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違規養犬、犬只傷人事件時有發生，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情況，即將提交二審的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中，增加了對違反法律法規出售、飼養烈性犬等危險動物，以及致使動物傷害他人的治安管理處罰。

這一最新立法動向，是公眾期待已久的結果。倘若違法出售、飼養烈性犬等危險動物，以及致使動物傷害他人行為進入國家立法，一旦發生違規養犬、犬只傷人事件，有關部門就能有法可依，對違法人員作出行政處罰，包括罰款、行政拘留等在內的處罰措施，這將更好地震懾潛在的違法者，維護群眾人身安全。

誠然，對于違規養犬、犬只傷人事件，目前也有相關的法律規定。比如，《民法典》規定，“違反管理規定，未對動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損害的，動物飼養人或者管理人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在地方層面，包括重慶、深圳、成都、貴陽等多數城市，也都出臺了地方性法規，明確規定“禁止個人飼養烈性犬、大型犬”等。

但是，從立法技術來講，這種現狀還不夠理想。眾所周知，《民法典》是民事領域的國家法規，有關法律條款所解決的，主要是犬只等動物致人傷害后的侵權責任分配問題，定分止爭也局限于平等主體之間，并沒有觸及飼養人、管理人等人員的刑事、行政法律責任，而這同樣是公眾關注的問題。

《刑法》中有故意傷害罪，規定可以在個別情況下，對有關人員追究刑事責任，如成都小區惡犬傷害兩歲女童事件，在公眾的強烈關注下，羅威納犬主人唐某被依法采取刑事強制措施。但是，刑法終究是涉及最重的處罰。

對于性質并不惡劣、傷情不嚴重的情況，還缺乏一個更為適度的處罰幅度。《治安管理處罰法》的修訂，如果對此予以規范，讓責任人面臨相應的行政處罰，有利于填補之前的立法空白，形成更為縝密合理的法律制約體系。

從地方立法的層面看，規定養犬管理，明確違規養犬、犬只傷人的責任，也存在若干不可忽視的問題。一方面，地方立法位階不高，主要在一地一域適用，不具備國家法律那樣的普遍適用效力。另一方面，有關地方立法主要針對養犬管理，對于其他危險動物致人傷害問題，還缺乏直接規范。

此前，在一些地方，不時出現鱷魚、眼鏡蛇等人為飼養的危險動物出逃事件，給公眾帶來較大恐慌，這同樣值得規范。

此次《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不僅將制約的范圍從犬只擴大到危險動物，更能以上位立法的形式，提高法律規范的等級，有利于針對侵害公民人身權利的行為，實施全方位打擊，使其付出更沉重的違法代價，由此產生的震懾作用也會更加明顯。站在更高層面看，也有利于整合相關立法，形成法規制度的合力。

近年來，犬只傷人事件頻發，給受害人及其家庭帶來巨大身心痛苦，公眾有強烈的治理愿望和訴求，立法不應視而不見。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回應公眾呼吁，有利于維護公民權益，值得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