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高明勇  （政邦智庫理事長）

這幾年，平臺經濟是政邦智庫的重點關注方向之一，之前我們組織調研并撰寫過《論平臺經濟健康發展的六大關系》《中國企業觀察（2022）：數字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之路》等報告，我在調研筆記里也寫過《數字經濟治理：算法很單純，復雜的是人》《預見未來，預測趨勢，都是在關切現在》等。并且，這一議題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關注的比重也越來越大。原因很簡單，暫且不論對經濟的影響，在“數字化生存”的大背景下，平臺經濟已經影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最近，我們圍繞“算法關注生活，如何關注算法”的問題召開了一次內部閉門會，我提出了“算法化生存”的說法。這個說法，就是受“數字化生存”的啟示。將近三十年前，經胡泳教授翻譯，美國學者尼葛洛龐帝在其著作《數字化生存》中提出同名概念，一時影響巨大。如今，對很多人來說，“數字化生存”已成共識，“算法化生存”是更為直接的影響。

結合之前的調研經歷，我有一個深刻的體會，很多人雖然已經長期沉浸在“算法化生存”，但實際上相關的社會認知經常容易產生偏差，掉入“本質主義認知陷阱”。簡單地說，“算法”的認知有廣義概念、狹義概念之分，也有長遠理解、短期理解之別，并且政府、企業、民眾等不同主體各有其角色，正因為這些不同維度的錯位，導致“算法”這一原本中性色彩的概念，呈現出模糊化、乃至庸俗化的面目。

就個人觀察，社會認知最大的問題在于，很多人經常將“相關關系”與“因果關系”混為一談，用“弱相關”替代了“強關聯”。比如，不少人已經被“訓練”成為文化快消品的“癮君子”，這與“算法”之間存在什么樣的邏輯關系？基于選擇偏好的“個性化推薦”是否必然導致“信息繭房”？不少人在社交媒體的“極化效應”下鉆入所謂的“信息繭房”，“算法”到底扮演了什么樣角色？

PART.01

警惕成為“滾滾洪流中的泥土”

“數字化生存”，意味著每個人都被會“數字”重構，不僅生活在“數字”中，也生活在“抽象”中，不管是每個人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社交方式，還是思維方式、表達方式、行為方式，都會發生非常大的變化。這些已經被證實，并被持續驗證。

“算法化生存”，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每個人在“數字化生存”的基礎上，進一步被“關注”，關注人性的弱點，被“研究”，研究個體的喜好，被“服務”，服務具體的消費；每個人，被進一步的數據化、標簽化、評分制，被動接受，又沉浸其中，心有戚戚，又無法自拔。

或許正因如此，有些研究者也稱之為“大數據主義”：不管你自覺還是不自覺，樂意還是不樂意，大數據正以空前的速度和規模滲透到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和正在改變人們的觀察、認識、思考乃至生存與發展的方式。特別是這后一方面的變化，或許就是“大數據”之所以成為“主義”的原因。

“算法”與數據相生相伴，如影隨形，“算法”是數據基礎的規則系統與指揮中樞。伴隨著移動終端、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的快速推進與普及，“算法”本身也在不斷革新，應用場景也越來越廣泛，深度影響到生活的各個角落，并匯聚為新的生產力。根據IDC發布的《2020全球計算力指數評估報告》，一國的算力指數每提高1個百分點，數字經濟和GDP將分別增長3.3‰和1.8‰。

當然，與“算法”相關的政策也一直在不斷規范，力度也在不斷加大。日前，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網絡法治保障高質量發展有關情況時指出，聚焦網絡虛假信息、算法濫用等網絡亂象，先后開展專項行動40余項，清理違法違規信息200多億條。

就像尤瓦爾·赫拉利在《未來簡史》中所擔憂的：一旦萬物互聯網開始運作，人類就有可能從設計者降級成芯片，再降成數據，最后在數據的洪流中溶解分散，如同滾滾洪流中的一塊泥土。

如何免于成為“滾滾洪流中的一塊泥土”？關鍵在正視“算法”的社會認知偏差，開啟“觀念的力量”。 

PART.02

“算法化生存”的認知偏差

就研究視野看，“算法”經常被一些問題標簽環繞，如“信息繭房”，如“算法黑箱”，如“算法偏見”，如“隱私侵犯”等，此外還有一些表達上比較刺激的標簽，如“算法失控”等。

在話術表達上，這些認知標簽大多側重于道德倫理層面的深思，并非嚴謹意義的界定概念，換句話說，傳播意義大于概念自身的科學意義?？傮w上看，這些認知標簽大多偏重問題意識導向，呈現一定的技術悲觀主義色彩。

就現實經驗看，認知偏差主要集中在“算法黑箱”的神秘化、“流量至上”的神圣化、“信息繭房”的模糊化等方面。

關注“算法”，既要關注“算法到底做了什么”，也要關注“面對算法，該做什么”，既要思考“算法能做什么”，也要思考“算法到底是什么”。

“算法黑箱”的神秘化——因其技術門檻，算法往往被賦予一層神秘色彩，一些無法理解的現象也容易被歸類于“算法黑箱”。就像一個人，可以很便捷地乘坐飛機，但未必非要熟稔飛行原理；可以很安全地乘坐輪船，卻未必非要精通機械構造。同樣，在“算法化生存”的時代，算法作為一種技術工具和技術手段，普通人如果感興趣，可以多去了解，如果顧不上，不了解算法原理也無關緊要，但不要因為無法理解而把“黑箱”神秘化。本質上說，算法是為了持續解決不斷出現的需求與問題。所謂的“神秘化”，其實是一種學界提出的“解釋黑箱”，即“算法編寫開發需要較高的專業技能，對于非專業人員來說很難以理解和判斷”。

“流量至上”的神圣化——樂觀主義者常將“數據至上”“流量至上”“技術至上”等論調奉為圭臬，類似觀點比比皆是：“數據主義主張數據至上，一切都應成為數據，一切都要交由算法來處理”。與此相關聯的詞匯還有“算法造神”，這其實也是“流量至上”的世俗化，或另一種崇拜化。從目前短視頻的發展來看，更多的“網紅新寵”，表面看是流量加持，背后則是海量UGC內容的持續生產。相對于文字內容，很多傳播規律在短視頻領域依然在發揮作用，比如優質內容的黏性與長尾效應，內容與算法本就是一種強互動關系。我之前在調研筆記中寫道：算法是“人”設計出來的，也是為“人”服務的，但因為涉及到更多的“人”，以及“人”背后的利益，所以在難以平衡的時候，算法必然不可能再被認為是“單純”了（《數字經濟治理：算法很單純，復雜的是人》）。就是說，“客觀”的數據背后有“主觀”的人，“算法”背后是有價值觀的，從數據到算法，是有篩選的，有選擇的，數據并不能代表一切，算法也不能代表一切。

“信息繭房”的模糊化——某媒體機構社會調查中心有一項調查（受訪者為1501人）顯示，62.2%的受訪者直言，“大數據+算法”的精準推送方式，讓自己陷入了“信息繭房”。清華大學社科院發布的《破繭還是筑繭？用戶使用、算法推薦與信息繭房研究報告》發現，70%的用戶對個性化推薦算法持肯定態度，認可算法技術是海量信息時代的一種有效策略，幫助用戶解決信息過載的問題。在實際使用調研中，超過90%的短視頻APP用戶選擇開啟個性化推薦算法。從發生學角度看，“信息繭房”是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凱斯·R·桑斯坦基于對美國兩黨政治的語境下對于政治信息極化的一種擔憂，在其2006年出版的著作《信息烏托邦：眾人如何生產知識》中提出的一個比喻，認為在互聯網信息傳播中，因公眾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他們只注意選擇自己喜愛的東西或能使自己愉悅的信息領域，不太會主動搜索其他信息，長此以往，個人接觸到信息的廣度和深度都越來越局限，從而將自身桎梏于像蠶繭一般的封閉空間中?？陀^說，雖然“信息繭房”這一概念相當流行，在國內輿論場上被頻頻使用，但相當一部分學者采取審慎的態度，有學者認為這一概念存在全盤接受式的誤讀與不加驗證的濫用，也有學者認為概念所描述的狀況本身是否真實存在都需要加以質疑，還有觀點認為過于夸大算法推薦對用戶的影響。就是說，在“信息繭房”的概念邊界，內涵外延尚未得到準確界定的情況下，過多使用這一概念，不僅增加了受眾的模糊認知和恐懼心理，也不利于公共政策的精準施策。 

PART.03

為“算法認知”注入“人文關懷”

事實上，當“困在系統內”“迷失在算法里”等議題頻頻進入公眾視野，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就是如何為冰冷的算法注入人文情懷，讓日趨重要的“算法”更有溫度。進而言之，這不僅僅是一個“算法向善”的倫理治理問題，更是一個“算法素養”的社會認知問題。

之前，在邀請清華大學新聞學院陳昌鳳教授參加“政邦茶座”時，我們也專門探討到算法的問題，她的建議是，多關注算法應用產生的價值和倫理問題，提出算法善治的相關提案議案，有利于提高政府高層、市場和社會公眾對算法應用倫理風險的關注和重視，凝聚最廣泛的價值共識推動算法倫理治理。

相對于大家經常談到的公共部門的治理與市場主體的倫理，在“算法化生存”的當下，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公眾層面的“算法素養”。就是說，消除算法認知偏差，提升算法的科技素養和人文素養，也成為重要課題。

一方面，“算法素養”是公眾“算法化生存”的“護身符”。如果不能發現算法的“亮點”，很難有效地積極互動，為己所用，如果不能發現算法的“缺陷”，則容易帶來一系列的困惑，乃至痛點，最后演變無處不在的焦慮。即以所謂的“信息繭房”為例，屬于“多因多果”的問題，有個人層面，如習慣與自律，有社會層面，如氛圍與場景，有企業層面，如技術與規則，有政策層面，如規定與執行，“算法”只是其中一環，并非“因果關系”的直接原因，無法承受之重。

另一方面，基于“算法素養”的“善用算法”，將是公眾的“賦能機”。作為“消費者”，“善用算法”可以為自己定制“內容畫像”，讓個人的“內容訴求”更為精準，減少干擾，識別真偽；作為“生產者”，“善用算法”可以有效提升內容供給，有利于增加信息對稱，更加匹配消費端的需求，構造一個獨特的“場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