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宣布日本將退出國際捕鯨委員會（IWC）并將于明年7月重新開始商業捕鯨。對于日本來說，國際協調是其戰后修復和提升國際形象的重要環節，為了重開商業捕鯨甚至不惜退出國際組織難免給人一種一意孤行的印象，恐將對其國際形象產生負面影響。即便如此，日本國內仍然有強大的推動力使其作出這樣的選擇。

日本國內雖有捕鯨和食用鯨肉的傳統，但對鯨肉的需求在不斷萎縮，市場日益縮小，日本政府夸大了民間對維持捕鯨的要求，把維持捕鯨產業作為國策，動用國庫公帑和義務教育手段竭力維持和拓展鯨肉市場，試圖為日本捕鯨業的生存培育鯨肉消費者的后備軍。這其中既有老一輩日本人食鯨情節的因素，也有政客與地方捕鯨產業利益集團相互輸送利益、互相提攜的因素。

老一輩日本人的“食鯨”情結

隨著佛教傳入日本，公元676年日本天武天皇下達了《殺生禁斷令》，命令國人“莫食牛、鳥、犬、猿、豬之肉”，而上述動物“以外不在禁例”，違者要受到處罰。即便是日本本土的神道教，牛也被視作重要的生產工具，而破壞生產工具是一種嚴重的罪孽。自《殺生禁斷令》后的1200年里，日本人飲食中的動物蛋白便主要來自大海，除了魚類、貝類，當然也包括鯨魚。日本最早的詩歌總集《萬葉集》中就有12首提到捕鯨的和歌。可見，日本確實有捕鯨的傳統和食用鯨肉的習慣，只是在遠洋航海非常困難的古代，捕鯨（包括捕獵海豚）活動主要局限于日本近海。

明治維新以后，為了提高日本國民的身體素質，明治政府廢除了肉食禁令。1872年明治天皇親自嘗試牛肉并向全國報道，此舉引起一時轟動。明治政府利用天皇的示范效應推廣肉食的苦心可見一斑。隨著日本畜牧養殖業的發展，對鯨肉的需求逐漸下降，但在戰后物資匱乏的年代，鯨肉再次成為日本人餐桌上的主要非魚類肉食來源，鯨肉料理甚至出現在日本政府買單的小學生免費午餐中。

時至今日，日本社會經濟發達，鯨肉早已不是不可替代，很多年輕人甚至從未食用過鯨肉，但一些童年生活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老一輩日本人仍然會偶爾懷念它。一位退休的日本老人就曾對筆者表示，自己雖然已經多年沒吃過鯨肉了，但如果捕鯨業消失的話，真是有些遺憾。

吃鯨魚肉從娃娃抓起

受到沿日本列島東西兩岸北上的日本暖流（日本稱作“黑潮”）的影響，在暖流勢力最強的九州、四國和本州島南部沿海漁業資源豐富，也吸引了大量以魚類為食的齒鯨和海豚到此覓食。這種得天獨厚的環境與前述古代日本的國情相結合，使這些地區形成了捕獵鯨魚和海豚的傳統以及以鯨肉為食材的料理。

據統計，日本全國捕鯨產業（包括鯨肉加工、銷售等行業）就業人口在10萬人左右，尤其以山口縣與和歌山縣為日本最大的捕鯨、捕海豚基地。然而，隨著生活習慣的西化和各類肉食的充足，鯨肉的市場規模不斷縮小，想要食用鯨肉的多數是老年人，且其中多數人只是偶爾食用。據日本捕鯨協會對全國1200名日本人進行的互聯網問卷調查顯示，食用過鯨肉的受訪者中有67.1%的人表示食用頻率低于5年一次。如此小的需求量顯然不足以維持10萬人規模的產業。

事實上，通過向小學生午餐中供應鯨肉來維持市場規模既是捕鯨大縣的做法，也是日本政府的國策。日本文部省2016年的一份調查數據顯示，和歌山縣30個市町行政區劃中，有22個仍在向小學生午餐中供應鯨肉料理，頻率大約為每年5次。不僅如此，日本還在《關于實施科研捕鯨的法律》的第十六條中規定“政府應該為確保調查研究結束以后的鯨魚得到充分利用采取有效措施”，其中“為了增進國民對我國傳統飲食文化及其他文化和飲食習慣的多樣性的理解，應優先推進其在學校伙食中的使用”。

可見，向小學生午餐中供應鯨肉料理不僅可以維持市場需求，日本政府更看重的是它對未來日本公民的塑造功能，希望他們成長為鯨肉的固定消費人群，當然這一切都是在保護日本飲食文化的名義下進行的。

政治家與捕鯨業的“禮尚往來”

日本政府為捕鯨制定相關法律、捕鯨的基本方針和基本計劃，并派遣海上保安廳培訓捕鯨船成員如何應對環保團體的干擾，有時甚至派海上保安廳人員隨捕鯨船出海或者由海上保安廳船只伴隨出海，進行應對“妨礙活動”的現場指導。此外，日本政府還為從事捕鯨的團體提供補助金，甚至用國庫買單的小學午餐來確保鯨肉的銷路，可謂“用心良苦”。可以說，日本市場對鯨肉的真實需求十分有限且在不斷萎縮，與其說是日本民間割舍不掉鯨肉這種美味，不如說是日本政府想方設法要維持捕鯨業的存在。

日本政府這么做主要是出于國內政治的考慮。雖然捕鯨產業無論從經濟規模還是雇傭規模來看都無法影響全國性的選舉，但出身捕鯨大縣的政治家要想從他的選區脫穎而出成為國會議員就必須照顧捕鯨業相關利益集團的利益。

例如日本現任首相安倍晉三本人就出身自捕鯨大縣山口縣，自民黨干事長二階俊博則來自捕獵海豚的大縣和歌山縣。在日本，當上國會議員是通往內閣大臣和首相寶座的第一步，手握大權后的政治家們自然要投桃報李，照顧捕鯨業的利益訴求。況且日本是個人情社會，即使撇開政治利益不談，任何政客也不想告老還鄉以后被人戳脊梁骨。

如此這般，日本政府以補助金等各種形式向捕鯨業輸送利益，退休后再榮歸故里，也方便自己或親近的人在捕鯨相關的團體、財團中再就業，這就形成了官民的“禮尚往來”。況且有捕鯨、食鯨的歷史事實作為后盾，只要打著維護傳統文化的旗號，操作起來就會方便許多。

反全球化浪潮下的“順勢而為”

日本自從1987年暫停商業捕鯨以來，實際上從未停止過以科研調查為名義的捕鯨。根據日本鯨類研究所的數據，日本每年在西北太平洋捕鯨1000至1200余頭不等，在南冰洋捕鯨300到800余頭不等，加上在日本近海的捕鯨活動，每年捕鯨數量非常可觀。

日本政府一方面試圖通過這種科研捕鯨積累足夠數據來證明鯨類資源正在恢復，以便促使IWC改變暫停商業捕鯨的決定，同意重開商業捕鯨；另一面也是借此維持日本捕鯨產業的生存和維系國內市場。事實上由于《國際捕鯨條約》沒有禁止科研捕鯨，并規定“對于調查完畢的鯨魚應盡可能進行加工利用，所獲利益應按照給予捕鯨許可的政府的指定方式處置”，日本政府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并不違反國際法，國內的鯨肉只是科研捕鯨的副產物，并稱鯨肉銷售的獲利都按照政府要求用于鯨類科研調查的經費，這也是日本能有底氣堅持科研捕鯨的重要原因之一。

顯而易見，即使日本不退出國際捕鯨委員會，也會繼續進行所謂科研捕鯨。之所以選在這個時機退出，應是執政的安倍政府認為當今國內國際環境是最佳退出時機。國內方面，自民黨和安倍已經確定勝選，困擾安倍一時的森有加計學園丑聞也已平息；國際方面，美國的“退群”風波、歐洲愈演愈烈的反難民浪潮、英國脫歐等都顯示在這個增長乏力、恐怖主義和戰爭威脅并存的世界上，反全球化、反國際協調主義已經抬頭。若不是在這種“退群”風潮中“順勢而為”地退出國際捕鯨委員會，日方行為必然會成為國際輿論關注和批判的焦點，畢竟連日本最在意的美國也早就不是捕鯨國家了。而現在自己到處“退群”的美國吸引了不少國際輿論的“火力”，除了媒體的口誅筆伐和個別政客的批評以外，西方國家恐難對日方有什么實質性的施壓行動。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