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里江湖憔悴身：陳與義南奔避亂詩

王宇根

2024-07-08 15:48

【編者按】

《萬里江湖憔悴身：陳與義南奔避亂詩研究》一書是對陳與義詩的細讀和通論，重點集中于其避亂金兵侵擾五年半羈旅中的詩作。其中一條分析主線，將著眼于驚天巨變和顛沛流離是如何助其在不擯棄宋詩精雅詩風和精熟詩藝的前提下，重振詩作中的道德和情感原力。本文摘自該書導論部分，澎湃新聞經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權發布。

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三月，時年二十三歲的陳與義與另外十八名太學生一起“太學上舍釋褐”，由是獲得進入文官體制的選任資格。由于表現出眾（登甲科），他旋即于同年八月授職開德府教授。開德府（今河南省濮陽市）是黃河沿岸的戰略重鎮，距離北宋汴京開封不過數日之程；而百余年前的1005年，宋、遼也恰是在這里簽訂了“澶淵之盟”，確保了此后兩國持續一個多世紀的長治久安，并為北宋物質文化的蓬勃發展和興旺繁榮鋪平了道路。陳與義太學登科之際，不難想象他激情憧憬著眼前即將展開的錦繡前程。盡管朝中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間的激烈黨爭持續了四十年，但是徽宗朝的政治仍然強勁地延續著大宋開國之初即已見端倪的實干主義精神和勢頭。作為徹底改革后的教育和科舉制度培養出來的一代年輕士子中的翹楚，陳與義與他的同年們一樣，胸懷崇高的儒學理想，渴望通過忠誠高效地服務于國家與朝廷，實現“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莊嚴使命。對于軍事上處處掣肘于外敵、文化上擴張于四境的大宋王朝來說，這一古老的目標被賦予了全新的緊迫感與危機意識。

就在陳與義太學登科十三年之后，1126年的靖康之難這一在民族與國家政治生活中可謂翻天覆地的大事，以及伴隨其后華北和東亞地緣政治權力的重新洗牌，無可逆轉地改變了陳與義的仕宦生涯和人生軌跡。在這之前，盡管也有宦海沉浮，但陳與義置身于北宋官僚機制中可謂適得其所，并躋身于自己一代文人中最具天賦的詩人之列。彌漫于與他同輩的僚臣文吏間不斷孳生膨脹的仕途停滯之感，似乎并沒有影響到陳與義享受他的汴京時代閑適和不輟的讀書生活；其出生于政治意義深遠、文化意蘊精雅，且距離汴京不遠的另一通都大邑洛陽為這一切提供了可能。在新的官學教育體制的洗禮和北宋晚期積極上進的政治思想的磨礪下，陳與義在其宦途之初就表現出不讓自己內心為外界庸俗事務勞擾的強大意志力。即使在1124年歲末，也就是女真鐵騎首次大舉南侵的前一年，他被貶至汴京之外的小鎮為官時，依然滿懷希望、保持樂觀。

隨著1126年底汴京在女真鐵騎再次揮師南下之際迅速陷落，整個華夏大地因政治板蕩而陷入八方風雨、兵荒馬亂之中，陳與義的生活亦被徹底地、暴烈地顛覆倒轉，其震駭驚懼的程度遠超他及其同僚與同輩文人們此前所曾經歷過的任何磨難。跟很多人一樣，陳與義也棄官去職，加入南逃大流，由此開啟了一段五年有余的南奔苦旅，拖著肉身走過人跡罕至的萬里行旅，最終抵達高宗暫居于浙江的行在之都。其個人避難征途上的磨練、磨難、磨折，將極大地重塑他對自己詩人身份和責任的理解與認同。驚天動地的歷史事件改變的不僅是陳與義詩歌的主旨與內容，而且也改變了他的詩的表述方式和慣習。當他慌不擇路地逃離于金兵追擾、驅馳于陌生地域的時候，一個嶄新的詩世界正朝著他徐徐啟幕。

盡管陳與義早年即以工于詩技而知名，但介于他太學登科和戰事伊始的十三年里，其詩作的思想和情感面向上充斥著一種顯而易見、千篇一律的單調性，甚至到了可以說是寡淡的地步。他的創作活動與他的文吏職責日常交織并行，詩作主要用于與同儕同輩們的社交溝通與應酬，以及個人情感的表達。但這種冷漠疏離在靖康之難以后便難覓其蹤。在南奔避難途中，他的詩作以苦痛殘酷的細節直筆記錄自己的痛楚與艱辛，同時也間接記錄了他同僚士大夫難友們的痛楚與艱辛，他們在政局劇變和王朝崩潰之際及其后的生死存亡中一起奮力求生。

當他獲得了一線喘息之機并開始試圖掌控周遭發生的一件又一件歷史事件以及自己的寫作之時，他早期詩作中的封閉結構套路被鑿出生天，原始樸素的情感和全新意象開始貫注于詩的字里行間。隨著旅途不斷延展拉長，情感的云霄飛車漸趨穩定，當地異域風光的豐饒多元舒緩了他對政治局勢的擔憂程度，使得他能夠忍受眼前處境的持續動蕩混亂而仍對未來抱持希望。這段經歷既催產擴容了其詩歌數量，也賦予其詩強烈的情感能量和更為直率的表達，而這，既不見于其靖康之前的作品之中，也很難在其受江西詩派影響的、以文本為根基的詩學訓練中覓得痕跡。詩歌再度成為陳與義在生命中最悲慘困苦的時候可以依賴的私人和政治表達工具。物質世界被有目的地、有活力地喚起，被鮮活地、具像地感知描述，這在他早期作品中鮮曾得見；在之前詩作中被按部就班地慣常吟詠的山水，逐漸褪卻了其作為諷喻象征符號的面飾而被用來直抒胸臆；這種新的表達方式一直強勢留存于他此后的作品之中，并為其后的南宋學者們極力推崇。在其個人視野中逐漸膨脹充溢、未經污染的自然景色在他的詩作中發揮著越來越主導的作用，助其排遣內心奔騰涌動的情感和憂慮；而他早期作品中那些嫻熟精巧但有時未免有些矯揉造作的情感表達，被與自然風景的直接對話取而代之。行旅臨近結束之際，陳與義不再只是追求對眼中所見的物質山水景物的靈性超越，而是將它們納為他自我和身份建構的核心“元件”。

對陳與義和中國文學史來說，這都是一個至關緊要的節點。陳與義靖康之難后的南奔避亂詩為讀者提供了一種“實時性”（real-time）的描寫刻畫，當他在南國大片原始古樸、陌生疏離的疆域國土上步履踉蹌、顛躓流離之際，“情”與“景”之間的傳統詩學張力得到了長時持續、幽微細致的呈現。陳與義在羈旅行役和政治局勢之間的掙扎、適從、領悟，他在人與世、情與景之間努力尋求并最終達到的新的平衡，即時實例地展現了后世文論家們所盛稱的“情景交融”的最高詩學境界。

由于陳與義的生平具有跨界（boundary-crossing）性質，研究宋詩的學人們尚未找到適當方式來對其作品進行分期分類。清代官修《四庫全書》的編纂者主要將其視為北宋詩人。另有學者使用定義較為模糊的“南渡詩人”來指稱陳與義，這一術語指的是那些生于長于知名于北宋、但逃于安于重啟于南宋的詩人們。不過，對陳與義的指稱學界并未達成共識。為了避免過度糾纏于分類問題，本書將采用一種實用的方法，透過兩種傳統視角來分析簡齋詩，以期更好地將其人其作置于文學史脈絡中。

首先是他的前瞻性詩學取向（forward-leaning tendency），這里主要是指對下一代中興詩人如楊萬里（1127–1206）、范成大（1126–1193）、陸游（1126–1193）的導向。13世紀早期的詩評家嚴羽認為陳與義與楊萬里是代表南宋獨有的兩種詩風的開創者（陳簡齋體、楊誠齋體），惜未能詳述二者之間的關系。19世紀標舉宋詩的“同光體”領軍詩人陳衍（1856–1937）則認為陳與義的七絕“已開誠齋先路”。當代學者張福勛將該論點拓展到概述陳與義的寫景詩。趙齊平（1934–1993）不僅注意到陳與義與楊萬里詩歌創作上的緊密聯系，而且認為二者在詩學養成的路徑上也頗為相似：“都曾受到過江西詩派的影響，而又都逸出江西詩派的藩籬?！备稻齽辏∕ichael Fuller）也提出二位詩人共有江西詩派的底子這一關聯，但認為楊萬里這一代的創新，是由于他們意識到了江西詩派的束縛而試圖擺脫其“涵義內斂和想象貧瘠”的弊病。

盡管本書會積極探索陳與義內在固有的前瞻性取向，但在方法論的本質上卻是回溯性的。這里，筆者更愿意將陳與義視為標示著源自中古魏晉時期的山水詩的漫長演變的“終點”（end point），而不是僅把他看成是楊萬里的“先驅前賢”。此外，本書還將特別關注陳與義對唐代詩人杜甫作品的深度詩學熔鑄，以此作為文本分析的參照標準。毋庸置疑，正如傳統和現代的評論家們早已注意到，杜甫對陳與義的影響既深遠又多元。杜甫被圣化為詩歌的終極典范和不二法門之后，在所有志存高遠的詩人的才學教育和詩學技巧訓練中，他必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杜甫在北宋晚期詩壇上的地位如此之高，以至于幾乎每個初涉其間的詩人內心中都有一個“杜甫”的存在。正如蔡涵墨（Charles Hartman）所說，對于杜甫的態度看法和解說闡釋，可以有效地映照出這一時期更為宏觀的思潮和政治氣候的變化。

陳與義就是一個絕佳范例。事實上，他在廣度上和深度上都標志著北宋文人對杜甫集體迷思的一個高潮點。但在靖康之難以后個人宦途和寫作生涯的中段，陳與義與杜甫的關聯也經歷了一場劇變，在前所未歷的情境之中，他在江西詩派影響下養成的內心的“杜甫”遽然、猛烈地被激醒。在為金兵窮追不舍、從鄧州逃奔房州的1128年初，陳與義感慨地寫道：“但恨平生意，輕了少陵詩?！碑斎唬@里被“輕了”（taken lightly）的并非杜詩文本，數十年來，包括陳與義自己在內的北宋詩人們一直在對杜詩旁求博考、鉆堅研微甚至心慕手追，以此作為詩藝步入精湛圓融的法門；這里“被”疏忽的是杜詩蘊含的道德和情感力道，其內容意義的即時性和與現實人生體驗的息息相關性?，F代學者錢鍾書（1910–1998）精辟深刻地總結出這種存在性覺醒對陳與義詩藝完善的重要意義：“在流離顛沛之中，才深切體會出杜甫詩里所寫安史之亂的境界，起了國破家亡、天涯淪落的同感。”現實人生體驗再度與詩歌緊密結合，極大改觀了詩歌對現實的再現表述，這打破了江西詩派封閉狹隘、以才學為詩、“無一字無來處”詩學主張的緊箍咒，詩人重與政治和文化建立起充實而有意義的接觸和互動，使得詩歌社會道德的傳統角色重煥活力，并令其復歸于寶貴現實經驗的根脈。

杜甫可謂在江西詩派和陳與義的詩藝淬煉中鞭辟向里，以至于陳與義在靖康之難后對杜詩及其風格的覺醒看似乃水到渠成、順理成章之事。雖然他自己這么說，南宋詩評家們也這樣認為，但這種覺醒并未把他變成另一個杜甫。陳與義重新體驗安史之亂后杜甫的無助痛苦而滋生的超現實感受，竭盡所能地去模仿杜甫作詩而付出的強烈自覺努力，在情感和道義的層面雖振聾發聵，到頭來卻被證明是一場虛空，不僅與時代難以契合，詩技上也難乎為繼。盡管他試圖完全代入杜詩中的角色和心態，灑杜甫之淚水，凝杜甫之目及，但隨著羈旅的延展衍伸，陳與義角色扮演的程度在不斷弱化，他不得不將自我置于實際身處的世界之中，融入并接受他在南方耳聞目見的當地景觀?？梢哉f，通過努力成為“杜甫”，陳與義成功地重新發現了自我、成為“自己”。

本書試圖細致展現在漫長飄泊羈旅的實際情境之中，陳與義主動師法代入杜甫之舉是被如何沖淡擱淺、中道而止的，其結果是在他南奔之行接近尾聲之時，本地山水風光愈發頻仍地出現并占據了他的思想情感，陳與義終能在世界與自我之間達成平衡與和解。何瞻（James M. Hargett）認為，陳與義早期作品中經常出現的宗唐的自覺愿望與宋詩的新趨向之間的張力，在其后期的實踐中已不復算得上是真正的沖突。筆者將進一步論證，靖康之難后陳與義的頻繁親近自然，既是緩解消除這一張力的主導因素，也是成就其詩藝精妙的主要原因。通過比較陳與義與王維（約699–約761）的山水詩，麥大偉（David R. McCraw）總結說，王維“以全詩中淡去個體反應而著稱”，而陳與義則以“關注精微和感悟精深”而知名，其個人的聲音也因而“更明晰化和私人化”。陳與義后靖康時期最好的詩作，其所典型呈現的正是作為逃難者的詩人帶著清晰親密的個人視角，與途中所見所感不斷斡旋調適的細致經歷。吉川幸次郎（1904–1980）認為把細微性和超驗性合二為一的能力，是宋代詩人普遍具備的關鍵特質。陳與義長于觀察和刻畫個人經歷中的精微細妙的特點，以及他的自我意識能力，令他與大多數其深所仰望的唐賢們區別開來。

這種回溯式的分析視角是必要的，因為陳與義在成為另一個“杜甫”上的嘗試與未果，為我們提供了展現由唐至宋更廣泛的文學和思想轉型是如何實現的一則鮮活實例。陳與義沒能成為杜甫不是因為他天賦不足、才學不濟，而是因為他和杜甫的寫作生涯和實踐是在非常不同的理論預期和技法設定下進行的。在陳與義的時代，作為政治和文化一個主要載體和構成部分的詩歌，已經開始喪失相當的正統性。田曉菲曾指出，“在中古中國早期，文化和政治綜合一體的概念開始分崩離析”，到八、九世紀的唐朝這一進程越發加快。到了宋代，無論在實踐上還是人們的感知中，這一進程都被進一步固化，而再也難以逆轉了。

陳與義羈旅途中的詩作讓我們清晰地觀察到古典詩人與宇宙天地之間的傳統張力是如何發生顯著變化的；當他開始在此時此刻、此地此景中尋求意義時，杜甫相應地逐漸從他的詩中淡出也就順理成章了。11世紀宋人對意識形態和思想體系上的凝聚合力以及情緒情感上的鎮定自若的集體追求，決定了陳與義要比杜甫作詩更加關注思理的細密和與物質現實的契合；避難途中的政治危機事件，也要求他以流寓行人的限知視角去觀察和理解周圍世界的動蕩混亂。這樣一來，其私密、簡潔、邏輯連貫、具有精準技巧和語言表達的詩風，便讓他與杜甫和其他諸多唐人的詩風區別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