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你好。這里是《文明之旅》。歡迎你，穿越到公元1017年，大宋天禧元年，大遼開泰六年。

這一年，大宋改元“天禧”。“禧”是吉祥、幸福的意思，“天禧”就是希望上天賜予萬民吉祥、幸福。

如果你聽過上一期節目，就知道為什么要改這個年號了。因為去年的一場大蝗災，橫掃了半個中國。今年一開年，朝廷就忙開了：大赦天下；老百姓過去欠的賦稅，統統免了；受災地區的田租，也不用交了；茶、鹽這類生活必需品，減稅降價；等等。凡是朝廷能做的，能減輕老百姓負擔的事兒，今年都做了。

但是，這還遠遠不夠。皇帝擔心的，不僅有當前的民生疾苦，還有一個重大問題，就是過去9年，大中祥符年間朝廷搞的那些燒香拜神的活動，在信用上破產了。這是一個更重大的政治問題。改年號，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吧。原來是“大中祥符”，老天爺肯定給咱們吉祥，你看，我手里有天書，有“符”為證啊。現在謙虛點兒了，就是個“天禧”，符不符的放一邊吧，求老天爺給個吉祥。

“天禧”這個年號，一共用了五年。這五年，就是真宗一朝的最后階段了。你看，我們《文明之旅》這個節目，看著一期只講一年，慢騰騰的。但是這才開播四個多月，真宗皇帝就從一個30歲的青年，到了知天命的年紀了，快50歲了。一個時代就快過去了。

好，回到這一年：公元1017年，我們要關心的是一個人。這一年10月，老宰相王旦去世了。

王旦從病重到去世，其實有幾個月的時間。從5月底開始，他就開始打報告辭職，但是真宗皇帝不同意。畢竟用了這么多年的宰相，舍不得啊。

拖到了8月份，王旦實在撐不住了。讓兩個人攙扶著，來跟皇帝辭職。真宗一看，王旦瘦得不行了，自己身體也不好，說的話就有點傷心了：“我還有大事托付給你呢，你現在這個樣子，可怎么得了？”然后一抬手，把兒子叫過來，就是后來的宋仁宗，這個時候還是個小孩呢，剛7歲，讓他給王旦磕頭。王旦這個時候走路都要人攙著，但還是起身顫巍巍地躲，孩子就追著他磕頭。你要是當時在場，旁觀這個場景，在一片忙亂之中，也能體會到一種悲涼，這君臣二人，真說不好是誰在給誰托付后事。

到了10月，王旦去世，享年60歲。真宗皇帝這個時候也快50歲的人了，當了20年的皇帝了，還親自給王旦熬藥，去登門看望，王旦死后，朝廷也給了極高的榮譽。別的不說，就這個謚號，給了一個“文貞”。

“文貞”這個謚號，可不得了，是中國古代一個文臣能夠得到的最頂級的謚號。“文貞”后來因為避宋仁宗趙禎的名諱，改成了“文正”。你看歷史上的“文正公”都有誰？范仲淹、司馬光、曾國藩，等等，要不是公認的文臣典范，或者是跟皇帝本人有特殊的機緣，很難得到這個謚號的。

不僅如此，宋朝人對王旦的評價也極高。仁宗繼位以后，朝廷還讓王旦配享真宗。什么意思呢？就是說朝廷在太廟祭祀真宗的時候，也得順道祭祀一下王旦。這對于一個大臣來說，是非常崇高的榮譽。歷史上配享真宗的文臣總共就兩個人，一個是李沆，一個是王旦，都是我們節目專門介紹過的人，其他人像宰相呂端、寇準呀，都還不夠資格。再后來，仁宗還親自給王旦的神道碑，也就是立在王旦墓前記載生平事跡的石碑，題了一個碑額，叫“全德元老之碑”，把王旦尊稱為道德上完美無缺的元老重臣。

你看，一個當臣子的，到了這個份兒上，就算是到頭兒了。朝廷能給的榮譽和寵愛，真的是全給了。但是你不覺得奇怪嗎？除了專門研究宋史的人，或者資深的歷史愛好者，其實很少有人知道這個王旦。

那這里就有問題了，王旦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宰相？為什么他在后世的存在感這么低呢？

好，咱們就帶著這兩個問題，一起穿越回公元1017年，大宋天禧元年。

時代的王旦

這一期，我們來聊宰相王旦。

王旦是大名府莘縣人，也就是今天的山東聊城人，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的進士。我們在公元1015年聊寇準的時候，就說過，這一科的進士可了不得，總共出了四個宰相，李沆、向敏中、寇準、王旦。

王旦在這四個人中，是最后一個做宰相的。但是他竟然一口氣干了12年。一算賬，比其他三個進士同年宰相都要干得長。再一算賬，他比真宗一朝前面七任宰相加起來的時間都要長。再一細算賬，不得了，王旦破了一項紀錄，他是北宋167年的歷史上不間斷做宰相時間最長的人，沒有之一。你注意我的定語，不間斷，對，如果是干幾年歇幾年，宋代初年的宰相趙普，斷斷續續做宰相比王旦要長。從中國古代有宰相制度開始算起，這都是非常少見的。

你看看，一個有這樣出色成績的人，居然在歷史上沒有什么名氣，是不是挺奇怪的？

王旦這輩子的成就，我們得分三步來看。

第一步，其實跟他自己關系不大，就是時代給了他這樣的機遇。

前面說過，王旦是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的進士。這一科進士，總共錄取了多少人呢？119個人。如果按成績做區分，甲科是23個人，乙科是96個人。王旦是乙科進士，那你算算，他的成績至少是排在23名以后。這個名次，放在隋唐五代、甚至是宋太祖時期，是很難考中進士的。因為當時錄取人數很少，一般就十來個。

你看，這說明了什么？說明王旦其實是踩中了風口，撞上了大運。他趕上了宋太宗要搞“崇文抑武”的時代紅利。這個背景，你可以去看我們1015年講寇準的那期節目，那里交待得比較詳細。總之，是因為科舉擴招，王旦才中了進士，當上了官兒。

順便說一句，考場和戰場，看起來是兩回事。但其實如果你真的站在歷史現場，會發現考場和戰場之間息息相關。舉個例子，就在王旦的前一科，978年，太平興國3年，皇帝主持的殿試，議論文的題目叫啥？叫《登講武臺觀習戰論》。咱們都不用仔細審題，乍一聽就知道這篇文章往什么方向寫嘛。肯定是：國家怎么整軍經武，怎么戰場得勝，順便夸一下皇帝怎么英明神武、運籌帷幄。

果然，第二年，宋太宗就北伐了。出兵打仗之前，在科舉殿試里面出這道題，你順著皇帝的意思答，考中的概率當然就高。

但是，這場戰爭的前半段雖然成功滅了北漢，但是后來想捎帶手拿回幽云十六州，卻是慘敗。宋太宗，腿部中箭，因為沒法騎馬了，好不容易從老百姓那兒找了一輛驢車，才倉惶逃回開封。

那你想，轉年過去，就是王旦這一科的科舉，殿試議論文題目是：《文武孰為先》——國家應該先講求文治呢？還是先講求武功呢？

你要是那年的考生，你怎么答？你要是再寫什么整軍經武，什么皇帝英明神武，你不就是打皇帝的臉嗎？你當然得順著皇帝的意思說：武力這種事不重要，治理國家，應該講究文治。

理解了這個微妙的轉變，你也就知道了，為什么王旦這樣的書生的時代來了。這是王旦上升之路的第一個階段，純粹是時代給機會。

但是天下書生多了，中進士的也多了，為什么王旦能蹭蹭蹭地往上走，一直當到宰相呢？這就要說到他的第二步了。

第二步也不完全是因為他自己的努力，而是從他的父親就開始編織的那個關系網。

王旦的父親叫王祜，他在宋太祖的時候就做到了知制誥，就是皇帝的秘書，負責起草圣旨的。這個官兒談不上多大，但是因為離皇帝近，非常容易被皇帝賞識，更重要的是，其他官員會非常小心翼翼地和這種天子近臣搞好關系。

這個王祜也確實是長袖善舞，好朋友的名單很長，其中有開國功臣宰相趙普，有后來做了宰相的畢士安、呂端。而且他還主持過好幾次科舉考試，提拔了很多門生。當然更更重要的是，他在太祖的時代就和宋太宗搞好了關系。那你想，在宋太宗的時代，這么個人的兒子考中了進士，仕途能不順嗎？

舉個例子，王旦中進士之后，起步是在平江做知縣，就在今天的湖南岳陽。縣官沒當幾年，就找了個老丈人。老丈人叫趙昌言。這位趙昌言自己的官沒多大，也就是一個轉運使，地方上的一個管財政的干部，但是身后的關系網深不可測。趙昌言的父親，在宋太宗還沒當皇帝的時候就跟著太宗；趙昌言的舅舅石熙載是宋太宗的鐵桿親信；趙昌言本人是太平興國三年進士的第三名。

那這樣一個人為什么看中王旦，非要找他做女婿呢？史書上的記載，是因為他看到王旦把這個平江縣治理得好，一高興就收他當了女婿。但是你想也想得到，怎么可能這么簡單？看中這個女婿，當然是因為看中了他背后的家庭和整個家庭關系網絡。

所以你看，網絡這個事，不是因為你跟誰誰誰關系好，所以有事就能找人辦，有人幫你徇私舞弊。不是這么簡單。你有一張網，而且在經營這張網，那其他有網絡，且在經營網絡的人，就會默默地過來跟你強強聯合。所謂網絡效應，就是越用越強，越經營越大。

所以不用著急，王旦在長大，他身后的那個網絡也在長大。他980年中進士，11年之后，公元991年，他當上了知制誥，來到了皇帝身邊工作，這是關鍵的一步。又過了10年，王旦終于當上了參知政事，副宰相，升到了大宋官僚集團的最高層。又過了5年，王旦正式拜相，成為大宋朝的文官領袖，宰相。這樣的晉升之路，雖然不算快，但是和后來的范仲淹那種從草根做起，一路逆天改命的狠角色相比，還是顯得有點得來全不費工夫，或者說，顯得有些平庸了。

那你說，這里面有沒有王旦自己努力的因素呢？當然有了。

《宋史》用了一個詞來描述當宰相之前的王旦，叫作“時論美之”，大家都覺得王旦這小伙子不錯，很厲害。當時有一個會相面的官員就說，王旦一看就是當宰相的料。就連科舉同年、先一步做宰相的李沆，也很推崇王旦，說他是能擔當天下大任的人。

當然，最關鍵的還是皇帝的態度。有一次王旦見完皇帝，往外走，真宗目送他離開，望著他的背影說，將來為這個國家造就太平盛世的人，一定是他。有人跟真宗推薦王旦，真宗說，我心里早就有他了。

你看看你看看，這么整齊的好評大合唱，當然是王旦背后那張關系網慢慢發酵的效果，但是如果王旦不是一個看起來沉穩持重、才思敏捷、堪當大任的人，怎么可能會是這樣的結果？

所以，公元1006年，王旦代替寇準，登上了宰相位置。那真是因緣際會啊，得到各個方面的祝福和接受啊。

但是，王旦這輩子最大的傳奇不是當上了宰相，而是連當12年，成了北宋連續任職時間最長的宰相。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王旦的本事

要按《宋史》的說法呢，王旦這叫天生宰相命。

比如，《宋史·王旦傳》里面記載，王旦爸爸曾經院子里種了三棵槐樹，然后很自信地預言了一下：“我的后人呀，一定有做到三公的，種這么三棵槐樹，就是為了做個見證。”

而且，按《宋史》的說法，王旦要當宰相，不光他爸爸有預感，鬼也預先知道。話說，王旦在平江當縣官的時候，衙門里原來鬧鬼，但是王旦來當知縣了，有人聽見鬼說，“宰相來了，咱們躲躲唄？”然后就不鬧鬼了。你聽聽，鬼說的，可不是縣官來了，而是宰相來了。

對，這就是正史里的記載，你說能信嗎？這跟書上說，某皇帝出生的時候，滿屋子紅光，是差不多的意思，應該都是后人的附會。

那王旦當宰相，而且一當就是12年，不靠命，是靠什么呢？靠圣賢人格嗎？表面看，正史是這么寫的。

但是，《宋史·王旦傳》的材料，很多來自于王旦小兒子王素寫的一個介紹王旦的材料。那你想，兒子寫父親，肯定是各種溢美之詞啊。

不過，如果我們把《宋史·王旦傳》里的，說他怎么廉潔，怎么能干，怎么公正的這些部分，所有道德表揚的部分，都拿掉，我就會發現，這個王旦做事有一種非常奇特的風格。這種風格，值得我們仔細琢磨琢磨。

我舉個例子，你先感受一下：

就在兩年前，1015年，寇準剛剛回到朝廷當樞密使，就是軍事部門首長，眼瞅著官兒又要丟了。寇準就跑去找王旦，說，樞密使不干就不干吧，能不能給我一個“使相”的官兒？啥意思？就是做節度使，同時加一個虛的宰相頭銜。實惠也有，榮譽也有，有里有面兒的。王旦可是寇準的同年，而且一直向真宗皇帝推薦寇準，按說交情是夠的，但是王旦二話沒說，就拒絕了寇準：使相這樣尊貴的官職，不是能張嘴要的。我這個人，不受私人的請托，免開尊口吧。

寇準當時非常不爽。不過，后來任命一下來，朝廷真給了寇準一個使相的官職：既是虛銜的節度使，又是虛銜的宰相。寇準一看，愿望實現了，既然是王旦不肯讓自己滿意，那想必是真宗皇帝賞識自己唄？就跑去謝真宗皇帝。真宗說，這是王旦推薦你當這個官兒的。寇準一下子就羞愧了，說我不如王旦啊。

這種事情，王旦沒少干。真宗去世后，朝廷安排人修真宗朝的史書，翻出來大量的王旦推薦大臣的奏章，但在當時，沒人知道這些人是王旦推薦的。聽了這個故事，你可能會覺得，這有啥呢？往好了說，就是王旦做了好事不留名；往壞了說，就是王旦這人狡猾啊，人情自己不做，而是要留給皇帝做，他不過就是一個官場厚黑學掌握得比較好的人而已。

沒有這么簡單。

如果說，不拿朝廷的官位去做人情，把一切雷霆雨露都歸功于皇帝，這個還比較容易做到的話，那下面我們再看一個例子，你再體會體會。做到這一條，就難嘍。

就在前一年，1016年，朝廷新提拔了一個人當參知政事，副宰相。這個人我們以前曾經提到過，就是連中三元的狀元王曾。王曾年輕啊，又新官上任，很有銳氣，雖然自己當上副宰相，肯定有王旦的因素在，但他不管那個，上任之后，馬上就抓住了王旦的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可不小。王曾發現，王旦在處理政務的時候，經常不請示皇上，自己就拿主意做決定，而且還批上“奉圣旨”這幾個字，表示這是皇帝的意思。這還得了？王曾就說，你這可不行，這不是假傳圣旨嗎？王旦一聽，馬上道歉，罪過罪過，我錯了。

那你想，這是實錘啊，王曾能善罷甘休嗎？他就找了一個王旦不在場的機會，向真宗皇帝打小報告。真宗就問啊，王旦這些事做得公正嗎？王曾說，公正確實公正，但畢竟是假傳圣旨啊。

真宗說，根據我這么多年的觀察，王旦這個人連一頭發絲兒的私心都沒有。而且，小事不用請示，他自己拿主意就行，這是我給他的特權。你們幾個要聽他的話。

你聽出來了吧？王旦明明得到了皇帝的授權，但是當王曾冤枉他，指責他的時候，他完全不辯解。皇帝私下給我的授權，皇帝不對你們說，我是不會說的。這個王旦也太沉得住氣了吧？

你看，這兩個故事：一個是，好名聲我不往身上攬，一個是，壞名聲我也不往外面推，你們愛怎么想怎么想，反正我就是這樣。

你要是皇帝，你是不是也喜歡這樣的大臣？確實，這樣的事兒越多，真宗皇帝對王旦就越信任。王旦說什么，真宗信什么，就算是其他宰相、大臣討論個什么事兒，真宗也一定多問一句：“這事兒王旦怎么看？”事情不論大小，都得等王旦說了話，發表了意見以后，才能定下來。

剛開始，我從這些故事里，能看到王旦的忍辱負重，自我承擔，很佩服，但是與此同時，也覺得這么活著，實在憋屈，為了皇帝的好印象，自己活成了一個受氣包。

但是有一天，我再讀這些故事的時候，突然有一個感悟，換了一個角度，看到了另外一個王旦。一拍大腿，心里暗道了一聲“佩服”！我把這個角度說出來，你聽聽有沒有道理。

王旦作為一名宰相，他把什么是自己的權力和責任，什么是對方的權力和責任，以及不同場合下、不同角色之間，這種權力和責任的轉換，分得清清楚楚。

比如，在前面說的那個故事里，寇準找王旦來要官當。你寇準有這個權力要官兒當嗎？沒有。我有權力答應你的要求嗎？也沒有。所以，我一口回絕。但是場合一變，面對真宗皇帝，我王旦有義務建議最合理的處理方式。那我覺得，寇準這樣的人，雖然官可以擼了，但是面子還是要給，給個節度使，再加上一個虛銜的宰相，是合適的處理辦法。

你看，王旦這么做，剛開始說不行，后來又說行，看起來是矛盾的，是前后不一的。但其實，他的邏輯是一以貫之的，在什么角色里，該怎么做就怎么做。

再來看另外一個故事，王曾指責王旦假傳圣旨。他該不該這么懷疑，這么指責呢？該啊。他看到的就是這個事實啊。那我就該道歉就道歉。那我王旦能不能把得到皇帝授權這事告訴王曾，洗刷自己的冤枉呢？不該啊。因為皇帝授權我處理事兒，但是沒有授權我把這個授權告訴你們，所以，我不會說的。至于皇帝是不是告訴你們，那是你們和皇帝之間的事兒，跟我沒有關系。

你感受到沒有，王旦并不是天生宰相命，但他用了一種我們很不熟悉的方式當宰相。他像是一塊鐵板，擋在自己的每一個角色和角色之間，也擋在每一個人和每一個人之間，甚至是擋在每一個場景和每一個場景之間，針扎不漏，水潑不進。我在這個角色里，在這個場景下，面對這個人，我只判斷這個情況下，怎么做是正當的。其他的考慮，我看不見，也管不著。

這叫什么？對現代心理學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這叫“課題分離”。兩位日本心理學家在這本《被討厭的勇氣》里面，第一次把這個概念清晰地提了出來。

什么是“課題分離”？兩句話就能說清楚。

第一句話，你操心你的事，我操心我的事。別裹在一起想。

第二句話，怎么分辨什么是你的事，什么是我的事？誰承擔這件事的后果，就是誰的事。

舉個例子，比如有朋友借了我的錢，到期了，還是不還，我該催他嗎？不催，我怕受損失，催了，我又怕朋友不高興，你看，兩頭為難。那怎么辦呢？課題分離啊。我的課題是，得把錢要回來，因為錢沒了，后果是我承擔的，所以這是我的事。那朋友不高興怎么辦？他不高興，這是他要承擔后果的事兒，所以這是他的課題，我不管。

再舉一個例子，我想上臺表演，但是又怕觀眾失望，很糾結。課題分離啊。我想上臺，那就認真準備，好好表演，這是我的課題。如果我演砸了，觀眾失望了，恩，那是他的課題，他得處理自己的失望的情緒。

乍一聽，這個課題分離好像很殘酷，怎么能不管別人的情緒呢？但是按照課題分離的原則，這是兩件事。我催了朋友還錢，避免了我受到錢財的損失，這是一件事。我朋友因此不高興，我還想挽回我們的友誼，那是另一件事。分開處理，先處理錢的事，再處理友誼的事兒。別裹在一起想。

對，很多人間煩惱，都是因為把別人的事和自己的事，把自己的兩件不同的事兒裹在一起想，越想越亂。

想到這兒，我有點恍然大悟的感覺：王旦之所以能當12年宰相，跟他的這個“課題分離”的能力可能很有關系：一碼是一碼，該怎樣就怎樣。片刻不亂，絲毫不爽。用這樣的方式，他這個宰相當得沒有任何軟肋和破綻。

只有搞懂了課題分離這個概念，而且認可王旦有這個強悍的能力，我們才能看懂王旦有些做法。

比如，就在1017這一年，真宗皇帝讓王旦推薦繼任宰相的人選。王旦說，我推薦寇準。真宗說，得了吧，寇準這個人的脾氣，你又不是不知道，又剛又倔，你再說個別的人試試？王旦說，其他人，我就不知道了。我身體不好，待不住，告辭了。后來果然，王旦死后，真宗還是不得不啟用了寇準。

你問我，誰合適接班，我認為寇準最合適。這是我的看法，我的責任，我的課題。皇帝您覺得，寇準脾氣不好，您不舒服，那是您的課題，您自己想辦法消化。

再比如，王旦當宰相，是負有為朝廷推薦人才的責任的。那他怎么推薦呢？如果他聽說某個人不錯，他會在幾個月之后，找機會跟這個人見一面，聊聊天，考察他一下。哎，奇怪，宰相不是求才若渴嗎？應該馬上就辦啊？為什么要過幾個月呢？因為，有人當著我面說某個人不錯，我不能讓他覺得，這是他的美言起了作用。隔了幾個月，就誰都不知道，我是為什么要找這個人聊天了。所以，任何人當著我面表揚任何人，他心里都沒底，這話我是不是聽進去了。

在聊天的時候，如果發現這人確實有才能，就向皇上舉薦。但是這些被舉薦人，再想見王旦一面，抱歉，不見。道理也很簡單，我跟你聊天，是為了發現人才。這是我的事，我該做的。你現在回來找我見面，是看見機會了，想往上爬，或者想感謝我，這是你的事，是不應該做的。所以，對不起，我不配合。

你想想看，這是一種多么強悍的意志力。看過那么多古人的傳記，我特別驚訝的是，王旦，一個1000年前的宋朝人，竟然為現代心理學里的“課題分離”原則，提供了那么精彩，那么徹底的案例。

當然了，王旦這種“課題分離”的本事，很可能是性格使然。人類文明要到工業時代，才發展出所謂的專業主義，也就是在組織運行中，排除人格化因素。像王旦這樣的行事作風，會發展成一種普遍的職業倫理。這是后話了，咱們以后遇到再展開。

那下一個問題就來了，分清了你的事和我的事，我不管你怎么想了，那我就能按著我的性子為所欲為了嗎？也不行。

那王旦又是怎么做的呢？

該怎樣，就怎樣

我越看和王旦相關的史料，就越覺得不可思議：這個王旦，他不但把別人的課題和自己的課題分得清清楚楚，而且在完成自己課題的時候，幾乎每一件事，都做在點兒上過。這又是怎么做到的？

晚清和民國時候的書里面，經常會用到一個詞，叫“正辦”。正確的“正”，辦法的“辦”。什么是“正辦”？就是這個事，最正大光明、最理該如此的處理方法，就是“正辦”。這個用法，我們現在的漢語里是沒有了。但是我覺得，這個詞的語感特別好，特別能幫助我們在糾結的時候，它一出現，像一道光一樣，照亮世界的本來面目。

舉一個近代史上的例子。有本書叫《庚子西狩叢談》，里面提到了一個李鴻章和曾國藩的故事，這是李鴻章親口對這本書的作者講的。

話說，李鴻章要接手曾國藩辦洋務，就是和洋人打交道。在那個時候的中國人看起來，洋人是個大麻煩，既不能得罪，因為打不過，又不能屈服，因為對輿論不好交代。為難吧？曾國藩就問李鴻章，你打算怎么干呢？李鴻章說，我就跟他打“痞子腔”。這是安徽話，意思是跟他油腔滑調。既然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那油滑一點總沒錯吧？萬一滑過去了呢？

曾國藩說，不對。依我看來，唯一的辦法，就是用一個“誠”字，誠懇的誠字。洋人，我們打不過，也搞不清楚他是怎么想的，那就老老實實，以誠相待。曾國藩下面講了一句至理名言，他說，”以誠相待，雖然不能占到便宜，也不至過于吃虧啊。”李鴻章回憶說，后來這一輩子和洋人打交道，就多虧了老師曾國藩的這一番提醒。

你看，這就是所謂“正辦”的精神。我搞不清楚情況，沒關系，我有正大光明、本來如此的應對方法，雖然占不到便宜，但也不至于破了底線，吃了大虧。

比如，有一個真相，我承認了吧，要承擔損失，不承認吧，又于心有愧。很多人這個時候就糾結了。那這個時候的“正辦”是什么？先承認啊，先問心無愧，然后出現了損失，想辦法彌補、挽回損失啊。這才是“正辦”。

你可能覺得，不對啊，真宗大搞天書封禪、東封西祀，王旦不也該支持支持，該配合配合嗎？

但仔細分辨王旦支持和配合的地方，都是宰相的職責所在，他作為一個儒家士大夫，心里還是知道，那只是神道設教。讓我當天書使，每次舉行大典，行禮如儀是可以的，但是，對不起，不高興，我還是掛在臉上的。

有一回，真宗組織大臣觀看祥瑞圖，王旦就表示，我匯報工作，上報祥瑞的情況，可不是我自己親眼看見的，都是照著有關部門的報告說的，希望史官這個事記下來。

更絕的是，有個支持真宗搞迷信的人上書，文件流轉到王旦這兒，王旦猜測，不過是報告祥瑞謀個升官提拔，他就能閉著眼睛把文件封上，堅決不看。

這種正辦的行事方法，一直堅持到王旦生命的最后一刻。你還記得我們這期節目開頭的時候講，王旦病重，臨終前，真宗皇帝又是登門看望，又是親自熬藥，還賞賜了五千兩白銀。

但這仍然只是皇帝你的課題，你怎么對待合作了12年的宰相，是你的事。而我自己的課題是，要反省自己沒有及時勸諫停下那場天書封禪的鬧劇。

于是，王旦在臨死前，非常決絕地留下遺言，要剃光頭發，穿著和尚的黑色僧衣入葬。要知道，喪禮是傳統宗法秩序的重要一環，作為一個儒家士大夫，以僧人的方式入葬，是非常驚世駭俗的。但對于王旦來說，該怎樣，就怎樣，我不會因為感念皇恩，就把自己沒有按住天書封禪的事給糊弄過去。別的做不了了，我總可以安排我以什么方式入葬，以什么方式離開吧。

人很多時候會面對左右兩難、局面混沌的情況，這個時候，“正辦”兩個字會幫特別大的忙。

古今中外的做人智慧，這都是一個很高的段位。我聽過一個西方的寓言故事，也有類似的精神。

說有一個人死后，接受基督教所謂的審判。他進到法庭一看，審判官是大天使加百列，證人席上呢，坐著一個老頭兒。審判官每宣讀他的一條罪狀，那個老頭兒就趕緊站起來為他辯護。比如，“他雖然殺人了，但是他是為了保護他的妹妹啊，情有可原的”。最后，這個人還是被判，要下地獄。這人對這個審判結果并不意外，但是他好奇啊，這個老頭兒是誰啊？萍水相逢的，為啥要為自己辯護呢？就上去問，你誰啊？老頭兒說，我是上帝啊？啊？上帝？那你為什么不做審判官呢？上帝說，如果我來做審判官，那天下就沒有罪人了，就沒有人下地獄了。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故事，非常震撼。

我們經常被困擾，我到底是應該堅持原則呢？還是應該得饒人處且饒人呢？尤其是手里有點權力的時候，這個困擾就更大。

但是這個寓言故事，給了我們一個非常好的解決方案：尊重規則，但與此同時，想方設法地、竭盡全力地幫助每一個被規則難住、困住的人。

一個保安的工作責任，僅僅是攔住那些沒有帶入門證的人嗎？還是應該一邊攔住他們，一邊為他想辦法，幫他進去？當然是后者。我們不能只在規則和人情之間左右為難。我們應該是：面對規則，就尊重規則；面對人，就幫助人，并看到這二者其實可以并行不悖。

世界不是混沌一團的，它不過是一個又一個課題，精準識別它，一個接一個地解決它。該怎樣，就怎樣。這才是“正辦”啊。

這是我從王旦的故事中，得到的一點啟發，也供你參考。

這里是1017年，我們送別了宰相王旦。王旦在的時候，雖然也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朝政畢竟波瀾不驚。王旦這一走，王欽若當了宰相，然后就是各種風起云涌，跌宕沉浮，一言難盡。大宋朝的政治氣氛馬上就緊張了起來了。不過，現在這個階段還只能算是山雨欲來，再過兩年，那場政治上的滔天巨浪才會真正來襲。

好，這就是1017年我們的話題。公元1018年，再見。

參考文獻：

（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2004年。

（元）脫脫等撰：《宋史》，中華書局，1985年。

（宋）王曾撰，張其凡點校：《王文正公筆錄》，中華書局，2017年。

（宋）王素撰，張其凡等點校：《王文正公遺事》，中華書局，2017年。

（宋）沈括撰，金良年點校：《夢溪筆談》，中華書局，2015年。

（宋）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中華書局，2001年。

（清）吳永口述，（清）劉治襄記：《庚子西狩叢談》，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

[美]柏文莉著，劉云軍譯：《權力關系：宋代中國的家族、地位與國家》，江蘇人民出版社，2023年。

[日]岸見一郎等著，渠海霞譯：《被討厭的勇氣》，機械工業出版社，2015年。

王瑞來：《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權力場》，中華書局，2010年。

徐紅：《北宋太平興國五年進士——以精英分子為中心》，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

王善軍：《宋代三槐王氏家族的仕宦、婚姻與文化成就》，《河北學刊》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