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當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金融時報》上最早提出“修昔底德陷阱”這個理論概念時，他可能沒料想到，“修昔底德陷阱之父”這個標簽會伴隨他這么久。自那之后，這一概念也成為分析中美關系時的高頻詞。

甚至到今年3月底，中方領導人在會見包括艾利森在內的美國工商界和戰略學術界代表時，還專門強調了一句：“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必然。

“在那次交流中，我發現中方正在認真思考如何擺脫‘修昔底德陷阱’。”近日，艾利森在大連出席夏季達沃斯論壇期間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專訪時表示，他認同中方提出的一種應對思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中美雙方命運緊密相連，為確保自身生存權益，雙方必須開展合作。

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創始院長格雷厄姆·艾利森出席夏季達沃斯論壇。 澎湃新聞記者 王露 圖

現年84歲的艾利森自稱是“天生的樂觀主義者”。即便他透過歷史案例推論出，崛起國與守成國之間發生戰爭的概率大致為75%，他仍相信事在人為，剩下那25%的希望取決于雙方領導人的智慧。

而當話題來到近期中美在電動汽車領域的競爭時，他突然話鋒一轉，神采奕奕地憶及今年參觀比亞迪公司的經歷——“如果可以的話，我真想把這個價值1萬美元左右的新能源車塞進行李箱里帶回家。這么好的車，想要進入美國市場卻阻力重重。”

在艾利森看來，競爭與合作在中美關系中可以共存，而這就需要雙方各層級持續、坦誠的溝通為之提供“防護欄”。這也是艾利森的追求：“我希望參與進來，成為中美溝通進程中的一部分。”

“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必然

澎湃新聞：今年3月底，在您與習主席的會見中，我注意到，他專門提到“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必然。您對如何避免掉入這個“陷阱”有什么新理解嗎？

艾利森：在我看來，習主席有關“修昔底德陷阱”的說法是正確的，即中美之間由于競爭導致戰爭并非不可避免。在《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一書（編注：該書2017年出版）的開頭、中間和結尾我都有提到，中美戰爭并非無法避免。

在書中，我研究了歷史上發生的16個崛起國與守成國進行全球競爭的案例。其中，有12個案例最終走向戰爭，有4個案例成功避免戰爭。所以，從歷史的角度看，戰爭的概率在四分之三左右，但也并非不可避免，這也要求兩國要比通常情況做得更好，都需要在戰略思維層面發揮想象力。

中方領導人也在思考如何擺脫“修昔底德陷阱”。對此，中方提出的一種理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3月底的那次會見中，我也就該理論向習主席請教，他回應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說法是在會見訪華的美國國會參議院議員時提到的，多數黨領袖舒默曾于去年10月率代表團訪華。習主席當時就說過，“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必然；中美兩國經濟深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實際上，當時舒默一行人并不理解中方領導人的這一說法。他們回到美國后，代表團里有兩個人給我打電話，問我什么叫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當時，我說我也不明白這個理論和表達方式，需要再研究一下。

這句中國古話其實由來已久，習主席也在許多不同場合都提到過。我認為，他想通過這句話表達的意思是，中美的命運緊密相連，我們不僅生活在同一個地球，而且也需要共同面臨氣候變化等全球性難題。同時，我也傾向于從“生存威脅”的角度來解讀這句話，中美都有堅實的核武器裝備，所以如果兩國陷入戰爭、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最終他們彼此都會成功毀滅對方。因此，雙方的生存都有賴于同對方合作并達成共識，在生存方面雙方有著共同利益，應該能夠以此戰勝分歧，我認為這可以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一種思路。

去年11月，中美領導人舊金山會晤的內容也反映了這種共識。新聞稿件中提到了三個“C”，即溝通（communication）——要保持溝通；合作（cooperation）——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開展合作；競爭（competition）——負責任地管控雙邊關系中的競爭因素。三個方面同時推進很復雜，但這是中方領導人非常理性的思考。

格雷厄姆·艾利森著作《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 

澎湃新聞：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也是您的教授，幫助您了解中國。展望未來，您覺得美國如何才能有更多像基辛格這樣的知華派或“中國通”？這是不是變得更困難？

艾利森：這的確在變得更難，但也并非絕對。原因在于，兩國關系正趨于緊張、對立，但所有人又都認識到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對雙邊關系。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兩國中的新生代年輕人正在成長，克里斯（指身旁的助理）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了解中國，會說中文，并長期深耕這一領域。盡管這類年輕人的數量并不算多，且仍在擴大中，但至少也是雙邊關系中的積極現象。

基辛格本身是個特例。至于下一代青年人能夠在中美關系中發揮怎樣的影響力將是一個有意思的觀察角度。

澎湃新聞：我注意到，疫情之后，您訪問中國變得更頻繁。我很好奇，您如何界定自己在中美關系中的位置？

艾利森：對于中國來說，知道還有許多理性的美國人不想和中國發生沖突乃至戰爭，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現任總統拜登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他曾向中方領導人表示，美國無意同中國發生沖突，這樣做只會傷及自身。

尤其是當美國選舉季來臨，在美國聽到的很多言論總是在攻擊、詆毀中國。越是這種時候，就需要理性、務實的美國人說出這樣的話：中美的確正處在激烈的競爭中，但我們也可以是關系深厚的伙伴。兩種狀態可以同時存在，這就需要雙方持續、坦誠的對話和交流。我希望參與進來，成為中美溝通進程中的一部分。

特朗普若重返白宮將如何影響對華政策？

澎湃新聞：拜登和特朗普舉行了首場總統大選辯論。您對兩人在此次大選中的表現有何評論？

艾利森：這場辯論非常重要，到目前為止，今年的大選讓人感覺有些荒唐，兩黨都提出了很多不切實際的離譜宣言，他們無法履行所有承諾，就像是劇場表演一樣，這場辯論尤其如此。我認為特朗普想證明拜登無法勝任總統一職，而他可以再度入主白宮。

如果你關注美國的國情咨文講話，就會發現拜登依然具備完成好演講的能力。而特朗普的行為比較古怪，難以預測，沒有人能夠控制他的行為，他也可能因此“禍從口出”，引發爭議。此外，還有些人會截取這場辯論的某些片段發布到網上，然后被瘋狂傳播，這都是在競選過程中攻擊對方的“彈藥”。

當地時間6月27日晚，美國2024年總統選舉首場候選人電視辯論。

澎湃新聞：現在很多國家都在為“假如特朗普重新當選”做準備。您怎么看待他“重返”的可能性？若他當選，中美之間現有的對話機制是否會遭到破壞？在此之前，您認為中方還能做哪些準備？

艾利森：現在如果押注誰能當選美國總統，我想大多數人會押特朗普。如果做民調的話，特朗普大致有2/3的勝算，而拜登只有1/3。但在我看來，這個比例大概在55：45，仍是特朗普勝選概率大。

特朗普是個難以預測的人，他與中方領導人的關系也很有意思，所以還無法評估會對雙邊關系帶來怎樣的影響。此前，特朗普還曾與經貿顧問討論了對所有中國進口商品征收60%統一關稅的可能性，試圖以此消除與中國的貿易逆差。我認為特朗普團隊是有可能這樣做的，由此導致的結果是美國通貨膨脹進一步加劇。當民眾去家附近的超市購物時，就會發現商品價格上漲。美國人很在意經濟情況，所以如果經濟形勢不佳，也許特朗普又會下調關稅，所以答案完全無法預測。

中方領導人曾說過，“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所以，我認為中方也在思考如何管理經濟運行的方式，并做到未雨綢繆。更多關注中國國內的需求與內部事務，維持與歐洲及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貿易，同時保持與美國既有的貿易，這些都有助于中國經濟的發展。

三場“競賽”上演：南海、新能源與AI

澎湃新聞：近期，中菲在南海的摩擦和爭端在加劇。您認為中美高層官員之間加強對話能否緩和緊張局勢？（編注：據外交部7月2日消息，中菲舉行了南海問題雙邊磋商機制第九次會議。）

艾利森：近段時間，中菲在仁愛礁的爭端提醒我們，當處在競爭關系中時，很容易一步步突破規則和邊界。我以為你會讓步，你以為我會讓步，最終局勢就容易失控。在這種情況下，沖突風險就會增加。在我看來，菲律賓企圖向其在仁愛礁鄰近海域的軍艦運送物資的做法，將會推動緊張局勢升級。而當事方是否真的想要改變當前這種互動模式，仍有待觀察。

但同時，我認為中美之間目前的對話機制也許能讓雙方就南海問題進行溝通，以改善當前局面，這一點值得期待。如果雙方能就此進行軍事層面的對話，情況或許會好很多，但我們還沒看到。雙方可能更傾向于通過外交途徑，嘗試能否找到解決分歧的方式。

也許可以搭建一個溝通的機制，雙方可以在其中提出競爭性的觀點。在我看來，中美領導人舊金山會晤之后，雙方高層建立了良好的溝通機制。他們應該做的是提前展開討論，預判局勢走向，提議給緊張形勢按下“暫停鍵”。

澎湃新聞：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中美競爭與合作并存。不過，最近隨著美國對中國新能源車加關稅，競爭面變得顯著。您如何看待美國政府采取的這類保護主義的措施，由此導致的后果是什么？

艾利森：這類競爭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時也是可控的。在新能源汽車領域，中國的產業發展非常令人驚嘆，遙遙領先除特斯拉之外的其他競爭對手。但即使是特斯拉也只能與中國新能源車在高端車領域相抗衡，而不是中低端車。比亞迪以及其他20余家中國車企都非常出色且發展迅速。在中國新能源車迅速崛起的背景下，美國乃至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國家難免感到心態復雜。

就美國的情況來說，汽車工會在國內具有較大的政治影響力。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美國政府還向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AW，北美最大的工會之一）的工人以及汽車行業提供援助。因為UAW可以說是民主黨贏得選舉的“殺手锏”。而如果有足以使政黨依靠的強大工會或是公司，就會滋生保護主義政策。如今，拜登政府對中國電動車加關稅的舉措，就是一種出于政治目的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

在江蘇省太倉港國際集裝箱碼頭，一批新能源汽車即將通過專用框架運輸方式出口（無人機全景照片，2023年7月11日攝）。  新華社 圖

我猜想如果美國汽車行業與日韓車企的長期競爭延續，也許它的運轉會比現在更高效一點。對于中國車企而言，需基于雙邊關系的發展，來判斷是否需要在美國或者墨西哥等國建廠。盡管中國新能源車出口至美國的份額很小，中國車企仍需繼續提升其在本國、歐洲乃至全世界的產量。

今年3月訪華期間，我曾參觀比亞迪的實體店。我想說，如果可以的話，我真想把這個價值1萬美元左右的新能源車塞進行李箱里帶回家。這么好的車，想要進入美國市場卻阻力重重。不過，未來會如何發展還有待觀察。美國投資家沃倫·巴菲特是比亞迪重要的股東（編注：截至6月25日，巴菲特持有5.99%的比亞迪股票），比亞迪車的價位大約是美國和歐洲車的三分之一左右，性價比很高，是很好的車。

澎湃新聞：去年10月，您與基辛格博士在《外交事務》雜志（Foreign Affairs）共同發表了《人工智能軍控之路》。您對AI的無限制發展表達了擔憂，甚至將它的危害與核武器相提并論。為了避免出現災難性的后果，您認為構建“國際AI秩序”有哪些步驟？最亟需討論什么議題？有哪些挑戰？我也注意到，在這篇文章發布后的7個月，中美舉行了首次人工智能政府間對話？您如何評估這一機制的前景和能夠發揮的作用？

艾利森：我們在文章中簡要提到了這塊內容。幸運的是，現在中美官員正就此展開對話，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這個問題之所以難以解決，是因為AI領域發展得太快了，無法控制其進度。美國政府試圖施加一定的管控措施，但實行起來異常困難，因為各家公司都在全速發展、互相競爭，并在這個領域投入比政府更多的人力。中美可以合力做什么呢？我認為中國政府在監管AI企業方面做得更好，而且中國也擁有了超過100個大語言模型，多是由公司甚至是在討論會中研發形成。

對于這樣一個迅猛發展且主要由私企推動的行業來說，要防范風險是非常困難的。我認為最有可能的危機形式是發生了某起應用事故，由此導致了消極后果和反噬效應。人人都說應該允許AI研究發展，但如果有人企圖利用AI技術來設計并散布一種“新型新冠病毒”，就已經為時已晚，類似的事件會給我們敲響警鐘。不過我更多持樂觀態度，盡管我認為（防范AI發展的危機）非常困難。不管什么情況，我希望中國能參與到AI發展的相關對話中來。

除了政府間的對話外，還有很多人工智能與安全領域的“二軌對話”正在進行，盡管很難談出一些具體的問題，但大家會明確要談的幾個事項，這也是最小化的共識。比如，首先，在某人/機構想要開展大語言模型訓練之前，就應該申請審批“執照”，就像我們不會隨便讓人在路上就開始研究原子彈一樣。AI研究也是如此，需要承擔相關責任，并遵守秩序。

其次，在發布大語言模型之前，必須讓一些獨立機構對其進行風險測試，以確保安全性。例如，如果我想讓一款AI工具幫我設計一個能被探測器發現的生化武器，然后AI給我輸出了答案，這樣的操作是不能被允許的，也需事先規避這類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