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蔣友柏剛剛開始在中文媒體上頻繁露面時，大眾關注的焦點是他顯赫的家世與俊朗的外表，而他的一些“叛逆”舉動，也令人稱奇：出身世家，卻放棄家族資源，選擇當時被社會看輕的設計行業；不是科班出身，卻堅持在設計界殺出一條血路；明明可以靠外表吃飯，卻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上，過著非常簡明高效的生活……

蔣友柏27歲創辦“橙果設計”，如今已過十五載。出身優越卻選擇了“hard模式”的他過得并不如旁人想象般順利，一路也經歷了種種磕絆與挫折。回首15年來在設計界的起起落落，蔣友柏決定將它們記錄下來，寫成《你好，這是我們的名片》一書，于2018年10月由“浦睿文化”出版。

在書中，蔣友柏詳細地闡述了他多年來的思考結晶，包括他獨創的“六芒星”設計理念、13個細分市場、驅動13種人心價值的因子；以及“橙果”15年來的各項精彩案例，對蘋果、LV、寶馬等品牌和經典設計的分析。除了設計、品牌、創意之外，書中還有他對行業、社會、人性的種種觀察，以及對自己人生態度的坦誠敘述。“這本書是對我多年設計生涯的一個整理，我認為它就是我們公司的名片，所以起了這樣一個名字。”蔣友柏在新書發布會上如此解釋書名的直白。

12月25日，蔣友柏前來上海與讀者見面。借此機會，澎湃新聞記者在建投書局上海浦江店對他進行了專訪。很難相信這位意氣風發的貴公子已年逾不惑，他的一舉一動依然流露出少年的銳氣，只是多了幾分少年沒有的沉穩和謙遜。在言談間，蔣友柏多次強調自己叛逆，甚至笑稱從事設計是自己“犯賤”。而談到進入大陸以來的事業，在欣喜于更大的市場與施展才華的空間的同時，他也會坦承道：“麻煩在于我是用減法過活的人，來這邊必須要用乘法過活，就很累。”

設計無法與生活分開

澎湃新聞：是怎樣具體的契機讓你寫出了《你好，這是我們的名片》這本書？

蔣友柏：剛回到臺灣的時候，我中文很差，但我比較不服輸，所以就開始不斷地寫。寫完之后，好死不死就出了幾本書。但講實話，那幾本書都不是非常用心寫的書，只是一個機緣下的產出。現在又活到40歲，公司也還沒倒，就想說，這一輩總要好好地寫一次。所以我就寫了這本書。我的動機沒有你想得那么復雜。

澎湃新聞：寫作中有什么收獲與感悟？

蔣友柏：原來我也可以很快地寫完一本書。（寫了多久？）寫了兩周吧，我本來希望一周。

澎湃新聞：“六芒星理論”是你獨創的設計理念，你在書中也講述了自己思考、改進、實踐“六芒星理論”的經過，以及實踐中遇到的挫折與成果。回顧你的設計生涯，能否綜合評定六芒星理論在其中的意義？

蔣友柏：我的一切設計源起就是“六芒星”。當你把設計真正看成一個事業的時候，每一個設計師都會有自己核心的思考邏輯方式，對我來說“六芒星”就是這樣。沒有清楚的藍圖、看不到適當的解法，就無法發揮設計的價值。

澎湃新聞：這本書在談論設計的同時，也談到了你的很多人生經歷和感悟。是否可以將其看作你的自傳？

蔣友柏：設計就是我的生活。兩者無法分開。我覺得現在大家對于設計最大的誤解就是，設計是一個工具，但其實不是。因為工具總是會隨著技術進步而被取代的，但設計本身是不會被取代的。因為它是設計師人生經歷的融合。每個設計師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反映著他們不同的價值觀。我看過太多自視甚高的年輕設計師，他們的人生經驗其實不豐富。在這種時候做的設計，很容易把設計的價值磨滅掉。因為你跟甲方談，你也談不出什么，他問你為什么要這樣設計，你說因為流行。比方說，如果甲方是一個60歲的董事長，他不會在意流不流行，他要知道的是你懂不懂我的商業，你懂不懂我還沒有實現的夢是什么，你懂不懂我公司的結構。這才是設計的本質，而現在很少有人這樣去做。

澎湃新聞：你在書中也提到，設計不是藝術，你更傾向于將它看作一種商業行為，是不是？

蔣友柏：設計是為人設計的，藝術是為自己創作的。這兩個是完全不同屬性的東西。比方說，我畫畫是為我自己畫的，你喜不喜歡是你的事情。但設計不是，你已經付了錢、簽了約，所以我必須去看好你的每一分錢，然后去看好你的每一分回收。

澎湃新聞：你和你的公司為何選擇橫跨多個設計領域，而不是只專注于某一領域？

蔣友柏：因為我們提供的是設計服務，而不是設計技術，所以不需要只限定在一個領域。設計的本質，是解決各種問題。而不是只能，或只擅長解決一種問題。

我現在除了火車、飛機、軍火沒有設計過以外，從生到死，都有設計。在我看來這不叫作跨領域，我覺得設計本來就可以解決各種不同的問題。只是很多設計師太喜歡專注在某一個領域，而我可能比較叛逆。我認為只要核心價值是一樣，其實做什么樣的設計都沒有問題。

澎湃新聞：你在書中也說過，設計最重要的是要能用得上，這是你的核心理念嗎？

蔣友柏：要看客戶。如果今天甲方他要的是名或利，你當然要往那邊走。所謂的“用得上”“用不上”是說，我不喜歡做無謂的包裝。所有的東西都不能浪費，每一分資源都要利用到位。

澎湃新聞：你當初是怎么走上設計師的道路的？

蔣友柏：我也一直在問我自己這個問題，犯賤吧（笑）。我在國外讀的是金融，修的是哲學，從來沒有正規地學過設計。講白那時候太年輕，很看不慣老外賺錢，你設計用我們的工廠，然后回來給我賣那么貴的價錢，就很看不慣。或者說為什么能見度比較高或是比較偉大的建筑，一定要老外來做？你又不懂這邊的人文民情，你甚至不懂這邊的材料就要來做。外國的設計師給中國人做設計，總是用牡丹，我們中國有很多東西，為什么一定要用牡丹？我想我是叛逆，覺得老外能做我也能行，所以就想要做一些不同的東西。

澎湃新聞：所以你是想讓中國設計走出國門嗎？

蔣友柏：我不會想得那么偉大。只是因為，中國文化是我從小到大接觸和受到感染，一直很喜歡的東西。中國所謂的俠義也好，儒家的中庸也好，道家的虛無也好，其實都是有原因的。單講武俠小說，每一個功夫、每一個門派背后都有規律可循。我希望能用我的方法來把中國的傳統文化與現代的生活方式縫在一起，讓它可以流傳下去。但能不能做到這一點我還不知道，因為我還年輕，還在努力。搞不好我七老八十，推個輪椅的時候可以做到，現在只能說盡量。

澎湃新聞：在設計中，你非常注重東方文化的表達。作為一名曾在海外生活、穿梭于不同文化背景的設計師，你如何理解東方文化的價值和內涵，又是怎樣在設計中表達和應用它的？

蔣友柏：我覺得東方文化好玩的一點是，它是從哲學的角度（看待世界），而不是科學的角度。哲學是一種想象的能力，科學是一種印證的能力。太多西方的設計是以科學為主，它沒有辦法在經過很長的時間之后繼續讓人有想法。我當然希望我的設計是經過科學認證可以實行的，但是它也像一塊畫布，可以讓各種人在里面有豐富的想象和體驗。

例如說廣東農商銀行的大廳啦，或是我現在為阿那亞設計的一個水上中心，都是整個場景氛圍的想象，就是我帶你去一個你可能熟悉又有點陌生的場景里面，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探索，看看你過去的體驗跟這些東西可不可以結合。它是一個包山包海，創造一個世界的一種設計方法。

澎湃新聞：作為一本談設計的書，《你好，這是我們的名片》非常通俗易懂，即便是從未接觸過設計的外行人也能理解。你在書中也說到，希望這是一本人人都能讀懂的設計書，那么在你看來，向不以設計為業的大眾分享自己的設計理念和思考的意義是什么？

蔣友柏：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了解到設計真正的價值。我認為設計是苦工累積出來的。很多人——不管是這個甲方或是朋友——都會問我，你的設計到底怎么做的？所以我就把我這么多年累積的一個邏輯清楚地闡述出來，這樣他們就有辦法去判斷，他們想做的設計，照我的邏輯上面來講，是不是適合的，或者是可以怎樣去修正。因為我覺得，現在太多的設計都太假、太快、太毛躁，多數都是包裝設計、復制設計，所以大家對設計的價值就越來越貶低。但實際上，設計不是這樣的。所以藉由我的書，能夠讓大家檢視一下是不是這樣，去真正了解設計的價值在哪。

澎湃新聞：做設計這么多年，你最喜歡設計哪一點？

蔣友柏：它讓我可以不斷接觸到新的一些挑戰，不會那么無聊。

澎湃新聞：寫完這本書時，你決定正式進入大陸。目前進入大陸的進展如何，感受怎么樣？

蔣友柏：還不錯。還可以養家糊口。至于感受，有好有壞啊。我有很多很好的甲方變朋友，也有很多的朋友變甲方。在大陸我有很多可以施展的空間，畢竟市場不同比較大。但也有壞的一面，還是有很多喜歡“畫盤子”但實際不會那么做的人。其實最初我來大陸是為了回浙江奉化尋根，想要真正理解我的家族史，而現在還有了這些經歷，我覺得這就是好事。而麻煩在于我是用減法過活的人，來這邊必須要用乘法過活，就很累。

澎湃新聞：在大陸最大的挑戰是什么？

蔣友柏：我太執著了。所以對我看不慣的東西，或是我認為不對的東西，我總會很強硬地表現出來，這樣就會與人產生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