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們還在為“占領華爾街”、“阿拉伯之春”等運動而歡呼，而不到十年時間，我們就迎來了右翼民粹所推動的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上臺、巴西博索納羅的上臺，這在當代著名社會學家、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系教授麥克·布洛維看來，也是社會學在近十年來備受折磨的“躁郁癥”。近日，布洛維受邀來到浙江大學訪問，發表題為《社會學的未來》的演講。在演講中，布洛維通過對卡爾·波蘭尼理論的重建，來解釋“躁郁癥”的成因，提出每一次資本主義的市場擴張，都會迎來相應的反向運動，這種反向運動可能是進步的，也可能是保守的、極右翼的。波蘭尼最擔憂的并不是市場的擴張，而是市場擴張所引發的反向運動。持續19世紀的第一波資本主義市場擴張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其巔峰，迎來了歐文主義運動、工會運動、合作運動等反向運動，從中發展出了從商品化中保護勞動的工會。而第二波資本主義市場擴張開啟于20世紀初，到了1933年，隨著金本位制、國際貿易管制的廢除所到來的，是一場呈現為政治制度形式的反向運動，如羅斯福新政，斯堪的納維亞的社會民主主義，意大利、德國的法西斯主義，以及斯大林主義，持續整個二戰，直到1974年的石油危機，而我們如今正處在1970年代所開啟的第三波市場擴張之中，這波商品化席卷全球。所以，在布洛維看來，如果我們能等到一場反向運動的出現，它也一定是全球性的，但是，布洛維提醒我們，這個反市場運動也很可能是一個具有威權特質的、對我們都沒有好處的運動。本文是根據2018年12月20日布洛維在浙江大學社會學系的演講整理而成，屠樂天、淵文芊整理，吳桐雨、酈菁校對，澎湃新聞經授權發表，以饗讀者。

布洛維講座現場  尤怡文 攝

一、批判社會學

我今日演講的主題是“社會學的未來”，因為我認為社會學的未來在中國。我會先介紹一下社會學理論，特別是波蘭尼，以及他的理論與今日之世界有何相關。我會用一個虛擬的故事來說明他的理論。

首先，我想和大家介紹一下批判社會學（critical sociology）。大家知道，由于美國有大筆的資源來資助、傳播社會學研究，所以如今的社會學有很大一部分都來自美國。也有很多人把美國看成社會學的中心，赴美攻讀社會學博士。而且要是想在中國某個著名的社會學系謀得教職，人們也多半得留洋求學，美國往往就成了最佳選擇。

我們得對上述現象多加留意。因為在我看來，我們傳統上稱之為“美國社會學”的主流美國社會學研究實際上是相當局限的，畢竟它關注的只是美國，而美國其實特別得很——我是個英國人，我對美國的特殊性深有體會。但美國社會學把自己的國家呈現為普遍的，把自己也呈現為普遍的。

當然，世界各地的學者也在質疑美國社會學的普遍性：他們創造了“南方社會學”這一概念來反對西方的、“北方的”社會學，引進本土社會學來反對美國或者西方社會學的“暴政”，還有各式各樣的國別社會學——但它們都同樣是局限的、是對美國社會學主導地位的一種抵抗。在我看來，不管它是南北社會學之辨，還是美國社會學與其他國別社會學之爭，虛構的普遍主義只會引發片面的特殊主義，我們必須超越這種二元論，達成我所說的“批判社會學”。

所謂批判社會學，一共有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要強調社會理論的重要性，是我為現在處境不佳的社會理論所做的辯護。社會學是一門經驗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我們生活的現實而具體的世界，但這也意味著我們有時會迷失在經驗數據的海洋之中。而社會理論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它能夠指導我們，為我們提供框架來理解經驗世界，從而避免迷失其中——它就好比我們觀察世界的鏡片：我一把眼鏡摘下來，在座的大家看起來就成了模糊的一團；而我戴上眼鏡，用理論觀察世界的時候，周遭世界就又清晰了起來。對于經驗研究來說，理論不可或缺。進一步來說，我們也可能在研究的過程中太過嵌入于我們自己的研究對象，而理論可以在我們和研究對象之間創造距離感，讓我們客觀地看待它。所以總的來說，正是因為社會學是一門經驗科學，理論才如此重要。

批判社會學的第二點在于，社會學必須清楚自己能存在的條件，也就是說，社會學必須要以社會學的方式來看待社會學自身。而在我看來最重要的一點是，社會學首先應立足于公民社會。公民社會是個頗有爭議的概念，我所理解的公民社會意味著組織、機構與社會運動，它們既不屬于國家領域，也不屬于經濟領域，而是屬于某種“第三領域”。在19世紀末資本主義的影響下，公民社會率先在西歐發展起來，但它如今在許多地方都處境堪憂。而在公民社會處境堪憂的地方，社會學的處境也不容樂觀。所以，這就是我要強調的第二點，即我們必須清楚我們自己存在的條件，我們與政治學家、經濟學家都不一樣。經濟學家的立足點是經濟領域，他們稱其為“立足于市場”，雖然也有一些經濟學家對這一立足點持批判態度，但它仍是主流經濟學家的選擇。而政治學家的立足點是國家的權力，社會學家的立足點便是“第三領域”，也就是公民社會了。這一點我在演講最后還會提到。總之，上述內容就是批判社會學的第二部分：要有反思性，要清楚我們是誰、我們代表著什么，也要意識到我們的可能性和存在的條件，我稍后還會說到，這些條件既存在于公民社會之中，也在大學里。

而批判社會學的第三個特征在于方法論。如今，我們需要將地方性的生活經驗延伸到國家的乃至世界的維度，得能在地方、國家、世界這三個不同的層級之間游走。這無疑是個相當棘手的任務，我稍后會展開來談。而正如我剛才所說，離開了社會理論，我們甚至都無法構想地方、國家與世界之間存在著怎樣的聯系。

在我看來，近十年的社會學正飽受“躁郁癥”的折磨。如果我在2011年，也就是七年前來辦這場講座，它的內容會相當不同：我可能會講講全世界正在發生的進步的、自下而上的社會運動，它們都著實令人驚嘆。大家應該對其中的一些有所耳聞，比如說始于紐約的一系列“占領運動”（occupy movement）。2014年，我去了拉丁美洲，那里的占領運動主要是在抗議社會不平等，也就是所謂“1%的統治”，這1%都是最有權力、最富裕的人。當時發生的還有南歐的“憤怒者”運動（或者說是反緊縮運動，主要是西班牙）、阿拉伯之春，還有許多發生在中國、印度、以及其他國家的土地抗爭運動。這些進步的社會運動都發生在（民族）國家范圍之內，但也都有所關聯。然而，它們持續的時間并不長，而且我們現在正面臨著各種各樣的反動運動，從2011年的狂熱時刻降落到了今天這個有些令人沮喪的局面。世界各地都在發生自上而下的反動運動，比如東歐的匈牙利和波蘭、西歐的意大利，或許還要算上法國和英國。今天發生在拉丁美洲的反動運動尤其矚目：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那里曾發生了我們說的“粉色浪潮”，即一系列社會運動和選舉社會主義(electoral socialism)——然而到了現在，右翼反動運動再次登臺，拉丁美洲又退了回去。更不用說在特朗普的領導下，美國正在經歷的這個沮喪而詭異的右翼時刻。

二、卡爾·波蘭尼、市場擴張與反向運動

卡爾·波蘭尼

上述就是我所說的“躁郁癥”了。但我們得知道，社會學家不能也跟著躁狂-抑郁，我們不能只是隨著社會運動的起伏，一會兒樂觀，一會兒悲觀。我們得在在這個世界上站穩，去理解為什么這個世界在樂觀和悲觀、左翼和右翼之間搖擺，退后一步來理解究竟發生了什么。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迫切需要社會理論!

那么，我們如何解釋從躁狂到抑郁的轉換呢？在許多可能的解釋路徑之中，我想重點講述的，是與卡爾?波蘭尼這位理論家相關的理論流派。波蘭尼看起來像是一個很抑郁的人；他關注的事情之一，是20世紀30年代正在歐洲興起的法西斯主義。波蘭尼生于1886年，于1964年逝世，曾是奧匈帝國時期的一位經濟學家、歷史學家，也被西方社會學認為是一位經典的社會學家。波蘭尼的學說開啟了經濟社會學的很多重大轉型。

他所對抗的，是20世紀20年代由哈耶克、米塞斯等學者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波蘭尼認為，基于自由市場的新古典經濟學理念是個危險的烏托邦。事實上，那些新古典經濟學家恰好認為共產主義才是一種烏托邦。我們先不去討論共產主義和烏托邦的問題，我要強調的是，波蘭尼早在1944年寫作《大轉型》之前，也就是20世紀20年代，就已經有批判市場的取向了，而他的論述基本上都關乎市場的過度擴張所帶來的危險。概括而言，波蘭尼認為市場的過度擴張很可能引發災難性的反作用，這也是我接下來講《大轉型》的時候會講到的內容，這本書成書于1944年他在美國的時期。波蘭尼成長于書香世家，他出生于維也納，早年遷居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并對發生于1919年到1920年的“早期共產主義式”匈牙利革命抱持批判態度。隨后，波蘭尼移居維也納，1933年納粹主義興起后，他又離開維也納前往英國，他在英國待遇不佳，僅謀得一份邊緣化的成人教育教職。接下來，波蘭尼于1942-43年前后來到了美國本寧頓學院，并在此寫作了《大轉型》一書。但在我看來，直到如今，隨著上個世紀70年代的市場化轉向，全世界都面臨著市場擴張、新自由主義理念擴張、市場原教旨主義扎根，波蘭尼的思考、研究方法和理論才變得愈發的有趣并切近我們生活的世界。而我認為，波蘭尼可以解釋社會學的躁郁癥。

《大轉型》有三個主題。首先，如果市場過度擴張，社會就會受到威脅，從而引發或是進步的、或是威權性質的反彈。波蘭尼認為，推動貿易、交易而又不對其加以規范，就會威脅到社會織體本身。這種情況往往會引發必然的反彈，樂觀來說，反彈可能是開明進步的、促進自由的，但悲觀來看，這種反彈也有可能會降低自由。波蘭尼特別擔憂的就是后一種情況，即降低自由的反彈，我們等下還會再提到它。

《大轉型》的第二個主題是，它分析了市場自18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中，再到20世紀中葉的擴張。這是一波相當持久的市場化浪潮，我們在20世紀30年代見證了它相應的反彈（即社會保護運動，或市場化的反向運動）。在波蘭尼看來，這一反彈是國家主導的，比如美國的羅斯福新政、歐洲的法西斯主義、以及蘇聯的斯大林主義。所以，大家在我的演講過程中要記得，盡管波蘭尼的確提到過非洲的殖民主義，但他的關注重點還是在西方社會，我們得想想他的理論是不是只適用于西方。我個人當然認為他的理論也能用于世界上其他地區，但你們也可以質疑我的假設。這就是這波持久的市場化浪潮，而它的起點首先是在英國。

第三點是，從波蘭尼的作品中涌現出了批判性的全球社會學，它在資本主義的動態發展中應運而生。且重要的是，波蘭尼是以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的視角、而非以資本剝削勞動者的視角來看待資本主義的，而商品化意味著擴大交易。

上述就是《大轉型》的三個主要觀點。波蘭尼主要談論的是發生在英國的勞動市場擴張，他講述了勞動如何成為了一種未加管制的商品，我們不受管制地出售自己的勞動力來掙取工資。波蘭尼認為，這段時期是勞動市場的擴張，隨后，他提到貨幣市場的擴張；而到了1933年，隨著金本位制、國際貿易管制的廢除所到來的，是一場反向運動，如我此前所說，這場反向運動采用了某些形式的政體，比如羅斯福新政、斯堪的納維亞的社會民主主義、意大利和德國的法西斯主義，以及斯大林主義。有趣的是，考慮到于列寧1924年逝世后開展的新經濟運動，波蘭尼認為20世紀20年代的蘇聯經濟是主要靠市場來驅動的。在他看來，蘇聯的新經濟政策含有市場經濟的元素，而斯大林主義下的集體化與五年計劃才真正開始管制，乃至壓制市場，而且是以相當暴力的方式進行的。

這就是《大轉型》了。但很多人沒能意識到，在大轉型中，波蘭尼最關心的并不是市場的擴張，而是市場擴張所引發的反向運動。

波蘭尼認為，人性還不至于愚蠢到再次踏入市場原教旨主義階段，他認為市場化背后的動力是政治經濟學家，尤其新古典經濟學家的意識形態。既然它的結果如此糟糕，肯定不會再出現一次了。不幸的是，市場原教旨主義還是再現了。新的一波市場化浪潮就發生在上個世紀70年代，中國也是此浪潮中的一員——這波浪潮席卷全球。波蘭尼沒能預測到市場化的回潮，所以他的理論在這方面有所缺陷。進一步說，如果已經發生了兩波市場化，誰能說不會有第三波呢？如果我們仔細閱讀波蘭尼自己的歷史敘述，其實里面已經有了三波市場化、三波市場擴張、三波商品化。基本來說，第一波市場化發生于19世紀，第二波在20世紀初，第三波就是上個世紀70年代了。我認為，我們如今仍處在市場擴張的階段之中，或許伴隨著幾個緩慢而微弱的反彈，但總體趨勢仍然是市場擴張。而在我看來，如今唯一可能的、實質的反向運動，必將是全球性的。

那么波蘭尼錯在哪里？他錯在沒能采取，乃至相當抗拒馬克思主義的視角。他采納了商品化的觀點（馬克思早期觀點），卻沒有采納剝削與資本積累這一（成熟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觀點。波蘭尼沒有發覺，資本主義有其特有的動力學，而且資本主義會滋生諸如過度生產危機、利潤率危機這樣的危機，而市場恰恰是這些危機的解決方案。當生產過度時，解決方案通常是開發更多的人們可以消費的地方；這也是殖民主義的驅動力，即為西方不斷擴張的經濟創造市場。在我看來，這些市場化浪潮是內在于資本主義的屬性之中的。它是資本主義的邏輯，而非僅是意識形態的邏輯。所以，市場化浪潮反復發生并不意外，畢竟我們在一次次地系統地釋放危機。

接下來我要指出，這些市場化浪潮在一開始是相對地方化的，隨后變得全國化，最后變得全球化。而我們需要研究的反向運動也要同這些尺度相符。下面這張圖片是一個大的推測，我在其中重構了波蘭尼敘述的歷史。首先發生的，是（第一波）市場化導致了對于勞動力的商品化。對波蘭尼來說，1834年的英格蘭很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因為當時的勞工毫無保護，如果勞工在城市中失業，他就不得不進入監獄一般的濟貧院。當時也沒有福利支持，是勞動力商品化最徹底的時刻。隨后到來的，便是一波反對這種處境的社會運動，比如歐文主義運動、工會運動、合作運動，從中發展出了從商品化中保護勞動的工會。這樣一來，商品化就處于受管制的狀態下了。

作為反向運動高潮的一戰結束了第一波市場化，并開啟了第二波市場擴張浪潮。這一波浪潮包括了金融資本，它的反向運動從1933年開始（當時市場化程度最高），持續整個“二戰”以及之后的時期，直到1974年的石油危機達到最高點。而我們如今正處在1970年代中后期所開啟的第三波市場化浪潮之中。

接下來的問題是現在我們將去向何方。1989年，國家社會主義在東歐解體；1991年，國家社會主義在蘇聯崩潰。這些事件給了市場化新的動力，它們似乎顯示出國家控制的經濟是沒有辦法運作的。2008年發生了一場完全可以稱之為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在美國，人們選擇讓奧巴馬政府上臺，以為將會出現一個“新的羅斯福新政”（the New New Deal），對市場的擴張做出反應，并發展出新的調控方式。然而這是不可能的，我們看到奧巴馬不僅沒有停止市場的擴張，實際上他支持了那些推廣市場制度的銀行。

所以我們看到市場化還在繼續。那么這一過程會持續到所謂的“生態災難”出現的那一天嗎？這是個重要的問題。那么，是否、以及什么地方會出現反向運動？我的觀點是，當反向運動出現，它一定是全球性的。一個全球范圍內的反向運動會被策劃和發展出來，但是，它可能是一個具有威權特質的運動。你們能想象一個全球性的國家，類似法西斯的性質嗎？這個局面很可能是反動性的，正如反向運動也可能走向進步性一樣。所以我們必須警惕，即便會出現一個反市場的運動，它也不一定是一個對大家都有好處的運動。不過，不管怎么說，如果我們足夠幸運，我們還是會等到一個反向運動的。

三、虛假商品：勞動、自然、貨幣與知識

我想我們沒辦法討論大多數人認為的我們將步入的這場環境災難的本質，我只是指出會出現某種意義上的反向運動，但是我確信不久之后市場化還會愉快地持續下去，或者不那么愉快。總之，以上是我對波蘭尼理論的重建，并對于我們將去向何處這一重要問題的討論。而中國，正是這樣一個處在今日資本主義發展中心的發動機，所以討論這個國家將發生什么是非常重要的。現在我們的問題是，怎么理解這些反向運動？當反對市場化的運動發生時，我們怎么理解它們？波蘭尼提出了一個初步的觀點，亟待社會學家進一步發展，即“虛假商品”（ficticious commodity）。

我來舉幾個例子來說明這個概念。對于波蘭尼來說，虛假商品意味著，某種生產要素，當它被商品化時，它就失去了自己的使用價值。也就是說，某些東西你一旦讓它成為商品，它就失去了價值，或者變得對社會有害。第一個例子是，勞動。他認為，勞動完完全全，從來沒有主動要把自己變成商品用于交換。勞動應該是一個人們參與并在其中充分發揮個人能力的事情，這不是用于交換的東西。不過我個人并不喜歡這個例子，因為沒人知道勞動究竟可以是什么，這是一個哲學命題。我認為這樣解釋勞動的虛假商品化更好：當人們把勞動變成商品，用于不受管制的交換，勞動力會被破壞。因為工人把勞動賣給資本家，而資本家可以自己決定付給工人的薪水，于是他就不停地降低報酬，直到工人沒有辦法再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他（她）們最終失去了使用價值。所以說，在不受任何調控與管制的情況下，資本家會把勞動的價格降到一個沒法維持的低水平，從而破壞對于資本家而言所必需的勞動力。

另一個例子是自然，我們對自然的利用。當我們把土地商品化時，我們可以購買或出售土地，波蘭尼認為它失去了使用價值，因為它失去維持人類生存的能力了。我們需要土地產出農作物，而它商品化之后，人們暗中破壞了它的能力。在今天的世界，已經成為一個重大問題的水資源也是同樣的道理。我們要商品化水資源嗎？把水私有化，留在個別買賣水資源的人手中，然后暗中破壞很多社會賴以生存的能力？我們也許還想談談空氣，大氣環境。現在我們已經在用市場方式來決定誰有權污染，而誰不可以污染。波蘭尼會認為這會導致人類生存的致命問題。

第三個例子是貨幣。錢可以生錢。使交換成為一件可能的事，這是金錢的原本意圖。我可以用我口袋里的美元和人民幣去買東西。但是當錢變成了賺錢、獲利的工具，那么它作為交換媒介的用處就出現了問題。我們之后再討論這一點。以上是波蘭尼提出的虛假商品。通過這個概念他想說，有些東西是沒有辦法商品化的。

我要指出，還有第四種虛假商品波蘭尼沒有提出：知識。我認為知識應該是所有人共享的東西，而且在今天這一訴求格外迫切，因為我們需要通過知識來尋找解決市場過度擴張問題的工具，以及應對勞動、自然和貨幣被商品化的對策。我們需要知識來解決人類面對的問題，但如果知識被商品化了，被用來買賣了，這意味著只有那些掌握了經濟資源的人，才有能力塑造知識。他們會把知識塑造成符合他們利益的樣子，而非符合全人類的利益。所以說，知識是第四種虛假商品。

問題是波蘭尼沒有給出解決之道，正如我前面說的，他沒有很完善地發展這個理論。所以我們需要進一步看到四種虛假商品間的關系，因為當我們在大學、在研究機構里生產知識的時候，在我們發展出算法、平臺資本主義等觀念的時候，它們會影響到勞動、自然和貨幣。我們生產知識的方式會影響到我們參與勞動、自然與貨幣商品化過程的方式。

還有一件事波蘭尼沒有提及。當我們商品化某種東西，我們主要是在使它與自己的社會環境分離，把它變成一個可交易的物品。比方說，我想商品化我的右肺，那么我需要把它從我身體里取出來，這必然是很暴力的。正如器官交易是對人體的暴力行為，當我們把勞動從勞動者生活的社群里抽出來，使他變得可以交易，這也是一種暴力。商品化所內生的暴力過程，這是波蘭尼沒有充分分析的。

現在讓我們回到我“虛擬”的故事上。假設有一個國家，有很多農村人口，其中的男人進入了城市，成為建筑業工人，并建造了這些令人目眩的高樓大廈，女人們則被留在農村。因為家庭被留在農村，這些男人實際上被給付了較低水平的報酬。并且，他們不能留在城里，他們必須回到農村，這是因為這里有一種稱之為“戶口”的系統。這實際上讓人不可能移居到城市并在此定居。那么，這些勞動是商品化的勞動嗎？實際上，這是一種半商品化的勞動。真正商品化了的勞動，在工人們來到城市，他們會失去所有支持；但在這個例子里，他們依然有一些來自農村的支持，所以我定義它為：半商品化。

但是第二個步驟是，土地被征用，然后農業沒有辦法自我維系了。這說明地方政府與地產商聯合，給了后者征用土地的可能性，然后創造出這些城市。接下來就出現了空城、鬼城，這些城市建造在被征用的土地上。土地被征用，并以城市建筑取而代之，這意味著土地被商品化了，那么生活在土地上的勞動者們怎么樣了呢？很多人成為了城市的“邊緣”群體，他們被迫遷入城市，生活在相互分割的社群里，只有最低程度的社會保護。另外很少一部分人成為了農村企業家，依賴買賣農產品生存。所以這是土地和勞動的同時商品化。勞動者被推向了城市，土地變得可以交易，且通常以一種不加調控的方式。

這個故事還沒有結束。我們還沒有談貨幣。土地已經沒有了，接下來就是金融資本了。金融資本，無論是以銀行還是地產的形式，才是謀劃和組織這一新經濟體的核心。金融資本就是用錢賺錢、用錢再賺錢，所以這是貨幣的商品化。這些金融資本放貸給地方政府，從而使得地方政府能夠再撥款給地方建房。這個故事還沒有結束。

這個故事的結束，或者說是另一個真正的開始，是知識。我們先從“信息”說起。誰在控制信息？誰將取代金融資本？答案是，阿里巴巴。阿里巴巴現在操控、組織著商品市場擴張中的信息。最終它將控制所有的（社會）關系。我們看到阿里巴巴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比亞馬遜、沃爾瑪、eBay加起來還要大。它在超過200個國家中經營。那么其（權力和力量）來自哪里？來自于算法，來自運營平臺。那這些算法和平臺又從哪里來？學術系統。學術系統生產的知識正在被資本占有，使它們把觸角伸向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我們都在參與這一過程。但是我們熱愛阿里巴巴。這就是阿里巴巴的力量，我們熱愛它因為它塑造了我們的生活，離開它們我們已經無法生存。我們被誘導，參與其中，它們成為我們生活里重要的部分。那么誰在這之中賺到了巨量的金錢？阿里巴巴，谷歌，亞馬遜……同時，我們還傳遞了大量的信息，來促進它們的利益，而且形塑我們自己的日常生活。

上面就是商品化的過程。它還在不斷擴展。

我們已經討論了四種虛假商品。勞動，若被不加調控地商品化，會導致（社會）動蕩。很多研究討論勞工問題帶來的動蕩危機，這是因為勞工處在一種不確定的、沒有保護的環境中，因為其社會基礎已經喪失。自然，我們已經毀滅了它；貨幣，正在帶我們走向巨額負債。還有知識，變成了私有的東西。誠然，知識在大學里被生產出來；我們關注中國的一個理由正是因為這里的大學仍然是一種公共機構。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區，大學越來越私有化了，這意味著整個結構被改變：學生們要繳納高額的費用，而管理者們用他們的時間，通過搞研究、搞調查賺錢，從一切可能的地方賺錢。這使大學的性質發生了變化。

知識的私有化實際上使知識被用于進一步擴張資本主義，通過阿里巴巴、微信、Facebook，把日常生活的每一刻都商品化了：我們在生產能變成別人的錢的信息。這正是Shoshana Zuboff，一個哈佛商學院的、某種意義上的社會學家，稱之為“監視資本主義”的概念。當然，監視資本主義有很多運作的方式，它可能通過數字世界運作，也可能通過直接的管理、監視“身體”來運作。但是大部分都在我們背后悄悄進行。我們玩游戲、享受閑暇、和別人交談，都在為這種監視資本主義制造信息。波蘭尼想象不到今天的局面。

四、社會學的未來

最后，我們說回社會學的未來。理論，作為我們討論“批判社會學”的第一點，我今天選擇了波蘭尼，還有很多別的選擇，這是個人偏好，雖然他是最有遠見、最有趣的社會學家之一。波蘭尼看到了市場化的第一波浪潮，而我看到了三波，而我們現在正處于第三波浪潮之中。而這波浪潮必然要經歷一次全球性的運動，正因為貨幣的商品化是全球性的，勞動的商品化是全球性的，自然的商品化是全球性的，所以反向運動也必須是全球性的。所以我們提到的那些反動的政體，不管發生在何處，它們都是“政體”而已，不能夠解決全球性的問題。他們被狹隘的國家利益所限定了，實際上阻礙了（真正的）全球性反向運動的發展。

另外我提出，在波蘭尼的三種虛假商品之外，增加第四種，知識。知識形塑了另外三者，而且正引導我們走向尚待進一步研究的資本主義的新形式。

我認為我們還需要具有反思性，這是我的第二個觀點。我們必須思考社會學是怎么被生產的，我們需要創造一種“新社會學”，我們要理解社會學生產的狀態和環境，我們必須理解大學或其他生產社會學的地方，尤其是在中國。在很多例子里，理解社會學的局限性和生產它的背景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同樣還需要思考社會學的影響力，社會學參與現實世界的方式。我們不能只看到大學的變化，還有我稱之為“公共領域”的變化。新社交媒體在改變“公共領域”。今天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現象，他每天發5次推特，他就像一個政黨，通過推特就地把民眾組織了起來。這是一種重要的變化，因為社交媒體做的，正是把志趣相投、想法一致的人們連接了起來，在這種情況下，想要超越已經割裂的社區和分而治之的警察系統就越來越難了。

我們還有很多問題要面對，但是對社會學家和其他關注公民社會困境的人來說，用微信組織起與資本主義的形式相競爭的社會運動也是有可能的。但這要經過非常艱難的努力。總之，第一個項目是研究大學，另一個是研究公共領域在發生什么變化。怎么理解這些變化，怎么理解社會學傳播中呈現出來的挑戰。

當然我們還在與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競爭。特別是，我們要從與經濟學家很不一樣的角度去建構社會學。我不知道經濟學家在這里有多強大，但顯然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方，經濟學家都有更大的影響力。這正是因為，他（她）們所宣傳的資本主義的形式，正是我們生活其間的形式。所以社會學的立場與眾不同。我們不是次等的經濟學家，我們實際上在做的是與經濟學家對話，并且與之斗爭。這在社會學里是有悠久歷史的，從馬克思、韋伯、涂爾干開始，到后來的埃利亞斯、哈貝馬斯、布迪厄等人。社會學有很長的、批判市場擴張的歷史，不僅僅是波蘭尼。

第三點是關于方法論的問題。我們必須考慮怎么把地區、國家與全球層面聯系起來。我們要思考如何認知和體驗在地方層面的生活經驗，如何在民族國家的層面來思考和表述這些經驗，并最終，如何在全球范圍內來安置和理解這些經驗。

就像阿里巴巴，它是世界性的，它不像創立之初那樣以國內市場為中心，而是在全球發展。我的觀點是，在座的各位應該要行動起來了，去理解中國日益增長的資本主義的特征，以及它在世界其他地區是如何進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