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熱辣滾燙》由賈玲自編自導，上映后引發了社會各界對“減肥”與“拳擊”等女性健身話題的廣泛關注。然而，多數討論與爭議聚焦于賈玲的減肥經歷與電影視聽語言、情節推進之間的內在聯系，以及女性減肥與身材管理的問題。在澎湃思想市場的文章中，《熱辣滾燙爭議：這是一部關于“減肥”的電影嗎？》從女性創作的視角出發，對電影中關于“減肥”的議題進行了深入剖析，為本文提供了寶貴的啟示。

實際上，電影中最為引人注目的爭議點在于賈玲所飾演的女主角杜樂瑩參與拳擊運動的動機。眾多觀眾認為，杜樂瑩參與拳擊比賽的動機顯得較為薄弱，甚至帶有一定的“戀愛腦”傾向。女性參與體育運動，究竟是對既有的社會性別結構秩序的復制，還是旨在挑戰社會性別規范，抑或是介于二者之間的搖擺狀態？本文旨在通過電影《熱辣滾燙》中的部分情節與文字腳本作為范例，借助體育社會學理論的透鏡，深入剖析女性健身與參與體育運動所蘊含的色彩與意義。

一、福柯主義視角下的《熱辣滾燙》：壓迫式的身體實踐

作為后結構主義的代表人物，福柯對于身體、知識和權力的關系的認知被認為是后結構主義體育研究的核心概念 (熊歡, 2024)。這主要集中在兩個部分：一是運用福柯的監獄模式研究體育中的紀律制度以及權力關系；二是生物權力 (bio-power) 與統治活動的關系。

首先，在福柯主義的視角下，體育制造并規范了所謂的運動員的身體，它作為一項紀律權力，將運動員的私人生活的紀律內化為運動員自身的標準。例如，運動員需要嚴格遵守細致的運動訓練計劃，以提升其運動表現。這些訓練計劃不僅涵蓋了運動員在訓練場館內的各項任務，還涉及他們的飲食安排、睡眠管理等日常生活細節。通過這些科學規范的訓練計劃，體育科學理念得以滲透到運動員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他們日常實踐活動的行動指南。其次，對人類生物客觀性的討論使正常的運動、鍛煉或健康的身體成為一種壓抑且誘人的“現代科技項目中的工具” (熊歡, 2024)。在體育科學規范的框架內，人類的生物特性被細致分類，諸如針對黑人在爆發力方面的優勢與田徑項目表現之間的關聯性的研究。一方面，田徑項目的成績并非單純依賴于某一方面的因素，而是由眾多因素共同作用的非線性結果。另一方面，這樣的分類也可能導致某些人群與特定運動項目之間的關聯被描繪得過于固定化，進而形成刻板印象，甚至演變為一種潛在的壓迫。

因此，如果從福柯主義的理論視角切入《熱辣滾燙》，我們會發現，《熱辣滾燙》呈現了“壓迫式的身體實踐”。從福柯的觀點來看，科學減肥、完美身材是現代科學對女性身體的控制和訓誡。女性的身體是在各種話語權的作用下建構起來的，這包括醫學、科學、技術主導的話語權。公共話語的傳播（傳媒）是如何使性感、苗條、健康的女性身體形態成為身體文化的主流，而這種身體文化的主流又是如何潛移默化地強調女性在社會中的服從角色的？我們可以看到，電影中的其他女性人物——姐姐杜樂丹、妹妹豆豆、閨蜜莉莉的身體形象都較為符合主流文化審美，多為瘦美甚至是性感的女性身體形象。同時，她們也在和杜樂瑩的人物關系中處于較為強勢或主導的地位。

在觀察杜樂瑩與男主人公昊坤的互動過程中，我們可以窺見部分男性和女性在參與體育運動時所持動機的細微差異。男性在體育鍛煉中對身體的訓誡傾向于自我滿足，而女性在體育中對身體的訓誡可能是為了滿足別人的眼光（Hall, 1996）。昊坤最初投身于拳擊比賽的初衷是出于“證明自己”的強烈愿望。盡管他最后選擇“打假賽”，背離了體育競賽公平公正的原則，但其背后折射出的卻是他對物質追求的堅定執著。總而言之，無論是為了正向的價值實現還是負面的物質滿足，昊坤的行為始終圍繞著一個核心——自我。而杜樂瑩參加拳擊比賽的動機，則更加復雜，或者說更加的“被動”。在經歷了離家出走、閨蜜背叛、妹妹背刺和被甩失戀之后，杜樂瑩痛定思痛，想要參加拳擊比賽，想要“贏一次”。此時的杜樂瑩想要參加拳擊比賽的愿望，可能只是受到打擊之后的一種發泄的出口，或者是被迫的證明自己的方式。

因此，在福柯主義的理論視角下，杜樂瑩通過參與健身運動改造自我身體更多的是權力規訓女性身體的結果，是“變瘦”的過程。

然而，是否杜樂瑩參與拳擊運動的動機“不純”，就意味著體育運動對女性而言僅僅是被動的規訓，是被“變瘦”的價值觀念牽著鼻子走？在參與拳擊運動的過程中，這項運動又給杜樂瑩帶來了什么呢？

二、具身理論視角下的《熱辣滾燙》：運動身體的主體性

與福柯所描述的“被動的”“規訓”的身體不同，梅洛-龐蒂眼中的身體是活著的 (lived)、是生命態的，他強調身體在現實生活中的決定性而不是被決定性。

具身 (embodiment) 體現在社會學、心理學中是指知覺、理智等精神現象與身體（肉體）密切相關，人的認知以身體結構和身體活動為基礎（熊歡, 2024, p. 409）。具身是人類存知于世的方式，是人以自我身體和經驗為中介認識世界的過程，也是世界通過人的身體傳達出抽象意義的過程。例如，父母經常會對自己的女兒說，你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這強調了女生的行為舉止要優雅得體。同時，女性通過身體儀態的展演也反饋了性別權力秩序對女性的影響，這種反饋可能是順從的，也可能是反抗的。

因此，如果從具身理論視角切入《熱辣滾燙》，杜樂瑩在參與拳擊運動的過程中，逐漸呈現出了“運動身體的主體性”。 只有當一個人通過身體運動，將自我主動投入實際的身體活動時，他才會體驗到自身是作為身體而存在的，而且這個時候他也才可能體認到自身身體特質與感覺（熊歡, 2024, p. 422）。我們可以看到，下面兩張劇照展現了杜樂瑩在重復性的、機械性的運動訓練的過程中，所表現出的“運動情緒”。

第一張圖片展現了杜樂瑩的訓練過程，她皺著眉頭苦苦堅持，臉上有許多汗水。

第二張圖片展現了杜樂瑩比賽結束之后的心情，她面帶燦爛的微笑，眼里似乎含著淚水，盡管她的臉上傷痕密布。

這些運動情緒的具身體驗表明，運動的身體是速度、力量、勇氣與興奮、疼痛和矛盾的結合，是主體創造與表達自我的重要方式 (熊歡, 2024, p. 424 )。運動帶來的疼痛、酸脹、疲累等感官體驗將女性的個體意識集中于自己的身體，迫使“身體出場”。只有這樣，女性才能感受到身體運動對自我存在的意義，才能通過健身運動獲得的積極體驗促進自我的成長與進步（熊歡, 2021）。

劇情繼續推進，我們來到了電影中非常關鍵的一個情節。杜樂瑩“減肥成功”之后，和他的父親一起吃飯，他問他的父親，如果你有兩個蘋果，一個大的一個小的，朋友問你要，你要哪一個？杜樂瑩回答，自己兩個都會給。杜樂瑩在遭到所有親密愛人的背叛之前，她認為自己對別人好、順從別人，就是愛一個人的方式。她傾其所有對待她的愛人和妹妹，卻換來拋棄。但是，在參與了拳擊運動之后，她開始逐漸意識到，自己之前這樣的做法，可能是“錯的”。因此，才有了剛剛有關蘋果的這段討論。體育運動能夠把我們的身體從集體的理解中抽離出來，使我們傾向于強調個人自由、選擇、力量、能力的重要性，讓個體變得更有自我意識。

因此，在具身理論的視角下，杜樂瑩的身體運動是一種自我賦能的過程，是變“強”的過程，它可以賦予女性更多的選擇能力，從而創造出新的生活機會。

三、結構化理論（布迪厄）視角下的《熱辣滾燙》：運動身體的主體性

結構化理論 (Structuration Theory) 是20世紀70年代末產生的社會學理論，它是在與功能主義 (Functionalism) 的抗衡中誕生的（熊歡, 2024, p. 188）。作為其中的代表性理論家，布迪厄認為，身體是社會日常生活的中心，社會文化結構銘刻在身體之上的穩定的行為傾向系統（即慣習habitus），引導并制約著人們的社會實踐和日常經驗。因此，社會結構與心智結構具有相互構成的性質。受結構化身體思想的影響，許多學者們認為,女性在健身運動時對“完美身體”的塑造過程中，個人的思想、經驗和行為與她們所處的社會性別規范是交織在一起的。

在這種理論視角之下，杜樂瑩在參與拳擊運動的過程中呈現出了“積極再造的身體”。 “再造”意味著打破原有枷鎖的可能性。最初，杜樂瑩選擇參與拳擊運動的確受到了許多外界因素的影響和推動。但是，在參與拳擊運動的過程中，杜樂瑩個體的具身體驗會影響這些社會結構（如文化、家庭、性別秩序等）對她個體化“軌跡”的先驗性設計（處處以家庭為先、保持淑女和安靜、以瘦為美、附屬地位等），從而拓展了她自身的知識和生活經驗，影響固有的觀念，形成慣習，繼而影響其對生活的選擇。

“積極地”則意味著杜樂瑩體育運動的經驗積累是自我意識喚起，并不斷探尋個體生命意義的過程。在電影的最后，當杜樂瑩結束比賽、走出比賽場館之后，和昊坤有一段這樣的對話：

昊坤：差點贏了

杜樂瑩：已經贏了

昊坤：我帶你吃口飯，吃牛蛙

杜樂瑩：我不愛吃牛蛙

實際上，杜樂瑩并沒有贏得這次拳擊比賽，但是她反駁了昊坤對她的否定。自己雖然沒有在比賽中戰勝對手，但是卻實現了某種程度上的自我發展——她堅持到了最后，拼盡全力地完成了這場比賽，展現了追求卓越的體育精神。當昊坤提出一起吃飯的時候，她的回應從最初的“吃，我愛吃牛蛙”到現在的“我不愛吃牛蛙”，她更多地將自己的意愿和想法放在了首要位置，而不是一味地去順從他人的想法。通過拳擊運動的具身實踐，她實現了一定程度上自我意識的覺醒，而這種主體性又進一步延伸至她生活中的其他領域，帶來改變和重塑的可能性。

因此，在布迪厄的結構化理論的視角下，社會結構，例如社會性別規范，是影響女性參與體育運動的社會力量。但是，杜樂瑩在拳擊場域中的身體實踐會使她從關注客體化的身體轉向關注主體化的身體，從而改變運動中“他者”的位置，繼而延伸至其對生活其他方面的選擇。

女性參與運動健身，是“烏托邦”還是“新枷鎖”，抑或是處于兩者之間的搖擺地帶？行文至此，我們試圖沿用熊歡與王阿影發表于《上海體育學院學報》的文章《性別身體的挑戰與重塑——健身場域中女性身體實踐與反思》的研究結果，回答文章最初提出的問題：

女性的身體運動實踐既可能是對社會性別結構的復制，也可能是對社會性別規范的反抗與挑戰。運動實踐中的身體體驗可促使女性從關注“客體的身體”轉向關注“主體的身體”，從而使部分女性反思以往的性別經驗，使性別二元結構在個體層面產生松動。但是，只有女性的主體性在體育運動中得以實現，體育運動才能成為促進女性個人成長的途徑而非性別氣質表演的工具。

杜樂瑩為什么會參與拳擊運動，反映了她所受到的結構性制約；而她在拳擊運動中是否或是如何實現了主體性，是女性參與體育運動的意義和色彩。用體育社會學的棱鏡反射出的《熱辣滾燙》，我們不僅看到的是杜樂瑩的成長故事，更是她身體運動實踐的女性主義色彩。

【文中主要參考文獻來自《身體、社會與運動：體育社會學理論十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