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接觸陳映真先生的作品，是在1980年初讀大四的時候，那時復旦大學中文系在全國率先開設臺灣文學的專題課程，主講老師是陸士清老師。我認真聽了這一門課，其中講到陳映真的創作，教材里還選入了《將軍族》。我當時對臺灣文學一點也不了解，對“外省人”、“本鄉人”這類概念也沒有什么感性認識，但是這篇作品里彌漫的凄苦悲涼的氛圍，卻深深地打動了我。不像讀其他臺灣鄉土作家的作品，在語言上意象上總是有些隔閡，讀陳映真的小說，撲面而來的是一種熟悉的氣息，用略微神秘的感覺來形容，他的文字間有似曾相識的感情密碼，讀來非常親切，生出一種“自己人”的文學感情。后來讀了更多的陳映真的資料，才知道他在走上文學創作道路初期，曾經受到過魯迅小說的影響，這就難怪乎讓我產生朦朦朧朧的熟悉感。

過了若干年，香港有家出版社推出一套“臺灣文叢”，其中有陳映真的一本小說集《趙南棟》。那是陳映真在上世紀80年代創作的一組作品，其中最后一部《趙南棟》創作于1987年，而1988年就通過香港出版傳入大陸了。當時復旦大學有一個臺港文化研究所之類的機構，編輯一本內部刊物，上面還出過專輯討論《趙南棟》。大約是那個討論專輯吸引我去讀了這組小說，但我讀后覺得，與我以前讀的陳映真的作品不一樣了。那時候的臺灣社會，正處于威權體制崩潰的前夜，民主運動風起云涌，陳映真已經成為臺灣社會的一個標桿式的人物。他從監獄里獲釋出來，積極走上社會，在思想、文學、藝術、出版等多個文化層面團結了一批思想活躍的知識分子投入“社會改革”的實踐，他創辦的人間出版社推出了他的十五卷《陳映真作品集》，海峽兩岸也都推出陳映真小說選。可以說，這是陳映真人生事業的巔峰時期，如日中天。可是，我在讀《趙南棟》以及相關系列小說時，分明看到他的內心深處隱藏了無可回避的焦慮感。一種對未來失望的頹敗心理，無情地盤旋在蔡千惠、趙慶云等人物的靈魂里，他描寫這批曾經的革命者、受難者們在彌留之際，面對著他們的后輩——碌碌無為的年輕人，發出絕望的悲苦尖叫。這是無聲的尖叫，你聽不到聲音，卻感受到靈魂在發顫。

我最近讀了報上悼念陳映真的文章，有一篇文章里這樣寫道：“1988年是兩岸文化交流最頻繁的一年，那年映真先生在北京同全國臺聯、中國作協接連舉辦了呂赫若、黃春明和自己的作品研討會，后又舉辦了楊逵作品研討會，這些研討會對愛國的、熱愛中華民族文化的臺灣作家的主要作品，進行深入剖析、解讀和宣揚。”（何標《他一生都是英勇的斗士》，《文藝報》2016年12月9日）很明顯，就是在這個時候，陳映真把自己的活動范圍從臺灣島提升到了兩岸以至東亞地區。他為了接近自己所奮斗的理想——一個對20世紀進步知識分子極有吸引力的理想，跨出了海島，希望從海峽對面獲得支持。對于這一步，他不是沒有疑慮的，從他的小說里的人物蔡千惠的嘴里，已經說出了這批老左翼心底里的憂慮，但是他還是要親自去實踐，為英特納雄耐爾實現而奮斗。自然，陳映真的主要活動還是在文學和文化領域，在這些領域里他威望日隆，左右逢源，一旦邁出了這個領域，成功就很難說了。

我最初見到陳映真是在1990年代初的日子里。那時候大陸知識分子的情緒普遍低沉。王安憶毅然把陳映真當作一面精神風旗，寫出了《烏托邦詩篇》。我從王安憶的小說里看到陳映真對她的影響，在這種特殊的時刻，陳映真成為一種精神之塔的象征，被大陸作家用來當作抵抗精神低迷的思想武器。那么，陳映真本人是怎樣看待大陸知識分子當時所處的精神狀態的呢？大約是這段時間中的一天，王安憶約我和王曉明去一家賓館面謁陳映真，我們一起在賓館大堂里談了好幾個小時，講話的具體內容已經忘記了，大致的印象是他的狀態很好，興致勃勃地給我們分析世界形勢，指出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危險，囑咐我們利用當下低迷的時期好好學習馬克思主義，認識資本主義經濟高度發展可能對人們帶來的異化作用。他對美國的資本主義非常反感，批評現代社會的人們每天就是麻木地工作，到了周六，就開著車去超市買一大堆東西，回來塞在冰箱里，然后又周而復始地重復上一周的生活。他邊說邊用兩只手比畫了那種麻木地開車購物的動作，讓我突然想起他在《山路》里批判這種追求物質享受的生活時用了一個詞——“家畜化”，指的是完全“被資本主義商品馴化、飼養了的、家畜般的”人們。時隔二十多年，我現在回想起那次談話，已經懂了他當時引導我們的意思，但在那時，我覺得他談的思想與我們遭遇的現實處境很遙遠，有點不知所措。不過，他的尖銳的談話依然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這樣的與青年人的思想交流，在陳映真先生的日程安排里，應該是經常性的節目，事后他肯定忘記了這次談話。當1997年我應《聯合報》邀請去臺灣訪問，報社副刊的負責人安排一次飯局，在這個飯局里我見到了陳映真夫婦，他已經想不起曾與我見過面，人也明顯發胖，在飯桌上他說話很少，神情有點寂寞，似乎心不在焉，與當初鼓勵我學馬列時的精神狀態有了很大的不同。

大約是2003年，馬來西亞《星洲日報》舉辦花蹤世界華文文學大獎。花蹤大獎第一屆得主是王安憶，當醞釀第二屆得主候選人時，王安憶、焦桐與我一起提名陳映真，經過了評委們幾輪商量，陳映真成為第二屆大獎的得主。那次在吉隆坡我又一次見到了陳映真夫婦，在幾天的活動中，我們都在一起，但是彼此交流還是很少。在我的眼里，他似乎更像一個慈祥的老人，笑瞇瞇的，很少主動說話，而且他人更胖了，動作也有些遲緩。有一次集體乘車去一個什么地方旅游，半途中他突然心臟不舒服，大家連忙停車送藥遞水，忙亂了好一陣子。在那次相處的幾天里，我覺得陳映真心事重重，仿佛內心深藏著巨大的糾結。從一些知情人的嘴里隱約地知道，他在臺灣的事業大約處于不順當的時候。這次活動結束后，我們在吉隆坡分手，我回到上海，他們夫婦好像是到內地什么地方去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但不久我收到了一封映真先生手寫的信件，很短，大概的意思是說，他過去有些誤解我，曾在一個會上批判過我，現在他表示向我道歉。我看到了這封信真有些發懵，因為我從來不參與他們那個領域的活動，而且對陳映真始終充滿敬意。我一點不知道自己已經得罪了某些人士，如果不是這封短信，我還完全蒙在鼓里。但雖然如此，我畢竟是長期在這個環境下生活，對于有些事情的發生并沒有感到特別的意外，倒是隱隱地對映真先生有了一點感激之心，覺得我終于成為他所信任的人了。

再以后，就是陳光興教授穿梭般地來往于新竹與上海，籌劃在兩地同時舉辦陳映真思想與創作研討會，還準備出版陳映真的文論選和創作選。我被分配到的任務是寫一篇全面評價陳映真與“五四”新文學關系的論文。于是，我又一次系統地讀了陳映真的小說和文論，再次直面這個高貴的靈魂。這篇論文里，我分別討論了陳映真的思想創作與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學傳統、茅盾為代表的左翼文藝傳統以及巴金為代表的安那其主義的關系，我描述了映真先生從繼承魯迅為代表的“五四”精神到走向左翼文藝的馬克思主義社會批判，進而站在安那其的理想境界對國家形式和本質進行深刻反省，由此得出的結論是：陳映真的深刻性達到了“五四”以來新文學精神的制高點。可是，2006年，在這個學術會議即將舉辦之際，傳來了陳映真先生在北京中風病倒的消息。以后，再也沒有機會見到陳映真先生，也沒有聽到陳映真真實情況的消息，想來重病的他也不會讀到我的論文和這個學術研討會的所有文獻，從此再也聽不到他睿智而鋒利的談話了。

2016年12月12日于魚焦了齋

口述人簡介

陳思和，1954年生，當代最富有人文情懷和探索激情的學者之一，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復旦大學文科資深特聘教授，現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主要從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和中外文學關系的研究，以及當代文學批評。主要著作有《陳思和自選集》《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人格的發展——巴金傳》《巴金研究論稿》和系列編年文集等20多種；另主編有大學通用教材《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著名人文叢書“火鳳凰”等。

（本文寫于2008年7月30日，選自陳思和新作《星光》，東方出版中心2018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