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 年發生了特大洪災，重災區是長江中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湖北省簰洲灣決堤尤為慘烈。1999年春節，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到湖北災區看望慰問災民。同行的有朱镕基總理夫人勞安，國務院副秘書長馬凱，朱镕基總理秘書李偉和我。

除夕夜，湖北省委省政府為朱镕基總理安排年夜飯，總理會見了抗洪救災烈士家屬、勞動模范和災民代表。活動結束后，總理及家人召集我們隨行人員又吃了一頓家庭式的年夜飯，湖北省黨政領導均不參加。席間交談比較輕松，話題談到了能否漲工資的問題。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應有相應的提高。但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又遇到了特大洪澇災害，對是否漲工資有不同意見，所以財政上雖做了一些準備，也恐難實行了。我看席間交談有家庭式氣氛，所以大膽將我思考的兩個問題向總理提了出來。

第一個是關于增加節假日的問題。我對朱镕基總理說：現在這個形勢恐怕漲工資已不現實，是否可以增加節假日，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的休息機會，也是提高福利的一種方式。我補充說明：經濟發展到現階段已不需要像建國初期那樣靠動員大家加班加點工作來提高生產，相反有不少行業出現開工不足、人浮于事。與其這樣，莫如增加大家假期，有更多時間休息、學習，還可起到調整經濟結構作用，增加消費、旅游、服務業等三產比重。從現實情況看也不會因為增加了假日影響勞動生產率，影響產品產量。

第二個問題是我向朱镕基總理反映，農村高利貸很嚴重，說明農民需要錢用，又沒有正常的貸款渠道，應該增加農村信貸。

對第一個問題，席間大家似乎都贊同，對第二個問題有些不同看法。李偉同志說，農村高利貸很多是家族勢力甚至是黑社會惡勢力性質，借款人不敢不還，如政府來承擔貸款，很可能是一批壞賬。我覺得總理對這兩個問題似乎都聽進去了。后來我聽說，在春節假期前幾天慰問活動結束后，朱镕基總理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叫到休息地，增加了數億農村信貸。但這只是聽說，不知真假。

春節假期結束后朱镕基總理回到北京就把可否增加節假日的事交代給國務院秘書長王忠禹研究。王忠禹秘書長又交代給國務院副秘書長尤權具體經辦。尤權同志打電話給我，要我把增加節假日的建議進一步具體化，以書面形式正式向國務院提出建議，最好能以國家計委名義正式提出，還希望我了解一下其他國家節假日的情況，作一個比較。我內弟在中國技術進出口公司工作，該公司在世界主要國家都設有辦事機構，我請他幫忙可能比正式通過外交部向一個個駐外使館了解更簡單快捷。他很快就了解了世界主要國家的節假日情況。為了有可比性，我讓他不僅要了解發達國家的節假日情況，更要了解一些與中國情況相仿的發展中國家的節假日情況。從了解到的幾十個國家的情況看，歐美發達國家自不待言，有名目繁多的假日。即使比較發展中國家，當時中國春節三天，五一國際勞動節一天，國慶兩天，元旦一天，全年共七天法定節假日也不是多的，和朝鮮、越南大致一樣。

關于增加節假日的想法我向國家計委主任曾培炎同志匯報后很快得到他的贊同。我和政研室共同起草了向國務院的匯報稿，并與尤權同志和秘書局密切溝通。將增加節假日具體化為：五一國際勞動節放假從一天增加到三天，增加了兩天；將國慶假日從兩天增加到三天，增加了一天。其余不變，全年實際只增加了三天。但可以將前后兩個周末合并使用，全年可形成春節、五一、國慶三個七天的長假日。

匯報稿上報國務院后，由尤權同志召集相關的13個部委開會聽取計委匯報并征求意見。由我代表國家計委先匯報介紹了關于增加節假日的建議、方案設計及相關問題。會上，除經貿委外，其余12個部委都贊成。其中教育部提到增加三天假期不會影響學生學業，相反學生可以在節假日與父母、家人、同學在一起更有利于學生增長知識，增加與父母在一起的時間。公安部也講道，根據統計，節假日犯罪率反倒低于平時工作日，只是公安干警要保障節假日社會治安會有更多加班值勤，要做好調休和考慮干警待遇。民政部、民委表示支持，但提到能否考慮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如清明、中秋也放假。實際上清明節很多人也是去祭掃先人，還有利于海外華人來團聚。交通部、鐵道部提到長假日出行旅游人數會增多，會造成交通擁堵，還要注意防止出現惡性交通事故，但對長假表示支持。會上還談到一些具體問題，如銀行，節假日仍有存取錢的需要，不能都放假關門，節假日銀行要做好有人服務的安排，不能給人民群眾帶來不便。還有，如中國放假，外國不放假，有國際事務和業務處理怎么辦等等。經貿委來了兩位司局級干部，一位是辦公廳負責人，另一位可能是綜合司的，他們提出了一些疑議。一是工廠有許多是必須連續生產的，如鋼鐵廠、化工廠，長假期這些企業必須安排連續生產不能停，根據勞動法節假日加班必須給雙倍工資，會增加勞動成本。二是要防止官員利用節假日到下面去玩，引起不正之風等等。結果經貿委的意見遭到與會者的反駁，認為這些問題是長假期必須考慮注意的問題，但不是不能實行長假期的理由。最后尤權同志總結，對經貿委提出的必須連續生產的企業因節假日加班多支付的加班費做一個測算，看看會增加多少成本。會議上絕大多數部門都贊成增加節假日的意見。

會后尤權同志向王忠禹秘書長作了匯報。據他向我講，王忠禹秘書長提出了一個問題——誰有權決定公共節假日的設定？是國務院還是人大？國辦查找了歷史文件，最初設定公共節假日的文件是1950年的政務院文件，也就是說是由國務院來決定公共節假日。據此，王忠禹秘書長提出還是在原有節假日上增加天數為妥，不增加新的節假日名稱。因此關于清明、中秋節放假的意見就不考慮了，還是元旦、春節、五一、國慶四個假日，其他三八婦女節、五四青年節、六一兒童節、七一黨的生日、八一建軍節還按原規定執行。這個方案的好處是沒有增加節假日的名目，但也有人對五一和十一之間時間間隔較長而沒有一個節假日感到遺憾，但又找不到一個好的名目在此間增加假日，總不能七一黨的生日、八一建軍節全民放假。關于經貿委提出的必須連續作業的工礦企業因節日加班需多付的加班費也測算出來了。以鋼鐵行業為例，只增加不到2000萬元加班費，對這么大國家來講不算什么。經過這樣認真分析研究、征求意見和測算，增加節假日的方案已基本成熟，但時間也到了8月底，離國慶節只有1個多月時間，朱镕基總理希望能在建國50周年大慶時就能實施。

8月下旬或是9月初，朱镕基總理召開總理辦公會審議增加節假日方案，會上沒有什么懸念，各部委和國務院領導都一致同意，也沒有提出更多意見，只是強調要做好值班，注意交通安全，銀行要做好節假日服務等。最后朱镕基總理提出，這么大的事，雖然是由國務院作出決定，但必須提交黨中央那邊聽取一次匯報，時間已經很緊，必須在國慶到來前爭取在中央那邊安排一次會聽取關于長假期的匯報。于是把中辦副主任胡光寶請到會場，朱镕基總理向他講了情況，請他務必在9月份安排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一次會議上加上這一內容。胡光寶同志答應一定盡快爭取安排一次會聽取關于增加節假日的匯報。

后來大約在9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一次會議上聽取了國務院關于增加節假日的匯報。據說，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致同意，很快就通過了。正式文件是在9月23日才發的，這時距國慶只有一個星期了，準備工作也十分匆忙，好在各部門都擁護增加假期，50周年大慶全國人民享受了第一個七天的長假。作為“始作俑者”我也有一絲擔心，長假期間千萬別出事故，一旦發生重大事故，長假期的做法一定會受到指責。國慶長假過了，國辦也在密切跟蹤假期的情況。十分幸運，第一個長假十分祥和順暢，沒有發生交通等重大事故。國辦還監測到交通運輸增長情況和消費零售服務業的增長。各方面情況都表明假日刺激了消費，“假日經濟”一詞也應運而生，各方面都給予了好評。但在其后，有些批評意見也逐漸出來。

一是認為長假日交通、住宿、旅游景點壓力陡增，忙閑差太大，也會造成旅游景點損害，主張還是應該推行帶薪休假。其實帶薪休假制度不是沒有，公務員還有根據工作年限帶薪休假天數的具體規定，但為什么一直執行不起來？因為中國的國情和觀念與西方不同。如果領導不休或供職機關不休，承擔工作任務的人往往寧可放棄休假也會堅持工作。我和我周圍大多數人都沒有扔下工作去帶薪休假過，這點和西方人觀念有很大不同。西方人下班點一到吊車懸在半空也照樣下班，這也許是中國人勤勉工作的美德。還有中國家庭往往是雙職工，而西方多數家庭是全職太太，男人一放假可以帶全家去旅游。中國不行，男女雙方如有一方工作走不開就不能成行，而男女雙方都湊在一起休假往往很難，所以帶薪休假就形同虛設了。還是采用放長假的辦法好，全國從上到下一起休，雖有些問題，但能保證受到大多數人歡迎。提帶薪休假的往往是些學者理論家，可能書生氣太足有點脫離國情。

二是又老話重提，認為春節、五一、國慶三個長假太多，主張減少一個長假而增加清明、端午、中秋中國人傳統節日休假。提這種意見同志的一個重要考慮是減少七天長假，增加三天小長假，以減少長途出游壓力，鼓勵引導家居休息和郊游。這個問題如前所述在討論長假期時有人提出過，但從不增加新的節假日名目的要求考慮未予采納。對于已經享受了長假期好處的國民來講是不愿意放棄五一長假的。但國家發改委社會司事實上是力推取消五一長假，增加清明、端午、中秋小長假的。兩種意見激烈交鋒，后來社會司搞了一個網上民意調查，報告說民意調查贊成取消五一長假，設立清明、端午、中秋小長假的占多數，于是在國家發改委辦公會上通過了這一方案。我在會上是反對這一方案的，我主張保留五一長假，這個季節也是旅游的好季節。但我的意見與社會司主導的意見相左。我聽到一些說法，認為網上民意測驗并不科學，不代表大多數人真正的意見。因為網民只是社會上一部分人，學校老師學生有寒暑兩個假期，所以這一人群中不少人主張取消五一長假。而廣大民工有長假還可回家，小長假很多人只好選擇留在原地，少了一次回家機會。民工上網的人少，網上調查沒有反映出這一人群的意見。這期間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廣東省政府從地方行政立法出發，決定保留五一長假，但從政令不統一考慮，上邊讓廣東省取消了這一決定。

放長假已實施了14年，廣大人民群眾從中享受了經濟發展的成果。盡管有這樣那樣的不同意見，但假日經濟拉動了消費是不爭的事實，符合我們當前調整經濟結構的方向。許多提出休假改革方案的后來人沒有完整經歷這一過程，作為過來人我把這一過程如實記錄下來以作備忘。

（本文講述人張國寶歷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2011年后任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副理事長，清華大學教授、低碳實驗室主任。本文選自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的《篳路藍縷——世紀工程決策建設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