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7月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標志著變革開始階段的結束。與18世紀中葉以來的其他大規模戰爭一樣，它的蔓延無法預測，破壞（有時甚至摧毀）了政治秩序，加速了多變的思想的傳播。在這一過程中，與過去的許多戰爭一樣，它也促進了新憲法的傳播，只是方式截然不同，規模也史無前例。

出現這種情況的部分原因是，與漫長的19世紀60年代相比，這次甚至有更多國家參戰，世界上的主要帝國都被拖入戰爭。因此，這場戰爭中最為有名的殺戮場，蜿蜒穿過法國、盧森堡、比利時的西線戰場，只是整個戰爭地理范圍的一部分。以英國、法國、俄國等為一方，德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等為另一方的戰爭，將風暴帶進了各國的殖民地和衛星國。實際上，這意味著整個非洲（除了埃塞俄比亞和利比里亞）、中東、加拿大、中東歐大部分地區，以及亞洲和澳大拉西亞的很大一部分地區受到了影響。各帝國對其他大陸的干涉進一步放大了這場戰爭的范圍和影響。日本于1914年參戰，因而戰爭狀態必然蔓延到中國；而美國于1917年參戰，也令它的正式與非正式的殖民地——菲律賓、古巴、夏威夷、中美洲大部分地區——卷入其中。甚至在此之前，這場戰爭就已波及南美洲和大洋洲，智利沿海和馬爾維納斯群島發生了大戰，新西蘭則占領了德屬薩摩亞。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隊新近抵達法國戰場的英國士兵正行進在山脊上。

正如拿破侖戰爭中發生的那樣，越來越多的跨大陸沖突迫使主要參戰國立刻以比以往更激進的方式招募本土兵員，并從本土中心地帶之外獲取人力。拿破侖招募的外籍士兵絕大多數來自歐洲；而在一戰中，法國則從更遠的地方攫取人力。1914年后，法國從其海外殖民地征募了超過50萬兵力。英國也擴大了征兵范圍。1914—1918年，僅印度就貢獻了140萬士兵和近50萬勞工。其中許多人在印度次大陸家鄉之外服役，這改變了戰爭的特性與文化，其方式仍有待探索和有想象力的研究。從15世紀末以來，各種各樣的歐洲人不斷通過海路來到印度半島，在那里戰斗。而一戰見證了大量南亞士兵和契約仆役前往歐洲大陸，參加戰斗和戰場工作，這在世界歷史上是首次。

一戰中還有其他一些標志性的變化。與漫長的19世紀60年代發生的許多戰爭一樣，這場戰爭中的科技變革導致了死亡率的大跳躍。只是這一次涉及的不僅僅是速射步槍、蒸汽機、電報。1914年之后，作戰涉及坦克、潛艇、飛機、機槍、毒氣，以及用于協調部隊行動的電話和雙向電臺。加上與戰爭相關的疾病、饑荒、事故和對平民的屠殺，這些因素可能造成了至少4000萬人死亡，還有數百萬人傷殘，痛失親友，被迫背井離鄉。

英國小說家、政治活動家、未來學家H. G. 威爾斯身材魁梧，絕頂聰明，作品多產，出版作品的速度甚至超過了他勾搭女性的速度。他最初曾支持對德作戰的正義性。但是，和平還沒有正式到來，威爾斯就承認“舊制度的許多部分”此時“已經滅亡”，因此需要“重建”。他認為，至關重要的是要設計出“讓人們在世界大戰之后（可能）理解整個人類”的方法。對他和當時其他許多知識分子和政治家來說，這種撫平戰爭創傷的重建工作和重新評價工作中，一個必要的部分就是建立一個國際聯盟，這是一個新的專業機構，將監視、監督全球事務，從而預測、控制、遏止未來的武裝沖突。

1918年5月，威爾斯發表了急切而有影響力的論文集《第四年：世界和平的預期》（In the Fourth Year: Anticipations of a World Peace）。他在書中的一節里專門討論了為這個未來的國際聯盟起草憲章的難題。作為可能努力達成的一個范例，也為了吸引美國（由于戰爭，這個國家變得比以前強大得多）的讀者，威爾斯援引了1787年費城制憲會議的成就，“講英語的智者真正深思熟慮的創造”。今天，這一評論的文化沙文主義氣息可能令我們吃驚，但威爾斯的其他設想和語言也值得注意。

這場世界大戰的高死亡率、對經濟的極端破壞，加上一場瘟疫的爆發（所謂“西班牙流感”，在1918—1920年導致5000萬人喪生），帶來的不僅僅是悲痛和長時間的陰郁。在各個國家，它還造成了一種有證據證明的迷失感、一種揮之不去的信念，正如威爾斯所說，“舊制度的許多部分”已經消亡，或者變得多余。但是，他關于國際聯盟的提議說明，戰后的這種憂慮和被迫與過去斷絕關系的感覺，并沒有延伸到憲法起草上。相反，1919年初，一名身在中國的評論家說：“憲法的起草永無止境。”他還補充了意味深長的評論：“在建立共和國方面，現在有很多活動。”

一百多年前，法國對伊比利亞半島的軍事入侵加速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帝國的瓦解，從而為多個配備實驗性成文憲法的南美國家的興起鋪平了道路。類似的大規模戰爭的模式加速了歷史悠久的君主制帝國的消亡，推動1914年之后出現的以共和制為主的國家和憲法取而代之，但這種變化的規模更大，而且發生在不同的大陸。一戰之后的這個階段，君主制更加難以（但仍然不是不可能）與雄心勃勃的成文憲法舒適地并存。

1914年，奧斯曼帝國站在德國一邊參戰，希望重申在中東和巴爾干半島的地位。而在戰爭中成為失敗的一方，不僅終結了這個帝國，也終結了蘇丹的世襲統治。回望1908年夏季，流亡的康有為已經看到，擁入伊斯坦布爾的群眾慶祝奧斯曼帝國憲法的恢復。到1924年，在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又一位出身職業軍人的立法者的領導下，這部憲法讓位于一部全新的憲法。新憲法的第一條直截了當：“這個土耳其國家是一個共和國。”

霍亨索倫王朝和德意志帝國的1871年憲法，以及哈布斯堡王朝和奧匈帝國的1867年憲法，都在軍事失敗的捶打中被粉碎了。實力被嚴重削弱的德國于1919年、國土大為縮小的奧地利于1920年都采用了新的、明確的國家憲法，這兩部憲法各是為了建立一個共和國而制定的。奧地利的一些原帝國行省制定的憲法也是如此。例如，捷克斯洛伐克于1918年末宣布獨立，到1920年已實施了共和制憲法。

甚至英國，表面上是主要戰勝國之一，也是幸存下來的君主制國家，但也被這場戰爭大大削弱，這也再次影響了新憲法的傳播和新共和國的出現。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從19世紀60年代起就不時興起。但是，正是因為倫敦被世界范圍的戰爭需求所困擾，所以1916年在都柏林發生的、初期笨拙的小規模愛爾蘭民族主義起義才得以升級成來勢兇猛、不可阻擋的革命。到1922年，除了北部的六個郡，愛爾蘭其他地方都成功脫離了明顯不再存在的聯合王國。新的愛爾蘭自由邦成立，有了一部成文憲法；不過，1937年的又一部愛爾蘭憲法才明確宣布這個獨立國家是一個共和國。

兩年前（1935年），威斯敏斯特議會通過了《印度政府法案》。制定這部法案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安撫印度民族主義者，遏制他們的反抗—這種反抗由于戰爭的爆發而明顯加劇。大英帝國的這部法案沒能令任何人滿意，很快就被各種事件淹沒了。不過，該法案的通過表明，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安然無恙地存活下來的歐洲帝國，此后也持續承受著壓力。《印度政府法案》并不完美，帶有帝國主義的偏見，語言明顯很節制，但它也是反映戰后憲政設計的豐富性、重要性的案例之一。這部法案將延續下去，構成1949—1950年印度獨立憲法中三分之二的內容，該憲法是后殖民時代世界上存續最久的憲法，也是為一個共和國而制定的。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直接摧毀了另一個歷史悠久的君主制帝國——俄國，這給后來的憲法造成了與眾不同的影響。羅曼諾夫王朝在1905年失敗的革命中幸存，并且避開了次年的制憲嘗試。1914年之后，情況不同了。無論是傳統形式上的俄羅斯帝國，還是羅曼諾夫皇室，都無法承受多次戰爭失利的沖擊，以及這些戰爭對業已運行不暢的經濟的破壞。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在1905年革命期間發表了一本關于憲政體系的小冊子。1917年，搭乘一列悶罐車，他從流亡地瑞士回到俄國。正如列寧援引卡爾·馬克思的比喻所做的貼切評論所言，戰爭“推動了歷史，以火車頭般的速度前進”。當年2月，俄國發生了又一次革命。3月，圣彼得堡守軍加入罷工的工人，迫使尼古拉二世遜位。到1917年10月，布爾什維克這個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以暴力奪取了政權。

最初，沙皇俄國的崩潰使一些原省區急切地抓住機會實現自治，并將其體現在成文法律中。以此方式，西亞和東歐之間的多民族地區格魯吉亞首先宣布成為共和國，隨后于1921年2月頒布了一部憲法。這部憲法給議會制度和宗教自由等成熟的改革措施留出了空間，也規定了更有革新性的舉措。格魯吉亞婦女現在至少在紙面上得到了與男性平等的政治權利。這部憲法還迎合了勞工組織的要求，將罷工定為神圣的權利，并以法律限制工作時間。該憲法承諾，新的格魯吉亞將“沒有階級差別”，這一承諾甚至被弱勢的兒童可領受國家補貼的服裝的措施所加強。

上述舉措表明，一戰后的成文憲法展現出紛亂、激進的社會性風格，這種情況也不只是出現在歐洲和亞洲國家。戰爭結束之前的1917年，通過一系列革命而取得政權的墨西哥政治家就起草了這一時代最為引人注目、最為持久的憲法之一。過去墨西哥憲法序言的一個特征，1812年《加的斯憲法》的遺跡——“以上帝的名義”這一陳規——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1917年起草的憲法賦予了墨西哥政府分配國家大片地產的權利，也賦予了政府幫助小農場主和農民的義務。

強調向社會和社會主義的轉變，自然也是1918年7月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根本法的特征，這部法律以“被剝削勞動人民的權利宣言”開始。一戰和二戰之間的整個時期，甚至到1945年之后，這一文本都是西方左翼激進分子和改革者以及西方之外的一些反殖民活動者的參照物之一。《魏瑪憲法》中也明顯有意轉向社會。這部憲法是1918—1919年德國革命的產物，這場革命源于戰爭引發的貧困以及俄國革命。自始至終，《魏瑪憲法》的關注點都是“社會進步”。正如戰后的格魯吉亞憲法，它也賦予女性與男性相同的政治權利，還規定了國家對教育的控制、完備的社會保險體系以及“工人與雇主在平等地位上”的合作。戰后一些東歐憲法也表現出了向社會堅定轉變的趨勢，例如1921年的波蘭“三月憲法”宣布，“勞動是共和國財富的根基”。

這些有激進風格和社會主義風格的戰后憲法，許多都沒能繁榮發展，甚至沒有存續下去。例如，由猶太律師、學者、自由主義政治家胡戈·普羅伊斯起草的德國《魏瑪憲法》雖然存在種種缺陷，但也稱得上是一份精心寫成的有影響力的文件。盡管如此，它仍無法阻止阿道夫·希特勒奪權，其壽終正寢也在意料之中。

然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這些和其他一些失敗，并沒有阻止制憲活動向社會轉變的趨勢；這些令人失望的現象，以及歐洲、亞洲、南美洲新獨裁政權的增多，并沒有導致人們對成文憲法方案的希望徹底破滅，也沒有使人們長期遠離這些方案。的確，這一時期最引人注目、最雄心勃勃的文件之一是一位大人物的杰作：約瑟夫·斯大林于1936年12月主導頒布的蘇聯憲法。

費邊社會主義者比阿特麗斯·韋伯在當時寫道，這部憲法有創造“世界上最包容、最平等的民主制度”的潛力，現在看來，這一判斷似乎近于天真。可是，在20世紀30年代末，在不同國家都能發現這種樂觀的態度，其中一部分是出于對蘇聯憲法非凡而動人的起草方式的反應。斯大林本人當然密切參與起草。不過在1936年下半年，蘇聯各地的4000多萬男女公民也興奮地參加了特別會議和討論，撰寫關于這部憲法草案的意見書。在這里，在批準憲法（從18世紀末起越來越普及的政治技術）的過程中，群眾的參與程度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水平。

……

第一次世界大戰有一個重要的意義，那就是它的規模增強了成文憲法的推動力，擴大了成文憲法的范圍。一方面，有些帝國主義國家在1914年之后被迫從歐洲之外抽調人力，這有助于那些要求將權利延伸到有色人種的反殖民活動家的活動，并證明了這些活動的合理性。1915年，一名黑人記者就加勒比海東部英國統治的格林納達的征兵行動寫道：“作為有色人種，我們將為更多的東西而戰斗，那是一些對我們自身無價的東西……我們將通過戰斗證明，我們不再僅僅是臣屬，而是公民。”出于同樣的原因，女性在這場全球戰爭中被正式動用和征召的程度（不過只是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區）也鞏固和擴展了一個論點：她們現在應該以書面法律的形式，被納入完全的積極公民身份的范圍。

這種關于戰爭工具的主張有時候會遭到抵制，理由是它們貶損了1914年之前思想與陣營已經發生的變化。的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社會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者鼓動的工會與福利改革已經在不同國家和大陸興起。女權主義運動和反殖民行動主義也是如此。然而，1914年后的戰爭導致的壓力、沖擊、要求是史無前例的，這些因素非常重要，因為它們普及、深化、推動了對現有政治制度的各種批評。空前規模的戰爭沖突，對作戰人員和戰爭勞工更大、更多樣化的需求，也可能集中以及緩和那些有影響力的行動者（他們以前以種族、收入、階級、宗教、性別為由為排斥制度辯護）的思想。

1914年之后，婦女參與戰爭（正如殖民地居民參與同樣的戰事一樣）的規模，關鍵是婦女參戰的官方地位，為一些政治領導人提供了可以接受的方式，讓他們做出退讓，并走向有效變革。伍德羅·威爾遜在第一屆總統任期（1913—1917年）內對女性普選權十分冷淡。可是，到了1918年9月——美國參戰后17個月——他的言辭和立場都有顯著改變，至少在關于婦女的問題上是如此。他堅定地告訴美國參議院：“在這場戰爭中，我們與女性結成了伙伴。”他接著說道，因此，現在只承認女性是“犧牲、受苦、辛勞的伙伴，而不是特權和權利上的伙伴”，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盡管1918年后的許多憲法都失敗了，而且出現了新的一撥獨裁領導者，但對于將國家、政府形式與各種權利寫入有感染力的單一文件這一更廣泛計劃，人們并沒有長期、普遍的幻滅感。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再次令全球的國家與民族支離破碎，加速了西歐殘存的各海洋帝國的崩潰時，憲法的制定只會以更快的速度向前推進。1945年這場戰爭正式結束后，世界隨后迎來了新民族國家建立的一次新高潮，先是在亞洲，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起則轉向非洲。這也導致政治憲法的又一次大爆發。

這遠不是故事的結局。

在其他地方也發生了不同種類的戰爭。反復出現的跨大陸戰爭（這是從18世紀到20世紀中期這段時期的特點）可能已經停止，至少暫時停止了，但內戰仍在不斷增加。據估計，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年起，在世界的某些角落，每一刻平均有20場內戰正在進行，特別是中東、非洲、中亞的部分地區。

在不斷發生的內戰推動下，憲法起草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到1991年，世界上現存的167部單文件憲法中，只有大約20部有40年以上的歷史，說明從1950年起，新文本的制定、舊文本的失敗或更替都非常迅速。從那之后，憲法的變遷和制定只會變得更快。

（本文選摘自《戰爭、法律與現代世界的形成》，[英]琳達·科利著，姚軍譯，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