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健漩渦與醫療難題

上周，處于輿論漩渦中心的無疑是天津權健集團，這臨近年關時爆發的事件又和今年發生的一系列醫療健康事件存在勾連。

12月25日，一篇題為 《百億保健帝國權健，和它陰影下的中國家庭》的文章在丁香園旗下“丁香醫生”等三個微信公眾號發布，很快在網上廣泛傳播，引發熱烈討論。該文講述了三年前離世的患癌女童周洋生前的遭遇：當時僅4歲的小周洋原本在北京兒童醫院接受治療，腫瘤標志物一度接近正常水平，身為農民的家人不忍女兒承受化療的痛苦，聽信宣傳后中斷治療讓她吃了兩個月權健的“抗癌產品”。當女童的病情不斷惡化，她的照片、頭像出現在各大社交媒體上，說她通過權健重獲了新生。憤怒的父親將權健告上了法庭，卻輸掉了官司，周洋在8個月后去世。

權健創始人束昱輝自傳。

該文指出，周洋悲劇的背后，是憑借天價保健鞋墊和負離子衛生巾起家，如今擁有7000多家加盟火療店，僅用14年時間就成長為一個橫跨保健品、醫療、化妝品、金融、體育、房地產等行業，年銷售額僅兩百億的權健帝國。權健在2013年拿到了直銷經營許可證，創始人束昱輝放出豪言稱要在5年內讓營業額達到5000個億，文章作者11月參加了一場權健自然醫學昱盛體系的創業說明會，發現其商業模式涉嫌傳銷，QQ群、百度貼吧內都有大量針對權健的控訴。然而，該文統計了今年約20起燒傷嚴重的權健火療事故，但除了深圳的一例，權健都得以全身而退，責任由經銷商承擔。

文章發布后，權健自然官方微博于26日凌晨發布聲明指責丁香醫生“利用從互聯網搜集的不實信息，對權健進行誹謗中傷”，當日早晨，丁香醫生官方微博回應稱：“不會刪稿，對每一個字負責，歡迎來告。”12月28日，天津市場監管部門針對權健涉嫌虛假宣傳進行立案調查，29日，天津市函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全程監督并指導調查組工作。

此前，很多人對權健的了解都來自天津權健足球俱樂部。在微信公眾號“大家”發布的題為《造就千萬血淚家庭的權健帝國，是怎么靠足球洗白的》一文中，作者“王旭的王”指出，“3年超過22億的投入，天津權健可以說冠絕中超。”而中國的中超俱樂部不過是各大集團的“活體廣告位”，對于權健而言，投資足球俱樂部不過是一種效果甚好的洗白手段。而在天津，不止權健，還有天獅和尚赫集團等保健品直銷巨頭。

權健事件帶來的直接聯想是半年前的鴻茅藥酒事件。微信公眾號“鳳凰weekly”發表的《權健的結局，鴻茅藥酒知道》一文指出，上半年經歷“毒酒”風波的鴻茅藥酒，幾個月后廣告就重新登上多家地方衛視，在12月依舊擠進了內蒙古優秀民營企業擬表彰名單里。類似的案例還有通過天價廣告誤導老年人“白內障神藥” 莎普愛思滴眼液，事實上白內障只有通過手術才能真正治愈，在藥監局多次責令整改、央視網等官方媒體多次曝光后，這個商業帝國在風波過后再度崛起。文章指出，每一次圍繞保健品的公共事件都經歷著從爆發到冷卻的過程，“不同名目的保健品披上過度美化的外殼，被別有用心之人拿來盈利，大量缺乏醫學知識的消費者成為甕中之鱉。……我們的憤怒，涉事企業的忌憚，有效期到底有多長？” 而據澎湃新聞報道，權健確實和鴻茅藥酒存在關聯——目前仍在有效期內的13種權健牌保健食品中，9種均系2014-2016年間由其他公司轉讓，其中就包括鴻茅藥酒公司副總裁鮑東奇名下另一家公司。

周洋之死是又一場魏則西式的悲劇，同時也讓我們想起今年五月不幸離世的女童王鳳雅。在這場最初因互聯網慈善和“詐捐”指責而引發關注的風波中，同樣可以看到農村家庭在大病醫療中的弱勢地位，以及輿論風暴對患兒家庭造成的傷害。

此外，今年七月爆出的長春長生問題疫苗事件，也長時間地占據了輿論關注，長春長生因疫苗問題被嚴懲也進入了新華社評選的2018年國內十大新聞。與權健事件的類似之處在于，疫苗造假釀成的公眾安全風險，背后同樣存在資本對于醫療專業技術領域的操縱。疫苗事件也凸顯出建立問責機制、疫苗不良反應賠償機制以及讓公眾擁有簡便的信息獲取渠道的必要性。

關于“抗癌藥”，同樣在七月，一部名為《我不是藥神》的電影掀起了一場關于藥價的激烈辯論。這部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講述了一名為慢粒白血病患者代購印度仿制藥而陷入情理法困局的故事。這場始于“藥物專利權”的討論，很快延伸到“以藥養醫”、市場倫理、社會保障等多個經濟社會領域。多達50余種抗癌藥原料將從明年元旦起實現零關稅，就是這類討論可能帶來的現實意義之一。

盤點國內今年的醫療健康事件，不得不提11月爆出的“基因編輯嬰兒”事件。中國科學家賀建奎宣稱利用基因編輯技術讓一對夫婦生出能抵抗HIV病毒的雙胞胎女嬰，但研究者指出，就醫學倫理而言，“對艾滋病免疫”是一種偽需求，收益微小，風險卻是巨大的。這一事件體現出加強對基因編輯技術監管的迫切性，而技術進步究竟是人類福音還是可能顛覆人類文明的“潘多拉魔盒”這一哲學問題，更需要廣泛的思考和深入的討論。

師德問題和教育公平

據澎湃新聞12月30日報道，繼教育部分別撤銷了南京大學沈陽、中山大學張鵬的“長江學者”稱號、“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青年學者項目入選資格后，南京大學梁瑩的“青年長江學者”稱號也已被按程序撤銷。這則新聞背后，是本年度輿論界關于師德問題的一系列探討。

其中，“沈陽事件”和“張鵬事件”都與高校性騷擾有關。酈菁今年四月發表在澎湃新聞的《反高校性騷擾：如何將“網絡風暴”變為“制度性防范”？》一文指出，一系列性騷擾事件在網絡公共空間持續發酵，反映出這類事件已成為“中國社會的痛點和言論交鋒之地帶”。文章指出，與普通職場環境相比，這類事件背后還存在學術共同體共識瓦解、學者社會權威崩塌以及高校行政權力濫用等問題，因而反性騷擾運動的制度化“必然要在原有制度基礎上疊床架屋。”

十月底爆出的“梁瑩事件”則涉及到學術不端、教育敷衍和學術倫理等問題。盡管論文造假是世界性難題，但梁瑩現象的背后，是在出成果、評職稱的現實壓力下產生的大量學術投機行為，以及高校青年教師在論文、教學雙重壓力下的艱難處境，反映出中國現行科研評價體制的不合理。十月中旬，科技部、教育部、人社部、中科院和工程院發布通知，決定開展清理“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專項行動，有望在人才評價體制方面帶來改變。

除了學者丑聞，教育公平也是公眾最為關注的領域之一，今年八月的《感謝貧窮》和12月的《這塊屏幕可能改變命運》兩篇文章，引發了很多這方面的討論。

《感謝貧窮》的作者出生于河北偏遠農村的貧困家庭，在今年的高考中憑借優異成績考入北大。在這篇文章中，她表達了自己對貧窮的理解，既感受到貧窮帶來的苦痛，也感謝貧窮賦予她的樂觀和力量。但有研究者指出，考上精英大學的農村孩子不一定是天賦過人智力異稟，他們能得以克服家庭環境因素，升入最頂尖學府，可能只是在升學路上有幸碰上了好的社會環境、好的老師，在考試中走運，成為了幸運的幸存者。而即便是進入了名校，這些孩子仍然要面臨學業基礎、社交能力和綜合素質等方面的差距帶來的自卑感和挫折感。

“屏幕改變命運”一文以云南祿勸中學直播班的例子提出了在線教育可以改變學子命運的命題，一度群情激昂，但也很快出現了質疑的聲音。盡管技術為遠端學校提供了獲得優質資源的機會，使得遠端學子能夠感受到“智力平等的可能性”，但技術并非萬能，直播班追求“考試能力平權”而非“教育平權”，教育資源的分布不均無法被抹平。也有直播班親歷者現身說法，一方面感激直播班幫他考入了好的大學，另一方面也坦承這種模式沒能提高“素質”，進入大學后面臨很多挑戰。要真正實現教育公平，仍然道阻且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