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當日在中國歷史研究院的考察中，他強調：“要實施好‘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考古中國’等重大項目，做好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闡釋。”

中華文明如一條長河，源源不斷，呈現出突出的連續性、突出的創新性、突出的統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特質。那中華文明的源頭在何處？又是怎樣發生發展的？這不僅是中國歷史和考古學的元命題，也是一個正在孕生的文明新形態必須回應的時代命題。

紀錄片《何以中國》應時而生，立足“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國”的重大研究成果，以考古寫史的方式，借助紀實視聽表達，回望民族來時路，縷析中華文明的根脈源流，可謂是一部中華文明探源紀錄片。

《何以中國》海報

文明探源紀錄片的類型想象

中國人歷來尊重和重視自己的歷史與文化，歷史文化類紀錄片也一直是中國紀錄片創作的主流類型。歷史文化類紀錄片可以細分為多種具體的題材類型：考古類創作如《考古中國》《發掘記》等，文博類創作如《如果國寶會說話》等；按照歷史體例，可分為貫通中華五千年文明的通史類創作如《中國通史》、一朝一代歷史的斷代史類創作如《南宋》、以人物傳記為中心的紀傳體類創作如《蘇東坡》等。

在泛歷史文化類紀錄片的類型矩陣中，有一種題材類型正在冉冉升起，那就是文明探源類紀錄片。它是在尊重史實基礎上，借助考古文獻、文物等佐證，調動多元藝術和技術手段，記錄、呈現、解析中華文明的根基、起源、形成與早期發展歷程的紀錄片類型。

《何以中國》截圖

這類紀錄片在創作上呈現出以下特征和趨勢：一是以史為本。充分尊重史實和考古佐證，吸納最新考古和歷史研究成果，或與權威專家學者深入合作，體現出此類紀錄片創作的學術嚴謹性和跨學科實踐特點。這為文明探源類紀錄片提供了基礎資源和保障。二是視聽升維。在文明雛形階段的文獻、文物和考古成果極為有限，甚至部分還停留在神話傳說的情況下，在創作上，更充分地發揮藝術想象力和表現力，調動多種技術、藝術元素和手段，或借助數字和人工智能技術，或以情景再現、演員扮演、CG動畫等形式，讓抽象宏觀的文明敘述更加具體、生動、鮮活。三是以傳播中華文明為價值歸旨。文明探源紀錄片創作目的是以視聽形式闡釋和傳播“何以華夏”“何以中國”“何以文明”，展現中華文明突出特性和豐富內涵，見證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源遠流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以歷史照亮未來，為民族復興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力量。

“何以中國”的敘事邏輯建構

《何以中國》探討的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持續發展”的敘事母題，縷析中國從多元到一體再到統一的文明脈絡。其中，“何以”代表一種關于文明探源的邏輯敘事。在這樣宏大的敘事命題前，在浩瀚漫長的歷史時間軸上，“何以中國”的敘事從何開始、如何結構？

《何以中國》分八集展開，既有時間大脈絡，延展出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也有空間呈現，從聚落到城市，從區域的點點星火到熠熠生輝的華夏文明版圖。時間為骨，空間為肉，以此建構關于“何以中國”的敘事體系。該片開篇采用倒敘手法，從“秦漢”講起，這是中國大一統的奠定時期。從整體結構看，《秦漢》更像是全篇序章，即先拋出“大一統的王朝景觀”這樣一個文明的果實，點出了“何以中國”的題眼。然后自第二集開始正敘，回溯到中華文明起源之初的史前時代，總體按時間脈絡，在《搖籃》《星斗》《古國》《擇中》《殷商》《家國》《天下》七集中徐徐鋪開，解碼“何以中國”。

《何以中國》截圖

在關于中華文明怎樣一步步從搖籃走向壯大的成長史的講述中，《搖籃》《星斗》《古國》《擇中》四集，結合考古發現和歷史推斷，交代“早期中國發展的區域多樣性和日趨深入的區域互動與融合”，旨在表明一部泱泱中華史就是不同民族、區域、聚落交流、碰撞、融合的歷史；后半部分《殷商》《家國》《天下》三集上溯上古三代，直至回歸開篇所述秦漢一統，一個多民族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誕生，中國歷史進入一個全新時代，《何以中國》完成了敘事閉環。

考古佐證與藝術賦能

作為一部文明探源紀錄片，《何以中國》立足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盡可能靠近和還原歷史。但在關于建構“何以中國”的敘事中，許多上古歷史乃至史前史，都是缺少文字和考古成果的，如何用影像的方式講故事成為一大難題。該片集納多元手法，現實與虛擬相融，歷史與想象互補，視聽化釋讀“何以中國”的文明密碼。

考古佐證是該片歷史敘述、場景建構、人物設計的立足點。節目組確立了“盡可能地做到有所依據、符合考古事實，盡可能地還原那個時代的物質面貌和文化圖景”的創作原則，力求帶給觀眾更真實可感的歷史。據主創介紹，《何以中國》共拍攝全國考古遺址、博物館等點位230余個，創作組梳理學術資料300多萬字，腳本撰寫字數達40多萬字，在歷史場景拍攝階段共復原敘事場景220余處、服裝2000多套、飾品1500余件、道具3600余件。這些構成了影片基礎的“視聽證據”。

創作團隊專門設置了“遺址藝術導演”這一核心工種，按照考古材料來復原場景和拍攝。“賈湖的村落中，不同家族各自成組，錯落環繞在中心廣場周圍，房屋之旁還有制作陶器的窯場，儲藏食物的窖穴，死去的人們，則安睡在離房屋不遠的地下。”為了配合這20秒的文案臺詞，遺址藝術導演用了約三周的時間復原了賈湖聚落。劇組為了一場儀式按1∶1的比例搭建了西坡遺址的一座大房子，太學場景參照漢講經畫像磚復原，碣石宮西闕樓則是參照建筑史學家楊鴻勛的研究做的相應復原。除了大型歷史場景的還原和再建構，許多人物和歷史細節的呈現也參考了考古實證成果。片中胡歌飾演的嗇夫弘的整體造型就是參考徐州北洞山楚墓陶俑（西漢中期約武帝時期）的形象來制作，包括嗇夫弘戴的“小紅帽”，用的毛筆、研磨石都是按照出土文物進行復原。《何以中國》中這些基于復原和再現所構成的紀實影像符號，盡可能基于考古發掘和研究成果，從而與歷史的真實世界建立起間接索引關系，體現了紀錄片對于公眾的真實性承諾。

《何以中國》對歷史的回溯頗具人文情懷和浪漫主義，許多表達是詩意的。片中善用意象和營造歷史情境，提供感受歷史氛圍的場域，或借助主人公視角串聯起歷史敘事，并呈現人物心境和情緒，激發觀眾的情感和體驗，而不是就歷史細節直接作出信息披露或闡明觀點。同時，影片在內容呈現上，也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華夏先民篳路藍縷開創文明的艱辛，體現了創作者對中華文明“少年時代”的溫情和厚愛。

面對宏大的主題，《何以中國》的敘述語態顯得舉重若輕，將歷史圖卷展開得不疾不徐。在藝術表達上，該片充分調動藝術的想象力和表現力，戲劇美學和技術美學的融通增加了歷史的審美性和生動性。在敘述策略上，該片視野宏大，視點時而落到微處，甚至相當部分以個人生命史演繹時代風云史。出場人物或是源自歷史，或是因情節串聯需要而建構，歷史與想象有機結合，成為召喚更為廣闊的歷史想象的引子。第一集《秦漢》，透過嗇夫弘的視角，見證了18年間丞相史李尊護送復員的戍卒返回原籍，以及和親的解憂公主晚年從烏孫歸漢等事件，一個籍籍無名的敦煌小吏，成為歷史的見證人；第三集《星斗》則構建了西坡少年和凌家灘少年的形象，以他們的敘事視點帶出大汶口文化和紅山文化的特征，早期的中華文明仿佛影片里徜徉于歷史情境中的英俊少年，他們既是具象的，作為歷史的使者，又是朦朧懵懂的，給人以無限遐想。

文物是文明的凝聚，也是無聲的歷史。在關于“何以中國”的文明敘事中，創作團隊還借助了大量文物來例證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文物的呈現方式成為團隊精密構思的一種“有意味的形式”。一方面，文物被超高清鏡頭尤其數字技術重新發現和建構，成為被放大、可供立體凝視端詳的對象。片中文物往往不是單一呈現，而是組合拍攝，在畫面中錯落有致，形成一種組合之美。文物集錦式呈現帶來的豐盈感和視覺韻律，隱喻了中華文明一路走來創造的高光時刻，也帶來了美與文明的雙重震撼。

另一方面，在文物呈現的場景和背景上，要么極簡化，高光之下，文物本身的紋理和質感被突出，彰顯高超制作工藝和技法的同時得以窺見文明的底蘊；要么場景化，或是將文物置于“出土現場”中，展現文物重新面世時的榮光，或是還原文物的使用場景，與歷史現場相融。該片對陶文化、青銅文化、玉文化、龍文化、禮樂文化的呈現多遵循于此。此外，團隊還設計了文物呈現的視覺動線，讓常規的靜態文物動態化，豐富了對文物的觀賞視點。如對于凌家灘遺址出土的玉石器呈現，創作團隊大膽將之按照隨葬順序復原，按照上層、中層、下層、底層復原擺放，仿佛帶領觀眾穿越到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五千多年中華文明繼往開來、接續發展的產物。只有更透徹地看見過去，才能更自信地前瞻未來。而紀錄片在視聽文明時代無疑是絕佳的文明傳播媒介。以《何以中國》為代表的中華文明探源類紀錄片的崛起，用影像鍛塑民族文化主體性、文明主體性的同時，也是中國紀錄片發掘自身主體性、在世界紀錄片的內容版圖中確立自身特色的重要實踐。

（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視聽傳播系副主任、副教授。本文原載于《中國藝術報》2024年7月8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