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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吉斯坦血腥恐襲背后:俄烏戰事持續,地區極端主義抬頭?
當地時間6月23日晚,俄羅斯達吉斯坦共和國首府馬哈奇卡拉及旅游城市杰爾賓特的數座教堂以及一處警察哨所遭到恐怖襲擊。數名武裝分子幾乎同時對上述目標發動襲擊,執法人員抵達后與之展開激烈交火,雙方相持許久,清剿武裝分子的行動直到深夜方才基本結束。截至6月25日,此次恐襲共造成21人死亡,其中有16人為警察。

當地時間2024年6月24日,俄羅斯杰爾賓特,在馬哈奇卡拉和杰爾賓特發生的恐怖襲擊中,當地一座猶太教堂遭到火災破壞,兩座東正教教堂也遭到破壞,一個交警哨所遭到槍擊,一名東正教牧師和幾名警察死亡。視覺中國 圖
當地時間25日晚,又有目擊者稱在馬哈奇卡拉看到一名武裝人員向警察開槍,但達吉斯坦共和國內務部隨后表示,這一消息未得到證實,沒有發生違反公共秩序的事件。
繼今年3月莫斯科近郊“克羅庫斯城”音樂廳恐襲以來,達吉斯坦共和國近日的恐襲事件再度引發國際關注,除了警察為多數受害者之外,在杰爾賓特的一座東正教堂,武裝分子還殺害了在當地廣為人知的牧師尼古拉·科捷爾尼科夫以及一名警衛。俄媒報道稱,這是達吉斯坦近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恐怖襲擊。
目前,俄相關部門仍在繼續搜索武裝分子的同謀。俄偵查委員會24日稱,參與達吉斯坦恐怖襲擊的5名武裝分子已被消滅,其身份也已被確定。目前俄方暫未公布關于武裝分子的具體身份信息。據國際文傳電訊社報道,被消滅的武裝分子中包括達吉斯坦共和國謝爾戈卡拉區區長馬戈梅德·奧馬羅夫的侄子以及兩個兒子。
6月24-26日,達吉斯坦共和國對恐襲事件的遇難者進行哀悼。而在哀悼之外,此次恐襲中警方的應對、襲擊者的身份以及被襲擊的對象,也在俄社會引發廣泛討論。
措手不及的挑戰
當地時間6月23日晚18時許,兩名武裝分子向杰爾賓特一座猶太教教堂的大廳之中投擲了自制燃燒彈,并在執法人員到達現場后向他們開火。來自執法部門的消息人士向俄羅斯《生意人報》透露,正是在那里出現了最慘重的傷亡。
“執法人員沒有穿防彈衣,來自不同單位的大量人員在行動過程中缺乏相互協調,警察也缺乏作戰技能。”這位不具名的消息人士對警察的行動做出了這樣的評價。
《生意人報》報道稱,這種出其不意的行動效果使得襲擊者能夠“自信滿滿地”在市內行動。他們襲擊的第二個目標是距離杰爾賓特猶太教堂一公里遠的一座東正教教堂,牧師尼古拉·科捷爾尼科夫在遭到襲擊后身亡。
對馬哈奇卡拉猶太教堂的襲擊則發生在當日18時20分左右,距離杰爾賓特恐襲事件開始尚且不到半小時。武裝分子抵達教堂后,發現教堂已經關閉且空無一人,便向教堂投擲了自制燃燒彈,并在大門上涂上了數字“2:120”以及“8:39”,以此代表《古蘭經》的相關章節。
武裝分子的下一個目標是當地一座東正教堂。在途中,他們向正在攔下一輛汽車的兩名交警開火并致其死亡。隨后,武裝分子躲在汽車后,向前來追擊的執法人員開槍,最終造成5名交警和3名巡邏警察死亡。
直至6月24日凌晨,達吉斯坦兩地清繳武裝分子的行動才基本結束,戰斗持續時間超過8個小時。
3月莫斯科恐襲發生后,有多名學者向澎湃新聞(www.kxwhcb.com)指出,在俄安全資源大多傾斜至對烏軍事行動后,國內安全系統資源不足,使得安全漏洞日益凸顯。而在此次達吉斯坦共和國的恐襲事件發生后,相似的質疑之聲再度出現。有分析認為,持續至深夜的交戰似乎表明,訓練有素的武裝分子設法讓警方對其行動措手不及。
“我認為警方沒有意識到局勢的嚴重性。不幸的是,許多警察被打死,更多的人受傷。這可能是地方當局的又一次失誤,當然也是安全部隊的失誤。”俄安全與反恐專家斯坦尼斯拉夫·韋謝洛夫對當地媒體說道。除了資源的傾斜外,俄烏沖突也使得俄與西方之間持續的情報交流陷入中斷。有分析認為,這也可能是達吉斯坦恐襲使得執法人員措手不及的原因之一。
卡內基俄羅斯歐亞中心高級研究員亞歷山大·鮑諾夫在社交平臺上發文稱,近三十年來,西方和俄羅斯情報部門一直在交流有關伊斯蘭激進分子的情報,但俄烏之間的戰火使這種交流變得困難重重。鮑諾夫說,很難想象如今的俄羅斯會根據西方傳遞的信息采取行動,因為西方是“共同敵人”的一部分。
研究北高加索民族主義的哈羅德·錢伯斯則認為,與莫斯科恐襲不同,達吉斯坦恐襲帶來了不同的挑戰。
“此次恐襲由一個非常緊密的當地團體實施。在此情況下,外國情報機構已經沒有任何先發制人的警告可以提供幫助,而俄羅斯當局也沒有傾向于花時間調查俄境內潛在的恐怖組織。”錢伯斯說道。
“三教之城”的傷痛
目前,此次恐襲事件的相關調查仍在進行中。達吉斯坦共和國領導人梅利科夫24日表示,武裝分子在目標、任務以及最重要的時間安排上均經過協調,在同時實施四次恐怖襲擊后,還計劃給執法和安全單位的行動制造混亂,并利用這種混亂逃避抓捕。
與3月莫斯科恐襲時向音樂廳觀眾進行無差別掃射的襲擊者不同,達吉斯坦恐襲中的武裝分子似乎目標更為明確,注意力都集中在當地的多座教堂以及當地警方之上。據俄羅斯《消息報》等報道,66歲的牧師尼古拉·科捷爾尼科夫從一開始就是此次襲擊的主要目標。
達吉斯坦共和國人口/居民以穆斯林為主,但基督教與猶太教社區同樣長期存在,此次恐襲的發生地之一杰爾賓特還有“三教之城(the city of three religions)”的別稱。五年前,在該市市中心豎起一座“三教友誼紀念碑”,展現了來自伊斯蘭教、東正教及猶太教的三位精神領袖同坐在一張茶桌旁的畫面。而在紀念碑周圍300米范圍內,就分布著東正教堂、清真寺及猶太教堂。
在紀念碑的中心,正是在杰爾賓特擔任神職人員超過40年的科捷爾尼科夫。他在當地被認為是一位“傳奇人物”,是教區最年長的神職人員。正是這樣一位飽受尊敬的牧師,在6月23日的恐襲當中成為了武裝分子的目標。對于其死因,俄媒說法不一,有報道稱牧師因頭部中彈而亡,另一說為遭割喉身亡。
俄羅斯《消息報》援引一位熟悉調查情況的消息人士的話稱,武裝分子策劃這次襲擊已經一個月左右,他們的襲擊目標并非隨機選擇,而是事先計劃好的。武裝分子手機中的通訊信息顯示,其最初便計劃殺害科捷爾尼科夫。
值得注意的是,恐襲當日正值俄羅斯東正教節日圣三一日。有分析指出,三位一體的概念恰好是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主要區別之一。而武裝分子行動的高度儀式化表明,此次恐襲極有可能是由宗教激進分子所為。
與此同時,俄羅斯猶太社區聯合會主席亞歷山大·博羅達也在杰爾賓特猶太教教堂遭襲后發聲,呼吁猶太社區保持冷靜。俄聯邦首席拉比貝爾·拉扎爾希望當局能采取嚴肅措施,防止2023年10月馬哈奇卡拉機場類似的事件再度發生。當時,在中東局勢不斷升級的背景下,在一架從以色列特拉維夫起飛的航班即將降落在馬哈奇卡拉機場之際,數百人涌入機場大樓和停機坪,要求檢查抵達機場乘客的護照。
達吉斯坦共和國恐襲事件發生后,俄聯邦文化、宗教和民族關系委員會發表聲明稱,此次恐怖襲擊是“在俄羅斯聯邦民族最為多元的地區散播民族間和宗教間不和的明顯企圖”,并稱“外部敵對勢力旨在破壞我國境內局勢的穩定”。聲明同時呼吁各方保持團結,不要聽信可能出現的旨在煽動對某些民族或宗教仇恨的言論。在緊張局勢下,這種行為是不可接受的,并可能導致更深層次的社會動蕩。
俄羅斯政治學家阿列克謝·馬卡爾金6月25日撰文稱,任何恐襲都證明,國家和社會對抗恐怖的能力客觀上是有限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專家們提出的措施毫無用處。“創造新的就業機會、打擊腐敗、促進寬容、支持不同信仰間的對話都是重要而必要的,將有助于減少恐襲次數以及恐怖分子支持者的數量,削弱他們的社會基礎。”
極端主義抬頭?
在達吉斯坦恐襲事件中,備受關注的還有武裝分子的身份。《生意人報》指出,與該地區十多年前已經消退的恐怖襲擊浪潮不同的是,此次事件的行兇者不再是窮人,而是生活相當富裕的人。
盡管俄官方并未公布具體信息,但據國際文傳電訊社等多家媒體報道,在被消滅的武裝分子中,有三人是親屬關系,為達吉斯坦共和國謝爾戈卡拉區區長、來自統一俄羅斯黨的馬戈梅德·奧馬羅夫的侄子以及兩個兒子。俄新社報道稱,奧馬羅夫的侄子扎卡里加耶夫還曾擔任過公正俄羅斯黨謝爾戈卡拉區委員會主席。恐襲發生后不久,奧馬羅夫便被統一俄羅斯黨開除黨籍,并在被拘留后接受審訊。

當地時間2024年6月24日,俄羅斯達吉斯坦共和國馬哈奇卡拉,婦女們在圣母升天大教堂前的臨時紀念碑前獻花。視覺中國 圖
在奧馬羅夫被拘留后,今日俄羅斯(RT)報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話稱,奧馬羅夫稱知道自己的兒子信奉基地組織(Al-Qaeda)的意識形態,但沒有通知達吉斯坦共和國的安全部門。該消息人士還稱,當地的伊瑪目也正在接受調查,以確定他是否與恐怖主義有關。調查人員認為,謝爾戈卡拉區的清真寺可能是瓦哈比派極端組織的基地。
《生意人報》則援引消息人士的話稱,目前已被證實參與恐襲的奧馬羅夫之子、31歲的奧斯曼遠離家人“過著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朋友圈子,父親奧馬羅夫未對持激進觀點的兒子給予任何幫助。不過,奧斯曼確實利用了父親的關系,擁有自己的建筑公司和咖啡館。
此前,執法機構曾向塔斯社透露,達吉斯坦的武裝分子是“國際恐怖組織的追隨者”。《俄羅斯商業咨詢報》(RBC)援引消息人士的話說,從襲擊者的“行動、叫喊聲和外表”來看,他們可能屬于伊斯蘭恐怖組織,有襲擊者此前被列入俄內政部數據庫中,據稱與瓦哈比派極端組織有聯系。
有觀察認為,此次恐襲的兇手來自“伊斯蘭國”在北高加索的分支“伊斯蘭國高加索(Vilayat Kavkaz)”。今年3月初,該組織曾在印古什共和國卡拉布拉克與俄安全部隊交火。另據美聯社報道,據稱與“伊斯蘭國呼羅珊省”有關的社交賬號發聲稱贊了“來自高加索的兄弟”23日的襲擊。
達吉斯坦共和國人口/居民以穆斯林為主,位于北高加索地區,境內民族構成復雜,官方語言超過10種,經濟相對落后,長期以來被視為俄最動蕩的地區之一。2000年代初,達吉斯坦曾遭車臣激進分子滲透,飽受暴力事件困擾。近年來,達吉斯坦暴力事件已逐漸減少。
據美聯社報道,在2014年俄因索契冬奧會加強安保措施后,數千名武裝分子已自俄前往敘利亞和伊拉克,加入了“伊斯蘭國”組織。但在今年3月莫斯科恐襲發生后,當地對極端主義的擔憂再度出現。
6月25日,達吉斯坦共和國領導人梅利科夫下達指示,對所有在該共和國擔任高級職務者的個人檔案進行檢查。他同時對奧馬羅夫發出指責:“我認為父親應該對自己的孩子負責。一個工作多年的市政當局負責人怎么會疏忽對子女的教育,而讓他們成為殺人犯?我認為他應該承擔全部責任。”
錢伯斯表示,從襲擊者身份中得到的最大啟示是,激進分子的隊伍變得越來越龐大,俄當局遇到了很大的麻煩。而達吉斯坦目前的境況僅是當前俄更大范圍困境的一部分,北高加索青年的激進化應當引起注意。
“激進分子中存在代際更替。特別是在過去幾年里,在Telegram上流行的北高加索相關頻道中存在一個非常明顯的趨勢,除了傳統的蘇菲主義之外,他們還接受了更原教旨主義的伊斯蘭教流派,甚至還接受了薩拉菲主義以及瓦哈比主義。”錢伯斯說道。
研究車臣政治與歷史的梅爾貝克·瓦查加耶夫也曾在2020年的一項研究中指出,“伊斯蘭國”網絡宣傳攻勢、在達吉斯坦的面對面招募活動等正讓車臣青年對極端組織的支持率不斷上升。
24日,在被問及是否擔心達吉斯坦可能重現21世紀初期的混亂局面時,俄總統新聞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現在的俄羅斯已經與過去不同,社會得到了鞏固,恐怖主義得不到支持。他還表示,總統普京目前沒有就此事發表特別講話的計劃。
梅利科夫則表示,“我們知道誰是恐襲的幕后兇手,也知道他們追求什么目標”,并稱當局將努力找到策劃襲擊的潛伏勢力,也“包括在國外(的勢力)”。
俄參議員德米特里·羅戈津則在社交平臺發文呼吁,應謹慎將恐襲事件與其他國家聯系在一起。羅戈津說,如果將每一起與民族和宗教不容忍、仇恨和仇俄情緒交織在一起的恐怖襲擊事件都歸咎于烏克蘭和北約的陰謀,那么這種“迷霧將給俄帶來巨大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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