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物理學在不少人眼里是嚴肅到甚至有些沉悶的科目，而核物理學博士這個頭銜則令人聯想到了熱門美劇《生活大爆炸》中認真甚至有些偏執的“謝耳朵”。然而華裔核物理學博士應坤良打破了大眾對于學術研究者的固有概念，他以運動員身份跑遍7大洲馬拉松，以作家身份出版科幻小說、散文自傳，以藝術機構負責人身份籌辦藝展，還習武長達30多年。如此百變的應坤良博士背后有著怎樣的故事，就讓他為你娓娓道來。

從不列顛的炸魚薯條店說起

我的父親來自寧波，母親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父親年輕時曾隨商隊從尼泊爾到新加坡跑船，在新加坡，父親礙于包辦婚姻的傳統，和并不相識的母親結婚。在那個年代，愛情并不是婚姻的起點，因此兩人在婚紗照中都沒有笑容。

20世紀60年代，新加坡依然相當貧窮，而同時期的英國則是繁華的代名詞，那時不論是文化還是經濟，英國都處于霸主地位。當時父親在新加坡剛好碰上了加入英國商船隊的機會，便選擇隨船前往英國港口城市利物浦——一個有著歐洲最古老華埠的城市。他和許多初闖歐洲的華人一樣，進入了餐飲界并在朋友的炸魚薯條(Fish and Chips)店工作。在英國辛勤工作兩年后，父親為我們和母親買了去英國的船票，我們一家人也在英國團聚，落地生根了。

現在英國大部分的炸魚薯條店是希臘人在經營，但在20世紀60、70年代大多是中國人的店。我們家也開始經營自己的炸魚薯條店，像傳統的家庭餐館一樣，父親是廚師，母親是前臺，姐姐做侍應，而我和弟弟則在課后與休息時到店里做削土豆皮這樣的打雜工作。父母工作很辛苦，一年只休一天，每天工作時間基本都超過20小時。兒時的我，每周最期待的就是周日和父母一起在利物浦華埠喝早茶的時光。

記得初到英國時的趣事，我弟弟Peter在英國出生，當時母親的英文不好，但20世紀60年代風靡全球的英國甲殼蟲樂隊深得母親的心，因此她原本給弟弟起名字叫作Beatle。但可能注冊的人沒聽清母親的英文，弟弟的名字就變成了Peter。

父母的辛勤工作，讓我有機會進入英格蘭的好學校，過上舒適的生活。但那時的我卻是一個被寵壞的孩子，曾覺得自己擁有的一切都是觸手可及的。長大后我才逐漸明白，我的好生活是父母的雙手一點一點建造的。

高中畢業后，我沒有選擇接手家中的餐館。作為第二代移民，我相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

因此讀大學成為我的選擇，讓我感到開心的是父母無條件地支持。

華裔物理博士尋美國夢

我在語言方面并不聰慧，相反對數字、邏輯十分敏感。我愛包括生物、物理、化學在內的所有科學，而物理則是一切科學的堅實基礎，因此我選擇了物理作為大學的專業。20世紀80年代，利物浦大學有非常著名的核物理研究所，那里有極具挑戰性的研究項目以及豐富的資源，因此我在本科畢業后選擇在利物浦攻讀核物理博士。

母親對我的選擇十分支持，也感到驕傲。父親去世后，母親告訴我，我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讓父親感到十分驕傲。他晚年與朋友聊天時會自豪地告訴別人我的兒子是核物理博士。盡管我和父親像很多東亞的父子一樣，不善于表達愛，但他離世后，我很想念這個為兒子的成就驕傲的男人。

很多人認為物理是非常艱難的學科，但是我相信很多學習上的困難都是因為沒有一個可以答疑解惑的良師。這一點上我很幸運，博士期間我遇到了一個很棒的老師，在他的幫助下，我的學習與研究之路也算走得非常順遂。

為何我選擇從英國來到美國？因為當時的美國被很多人稱之為掘金之地，這里遍地都是“黃金”與機遇。同時身在英國的我被好萊塢的電影文化所吸引，所以對于美國產生了一絲向往。我姐姐先到了美國發展，于是我也希望來美國施展自己的拳腳。新朋友、新環境、新機遇，這就是我開始美國夢的原因。

帶吉祥物征戰七大洲馬拉松

我熱愛馬拉松這項運動，因為這不僅能挑戰一個人的體能極限，也是對于意志力的磨煉。

目前我已經參加了橫跨7大洲超過40場馬拉松比賽。2011年開始，我的馬拉松之路有了新的陪伴。

就在我準備征戰南極洲馬拉松的時候，一次拜訪朋友家時偶然發現朋友的妻子有一只很可愛的企鵝毛絨玩具，當下朋友提出可否帶這只企鵝去南極洲參加馬拉松，我答應了。之后我用隨身的小攝影機記錄了和毛絨企鵝一起的馬拉松經歷，并上傳到視頻網站。出乎我意料的是，這段視頻在網絡上受到了很多人喜歡，我也因此有了—個很妙的想法：帶著不同的動物吉祥物一起征戰7大洲的馬拉松比賽。

我的朋友聽到這個想法后十分高興，因此提出幫我一起完成設計。繼南極洲小企鵝之后，我們分別設計了亞洲馬拉松的熊貓、歐洲馬拉松雄獅、北美洲馬拉松馴鹿、澳洲馬拉松袋鼠以及南美洲馬拉松鸚鵡等憨態可掬的吉祥物。

在北京的馬拉松賽上，我帶著名為熊貓皮特(Peter The Pand）的吉祥物首次亮相并一起完成了在長城上的馬拉松比賽。陡峭的長城本已十分難行，要完成馬拉松更是難上加難。

所以當我帶著熊貓皮特沖過終點的瞬間，心里不僅有完成了比賽的成就感，更多的還有藏在心底對于中國的認同感以及站在長城上俯瞰遠處的震撼與感動。

許多人將我這樣的第二代華裔移民稱之為“香蕉人”，認為經過西方的教育和社會渲染，我們有著西方的思想而空剩華人的面貌。隨著時間的流逝，經歷的增加以及中國與世界的交流，現在的我對于自己華裔的身份更有認同感。我希望未來可以發揮自己來自多文化背景的長處，成為東方的思想創造與西方的文化科技之間交流的橋梁。

百變博士下一站：諾貝爾獎

除了科學之外，藝術和武術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在一次和朋友的早茶聚會上，我們聽說一位名為Teresa Nacli的女士身在中東戰地并冒著生命危險為保護當地藝術而努力。那時候我就知道，我一定要做些什么去幫助她。她對于藝術的執著，就像我對科學的堅持一樣，而且我們的共同追求都是和平。

我和朋友們建立了名為世界和平任務（World Peace Mission)的組織，通過策劃展覽以及紀錄片展映進行籌款。我們的目的是將Nacli女士呼吁和平的信息傳遞出去，用藝術的力量實現和平的愿望。現在我們的組織已從稚嫩的萌芽成長至如今的枝繁葉茂，未來計劃幫助更多藝術家實現他們的創意夢想。

到現在為止、我已習武30多年，而讓我開始接觸武木卻是一個有趣的故事。

我從小不是一個任人欺負的軟柿子，但在11歲的那年，我卻被一個同齡的小女孩打傷了。

作為李小龍粉絲的父親絕對不允許兒子這么“沒出息”，因此從那一年起，我開始學習柔道， 還有詠春拳和截拳道。幾十年過去、我成了柔道黑帶、也參加過不少武術比賽。

我認為學習武術的目的不是為了簡單地攻擊他人，武術是藝術，也是運動的哲學。就像中國的少林武術，習武之人皆為僧人，而中國佛法講求不殺生并在出手時點到為止。所以武術并不是暴力，而是身體在運動中得到鍛煉，心靈得到凈化。

你問我下一個挑戰在哪里？下一站也許是諾貝爾物理獎。

（本文出自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的《九十九種他鄉：美國華人口述實錄》。出版社編輯郵箱：29826679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