Austerity Measures），記錄了雅典的無政府主義者社區埃沙切亞（Exàrcheia）。2014年，紀堯姆·卡尤的實驗紀錄短片《實驗室》（Laborat）獲得同年柏林電影節的銀熊獎。四年多前，魯塞爾來法國馬賽生活、創作與教學。2021年，當他第一次聽聞在朗德圣母村“保護區”的社群，作為一個社會公民和藝術家，魯塞爾想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去了解這個地方是如何形成的，在“保護區”實在地生活意味著什么。卡尤因學生時代有一段時間在南特爾度過，并有朋友曾在“保護區”生活，便提出牽線領路并擔任影片的制作人。而兩人在“保護區”一年多的共同經歷，讓影片自然成為了他們的攜手之作。

《直接行動》劇照。（圖片來源：Shellac）

對紀錄電影這一類型，尤其是對其所謂的“客觀性”，魯塞爾一直存有質疑。他更傾向用電影作為媒介本身的描述力 （空間，時長，神情，動作，聲音……），將觀看影像的人帶入每個鏡頭所構建的空間，去感受和體會發生在眼前的人事物。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并不是為了簡單地記錄和呈現（被拍攝的對象），而是試圖通過電影影像本身，特別是在一個鏡頭的時長之下，探求其所能生發的觀看‘體驗’。” 這一看似輕易的影像表達手法，要求導演更多的前期準備和實際拍攝之外對一個地方的深入觀察。將魯塞爾某些影像創作視為“民族志”筆記，某種意義上亦是一項“田野調查”工作。但其鏡頭下的觀察、記錄以及最終影片的呈現，并不是獵奇者的視角，而是嘗試從“他者”身上照見“自身”，共情之外所顯現的固有認知中的局限或偏見，由此觸發主體思辨。影片的剪輯，也因此成為影像思考與寫作的重要過程。2017年，魯塞爾的影片《好運》（Good Luck, 2017, 143’）紀錄了地理、氣候與社會環境截然不同的兩個地方礦工們的采礦日常：一處位于塞爾維亞的地下銅礦，另一處位于蘇里南熱帶森林里的非法金礦。這一作品在同年德國卡塞爾文獻展（Documenta 2017）上的影像裝置，可以說是魯塞爾影像表現手法的又一佳例。

無論是民族志紀錄影像的先驅或代表羅伯特·弗拉哈迪（Robert Flaherty）、讓·胡許（Jean Rouch）、羅伯特·加德納（Robert Gardner） ，還是通過紀錄影像的實驗對現實或歷史展開批判思考的羅伯特·克雷默（Robert Kramer）、 彼得·沃特金斯（Peter Watkins），抑或從影像的時間向度對社會進行觀察、記錄及實驗性描述的香特爾·阿克曼（Chantal Akerman）、莎倫·洛克哈特（Sharon Lockhart）、弗雷德里克·懷斯曼（Frederick Wiseman） ，還有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用影機鏡頭對人臉肖像的凝視……當魯塞爾列出這些他所喜愛或欣賞的藝術家時，已顯現出了他的影像表達視角。而他對膠片拍攝與長鏡頭的使用偏好，卻并非為藝術電影的表率，而更多是在影像實踐中探求影像與時間的關系，影像與“現實”/“真實”之間的關系。

《直接行動》劇照。（圖片來源：Shellac）

魯塞爾常用“迷幻式的民族志（psychedelic ethnography）”筆記來定義他的記錄方式，因為在一個長鏡頭時間中的沉浸，觀者之身體由此入“鏡”中之“境”。并非在其中為之沉迷，而是自身的主體觀看意識再次被喚醒。對電影影像作為媒介本身的特性所持有的如此信念與實踐，在《直接行動》而言，觀眾在影像的“此時此刻”中共享的或許并不是對理想中“烏托邦”美好的向往與憧憬，而是每個人在影像之“境”中被釋放的建立烏托邦的自由可能性。

注釋：

[1]“相遇”單元設立于2020年，作為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的重要旁枝之一，單元為新的影像美學與敘事以及紀錄影像在電影節上提供一個展現平臺。

[2] IDEAS - Institut d'ethnologie et d'anthropologie sociale，歸屬于愛克斯-馬賽大學（Université Aix-Marseille）與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

[3] ZAD一詞產生于1962年，原指 “用地保留區” （Zone d'Aménagement Différé）。2010年，環保主義人士用詼諧的詞語游戲來對抗其正式的含義：他們保留了ZAD這一縮寫簡稱，但將全稱改為 “Zone à Défendre”（保護區），由此來表明自己的立場。媒體和社會逐漸把在“保護區”扎營的人稱為“ZADISTE”，這一詞開始被頻繁使用。2016年，“ZADISTE”被正式收入《小羅貝爾詞典》（Le Petit Robert）。

[4] 魯塞爾的個人網站dimeshow.com有其較完整的創作紀錄，其中很大一部分影像作品可在網站上直接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