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抗日戰爭這樣一場曠日持久的總體戰中，為落實“軍事第一”的思想，戰時的國民政府在地方行政上進行了一系列調整。其中一項措施，就是在各個省推行“軍人治政”的政策，由軍事將領兼理或轉任各省省主席，直接掌控該省的行政大權，希望以此加深軍、政聯系，實現軍、政配合的目的。

將封疆大吏的權力交給帶兵打仗的“武裝同志”，在學理上頗符合邏輯，地方長官和駐軍首腦同出自軍界，似乎就可以避免歷史上一直以來存在的文、武之爭。實際運行中，如此安排在湖南、江西、安徽等地的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在另外不少地方同樣可以看到，“軍人治政”并沒有促進軍、政之間的和諧，反而事與愿違地引發了雙方的對立。究其原因，除了戰時體制下一切資源優先流向軍方而加重了地方上的各類負擔外，不同派系的軍人以及軍事集團之間一直潛在的矛盾，或許是相當重要的原因。這些地方的軍、政對立中，尤以第五戰區與湖北省政府之間的沖突最為突出。李宗仁的第五戰區與陳誠兼理的湖北省府之間，圍繞糧食征集和地方行政展開了多輪纏斗，場面數度陷入僵持，以至于居間調停的蔣介石也時常感到尷尬。

鄂北軍糧沖突的凸現

就地理范圍而言，鄂北包括湖北省第三、第五、第八共三個行政督察區，計21個縣，面積近7萬平方公里。湖北省府遷至鄂西恩施后，為了有效管理鄂北，特在老河口設置辦事處，開展“策應和聯系工作”。如前所述，第五戰區在湖北的轄區，分布在鄂東和鄂北的30多個縣，而戰區司令長官部位于鄂北的老河口。鄂北因之也成為第五戰區的核心地區。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所有戰區的規模擴大，職能趨于多元，第五戰區也不例外，其長官部所設的機關、學校日益龐大，加上軍隊數量的擴張，供給數十萬人的軍糧便成為問題。雪上加霜的是，鄂北產糧本來不多，而漢江流域產米區鐘祥、隨縣等地又控制在日軍手中，加之1940年后湖北全境連年災歉，鄰省河南災情也異常嚴重以致難民涌入，本地采購軍糧自然越發困難。

1940年夏、秋，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為了改變這樣的窘境，在戰區兵站總監部自行組織糧食管理處和購糧委員會，前往宜昌等地采購大米以解決這個問題。這種行為已經遭致湖北省主席陳誠的反感。同時，戰區奉令設置的軍糧局又涉嫌違規操作——戰區所屬機關和部隊之口糧，按照規定由省府駐老河口辦事處就地撥給，由軍糧局轉發各單位。然而，實際操作中，軍糧局直接向機關、部隊發放領取通知單，后者徑自前往各縣向當地政府索糧，這就加重了業已存在的矛盾。陳誠對于軍糧局的做法極為憤怒，電請軍政部要求將軍糧局局長張寰超撤職查辦，李宗仁迫于壓力令張氏辭職了事。由此，戰區與省府之間圍繞軍糧征集這個棘手的問題在鄂北開始頻發沖突。

1941年夏、秋，湖北省全境糧食收成情況均不甚理想，而第五戰區仍舊按照去年的做法自行向鄂北各縣攤派軍糧，以致當地民怨沸騰。此時陳誠正因鄂東的人事危機與第五戰區關系緊張，于是在控訴戰區插手鄂東政務的同時，也將鄂北的軍糧問題向蔣介石做了匯報。他在信中稱：“第五戰區不顧糧政系統及地方實情，自行組織購糧機構，就地需索”，鄂北各縣收成不足四成，第五戰區仍按豐年的一半數額強征百余萬大包，而各部隊零星自購者尚不在內。荊門縣淪陷僅剩四保，戰區仍攤派小麥一萬大包（約兩萬石），使得人民變賣耕牛家產，購麥繳納。陳誠疾呼：“果此強迫征派之糧，充作軍食，尚有可說。乃竟以軍糧為名，轉而高價售之于民，怨毒充盈，其勢非逼成民變而使全部赤化不止也。”

此次全國剛開始實施田賦征實，蔣介石對糧食問題十分重視，很快就下令湖北省軍糧由省府統籌代購150萬石，其中撥給第五戰區的配額是100萬石。第五戰區同意由省府代購，但卻不滿足于100萬石的定量。戰區早在7月1日就自行召集鄂北專員、縣長開會，攤派各縣應交米麥88.5萬大包，計約184萬余石；9月間又函知省府駐老河口辦事處，以戰區駐軍30萬人為標準，要求省府供給94.5萬包糧食，合計約196萬余石。這較之中央給定的數額多了近100萬石，實在給陳誠出了一道難題。他最終沒有答應第五戰區的要求，政府和軍方陷入了僵持。

不幸的是，1942年年初湖北的災情加重，而第五戰區對軍糧的需求反倒有增無減。這勢必給鄂北各區各縣帶來了更大的壓力，也使得軍、政之間的矛盾加深。圍繞鄂北軍糧征集的沖突逐漸升級。

1月31日，陳誠在省府與各委員討論湖北省政，大家“對于鄂北頗感棘手，以鄂北五戰區之種種不法行為，恐非使民變不止也”。2月7日，陳誠秘電何成濬，稱軍隊強派勒索之外，軍糧局辦事無方，濫發購糧憑證，致軍隊藉此以任意搜刮。第五戰區所屬部隊直接在各地搶奪糧食，毆打、抓捕甚至殺害保長，民眾口糧均被擄走。2月11日，何成濬在最高幕僚會議上向蔣介石報告此事，蔣介石遂下令各軍不得自行征糧，軍糧局亦不可直接發放購糧憑證，但何成濬懷疑“各盜匪式之軍隊，是否服從命令，殊難判定”。

1942年3月，軍政部會同糧食部派出督糧團來湖北考察，認為鄂北確實困難，不可加征。然而督糧團并未明令制止第五戰區的強征軍糧的行為，讓陳誠十分不快，他在3月1日的日記中批評軍政部、糧食部“不知中央之責任，反以為五戰區與鄂省府有何誤會，自處調人之地位，殊為可笑”。盡管督糧團居中調停，然而第五戰區亦并不買賬。督糧團成員晏道剛于5月回到重慶，告訴何成濬此行收效甚微，因軍方藐視中央法令，均以空言應付。第五戰區參謀長王鴻韶甚至公開報告鄂北尚有大戶在中央負重責者，有存糧不交。這多少影射何成濬本人，令何氏十分氣惱。

陳誠親赴第五戰區談判

第五戰區和湖北省府互不妥協，鄂北的軍糧征集問題久懸不決。其間戰區所屬機關、部隊繼續自行征糧，而省府對于戰區索要之軍糧拒絕發給，軍、政之間的對立日益加深。

1942年9月8日，蔣介石巡視西北會晤長江以北地區各將領時，于李宗仁處聽到了其對于陳誠的抱怨，深感“應設法調整”，遂手諭陳誠，要求他對李宗仁應發揮同寅協恭之精神，“總須公誠待人，和謙自下，即精誠所感，彼此關系自必更臻圓滿”；另外省府方面須加強對征集軍糧的管理，“嚴令糧政局與各縣長，遵照法令，如數如期解交指定地點”，而非徒指責軍方軍紀不良。

陳誠于10月6日奉召抵達重慶，翌日即與蔣介石共進晚餐并討論湖北省政，當談及“省府與五戰區過去誤會及目前之注意”時，蔣介石面諭陳誠親赴鄂北與李宗仁磋商，以解決鄂北之困局。9日，陳誠與糧食部部長徐堪會談鄂北糧食的解決辦法，提出鄂省糧食征購應請糧食部、軍糧局派員督導，省方盡量征購；第五、六戰區軍糧不敷之處，須由中央設法解決，或移軍就食。但是，徐堪對此方案不以為然。

12日上午，陳誠再次面見蔣介石，稱若考慮民眾的負擔，則無法滿足糧政當局及第五戰區要求，遭到蔣氏訓勉“不可學官僚政客之圓滑方式”。重壓之下的陳誠再也無法忍耐，抗顏力爭，稱“官僚與革命的分別，在顧不顧民眾的死活”。陳誠此次重慶之行無功而返，臨行前蔣介石再度要求陳誠去鄂北與李宗仁面商，以解決“鄂北問題”。圍繞軍糧征集再度對立的軍、政雙方，即將坐上談判桌，迎來最后攤牌。

1942年10月26日，陳誠離開恩施前往鄂北。11月3日下午5時，陳誠抵達老河口，李宗仁親自到碼頭迎接，表現得尚屬友好。當晚的會晤中，陳誠表示此次來鄂北，“完全為解決軍糧問題，當盡所能求征購足額”。盡管雙方在會議前表現出足夠的友善，但并不意味著接下來談判將會波瀾不驚。

4日，陳誠會晤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人員，將領們眾口一致地表示“糧食并非有無問題，是方法問題”，兵站總監石化龍直言“有槍不怕無糧”，令陳誠內心異常憤怒，但在軍方的地盤上又不得發作。5日，鄂北行政會議開幕，李宗仁對鄂北的糧食問題表示不理解，認為1939年時軍隊數量多于當下，但未發生糧荒，認為省府不作為。陳誠對此種言論無可奈何，“深感高級人員以耳代目之可怕”。7日，鄂北行政會議討論提案，最后決定征購軍糧谷子90萬石，盡量配額到各縣；麥40萬大包（約83萬余石），其中20萬大包留待1943年春備齊，余下20萬大包以搶購價盡快設法購足。最終陳誠出于多方因素，被迫答應按照第五戰區的要求，承諾為其提供軍糧。

至此，鄂北的軍糧征集問題方才告一段落。然而，1942年底湖北省府違心地滿足了第五戰區在軍糧供給方面的要求，并不意味著這個矛盾已然終了，按照陳誠的話說是“彌縫一時而已”。

一年半之后的1944年夏、秋之際，湖北發生旱、蝗兩災，第五戰區軍糧供應出現困難，軍方故伎重演，設置征糧機構直接向區、縣政府乃至一般百姓索糧。1944年5月31日，鄂省耆老李書城告訴何成濬，鄂北駐軍“對地方之搜刮殘暴，過于土匪百倍”。8月24日，湖北省民政廳廳長羅貢華稱：當年秋收不及兩成，“民眾既久苦于駐軍之苛擾，尤迫于征糧之過多”，已經起事暴亂。

圍繞軍糧征集，戰區和省府的沖突濫觴于1940年的軍糧危機，在1941年秋因為湖北省府拒絕向第五戰區提供超額軍糧陷入僵持，于1942年在蔣介石的親自調解下以湖北省府屈服于軍方要求告終。事件的起承轉合與稍早在鄂東發生的故事頗為相似，而兩個事件之間相似的，并不僅僅是情節而已，其背后所隱藏的乃是同一個主題。

軍人治政與軍、政配合

人事權也好，軍糧征集也罷，所指向的是同一個主題——軍隊系統在通過不同方式侵奪其防區內的地方行政大權。人事任免與地方行政之間的重要關系自不待言，軍人或軍方屬意的人員出長地方行政，自然唯軍隊系統馬首是瞻；1941年田賦征實以后糧食實際已成為賦稅，就地取糧的直接效果是攫取地方財政，且軍糧征集背后還有著更為隱秘的政治目的。

關于軍糧征集背后所隱藏的內容，陳誠認識得一清二楚。他在1942年2月15日與僚屬苗培成、胡忠民討論鄂北的沖突時，就說“此問題頗復雜，因桂系以抗戰為名，爭取地盤為實”，因而“如其言糧食問題，不如說是政治問題”。戴笠對此種情況的判斷也相當準確。他在秘密報告中說第五戰區“在政治方面，則視地方政府，如同敵國，壓迫欺凌，無所不用其極。始猶謹[僅]對一般政治，作廣泛之詆毀；及中央糧食政策決定，遂利用機會，轉移目標，集中糧食一點，大肆攻擊”。戴笠直言，第五戰區“其年來對于鄂省政治之破壞，實意在乘機據有鄂東，更屬顯而易見，而其對于鄂省政府之肆意攻擊，尤意在期得鄂省省政，亦灼然可知也”。

事實上，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戰區、集團軍乃至個別軍、師干擾、侵犯甚至奪取地方行政權的現象并不鮮見，軍、政對立事件屢屢發生。鄂東和鄂北只是其中最為突出的兩例。通過上述兩個例子，分析此間軍、政對立的成因，才是關鍵。

地方軍、政對立的起因之一，是隨著時間推移，各地的軍隊系統久駐于同一地方，逐漸出現“派系化”的特征。這些軍隊系統或發源于某個派系，或依附于某個派系，或自身內聚為一個派系。第五戰區的情況十分典型，其戰區機關由桂系人員組成，戰區各軍、師也依附于廣西軍隊存在。除該戰區外，閻錫山的第二戰區、張發奎的第四戰區、余漢謀的第七戰區、湯恩伯的魯蘇豫皖邊區、胡宗南的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部等均不同程度地呈現“派系化”的特征。當軍隊系統逐漸成長為軍事利益集團后，普遍具有較強的排他性，對其他派系的任何勢力天然地存在敵意，因而不屬于其派系的各級地方政府遂成為其對立面。

地方軍、政對立的另一個起因，則是戰時“軍政合一”思路影響下的“軍人治政”。處于對手方的地方行政首長，要么由現職將領兼理，要么是現職將領轉任。治政的將領與駐地的軍隊系統同屬于一個系統倒還好說，通?？梢詫崿F“軍、政配合”；倘不屬于同一個軍事利益集團，而治政的將領對于所轄地方又希望實施有效治理時，“軍、政配合”時常會遭遇困境，反而極容易繼發嚴重的軍、政對立。除陳誠外，類似的治政將領還有李漢魂（廣東）、黃紹竑（浙江）、熊斌（陜西）、沈鴻烈（山東）等人。軍人省主席們對于本派系之外的戰區、集團軍多少存有成見和戒心，推行省政的過程中又難免觸碰軍隊系統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軍人出身的他們面對軍方對其行政權的侵奪，往往是持斗爭的態度，采取對抗的措施，并實施有力的反擊。這反而是誘發地方軍、政矛盾升級為對抗的原因。

進一步思考，由于國民黨軍隊內部一直存在“派系化”的傾向，那么抗戰時期以戰區、集團軍為主要單位的軍隊系統，其組織架構本身恐怕存在重大的缺陷。王奇生指出：“事實上，戰區和集團軍不僅是軍隊的組織形式，同時也是國軍各個派系在戰時的存在形式?！蓖粶Y源的部隊久居一地，其派系特征自然不斷強化；不同背景的軍、師長期雜處，難免抱團成為新的派系。久而久之，戰區勢必蛻變成北洋時期的“防區”。陳誠對此種情況深有體會，1942年4月，他致信時任軍委會委員長侍從室主任張治中說，此時的“戰區名義似已頗有流弊，一則容易形成地區觀念，再則軍政職責分際不清，對于紀律、士氣、民心均有影響”。 12月，陳誠致電張治中的繼任者林蔚，直言戰區“完全為一防守性之措置，相沿日久，養成一變相防區之觀念”，要求廢除戰區，全盤改革。

基于同樣的原因，抗戰時期盛行一時的“軍人治政”的做法，似乎頗有商榷之處。在派系問題未能得到解決的前提下，通過“軍人治政”以達到“軍、政配合”的思路，或許是一個美好的想象。很多時候，反而是派系之間往日的恩怨催化了地方軍、政矛盾，導致雙方公然對峙。諷刺的是，置身派系之外的文官擔任省主席，在處理軍、政關系方面反而效果較好，嚴重代理湖北省政時期第五戰區與省府之間未爆發公開沖突，而陳誠的繼任者王東原接任湖北省主席后，也未見軍、政之間出現明顯對立。某種意義上，民國之初就確立的“軍民分治”原則，或許就包含著大智慧。

抗戰時期軍隊的“派系化”的問題，始終是戰時地方軍、政對立的重要原因。倘在戰前國民黨軍就實現“軍隊國家化”的目標，全國軍隊在軍令、軍政上統一服從于國民政府軍委會，戰時軍方既不會試圖插手地方的各種事務，也不至于因為缺糧而縱兵搶掠進而壓榨地方政府，各個地方軍、政之間的糾紛、摩擦、矛盾或可避免，也易于調解，戰時地方的軍、政關系也許就會比現實中的和諧得多。

（本文原發表于《抗日戰爭研究》2016年第3期，原標題為《抗戰時期第五戰區與湖北省政府之間的軍、政對立》，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