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醫療傳教士，金陵大學醫院（Hospital of Nanking University，又稱“鼓樓醫院”）美籍員工一直以日記體形式給家人、所在教會及所屬機構寫信，除報告自身生活和差會運轉情況外，還有對日偽統治狀況及時局的觀察。學術界對此類文獻史料的利用方面，側重于從第三方視角揭示日軍在南京的暴行，如外科醫生威爾遜的日記體書信，“以一名外籍人士的親身經歷和從醫院救治傷員的視角，見證了日軍在南京的血腥暴行”而廣為人知。但學界較少從此類文獻著手，研究他們在日偽統治下的生存狀態。

基于此，本文根據美國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Yale Divinity Library）、美國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基督會歷史協會（Disciples of Christ Historical Society）、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協和神學研究院伯克圖書館（Burke Library,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Columbia University）等館藏教會檔案為基礎，以金陵大學醫院美籍員工為研究對象，探究后大屠殺時期（即從日軍大規模暴行開始減弱的1938年1月下旬至1939年初，日軍南京大屠殺造成的影響最為直接、最為廣泛時期，也是日軍建立常態化統治秩序時期），金陵大學醫院美籍員工的日常生活狀態和心理活動，由此折射出日軍南京暴行對市民生活和社會經濟帶來的嚴重影響。

金陵大學醫院的早期建筑

食與宿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日軍“像北歐傳說中的狂暴武士那樣瘋狂地毀壞一切”，大肆燒殺劫掠，社會經濟秩序完全癱瘓，城內安全區以外“所有街道都荒無人煙，斷壁殘垣的廢墟呈現出一種荒涼的景象。一切都停止了：沒有旅館、電影院、藥房、商店、市場等等，什么都沒有。生活食品嚴重短缺”，“在這個被占領的城市，城內外的莊稼都爛在地里了。在城里，[日軍]不準許任何人去收割；在城外，那里的居民都已逃往他鄉或是被殺死了。蔬菜、土豆、蘿卜等都爛在了地里，這里是一片饑荒”。此外，日軍占領南京后，不僅沒收了城內城外的大約10萬袋大米和4萬袋面粉，還施行嚴格的經濟統制和物資統制，國際委員會（國際救濟委員會）從上海采購物資需要向日方申請許可證，城內物資日漸匱乏，糧食供應形勢十分嚴峻。金陵大學醫院及其美籍員工也面臨了戰時普遍性的生活必需品匱乏、燃料緊缺，以及自來水、電力供應不足等問題。其中，食品與燃料問題最為突出。

食物是維持生存的最基本生活物資，糧食供應更是重中之重。淞滬會戰爆發后，隨著戰事蔓延，醫院美籍員工意識到南京戰事一觸即發，儲備了大量的糧油米面及其他生活物資。因每日消耗量較大，加之受日軍當局控制，后續補給不足，1938年初，醫院也面臨糧食緊缺問題。1938年1月22日，醫院行政主管麥卡倫在給差會的信中指出：“我們最大的困難一直是如何能得到足夠的食物和其他物品”，“在搜尋食物方面，我們真的不得不與日本軍隊展開競爭”。1938年2月，麥卡倫又向差會報告：“用了一個上午試圖得到大米，現在已是筋疲力盡，得到大米是一項辛苦的工作。一些大米是我通過美國大使館、日本大使館、紅卍字會及自治委員會申請的。我可以從后者得到大米，但這樣做即購買大米，需要得到實際管理這座城市的日本軍方的批準。”此外，為了獲得足夠的糧食，他們還與偽南京市自治委員會“合作”，互相交換物資。麥卡倫在1938年2月3日的報告中指出：“我通知自治委員會我有汽油，如果他們給我所需的大米的話，我愿意給他們一些汽油。不允許他們向（安全）區內送米，也許我可以讓他們將米送到中華路（教會）的院子里，然后可以通過我們的苦力將米從后門穿過街道送到我們醫院。”在麥卡倫多方籌措下，醫院美籍員工的糧食問題不算突出，因日軍當局嚴格控制糧食出售，麥卡倫也時時擔憂糧食短缺問題，“這些米也只能維持幾個星期，接下來我要再次計劃如何得到更多的大米”。

其次是雞蛋、牛奶、蔬菜等副食品供應不足的問題。他們給家人的信件和報告中，談論最多的是食物品種單一及副食品缺乏等問題。鮑恩典在信中指出，南京陷落后，“已經很長時間沒有見到過雞蛋的影子了”。魏特琳在1937年12月23日的日記中寫道：“現在食品越來越少，我們已經好多天沒有吃過肉了，現在街上根本買不到任何東西，就連雞蛋和雞也買不到。”埃米莉（Emily）用幾個星期的時間才攢了兩顆雞蛋，鮑恩典設想“如果情況變得更糟糕，她可以用這兩個雞蛋做一個蛋糕”。直1938年4月，雞蛋供應才得以緩解，鮑恩典為此特意告訴家人，城里已經能買到雞蛋，但買不到橙子，“每年這個時間段，我們能吃到的水果較少，而今年更是有史以來最少的”。

作為南京城里的特殊群體，醫院美籍員工偶爾能享受到糖果、巧克力、咖啡等特殊食品，舉辦規模不小的聚餐。如鮑恩典在1938年2月18日給家人的信中，不僅提到上海有人給醫院員工寄了一盒咖啡，還提到在教堂做禮拜時，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拉貝給她一長塊奶油巧克力。1938年4月26日，鮑恩典還收到美國基督會秘書埃德溫·馬克斯（Edwin Marx）的太太和福斯特（Foster）夫婦分別寄來的糖果。1938年7月4日美國獨立日當天，她們舉辦了小型聚會，吃了雞肉、土豆泥、烤番茄、豆角、熱卷餅、冰激淋、蛋糕，還喝了美味的肉湯。對此鮑恩典非常感激，“誰還能要求更多呢？實際上，在飽受戰亂之苦的中國，能擁有這樣一餐真是非常難得了”。

為解決食物匱乏問題，醫院美籍員工采取自給自足、自力更生的方式應對。為應對蔬菜供應不足問題，鮑恩典等人決定將西式花園改造成菜園子。她告訴家人將在夏天搭建一個蔬菜園子，“我們正在認真栽培。露絲將從上海給我們郵寄種子，我們可能無法從南京得到這些。今晚陳梅琳給了埃米莉一些玉米粒，用來播種。我原先倒是真沒有種植玉米的計劃，但是為什么不種呢？如果我們的菜園不夠大，我們會將其擴大到特里默的菜園”。為應對1938年冬季可能出現的副食品短缺問題，鮑恩典等人多次從上海訂購罐子，用來儲存當季水果。她在6月27日的信中告訴家人買了許多樹莓，并裝罐保存，稱這種儲藏食物的方法顯然是經驗之談，因為“去年冬天，我們知道挨餓意味著什么”，“特里默一直說我們應該那么做”。在7月14日的信中，她告訴家人自己種植的草莓和藍莓都獲得大豐收，“草莓真的太多了，多到我們吃不完，裝不完，也腌不完。我們把能儲存的都儲存了。實際上，我已經把我能找到的罐子全都裝滿了”。大屠殺期間，麥卡倫設法得到了數頭奶牛，為病人提供必要的營養，但常常為飼料四處奔波。為保證醫院的牛奶供應，鮑恩典等人還通過租養奶牛、售賣過剩牛奶等辦法獲取牛奶。她在1938年7月4日和7月14日的信中告訴家人：“如果那些奶牛每天產出30磅牛奶，我們就要支付相當數額的錢，換句話說，它們產的越多，我們付的就越多。這樣一來，我們就不得不照料和飼養它們。這是個有趣的做法，但是每個人看起來都很滿意，因此我想這是個不錯的做法”。

盡管他們做了各種應對準備，隨著1938年下半年常態化統治秩序的建立，日本軍政當局強化了經濟統制，土豆、白糖、牛奶等食品價格暴漲，食品問題依然十分突出。1938年8月10日，鮑恩典告訴家人，土豆價格暴漲，1磅土豆幾乎趕上1磅肉的價格，“我可不會花那么多錢買土豆。那就吃點別的吧”，不得不用其他食品替代土豆。8月20日，她告訴家人白糖價格也飛漲，“糖在南京原本是相當便宜的，但是現在又在上漲了。我猜測價格升高與加稅有關。我們過去花24元就可以買到1袋180磅重的糖，接著變成30.5元，現在已經漲到39元了。即使是這個價格，我認為我們最好趕快買下來”。1939年下半年，南京的食品價格繼續高漲，“原本25元一箱的牛奶，現在最高漲到50元。開春時180磅白糖37元，現在漲到120元。黃油價格也漲到每磅5元，咖啡也漲到5元”。此外，由于日軍占領南京后強制推行日本軍票和日元，嚴格管控外幣兌換，美籍員工用美元兌換南京通用貨幣時，只能以匯率三分之二的價格兌換，購買力大大下降。

除對糧食等施行統制外，日偽當局還全面管控煤炭、木柴、電力等物資的供應，南京市民購買煤炭需要向日偽當局申請，獲得批準后才可以購買，燃料不足成為影響醫院美籍員工生活的重要問題。

金陵大學醫院美籍員工在書信中多次提及煤炭供應短缺、價格飛漲引發的“燃料”恐慌問題。1938年7月，鮑恩典告訴家人南京購買煙煤相當困難，市面上銷售的煤粉質量較差，盡管如此，當有位陳姓先生向她銷售1.5噸煤粉時，她立刻著手購買。她在7月26日的信中告訴家人，買煤已成為一項工作，偽市政府下令，要求賣煤人拿到煤后優先賣給醫院，但賣煤人也缺煤，買到煤幾乎成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為了籌措到足夠的燃料，她通過各種渠道，“這邊買1噸，那邊買1噸，煤最終都匯集到那個人手中。他一共運來10噸煤，有人企圖阻止他把煤運走。所幸命運還是眷顧了我們，他得到了給我們運煤的許可”。1938年秋，隨著天氣變冷，煤炭供應緊張問題愈加突出。鮑恩典在1938年9月14日、15日、24日的信中，連續多日向家人描述南京煤炭緊缺的情形及他們的應對。9月14日，她告訴家人經過討價還價已買到一批煙煤，還從已撤到后方的熊醫生家中發現2.5噸硬煤，感嘆南京“買到硬煤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這批硬煤將使他們過冬時遠離寒冷；9月15日，她又告訴家人煤商愿意以48元的價格賣給他們一噸煙煤；9月22日，她再次告訴家人，為應對1938年冬煤炭緊缺的問題，美國宗教團體正在調研醫院及美國家庭所需煤炭量，以及將蕪湖地區劣質煤運到南京的可能性。1938年10月，煙煤價格暴漲至每噸60元，海倫·丹尼爾斯不免擔憂，倘若差會從蕪湖運到南京的600噸煤被征用的話，在寧美國僑民只能穿中式厚棉襖過冬了。

1938年冬，隨著天氣日漸變冷，煤炭短缺問題更加嚴峻。鮑恩典在1938年11月7日的信中寫道：“幾乎買不到煤。我們真的很想知道我們要到哪里、要怎樣才會把我們的食物弄熟。我們還有些煤，而且也買了些木頭，但是當那些都用完了之后，我們還能用什么呢？”她在11月21日的信中說：“燃油很珍貴。我們抓住一切能弄到燃料的機會。為滿足醫院的需要，醫院的救護車每天去城外運些柴火回來。我們弄到了一車，但不確定是否還要再弄些回來。我們永遠無法確定哪天是最后一天。也許在醫院備足之前，我們個人還有時間再多備些，但也弄不到那么多。”1938年12月，醫院依然無法買到硬煤，只能買300噸煤粉，因煤粉質量太差，煤球燃燒的火焰雖看著不錯，卻無法散發足夠的熱量，“鍋爐里的水就是不冒蒸汽”，談和敦只能試著把軟煤和硬煤混在一起燃燒。為了買煤，談和敦不得不前往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協商，申請購煤許可證。鮑恩典對此憤憤不平：“買煤也需要許可證，這過的是什么日子！”

食品和燃料緊缺，嚴重影響了美籍員工的生活質量。因食物緊缺，攝入營養不足，醫院高齡護士海因茨蕁麻疹經常發作，“盡管我們無法確切地知道她的發病原因”。因煤炭緊缺，1938年冬，談和敦家舍不得用煤炭燒鍋爐，只能用柴火燒飯和取暖，因木頭散發的熱量較低且不夠持久，盡管燒著爐子，樓上書房也很冷。鮑恩典則因煤炭不足，無法取暖，“凍瘡比哪年都多”。

1937年12月的南京

出行

南京陷落后，日軍當局通過扶植偽南京自治委員會和之后的偽督辦南京市政公署，利用日本特務、警察、保甲等力量，采取頒發“安居證”“市民證”等形式，由內而外建立層層包圍的社會控制網，南京成了密不透風的“牢籠”。

為防范民眾的反抗，日偽當局經常宣布戒嚴令，禁止人們在街道自由行走。日軍當局還在各街道關口設置崗哨，人們上街時不時被日軍崗哨攔下搜查，不配合者往往慘遭哨兵暴力襲擊，在寧西方人士也概莫例外。鮑恩典在給家人的信中多次提及南京城內實行戒嚴令及遭到日軍崗哨盤查的經歷。她在1938年4月26日的信中告訴家人，偽維新政府成立期間街上實行了戒嚴，“我們也不允許隨便在街上走動了”。她在1938年9月6日的信中再次告訴家人，“唯一的麻煩就是走在街上太枯燥無味了。搞不好就會遇到哨兵，然后讓你出示通行證。整個事情簡直讓我怒火中燒。比起他們，我更有權力待在這里。今天上午在去大使館的路上，我就被一個令人生厭的哨兵叫住了”。

作為醫院的行政總管，麥卡倫需要經常外出籌措物資，進出城門時多次遭到日軍崗哨的阻攔。他在1938年2月5日的信中寫道：“今天去了農村……在出南門時沒有遇到什么麻煩。申請出城許可或是通行證毫無意義，因為所有人都被拒絕。只要大膽和顯露出‘友好’的表情，出城通常沒有麻煩。當我被攔下并無法說服士兵讓我通過時，我不得不調頭，這樣的事雖然發生過，但次數很少。”

醫院其他美籍員工也在進出城門時遭到日軍崗哨盤查。1938年3月，威爾遜醫生從城外棲霞山帶回了一位因腿部感染急需外科手術的婦女，離城門幾公里時汽車發生故障不能啟動，因“不知道用什么辦法趕在城門關閉前進城”，他為此十分焦慮。好不容易接近城門，他們又被日軍崗哨攔下，崗哨不時讓他張嘴、轉身、舉起雙手，當成奸細仔細盤查，確定他不值得懷疑后才放行。

1938年4月，柏睿德、威爾遜與無錫普仁醫院院長克勞德·馬歇爾·李（Claude Lee，中文名李克樂）、鎮江基督醫院院長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s,JR，中文名林厚培）到城外打球返程時被兩名日本士兵扣留，并帶回盤問，要求他們到城外打球時需要出示出城通行證。他們原以為不過是一種形式需要，便積極向日軍當局申請通行證。然而，日軍當局百般推脫，拖延兩周后直接告知無法簽發去球場的通行證。日方這種匪夷所思的行為令西方人士十分困惑，并發出此舉“是對美國人群體的成見和迫害，還是附近真有中國士兵對城市安全造成威脅”的感嘆。

醫院員工到挹江門附近下關碼頭領取醫療物資時，也常被挹江門附近日本駐軍或城門守軍攔下搜查，中國職員為此不敢單獨前往下關碼頭。1938年8月上旬，鮑恩典和司機從下關碼頭返回醫院的路上，被附近部隊一名日本海軍士兵攔下檢查。該名士兵反復檢查了英文訂貨單，要求鮑恩典出示通行證之類的證件。鮑恩典因沒有通行證，也無法明白士兵的意圖，只能出示日軍當局頒發的“身份證”，假裝這就是他要的東西，“從到達檢查站邊界一直到重新上路，總共花費了我們8分鐘”。

除在城內嚴格控制人員流動外，日軍當局還在南京淪陷后切斷了與外界的聯系，實施嚴密的封鎖政策，不允許包括外交官在內的西方人士進出南京，以掩蓋其在南京的種種暴行。

1938年1月，日軍當局雖迫于壓力允許美、英等國外交官返回南京，但宣布第三國公民需持有日軍當局簽發的“通行證”才能進出南京，并采取阻擾、拖延的策略，拒絕他們返回南京。在這種情況下，醫院美籍員工及其他醫務人員前往南京的過程十分曲折，幾經交涉后才獲得成功。

為應對大屠殺后南京城內日益嚴峻的衛生防疫形勢，早在1938年1月初，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1938年2月改為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就向上海教會發出派遣醫務人員到南京的請求并獲得對方的支持，但日軍當局不僅宣稱“南京各醫院的狀況令人滿意，病人在不斷減少，病人在日軍控制的醫院受到了適當的照顧，因此不需向那里派遣醫護人員”，還以平民在南京仍不安全為借口，拒絕美方人員的入城申請。直至1938年2月中下旬，日軍當局才稍微放松了對第三國公民出入南京城的限制，“批準一名美國醫生返回南京，金陵大學醫院非常迫切需要他”。從1938年1月14日基督會秘書埃德溫·馬克斯告訴基督會中國教區負責人亞歷山大·保羅（Alexander Paul，中文名施保羅）“柏睿德醫生被批準返回南京的事情有望解決，他已準備好隨時動身”到1938年2月21日柏睿德回到南京，整整過去一月有余，而這已是美國駐漢口和南京外交官與日軍當局多次交涉后的結果。

與柏睿德醫生相比，原不屬于醫院的醫務人員前往南京的過程更加復雜、困難。1938年3月29日，美國駐華大使館三等秘書阿利森（John Moore Allison）在給國務卿赫爾（Hull）的報告中指出：“過去十天內一直努力安排兩名醫生、兩名護士從上海來南京……但是并不成功。今天上午日本總領事通知我，接受處理這一事務的上海日軍當局聲稱他們認為目前外國人去南京還不合適，日軍的立場是如果外國人在南京遭到不測，它們〔他們〕要負道義上的責任，他們不想擔這個風險。”在美國駐日大使格魯（Grew）等美國外交官的不斷努力下，1938年4月19日，無錫普仁醫院院長李克樂、鎮江基督醫院院長林厚培、蘇州福音醫院護士露西·格瑞爾（Lucy Grier，中文名葛文娟）和蘇州博習醫院護士薩拉·格倫（Sarah Glenn）等四名美籍醫務人員才獲準抵達南京，協助金陵大學醫院開展醫療救治工作。

直至1938年下半年，日軍仍未完全放開對第三國公民返回南京的限制，美籍醫護人員申請返回南京的通行證往往需要等待兩至六周，甚至更長時間。以談和敦返回南京為例，其從1938年8月22日抵達上海后立即向日軍當局申請返回南京的通行證，直至9月17日才獲準返回，足足等了三周多的時間。鮑恩典在給家人的信件中控訴日軍當局通過“通行證”控制占領區的行為，稱“這兒有一群腦子不正常的家伙。當事情不像當權者希望的那樣發展時，他們就會取消通行證了”。

即便獲得日軍當局頒發的通行證，西方人士“回城”之路也比淞滬會戰爆發前艱難許多。淞滬會戰爆發后，京滬間的公路、鐵路乃至水路交通中斷，日軍占領長江下游地區后強化交通控制，切斷了滬寧鐵路的客運運輸，西方人士不僅面臨購票難的問題，同等距離的車程也要比戰前多花兩到四倍的時間。不僅如此，日偽當局還在通往南京的各城門、京滬車站、京蕪車站、江邊輪埠碼頭等交通通衢設置層層關卡，派駐日本士兵或偽警察檢查出入者的通行證和預防注射證明，嚴格控制外地人員入城。

談和敦的夫人海倫·丹尼爾斯在給家人的信中，詳細描述了1938年11月初她和鮑恩典從上海返回南京的經過。早上5點，她們起床后乘坐出租車趕到車站，在二等座售票處足足等45分鐘后窗口才開始售票，因“隊伍前面有許多其他國家的人插隊，而且每個人都買了好多張票”，“等我們排在離窗口約有30人時，窗口關閉，票賣完了”，所幸一名中國警衛告訴她10時40分那趟車還有二等包廂，有關這趟車的信息，此前無人知曉，但為了趕回南京，決定守在售票窗口，終于在早上8時50分左右買到車票，購票的過程令她感慨萬千，覺得“盡管只是3小時45分鐘的站立等待，我們卻感覺像是一次探險，因為我們又找到了一條新的途徑。由于這節車廂一半為軍用，所以僅20分鐘車票就售罄了，很慶幸我們當時排在最前面”。從早上5點從家里出發，到傍晚6時20分到達南京，整趟行程花了13個多小時。抵達南京后的出站經歷也令他們深切感受到“回城”的艱難。她們走下站臺后不久就被攔住，要求排在一個隊伍里，“兩邊站著士兵和身穿中式服裝被稱作學生的人，他們大多數或者全部是為‘新政府’服務的。一個殘暴的衛兵不停地抽打靠近他的人”，她們也由此意識到“必須老實地后退排成一列，并將行李放在身旁。每個人都帶著大包小包，當有人推搡或被掌摑倒地時，后面的人就像保齡球或多米諾骨牌一樣全都倒下”，盡管她們沒挨打，但是衛兵不僅要求她們填寫表格，“上面羅列著一堆沒完沒了的問題，刨根問底地問家族信息以及來南京的目的”，還檢查她們的通行證，打開她們的包，“我的包在例行安檢時已經被里里外外翻了個遍”。檢查結束后，她們還被強制“通過荒唐的大型消毒劑噴灑口”后才被放行。

日軍當局不僅設置重重障礙阻擾第三國公民進入南京，還對南京大屠殺期間留寧西方人士采取尤為嚴苛的管控措施，不僅找借口拖延發放通行證，還采取威脅恐嚇的手段，警告他們想要返回南京，必須注意自己的言論，企圖阻止他們向國際社會揭露日軍在南京的暴行。

1938年1月23日，南京國際委員會財務主管、禮和洋行員工克里斯蒂安·克勒格爾（Christian Kruger）和“一大幫日軍士兵上了一節敞篷車廂”離開南京，他是“除洛維特·弗雷澤和沃爾澤先生之外，第一個被日本人準許離開南京城的外國人”。南京國際委員會總干事菲奇（George Ashmore Fitch，中文名費吳生）為了能順利離開南京，不得不與日軍進行長期談判并向其承諾“無論如何我都將返回”，作為日軍準許他離開的條件。日軍還借此警告他，能否返回南京取決于其在上海的“表現”。對此，拉貝在日記中寫道：“他說‘南京的局勢正在好轉’。這種局勢的小小改善只是偶爾能感覺到，可惜總是長不了。可如果說局勢好轉得能讓人流出‘高興的淚花’，那是毫無根據的。菲奇的語氣之所以如此的‘軟’，恐怕是為了能夠讓他回南京吧。”盡管他極力表現出順從的態度，1938年2月當他再次離開南京時仍遭到日軍刁難。他一大早趕到火車站，因日本士兵未到站臺，“不被允許登上火車”。

國際委員會主席拉貝離開南京前也遭到日軍警告。1938年2月6日，拉貝向日本大使館遞交了一份往返上海的申請，德國駐華領事館外交官羅森還幫忙寫了一封推薦信“以示相助”，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外交官福井淳告訴他：“原則上，此類申請一律不予批準”，拉貝清醒地意識到，在日本人的眼里，“羅森先生不是一個‘受歡迎的人’，而我作為國際委員會主席也不受歡迎”。2月9日，福井約拉貝到日本大使館面談。關于面談的目的，拉貝猜測，“也許他想再次提醒我，讓我切切不可忘記，在上海只許說日本人的好話！”果然，次日面談時，福井忍不住威脅拉貝：“如果您在上海對報社記者說我們的壞話，您就是與日本軍隊為敵”，對于拉貝提出的種種抗議，福井的答復就是松松肩膀或是翻來覆去的那一句話：“如果您說日本人的壞話，就要激怒日本軍方，這樣，您就回不了南京”，并告誡拉貝帶去上海的中國傭人“絕不能再回南京”。

1938年3月，南京國際委員會重要成員舍爾·貝茨（Searle Bates，中文名貝德士）和福斯特向南京日本軍政當局申請“南京-上海”往返通行證時，也遭到刻意刁難，遲遲未能獲得批準。直到3月31日，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才作出答復，允許他們離開南京，同時警告他們注意在上海的言行。對此，鮑恩典在1938年4月1日給家人的信中寫道：“他們倆申請通行證的時間都超過一個星期。最終日本大使館告知他們已獲得去上海的批準，但能否獲批返回，還要看他們在上海的表現。也就是說，假如他們發表了任何對日本人不利的言論，他們將不被允許返回南京。”

舍爾·貝茨

盡管德國是日本的同盟國，但其外交官也被日軍當局禁止離開南京。1938年1月13日，德國駐華大使館行政主管沙爾芬貝格在給德國駐華大使參贊勞滕施拉格爾的報告中指出：“我們在這里就像是生活在鐵絲網后面的俘虜，因為他們明確地告訴我們，禁止我們離開這個城市。就是說，誰都不能回到上海去。”

因此，醫院美籍員工也十分清楚地自己的處境，即若想離開南京，將和其他在寧西方人士一樣，遭遇日軍當局的阻擾和刁難。麥卡倫在1938年2月10日給家人的信中提及日軍當局反對克勒格爾離開南京后所作的報告，“未來將會對我們進出南京進行更加嚴格的限制”。直到1938年6月，在美國政府和外交官的不懈努力下，醫院美籍醫護人員才陸續獲得批準拿到離開南京的通行證。6月28日，蘇州博習醫院薩拉·格倫獲準返回蘇州。6月29日，鎮江基督醫院院長林厚培獲得返回鎮江的通行證。威爾遜醫生也在當月獲得日軍當局批準離開南京前往上海。威爾遜抵達上海后，應福斯特的請求，寫了一份戰爭以來所開展工作的聲明。他開門見山地指出：“自從去年9月，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離開南京”。可見，日軍對南京大屠殺見證者外出限制的苛刻。

此外，由于日機轟炸及在進攻南京過程中城市電力設施遭到破壞，加之南京淪陷后日軍當局將電力資源主要用于軍用設施，城市照明大受影響，街道漆黑一片，夜晚變得更加恐怖和危險，這也給醫院美籍員工夜間出行帶來極大的不便。鮑恩典在1938年2月22日參加貝德士等人為拉貝舉行的告別活動后告訴家人的信中寫道：“我完全沒有夜晚外出的習慣，街道上沒有路燈，四周一片漆黑。這也是日本人和中國人的一個區別。中國人總是保持街道有著良好的照明，而日本人將燈光使用在軍營等。當然，這也是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不同。夜晚被允許在街道上閑逛的日本士兵在黑暗中能夠更好地從事他們骯臟的工作。”1938年3月9日，鮑恩典再次提及夜間的恐怖氛圍，“在我們回家前，天黑了。我們走出門的時候，天下著雨。我這輩子從未看見過如此漆黑的天氣，這是多年來的第一次，什么也看不見，我們幾乎被嚇壞了。我抓著埃米莉的胳膊，確保她不會從我身旁離開。我們清晰地聽見沉重的皮鞋聲從身旁經過，但什么也看不見。我甚至看不到埃米莉，而她就在我的旁邊”。1938年下半年，日軍占領南京將近一年后，夜間依然很不安全。鮑恩典告訴家人，“在這座城市，晚上出門可不太好。沒有街燈、沒有警察，各種各樣的原因讓人們覺得沒有什么比待在家里更明智的了。因為那個原因，我們從來不在晚上邀約任何人，除非那人是醫院的員工。”為避免夜間外出，在寧西方人士還決定將傳教團小組會議安排在周日下午。

后大屠殺時期，日偽當局不僅動用軍警力量強化社會控制，還將“通行證”作為控制人員流動、限制人身自由的工具，在寧西方人士無論是在城內，還是進出南京，他們自由出行的權利均遭到無視和踐踏。此外，由于城市市政設施遭到嚴重破壞，在寧西方人士不得不改變以往的生活方式以適應日偽統治下的“新生活”。

（本文首發于《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4年第1期，原題為《后大屠殺時期金陵大學醫院美籍員工的生活實態——基于美國檔案的考察》，作者張慧卿為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有刪節，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