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火爆一時的ofo共享單車陷入了大麻煩之中。一方面，是城市中堆積如山的報廢單車，多座城市都出現了“單車墳場”，用戶想找到一輛可騎行的小黃車越來越難。另一方面，則是app上近1200萬用戶在排隊等待退還押金，ofo公司北京總部門口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位用戶排隊退押金。

拋開流傳的與幕后金主滴滴公司之間的矛盾不談，當ofo開始收取押金大規模擴張而監管又未跟上時，今天的隱患其實就已埋下。推而廣之，在社會高速發展的今天，類似的風險法律如何規定，問題如何解決，又能如何預防？

押金怎么辦？即使公司倒閉押金也應即退即還

在共享單車風靡的初期，ofo推出的是綁定芝麻信用分免押金的政策，筆者彼時也是小黃車的忠實用戶。大約是從2017年起，小黃車不再免押金，而是收取每人99元/199元不等的押金。

押金在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運用非常廣泛，如房屋租賃中的“押一付三”、入住酒店時繳納的住房押金等等。從本質上講，押金是一種擔保物，指一方當事人將一定費用存放在對方處保證自己的行為不會對對方利益造成損害，如果造成損害則可以以此費用據實支付或另行賠償。另外，押金往往是伴隨著出租方與承租人之間的租賃合同關系而存在的，當租賃關系終止時，出租方應將押金退還承租人。

對于共享單車來說也是如此，乘車人預付的押金，實質是企業為了避免其損害共享單車而預設的保證金。按照傳統意義上對押金的理解，每次用戶結束單車使用并完成結算后，當次租賃合同關系即告終止，運營主體即應依約對押金進行退還。

但是，“共享經濟”的特殊模式讓這一點不再適用。頻繁的分時租賃模式使用戶出于便利性考慮，往往不會在單次使用后就申請退還押金。當注冊使用人數增加，這些押金也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資金池”。

到這里，本身也不存在問題。根據2017年8月交通運輸部等10部門聯合出臺的《關于鼓勵和規范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發展的指導意見》，企業對用戶收取押金、預付資金的，應嚴格區分企業自有資金和用戶押金、預付資金，在企業注冊地開立用戶押金、預付資金專用賬戶，實施專款專用，接受監管，防控用戶資金風險。企業應建立完善用戶押金退還制度，積極推行“即租即押、即還即退”等模式。互聯網租賃自行車運營企業實施收購、兼并、重組或者退出市場經營的，必須制定合理方案，確保用戶合法權益和資金安全。

從《指導意見》可以看出，如果嚴格將用戶押金存放在專用賬戶中，且未在其他方面使用，ofo官方此前也公開表示押金已封存。那么，即便在最壞的情況下，ofo因經營不善破產倒閉，用戶依然可以實現即退即還。

個人維權成本太高？可采用代表人訴訟或仲裁的方式

按照常理分析，ofo押金難退無外乎兩個原因。往好處想，其押金確實專款專用且處于封存狀況，但是如此大規模的退還押金，意味著公司損失巨大，出于搶救公司考慮暫時不退。而往壞處想，那就是這筆押金已經被挪用，ofo無錢可退。

但不論是擔心“擠兌”還是確實無錢可還，ofo公司其實都已經涉嫌違法。

對此，北京京潤律師事務所張雙雙律師表示，如果是前者，用戶向運營商交付押金的行為在雙方之間成立押金合同關系，受《合同法》的調整和約束。押金收取方單方面設定押金退還的時間和條件的，應在合同成立前充分告知押金交付方并經其同意，否則應在每次單車租賃合同結束后依照押金交付方的申請立即無條件返還押金，不然應承擔合同違約責任。

如果是后者，問題就更加嚴重。挪用押金已經是共享單車行業的公開秘密，這樣一來，用戶繳納押金就變成了一種類似P2P平臺的融資方式。當這些運營商挪走用戶押金作為他用不予歸還且自有財產亦不足以償還用戶押金的，如其中涉及相關人員私自挪用或占用，則應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不過，ofo在用戶協議第15款“法律適用、管轄與其他”中，對糾紛的管轄權做了單方面約定：ofo小黃車指定一切糾紛的管轄權在“中國國際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地在北京。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二十六條規定，當事人達成仲裁協議，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訴未聲明有仲裁協議，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開庭前提交仲裁協議的，人民法院應當駁回起訴。

但是，用戶與ofo簽訂的仲裁協議是以仲裁條款的方式約定于《用戶注冊協議》之中的，該仲裁條款排除了用戶需求司法救濟的訴訟權利，加重了用戶的義務，且用戶同意該仲裁協議并非用戶的真實意思表示，違反了仲裁的自愿原則。依據我國《合同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及《仲裁法》的相關規定，用戶可去雙方約定的仲裁機構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申請確認仲裁協議效力。在協議中，雙方約定的仲裁機構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位于北京市西城區，所以應當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申請。

此外，由于人數眾多，且個案標的額較小，個人維權成本高昂，廣大用戶可以考慮采用代表人訴訟或仲裁的方式，授權一個代表機構或代表人來進行訴訟或仲裁，以節約成本。

新業態常有，監管如何與時俱進？

曾經風光無限的共享單車發展到如今的地步，確實值得我們好好反思。這些年來，打著“共享經濟”的名號，分時租賃汽車、共享單車、共享充電寶等各類新經濟模式不斷涌現。然而，我們的監管跟上了嗎？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研究員廖凡教授看來，自共享單車模式興起以來，其押金的性質、歸屬及監管問題一直是社會討論的熱點。雖然去年出臺了《關于鼓勵和規范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發展的指導意見》，但該《意見》只是多部門聯合發布的規范性文件，而非部門規章，就其法律效力位階來看，其并不具備相應的強制力和法律拘束力。此外，《意見》也未明確具體的監管主體及相應懲罰制度，同時缺乏對使用押金用途的監管。

雖然目前官方對共享單車的界定為互聯網租賃自行車，但其收取押金及利用押金從事業務的模式卻具有金融業務的屬性。對此，有關部門對類似準金融業務或類金融業務應該有較為清晰的認識，要有針對性的出臺相應的金融監管政策，隔離用戶押金風險。

同時，政府對類似新經濟模式的監管既不能因其“創新”之名任意放縱，也不能對其進行一味打壓，而是應該尋求創新與規范之間的協調與平衡。要有明確、清晰的監管邏輯，避免監管政策起起伏伏、大起大落，讓經營者無所適從，也讓用戶受到不必要的損害。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復旦大學研究生，本文原發于微信公眾號“法雨”，已授權，有刪改）

（原題為《ofo退押金排隊人數超千萬，押金難退背后有哪些玄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