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8至9日，由重慶大學古典文明與政治哲學研究中心、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古典學專業委員會、中華孔子學會船山學研究專業委員會主辦，重慶大學《古典政治哲學》編輯部承辦，上海人民出版社與商務印書館南京分館協辦的第一屆古典政治哲學論壇在重慶大學A校區成功舉辦。

來自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山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四川大學、華東師范大學、首都師范大學、陜西師范大學、四川美術學院、重慶師范大學、上海人民出版社與商務印書館南京分館等高校、學術機構與研究中心的四十多位師生參加了會議。此次論壇匯集了國內諸多古典政治哲學研究專家，共同探討了古典政治哲學領域的眾多關鍵問題，以及陳赟教授的新書《文明論的歷史哲學》。

本次論壇是國內首次以“古典政治哲學”為題的專題研討會，體現出重慶大學在學科建制動態上的敏銳捕捉。當前“古典學”在中國方興未艾，“政治哲學”也于2024年新增為哲學第九個二級學科，重慶大學古典文明與政治哲學中心依托既有研究基礎，召開有屆次的古典政治哲學論壇，有助于占領新的學術高地，繼續發揚重慶大學在古典學和古典政治哲學研究上的優勢；是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重慶考察的重要講話精神，在中外文明互鑒的背景下大力發展古典學，致力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新形態提供新的文明論證成資源。

開幕致辭

本文圖片均由武文強、白嘉麗、許嘉禾所攝

 6月8日上午，伴隨著微微江風與綿綿細雨，論壇在博雅小院報告廳拉開序幕。在重慶大學哲學系董成龍副教授的主持下，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院長唐杰、重慶大學哲學系主任張文濤、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陳赟先后致辭。唐杰副院長首先代表高研院向本次前來參會的專家學者表示熱烈歡迎，詳細介紹了重慶大學高研院的建院歷史和辦學特色，并預祝本屆大會取得圓滿成功。張文濤教授講述了本次論壇的緣起，隨后又介紹了重慶大學哲學系的基本情況，介紹了古典學為全國唯一正式列入教育部學科目錄哲學一級學科下的自設二級學科，并表示已與商務印書館達成合作意向，即將創辦《古典政治哲學》輯刊。陳赟教授在致辭中表達了兩個感謝，一方面感謝各位老師同仁的支持，另一方面感謝張文濤教授所帶領團隊的辛勤付出，并祝愿古典文明與政治哲學研究中心能夠在大江大河之畔乘勢而立，也懇請在場專家對自己的新書批評指正。

分組發言與討論

第一組討論由江湄教授主持，她介紹了自己與重慶大學高研院的淵源，并表達了對陳赟教授新書的關注，隨后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白鋼教授、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李磊教授、重慶大學哲學系張文濤教授先后發言。

白鋼教授以“道術將為天下裂”為主題，對比了斯賓格勒與湯因比的文明形態學、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說與沃格林的天下時代說，他指出，軸心時代說在“整全性的文明比較視野”上對文明形態學完成超越，也指出沃格林作為西方文明中心論者對中印文明理解的缺失，但也強調了沃格林將天人關系引入對于政治與文明的理解，具有重大理論價值。

李磊教授以“歷史普遍性的敘事維度”為主要視域，分析了中國的歷史境遇及其存在，他強調，普遍性敘事是中國歷史呈現方式由對局部歷史現象的表述轉換為對存在者歷史性的終極追問的關鍵所在，所以要從存在者境遇的層面開啟中國歷史，在文化、政治、經濟、社會各個領域中尋找溝通的普遍性。中國的世界性問題，必須在具體的歷史領域與抽象的歷史哲學領域同時得到說明。

張文濤教授基于陳赟教授著作，分析了文明論范式對中國研究的意義。他首先指出，文明論以一種“整全性視角”，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對現代西方歷史哲學的超越，而文明的核心則是政治/政制，政治/政制問題是界定和研究文明的核心之所在，陳赟教授從“自然”與“歷史”的區分對基督教史觀展開批判，并突破了西方中心論。隨后，張教授指出，目前應當重思“循環歷史觀”的含義、本質與價值，并以文明“價值論”來取代文明“類型論”，借助中華傳統中的“華夷之辨”，以“雙向格義”為方法，展示中華文明優于、高于西方文明的系統性論證。

第二組討論由重慶大學哲學系閆云副教授主持，陜西師范大學哲學學院莊振華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林鵠研究員、中山大學哲學系李長春副教授先后發言。

莊振華教授指出，以“中道”標示中華文明在歷史內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特質，是當下中國哲學發展的一條極富前景與深度的路徑。但學者們未能發展出真正適合于中國文明下生存體驗的論說方式，所以容易將西方范疇框架直接套用于中西比較。因此，未來中國哲學的首要任務在于從《文明論的歷史哲學》等新著對于西學一般主題的突破，繼續走向對西方范疇框架的突破，勘定中西方在范疇邏輯與思維方式上的區別，同時聚焦于困擾全球文明的共同問題。

林鵠研究員指出，陳赟教授的著作針對的是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即不同文明如何共處。對于陳赟教授所說的“任何一種教化與文明都不可能壟斷、占有大道”、“一切民族及其文明都有不可或缺的價值”，他指出，當代文明之間與古今文明之間，都難以實現真正的兼容并包，所以首先要做的只能是堅守本民族的精神家園。最后，他談到了一點困惑，政治是文明最重要的內容之一，而國家是最重要的政治共同體，但陳赟教授著作中似乎沒有專門討論國家問題。

李長春副教授首先介紹了沃格林哲學的幾個重要概念，分別是“觀念與意識”“經驗與符號”“存在的代表與超越的代表”“天下時代與精神突破”“神顯、等價與分殊化”。基于這些重要概念，他分析了沃格林在《天下時代》中對中國文明的論述，包括中國文明的歷史編纂特征、秩序主體，以及“不完全的突破”。隨后，他指出了中國思想中的幾個關鍵符號，包括“神”“天”“道”“性”“命”“心”，并由此介紹了早期中國的“神顯”及其分化，從周初對天命的體驗，到孔子對德性神顯的回應，再到孟子與《史記》對德性的分疏化，最后指出了孔子在“精神突破”中至關重要的核心地位。

第三組討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毛衍沁編輯主持，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葉穎副教授、四川美術學院藝術人文學院李為學教授、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張立立老師、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張覓老師、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張纓副教授先后發言。

葉穎副教授首先指出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敘事線索，包括“輝格黨史學”“古今之爭”與“正、負典之爭”，隨后他強調，不同于“古今之爭”的“隔空對話”，沃格林似乎更關注每個時代里都在上演的、發生在正典與負典之間的“同代相爭”。所以，葉穎副教授區分了正典與負典相對立的特征，前者表現為“愛世界”、秩序和保守，后者表現為“反宇宙”、自由和革命，隨后重點分析了正典部分沃格林對柏拉圖和保羅的論述，柏拉圖式哲學呈現為一種既超越實在，又保持在它之中的運動，以防止哲人的心靈在神顯中逃離，而保羅對神顯經驗的表達更加透徹、明晰、毫不含糊，但也因此而更容易陷入失衡。因此，在沃格林看來，“古典政治哲學”實際是“柏拉圖式心靈運動”。

李為學教授探討了普遍性問題對新歷史哲學建構的影響，他指出，普遍性問題作為現代意識形態的基礎，在帶來一個穩定的系統性世界圖像的同時也為一種徹底的虛無主義做好了準備。而且，歐洲哲學家去中心的、復數多元的新普遍主義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了傳統普遍主義弊端仍舊是個問題，這種方案仍舊在普遍主義的語法范疇之內。對于中國思想者而言，如果想要克服普遍主義，就需要回到中國古典的天地人時刻和以“巫史傳統”為主干的思想史敘述中，對由巫及史、由史及禮、釋禮歸仁這一歷史的同時是邏輯的脈絡做出梳理，才能厘清我們當下思考問題的思想史位置，并規避陷入到另一種普遍主義之中。

張立立老師主要分析了西方哲學中的“必然性”與“時間設定”，她首先分析了西方文明對于歷史的拒絕，一方面，歷史被西方哲學視為特殊性的體現，因而“在西方追求普遍性的知識譜系中始終處于邊緣化的地位”；另一方面，歷史哲學也致力于“以哲學消解歷史” 。因此，西方歷史哲學所追求的乃是普遍性、必然性概念，而這兩個概念歸根結底以形而上學概念“存在”為基礎，所以對歷史的拒斥，最終要追溯到“存在”及其相關概念上。海德格爾早已指出，“存在”本質上是一種時間設置，那么必然性、普遍性這些概念，就是類似時間設置的一種設定，也正是基于這樣的時間設定，西方文明論具有一種對歷史的拒斥。

張覓老師主要聚焦的問題是施密特政治思想中的歷史論題，他指出，在歷史認識的視角上，施密特采取的是一種現實的文明史和政治神學的救贖歷史混同的視角，而在歷史認識的方法上，除了積極還原重要的精神和歷史概念所由之產生的原初生存性語境之外，施密特還特別經常地使用一種“生存—實在論意義上的歷史解釋學”方法。在視角與方法的基礎上，施密特基于“陸地與海洋”論題，開啟了“世界歷史”論述的新坐標，他將陸地與海洋的斗爭視作世界歷史發展的基本動能，在二者的斗爭中，宗教和神學斗爭不但沒有得到弱化，反而在一段時間內得到了強化，并成為世界歷史發展的主要動因之一。由此，施密特發現了一種具有決定意義的宗教意識并稱之為“政治加爾文主義”。

張纓副教授首先指出了沃格林在《天下時代》中解釋哲學的新思路與獨特視角，他使用了一對解釋性的概念“理智性的”與“靈性的”來建構其觀念史。張纓副教授認為，此對概念實際上取自使徒保羅的《哥林多前書》，其中包涵的主張是屬人的理智或智慧遠遠低于屬神的靈。通過探究沃格林對保羅、斐洛和柏拉圖的解釋，張纓副教授進一步表明，沃格林將哲人對“理智性運動的參與”理解為“對神顯事件的一個回應”，從而取消了哲學的自主性。然而，這樣一種觀點在海德格爾和施特勞斯這樣的哲人看來是很有問題的，他們認為，哲學與啟示不共戴天，且哲學在根本上具有無神論的性質。

第四組討論由商務印書館南京分館劉學浩編輯主持，清華大學哲學系劉沐恩老師、重慶大學哲學系閆云副教授、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蔡添陽博士生、重慶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劉龍副教授先后發言。

劉沐恩老師首先提出“何以中國”這一學界常談常新的重要問題，他指出，以許宏為代表的諸多學者曾從歷史考古的角度進行回應，而近年來中國哲學界借助沃格林式歷史哲學，則為理解該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他進一步表明，唐文明教授的《極高明與道中庸》及陳赟教授的《文明論的歷史哲學》是反映上述現象的最新力作。唐、陳的中國文明研究借助沃格林秩序哲學而展開，主張在比較文明的視野下理解中國，強調“精神”對理解中國文明的重要性。總體而言，唐教授所闡釋的中國文明是“心性”與“教化”的典范文明，陳教授闡釋的是“仁”“中”的“中道之國”，沃格林則是東方“天下時代”。唐與陳借鑒沃格林歷史哲學對中國文明的闡發，不同于歷史考古學，是中國學者在中西古今的視野下重思中國文明之賡續的新思考，也是沃格林研究的新動態。

閆云副教授指出了儒家歷史哲學面臨的合法性危機，以及相應的重構問題。他指出，目前學界缺乏對中國歷史與文明具有整全性把握的成熟的歷史哲學體系，而如果要重構儒家歷史哲學，需要從四方面入手。第一，需要以經史傳統、政教關系為主線，在歷史思想與歷史實踐之間提煉出歷史哲學。第二，儒家歷史哲學重建的關鍵，在于應當使其具有對中國歷史及文明發展的解釋能力和引導能力。第三，儒家歷史哲學的建構應該為文明論的歷史哲學提供基本理論形態的支撐，在文明交流與互鑒中充分表達中國經驗并提出中國方案。第四，重建儒家歷史哲學為文明論的歷史哲學提供中國經驗和方案時，應該使后者具有中國文明主體性的理論自覺，凸顯中國的普遍性原理對世界文明的引導能力，充分發揮儒家歷史哲學的文明矯正功能。總之，儒家歷史哲學的重建，是文明論的歷史哲學建構的前期工作之一。在文明論的歷史哲學的體系中，對世界根本問題的解決仍需要凸顯中國文明的主體性地位。

蔡添陽博士生對陳赟教授的新書進行了仔細的閱讀和思考，他認為，文明論的哲學要求將文明視作理解的前提而非對象，并以此視域為出發點，反省既有的歷史敘事和時代診斷，具體展開為對“哲學”“歷史”以及“中國”的沉思。隨后，他具體分析了這三個概念，首先，哲學不僅是一種命題性知識，更涉及一種追求真理的風格；其次，歷史不僅是對普遍性的關注，更是在具體中充實自身的“具體之普遍”；最后，中國也不僅僅是一個民族或文明形態，更象征“文明”本身而為“中道之國”。

劉龍副教授指出，陳赟教授的《文明論的歷史哲學》在“普遍歷史性的重構”“歷史進程的方向”“世界秩序的建構”和“精神突破與歷史意義”這四個不同面向上展開了對文明論的歷史哲學的論述，展示了中、西歷史哲學各自的義理脈絡。他進一步表明，陳赟教授的新書通過對西方歷史哲學的深入反思，揭露其病理性癥候和導致現代性危機的內在根由，并在中西歷史哲學的互鑒和對勘中，創造性地闡發和激活了中國古典思想所蘊含的時代價值。《文明論的歷史哲學》以中國思想為根底，一方面提升、轉化、推進西方歷史哲學論述；另一方面，在消化、吸收西方歷史哲學理論洞見的基礎上，建構起具有中國文化主體性品格的“天下歸仁”的文明論的歷史哲學，從而敞開了一條通向人類文明新道路的可能性。

第五組討論由重慶大學哲學系黃銘副教授主持，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周展安副教授、中山大學哲學系劉偉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宮志翀老師、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何青翰老師先后發言。

周展安副教授接續章學誠與《文明論的歷史哲學》所提供的相關理路，提出了治統、道統的對立劃分之外的“事統”概念。他嘗試對讀《文明論的歷史哲學》和章學誠的經史論，圍繞“道與事”“圣人與眾人”“天與人”“三代與后世”等論域，進一步理解因為強調“精神突破”的意義而在“經史關系”“天人關系”等論述中所引發的張力構造。

劉偉副教授指出，秩序誕生于對歷史開端的永恒回歸，這一觀念廣泛地流行于不同知識背景的學者之間，如司馬遷的《五帝本紀》就比較集中地表現了對“開端”問題的執著。《封禪書》則為這一觀念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撐，而《漢書·郊祀志》武帝之前的記述雖然幾乎全襲《封禪書》，卻有意識地消解了“開端”問題，進而塑造了一種新的歷史哲學。

宮志翀老師借助國內學界對雅斯貝爾斯、沃格林歷史哲學的闡釋，討論內外觀察的差異。國內學界在理解中國的文獻支持、理論視野、理論縱深這三重層面，從內部補正了雅斯貝爾斯和沃格林：儒家的歷史哲學要從經史分野和天人關系這兩個根本問題說起；歸根結底，要思考“突破”論如何楔進六經。

何青翰老師認為，在沃格林有限的中國論述中，抵抗或消解“帝國”因素的努力必須兼涉對靈知主義的分析。朱子抑或其所繼承的孔孟之道，從未將“天下”視為一個不應予以廢除的“洞穴”抑或一個有待逃離的“此岸”。將“政教二元”預設為“存在的飛躍”之于中華秩序的基本訴求，大有值得檢查、反省之處。

圓桌討論暨閉幕環節

最后，張文濤教授主持了圓桌討論。江湄教授作為引言人指出，陳赟教授對西方的認識從流溯源，在對照中帶動中國文明的自我意識走向深刻、透徹，打開反思性和整體性的視野。江湄教授認為，此次論壇關切的是中國與未來世界的秩序問題，是關乎每個人安身立命的重大問題，而在座學人在熱烈的探討中，都表現出了寬大、包容的學術胸懷。陳赟教授等嘉賓，借助沃格林這個抓手，整體地、透徹地反思中國文化，其中體現的王船山與章太炎兩種進路是值得重視的。

陳赟教授做總結，回顧了論壇的核心議題，分多個層次討論了文明與文化的關系，最后尤其強調中國哲學對世界哲學的價值：中國哲學有別于愛智慧、愛神的西方哲學，會提供新的研究內容和研究路徑；中國哲學的研究者也能夠走出研究西方哲學的新道路，知己知彼，更好地在世界上生存。

在各位專家學者的熱烈掌聲中，第一屆古典政治哲學論壇順利閉幕。 

習近平總書記四月份考察重慶時強調，要不斷譜寫中國式現代化重慶篇章。重慶大學召開古典政治哲學論壇，是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重慶考察的重要講話精神，是在中外文明互鑒的背景下大力發展古典學，致力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新形態提供新的文明論證成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