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南方”是澎湃新聞翻書黨推出的關于“南方”這一生活樣態的系列討論，側重文化、生態與流動等方面。

余婉蘭的《島之肉》、李顥謙的《夢或者無明》、韓祺疇的《誤認晨曦》、嚴瀚欽的《碎與拍打之間》、陳康濤的《與靈魂有染》書封

2024年5月初，由《合流》詩刊組織的“青年華語詩人交流計劃第三彈：單絲不成線”在線上舉行。其中一場有關“在地、跨在地與在地主義”的討論，匯集了幾位客居南方的詩人對流動性與在地寫作的觀察和思考。澎湃新聞節選本場討論刊發。文字稿由李盲、拓野整理，經討論者審定。

陳陳相因：“青年華語詩人交流計劃”最初是怎樣組織起來的？為什么會挑選這些青年詩人？

李盲：我剛開始在香港念書的那幾年（2020–2022），恰好也是香港同代青年詩人開始豐收的時候，許多同代人都出版了第一本詩集，包括余婉蘭的《島之肉》、李顥謙的《夢或者無明》、韓祺疇的《誤認晨曦》、嚴瀚欽的《碎與拍打之間》、陳康濤的《與靈魂有染》等等。我與嘉玥都覺得，他們寫得很好，也與我們在內地認識的朋友寫得很不一樣，并且還沒有在內地詩歌場域被提及、關注，故而萌生將他們的作品推薦給內地的同代詩人。

我們聯系了廖偉棠老師，他推薦了梁匡哲和陳康濤。后來我在各種活動中陸續見到了李顥謙、韓祺疇和嚴瀚欽，也就留下了聯系方式，漸漸地就組起了第一次關于香港青年詩人的稿。后來祺疇去了臺灣地區的東華大學念創意寫作碩士，對臺灣的青年一代寫作有很全面的了解，他推薦了鄭琬融和林宇軒；而我也在香港的序言書店和誠品書店看到臺灣同代詩歌同樣也在這兩年豐收，通過詩集看到了曹馭博、蕭宇翔、張詠詮等人的最新寫作，故而也就跟祺疇一起組了第二彈臺灣青年詩人的稿。

孫嘉玥：我在香港也待了七年了，大概每個月去一次書店，確實也發現這兩三年是九〇一代詩人集中出版的時間。再往前，也沒有像這兩年如此多的青年詩人的出版。一方面，這要歸功于近年香港有比較多的文化活動——特別是詩歌活動；關于這一點，我們同樣也要感謝池荒懸，他大概在一八、一九年左右就開始做青年詩人工作坊。當時我去過一個，是在荃灣的一個公共圖書館舉辦的。再加上其他香港近年比較扶持青年詩人的中堅力量，他們與高校、出版社的關系都比較密切。這些可能算是香港這邊一個比較獨特的現象吧，畢竟香港的詩歌圈子其實比較小。

陳陳相因：為什么香港詩人更多地在香港本土刊物——如《字花》《聲韻》——發表，而很少在內地的詩歌和文學平臺發表？

李盲：我相信他們可能也是投過內地刊物的，但不一定能被選中。并非因為他們寫得不好，而是因為他們在一個很“香港文學”的傳統下寫作，他們多多少少都受到了梁秉鈞（也斯）和西西的影響。梁秉鈞強調的“日常詩學”所傳承下來的香港詩歌，在語言強度上不一定足夠被內地的刊物選上。同樣的，我也嘗試投稿香港的本地刊物，那些在內地詩歌范式下寫的詩，也經常被拒稿。在語言風格上，兩地確實是有差異的。

孫嘉玥：根據我參加香港的青年詩人工作坊時的觀察，我發現參加工作坊的基本上就是兩類人：一類是像我這樣的在香港讀書、工作的內地人，另一類就是香港人。這看似是廢話，其實香港本土寫作也會分成非常多的社群，比如說香港本地人也會分成是在英語學校、還是在粵語學校、或者是在教普通話教得比較好的學校念的，這三種學校的寫作氛圍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說，如果有朋友是在普通話教育比較好的中學念書的話，他往往更可能接觸到更多的內地的文學；同時，他們會有更多關于語言上的意識——比如說在工作坊中，有朋友會說明寫一首詩的時候，腦袋里是用粵語念的還是普通話念的。在他們看來，用粵語和繁體字寫作，或者用普通話和簡體字寫作，他們所衍生的概念往往是不一樣的。

為什么他們往往只會投本土的刊物？大部分香港青年詩人接觸到的、主要的閱讀對象還是香港本土詩人。他們未必像我們內地詩人那樣——通過讀“第三代”詩人入門，再慢慢接觸到更老的以及更年輕的內地詩人，只有在一些比較特殊的情況下才能讀到港臺詩人。對于我們來說，要讀到港臺詩人還是得努力尋找一下的。對他們來說也是，比如他們往往在中學課本上所接觸到大部分的詩歌，要么是來自臺灣的，要么是來自梁秉鈞或者西西等老一輩香港詩人的，他們也需要去努力地找一找，才能找到內地的經典詩人和青年詩人的作品。所以，他們寫香港并在香港本地刊物投稿就是一個非常自然的事情，他們的文化圈是比較本地的、自足的。

張小榛：梁秉鈞對我來說也是一個相當熟悉的名字了，基本上在內地能找到的作品我都讀過。其實他在七、八十年代的寫作，與他后期的寫作以及受他影響的后來者的作品，差異還是很大的。他在七十年代的寫作，其實還是能看出“自然語言”的痕跡，整體的力量和語言的密度也沒有那么大。

當然“日常詩學”已經開始生根發芽了，在讀《合流》刊發的作品時，我感覺到他們寫作者之間的差異，遠沒有內地同代人之間的差異大。他們的作品像是同一個大學畢業的大學生寫的，不像內地有復旦的風格、武大的風格、民大的風格……雖然我們不太能夠確定他們的教育背景，但是能看到他們很精工的“日常詩學”，很高的語言密度，以及對力量感的追求，其實都挺相近的。當然我不是說他們面目都一樣，但是確實有非常相似的一些特質，可能跟剛剛所說的那種學脈和師承來源于非常少的幾個人有脫不開的關系。

陳陳相因：那假如我是一個內地的學生，在香港開始發展我的詩歌，其實也是挺難的吧？聽你們講，香港詩歌其實是一個看似開放，實際上比較封閉的場域。

孫嘉玥：其實也不難。我去讀同齡人的香港詩歌，感覺到在內地的“平替”有非常多，內地也有很多人比他們寫得好，畢竟人口基數不一樣。假設你是一個在內地高校出彩的詩人，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大致了解一下香港這些刊物的喜好，然后想要在香港發表其實并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如果說內地詩人難以進入香港詩歌圈，那么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不了解。比如說語言上的障礙，你讓一個香港詩人在那里“熬”普通話跟我們講話實在是太累了。這個對他們來說是真的很困難，不是說他們排外，而是真的在語言上有障礙。

但是，據我觀察，確實也沒有同齡的內地詩人真正地、非常深入地介入香港詩壇。我個人覺得還是因為不熟悉吧。其實我在香港待了這么多年，看到來香港的詩人來了又走，走了又來，真正長駐在香港的、或者說真正想要在香港去立足的內地青年詩人，我目前也是沒有見到的。

李盲：這個問題既是問嘉玥，也是問我自己：我們在香港寫詩，算是局外人嗎？

孫嘉玥：李盲對粵語會有一個本土化的認知。雖然我也會用粵語寫作，但是粵語寫作對我而言也是一種“外語寫作”。至于“我們是不是局外人”，我其實沒有怎么想過這個問題，但我覺得當一個局外人也挺好的，我并沒有這么想進入到這個“局”里面去。

畢竟我沒有像老一輩移民香港的內地人那樣，有身份焦慮，有迫切想要融入這個環境當中去的那種焦慮。其實也涉及一些社會學上的問題了，我們跑到這兒來讀大學的，李盲是跑到這兒來讀博士的，我們本身的“mobility”（移動性、流動性）是很強的，這就導致了我們有足夠的社會資源穿梭于不同的寫作環境、不同的寫作社群當中，然后也有相應的自由度去選擇自己的身份，甚至能夠去選擇自己多重身份之一。

所以，對我來說身份焦慮并不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我到目前為止也沒有很迫切地想要去和香港詩人們打成一片，也不是很有投稿的欲望。對內地和對香港，其實差不多，并不是很想依靠某一個身份來立足，而這也是因為我作為一個正在高校里面讀書的學生，我所獲得的、我所擁有的社會資源允許我去這么做，這和香港老一輩的、同齡的香港詩人相比，是不一樣的。

李盲：我非常同意嘉玥所說的“mobility”的問題；就是，當我們在香港拿到了博士學位以后，我們能選擇去的地方很多，所以香港不會成為我們寫作上的唯一陣地、唯一的地域想象。同時我也非常同意嘉玥對其的反思，就是我們通過學位獲得的某種社會特權（privilege）。

同時我也想分享一件事。近期我問一位朋友：假如你去編發我的詩，你會介紹我是一個香港詩人還是一個內地詩人？那位朋友想了一下說，應該還是香港詩人吧，因為我所有的詩都是寫香港的。我這才意識到，雖然寫詩很多年，但我真正使用“李盲”這個筆名寫作和發表時，確實幾乎所有的作品都是關于香港的。這就是一個很吊詭的問題，我最近也一直被問一些關于“identity”（身份認同）的問題，因為之前很多在內地的寫作都是沒有歸入這個筆名之下，所以我要說自己是內地詩人，其實也沒有作品能拿出來。

張小榛：但是，你真覺得“在地性”這么重要嗎？就是說，我在中國內地范圍內，也是可以從北京到上海、到深圳、到杭州，我從來不覺得我是某一個地方的詩人。雖然我寫的詩或多或少跟內地有關系——當然也有少部分不是——但是它可能并不是具體地跟中國內地某一個地方有關系，甚至不是跟“中國內地”這么一個地域概念有關系，它可能完全是別的什么東西。

我個人實際上是一個地域認同很弱的人，全球公民。所以對我來說，香港這種“在地性”寫作，除了有明確的一些事件或者身份指涉之外的，有些作品我理解有一定的困難。當然我這么說可能有點直，不是說我在理解能力上有困難，而是說我可能能共情他們那種強烈的“我就要寫香港”，但是對我來說，共情“我寫了七年香港，所以我就是香港詩人了”這種身份認同是有困難的。我覺得我是完全不一樣的人，我出生在沈陽，但是并不覺得我是個“沈陽詩人”；之前我住過深圳，跟香港對望了一年，但我也沒有認為我是個“深圳詩人”；現在我常住杭州，房子也買在這邊了，也不經常會覺得自己是一個“杭州詩人”；雖然我有一部分的詩寫杭州，大部分的詩還是不會具體地寫某一個地方。

你會覺得說，因為你在香港、寫了香港，所以香港這個地域就會變成了詩人身份認同，這個很重要嗎？

李盲：這其實涉及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身份的問題，關于“identity”的問題。身份對于我的寫作當然不重要，但是我也會好奇別人是怎么看的，所以我才會去問人家，看看人家怎么想。

回到你提到的另一個更有意思的問題：在地性很重要嗎？對我來說，在地性非常重要。它重要是因為，大家可以聽出來，我的普通話其實不好，我所有的詩歌都是用粵語寫的，所以在地性就顯得非常重要。而最近，在詩歌寫作中，我也會大量地探討本地的傳說，書寫一些獨屬于南方或者粵語地區的風光和事物。故而在地性還重要在，通過這些本土的語言、風物給我帶來很多親切的感受，這種感受很難通過普通話的語調或者詩學去表達的。

所以我并不是特別在意我是“香港詩人”還是“內地詩人”這么一個身份認同的問題，我更在意的其實是這些描述背后所隱含的一個寫作者如何將自身寫作與他所處的地方進行勾連的問題。

孫嘉玥：我覺得“在地性”是我來到香港以后才學習到的一個東西。以我在高中的閱讀經驗，我沒有很關注一個詩人他到底是哪里人，或者他寫的詩是關于哪里。我感受最多的，可能是明確知道于堅是一個昆明人，他真的寫了很多關于昆明的東西；但我真的沒有去了解西川或別的詩人是哪里人。

對，之前確實沒有很關注一個詩人植根于哪個地方、他所植根的地方如何影響他的寫作脈絡，這些問題都是我來到香港以后才學到的。因為閱讀香港詩歌映入眼簾的就是大量的地名，以及大量的香港的事件和經驗。我也跟小榛姐一樣，一開始在閱讀他們的時候覺得是很有閱讀難度的。比方說我去閱讀廖偉棠關于粵曲、粵劇的一些詩，又或者他關于香港不同地名的書寫；像他有一本書叫《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游》，就特別喜歡寫地名。沿著這條傳統一直往上走，我們最后會發現走到了梁秉鈞（也斯）那里。

閱讀這些詩的過程，其實就是我在把自己納入到香港文脈當中去的一個過程。這個是香港目前堆積的文化傳統造成的一個結果，也就意味著當我對香港詩歌感興趣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經加入到了這個脈絡當中去了，因為我只有在這個脈絡當中，我才能夠理解他們在寫什么。而在進入這個脈絡之后，我也會在這個脈絡當中去再生產脈絡中包含的東西。這也許就是香港或者香港詩歌作為一條文化傳統，它會自然引導下一代青年詩人的寫作。

而我跟“local”不一樣的是，我不是本地人，并且也沒有必要做一個本地人，這一點跟真的香港本土詩人還會有差別，因為我有選擇身份的權利。或者說對我來說，我是可以把在地寫作納入到我的寫作工具箱之一、是我的“cultural repertoire”之一，它在我的工具箱當中，而不是工具箱本身。我不只有這一種寫作方法，我本身也接觸過別的寫作方法，我也有著別的身份。所以，在地性寫作是我習得的一個寫作手法，也是我習得以后覺得很好用、很趁手的一個工具，甚至我會帶著這個工具回頭去檢索我過往的經歷，比如說我在上海的生活……會有比較明確的上海印記，也會借此反思我的“上海人”身份。我只在上海和香港待過，所以我暫時也沒有嘗試過別的寫作手法。

剛才李盲讓我談談關于“local”這個概念。其實今早當我知道匡哲有事不能來參加今晚的討論時，我就草擬了一個題目叫“local, trans-local, and localism”。我比較想談的反而是“trans-local”這個概念，就是“跨–在地”。我們在進行一些對話時，比如說這一次這種跨地域對話，更像是不同的“locals”之間在對話。

比如說我現在在云南做田野，作為一個擁有很多上海、香港經驗的人，我每到一處“local”之后，都會用同樣的一個比較微觀（“microscope”）的視角去觀察，這是我在香港寫詩時學到的。用一個比較在地、比較微觀的視角去看到我在每一個地方的經驗，在這種在地的體驗中去建立對話。這些對話是基層的，而不是以意識形態為主的，也不是一個以宏大敘事的視角或者以身份認同的觀念為主導的對話。可能我所學習到的是梁秉鈞那種日常生活的“平視”視角，就像我看一座山時，我并不是看它的全貌，也不是像一架飛機那樣俯視它，而是坐在這座山里，寫我在山里的經驗；然后我進了另一座山，也寫在那座山里面的經驗，與它是平起平坐地對話，而不是以這座山作為身份與另一座山對話。就是，我覺得在香港的寫作經驗給我的一個比較重要的資源，就是如何以一個“跨-在地”的方式寫作。

陳陳相因：我覺得不單單只有一個什么“在地”，還可能是你也不一定會有鄉愁。

孫嘉玥：可愁了，我跟你說。我現在在云南保山，就是云南西部的一個州級市。它這里只有一家江南菜，而且這家江南菜的主打菜叫做麻辣小龍蝦！我要“報警”了！

陳陳相因：對了，嘉玥提到過“香港田園詩”，這里的“田園”到底指的是什么呀？

孫嘉玥：我想到了兩本書，一本叫《行山》，另一本叫《南島草木疏》，作者（陳錦偉）是個南丫島人。對了，我住在香港的時候，也是住在南丫島上，就是一個很偏遠的島，遠離香港的繁華市區，每天要乘半個小時的船才能夠到香港島。陳錦偉也住在南丫島上，是島上社群當中還比較重要的一個人，好像島上唯一一間書店兼咖啡店就是他開的，他每周也會組織那種到海邊去撿垃圾的活動。《行山》和《南島草木疏》這兩本書都是寫在香港爬山，就是與“親近自然”有關的詩。

張小榛：其實香港的山真的蠻多的，我在深圳的時候，動不動就會去爬山，在山上一不小心就可能走到香港的地界里去。那里的山特別野，屬于那種，就是你會感覺南方不應該有那么高的山，山上可能就是一條登山道，甚至有些地方是土路，也沒有什么配套的設施，比如小賣店什么的，都沒有的。深圳的一些懂得徒步的人，知道一些路線，甚至可以邁邁腿就進出香港——當然，現在山上也是有香港的邊界線的，但是你確實能在山里走到香港附近。之前還跟在深圳做紅樹林保護區的人聊過，他說香港的紅樹林保護比深圳做得好太多了。

我覺得香港能出現“田園詩”這個概念可能稍微有點不對，但是你要管它叫“山水詩”是一點沒錯的，它的山確實還是蠻壯觀的，因為你從深圳這頭往香港看，首先看到的不是香港的城市，而是能看到一堆山。然后，那堆山里其實藏著很多類似于但又不能叫“村莊”的市鎮，就是那種像郊區集鎮一樣的規模、像是逢年過節都會有人搶包山的那樣的一些居民點，我不知道香港本土管它叫什么，但確實有很多這樣的城市化程度還不是特別高的地方。

李盲：還是叫“村”吧——之前我也住在香港的“村里”，一個叫上禾輋村的地方，就在山腳，有點山居生活的感覺。就像小榛所說，香港地方雖小，但是它的郊野面積非常大，其中有不少郊野公園，也有不少的本地農場，很多藝術家在本地農場進行關于本地農業、村民社群建設等實驗。比如前些時候，香港藝術家勞麗麗在深圳飛地書店做過一個關于本地農業、農作物和植物的藝術展（《光明卻沒有背離黑暗》）。其實香港本土的自然書寫還是很強大的，這得益于香港學術界和藝術界對環境保護、環境人文等議題保持非常密切的關系。

孫嘉玥：這其實也是“在地書寫”的一部分，只是將“在地書寫”的城市觀察轉換到山野那邊。

李盲：但是，這些地方其實蠻貴的。比如嘉玥住的南丫島其實也不便宜，香港的這些小小的山村，其實不是那種跟發達資本主義大都會完完全全割裂的鄉村，在那里的生活成本其實還是很高的，沒有那么田園牧歌。甚至本地農場出產的蔬菜，比超市里內地南下的蔬菜要貴很多很多。

孫嘉玥：所以，在香港，不會存在內地這種城市寫作與鄉村寫作的對立和區別。在香港，哪怕他寫山水的，哪怕他寫那種居住在村屋里面的經驗，其實和寫城市一樣，都是從一個“localist”的脈絡下去寫，他也不會把城市跟鄉村視作是一對二分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