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3日，“程朱之間：中國思想史的另一種敘事可能”學術研討會在朱子故里武夷山市舉辦。此次研討會聚焦于程朱之間，著重辨析從二程到朱熹之間誠、敬、靜、仁等理學核心范疇的演變，重審楊時、謝良佐、尹焞、邢恕等程門高弟。以此促進學者之間坦率、硬核的學術交鋒，展現近年來二程后學研究的最新成果。本次研學坊作為武夷論壇的系列活動，由中國人民大學中華文明武夷研究院主辦，致力于集聚海內外優質學術資源，深化海峽兩岸高校之間的學術交流，同時加強與海內外知名高校的學術聯動，多主題、多層次深入挖掘傳統文化資源。

與會學者合影（中國人民大學中華文明武夷研究院供圖）

23日上午，研討會議正式開始。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張曉宇報告了《程門之“異端”：邢恕形象的構建與歷史書寫操作》。張曉宇指出，邢恕作為程頤的得意門生之一，在大多數歷史著作中都被描繪成一個背叛老師的政治投機分子。從與邢恕同時代人物的證詞入手，可見后來的文字記載中關于邢恕奸詐性格的塑造來源，以及證詞如何被修改、轉化為看似可靠的歷史人物文獻的相關書寫操作。張曉宇指出，邢恕在元豐八年的政變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招致了時人的批判；1097年左右，邢恕達到政治生涯的高峰，與此同時程頤卻被哲宗流放涪州。《日錄》《程氏遺書》《申實錄院狀》中記載的邢恕對此事件的回應，使其歷史形象得到了進一步鞏固。張曉宇認為，邢恕負面形象的塑造是通過對幾份證詞的修改與轉化完成的，例如《近思錄》不僅刪除了邢恕曾致信程頤提及營救計劃的部分，也未提到謝良佐與程頤對邢恕的積極評論；黎靖德本《朱子語類》直接在原證詞的基礎上創造改寫，塑造了邢恕背棄師長、鄙陋奸詐的小人形象，而這在黃士毅本《朱子語類》并不可見。

杭州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申緒璐和上海師范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孫逸超擔任評議人。申緒璐指出，長期以來，相比于朱子后學、陽明后學，學界對于二程后學的關注略顯不足。在《續資治通鑒長編》中，有大量相關于邢恕在元豐八年的政治風波以及程頤流放涪州事件中作為的記載，值得關注。相比于邢恕的負面形象的歷史書寫，程頤在道學敘事中的正面形象的構建同樣值得發掘。就張曉宇報告中的具體內容，申續璐也提出質疑：邢恕是否能被允許參加程顥的葬禮，以及邢恕與程頤同在洛陽，何以能二十年未見。孫逸超肯定張曉宇以邢恕的歷史形象書寫為個案進行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他認為北宋時期道學傳承體系具有復雜性，當時可能并未形成嚴格的師承傳統。因此，從群體而非譜系的視角來理解當時汴洛中人的關系與行為，可能更佳。此外，孫逸超還提及元人修《宋史》時對于“奸臣”概念的理解，邢恕出現在《宋史·奸臣傳》中的原因也值得檢討。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鄭澤綿的報告主題是《蘇軾、二程與宋代心性工夫論》。鄭澤綿將蘇軾與二程放在北宋之際儒禪代興的思想背景下加以考察，以蘇軾作為理解二程思想的橋梁，并從蘇軾工夫論中提煉出“先行信任”與“精微的道德直覺”兩個概念。為了避免陷入“求索悖論”，禪宗發展出了“無事禪”。但在北宋時期禪門內部批評“無事禪”的同時，二程與蘇軾等儒者也對此有所警惕，并試圖在“無事”與“求索”之間尋找中道：蘇軾與程頤同時提出了“有主”的工夫論，強調要內心“有主”不為外物所奪。與程頤相比，蘇軾更向往主客兩忘的超意識體驗；蘇軾的“無心而信”與程顥的“存久自明”皆論證了“信任直覺”的必要性，前者可以為后者提供深刻的證明。基于對蘇軾思想中“無心”與“信”之含義的分析，結合蘇軾的文學藝術經驗，鄭澤綿討論了“無心而一，一而信”的深刻內涵，指出蘇軾此說回應了北宋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弊端。基于以上的哲學史論述，鄭澤綿從程顥與蘇軾的洞見出發，為“信任直覺”重構了一個現代論證，分析了“先行信任”（precursory trust）與“精微的道德直覺”（nuanced moral intuition）兩個概念的重要意義。

北京體育大學人文學院陳石軍和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劉蒙露擔任評議人。陳石軍首先高度肯定了鄭澤綿提倡的從思想史到哲學史再到哲學的研究進路，并就自身的研究背景，結合“無心”的主題討論如何從工夫哲學的視野下進行體育哲學的相關研究，以此作為對鄭澤綿報告內容的補充。陳石軍還結合印度哲學、中國哲學與日本禪宗的三個傳統，從東方思想視域討論“無心”思想對武術、武士道、茶道等東方技藝的影響。劉蒙露主要就報告中涉及的思想史研究與哲學分析之間的關系問題進行提問。她指出，以思想史背景為默認前提而作出的某些帶有預判性質的論斷，有時或許反而會面臨偏離思想家本意或脫離文本本身的風險。如，在分析程頤的求中、有主等觀點時，強調儒禪代興的思想背景或許會使得讀者忽視它們皆是針對有關學背景的呂大臨而發的。劉蒙露還提出，從思想史、哲學史到哲學論證之間的銜接是否可能保持契合與連貫，構建相關的哲學論證對于理解思想史與哲學史有何助益，亦是研究的過程中值得思考的方向。

上海師范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孫逸超以《道學汴洛故家與紹興政局中的尹焞》為題，指出既有的道學史研究偏重于人物生平與學派師承的考訂，而于人物所處的具體歷史與社會群體的背景卻往往有所忽視。孫逸超以“汴洛士族”來指稱那些主要活動于宋代的洛陽、開封、鄭州、汝州等地區，包括母族、妻族在內的相族群體，二程的汴洛門人正是以此為主體。從家族史的視角出發來進行考察，會發現尹焞有著多重的汴洛相族家族背景，是二程汴洛相族門人的典型代表，并且成為了趙鼎政治集團中的學術代表和領袖，因此受范沖舉薦登場成為不二之選。尹焞南渡后的門人也以流寓故家群體為主體，其道學交游之淵源亦是自二程的汴洛門人之中延伸而來。馮忠恕、呂本中、韓元吉等人，皆在當時與尹焞有所交往，他們的學術、家族淵源盤根錯節地構成了具有政治影響力的群體。紹興末年他們在賀允中的主持下重新登場，并且在隆興和議中表達了與湖湘、閩北道學不同的觀點，但尹焞這一汴洛相族門人在政治上的號召力逐漸被地方新興官僚們所取代。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張曉宇和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孟少杰擔任評議人。張曉宇肯定了“流寓”這一概念的提出，高度評價報告中以士人與中央的關系取代了婚姻地方化結構的特點，并對報告中門人構成、以及部分士人群體的歸屬提出了問題。張曉宇認為據張繹的《祭程伊川文》，汴洛團體內部應當存在的隱微張力。孟少杰指出報告圍繞“流寓江南”的道學團體展開，通過對哲學史的脈絡進行的清晰梳理，幫助還原了南宋士人群體的政治活動和思想轉變。孟少杰還強調，做宋明理學的哲學史、思想史研究，一定不能夠只單獨分析概念與義理，還需要聯系歷史。

北京體育大學人文學院陳石軍以《程門第一經解：謝良佐〈論語解〉的形成與影響》為題，指出謝良佐《論語解》成書于元祐年間，是謝氏擔任秦州教授時所著，從時間上來看，是二程學派第一本完整成書的經學著作，具有理學式經學方法論的典范意義。《論語解》采王安石、二程兩家，旁攝諸子、釋氏之學，從經學的層面反映出王安石新學與二程理學在經學學術層面的交替發展，以及北宋新經學的學術旨趣。謝良佐在該書中還進一步將道統論與經學聯系起來，為四書學的正式形成奠定了理論基礎。陳石軍還通過《論語解》的版本系統討論了謝氏思想與湖湘學派的關系。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鄭澤綿和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祁博賢評議本場報告。鄭澤綿肯定報告人所編的謝良佐《年譜》，認為該《年譜》清晰地梳理了謝良佐《論語解》的形成脈絡，具有重要的價值，但報告中以時間在先為由論斷謝良佐《論語解》作為“第一經解”，其說服力還不夠強，鄭澤綿還就朱熹對《論語解》的引用提出問題。祁博賢指出目前用以論述思想變化的例證略顯單薄，尚不足以支撐闡明謝良佐晚年的思想變化，報告中對《論語解》版本的考證以及引用現象的考察還需加以完善，評議人認為或許正是因為沒有濃重的洛學色彩和反王學色彩，謝良佐《論語解》才擁有如此之大的影響力。

下午第一場，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湯元宋以《敬的失落：尹焞與程頤晚年定論》為題進行報告，探討了“敬”之內涵的細微轉變及其在理學體系當中的地位。湯元宋指出朱熹基于自身道統建構的考慮，認為程門弟子背離師說、不能接續道統，但在朱熹之前，尹焞便對二程早年弟子做出過系統性的批評。尹焞一系所呈現的程門弟子形象，一方面是借程頤之口、或尹焞自己直言，批評程門早年弟子之流為怪誕、變為異端、滑稽支離，另一方面則是強調程頤對尹焞的高度肯定。但尹焞的這一敘事長期以來不受重視，直至晚明的劉宗周作《尹和靖先生文集序》，才使得尹焞重返理學史的主脈絡。湯元宋在報告中提出疑問，歷來公認嚴守師說的尹焞在“主敬”的同時，卻對另一半程門“格物”宗旨的闡發有所欠缺，這究竟是尹焞的過失，還是朱熹誤判，也值得進一步討論。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孟少杰擔任評議人，認為朱子學用“格物窮理”與“主敬”來概括程子的學說，從程朱之間的角度，以下問題還有值得思考和討論的空間：如果依照尹焞所言，以“敬”來統攝程門學說，那么如何區分“敬”與“格物窮理”，“格物”對程頤而言又意味著什么；朱子批評程門多從儒禪交雜切入，那么尹焞對于程門弟子各種批評的背后，是否也有一致的標準。

與會學者評議報告（中國人民大學中華文明武夷研究院供圖）

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孟少杰以《從“主靜”看程朱之間》為題，認為朱子“中和新說”確立了靜中存養工夫，《太極圖說解》強調“必主乎靜”，但朱子中年之后似乎又通過“敬”來消解“靜”，開出了一條和“道南指決”不一樣的道路，那到底如何看待朱子哲學中的“主靜”，并進一步理解程朱之間呢？如明儒陳建在其著作《學蔀通辨》中就認為隨著朱子從道南走向伊川已經放棄了“主靜”思想，陳建將“主靜”歸諸陸學并以此來判道。孟少杰認為，朱子雖有與“道南一脈”的差異，也有對“主靜”思想進行更多的說明和限制，但其間的義理還需要進一步探討，比如在諸多工夫形態中，“靜”是否有利于“敬”？朱子的靜中存養是否能呈現出一種近于道南的灑然同體氣象？朱子靜中存養所呈現的“天地之心”是否同于延平所體認的天理？這些可能才是程朱之間“主靜”問題的關鍵。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湯元宋擔任評議人，他首先強調報告中提及的《學蔀通辨》是一部充滿了朱陸之爭的立場色彩的材料，因此在使用時其客觀性仍然值得商榷。湯元宋認為，盡管學界對朱熹思想的演變，多以中和新舊說為準，視為漸次發展，但就朱熹本人而言，他在中和新說后首先是自認為更好地把握了延平“靜中體驗未發”的工夫，而并非是完全背棄師說。且據《大學章句》中“靜而后能定”一語以及《朱子語錄》中朱子與弟子對“靜”的相關探討可知，朱子的晚年定論中為“靜”留下了位置，對于朱子學中的“靜”，更應在未發已發工夫論架構中加以考察朱熹的真實態度。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劉蒙露以《一源衍三流：程門仁學流變中的異與同》為題，指出學界的一種主流敘事是：程門對“仁”的理解多傳自于程顥，而“仁論”發展至朱熹則呈現出推崇程頤仁說、貶抑程顥仁說的轉變。據程顥仁說文本中“同聞異錄”的現象，可進一步探明程門后學衍變出的三種仁學“支流”：楊時、游酢改造萬物一體，謝良佐擴展“知覺”的內涵，呂大臨在加入“氣”的基礎上承續“一體”與“知覺”。但是，在朱熹看來，此“三流”的種種嘗試均未能將“仁”安置于正確的心性情體用結構當中，直至他的仁論方能截斷眾流。考察“一源衍三流”的脈絡，有助于重新考訂“仁”在程朱之間的發展，并反思關于程門仁學的既有敘事。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鄭澤綿擔任評議人，對報告中呈現的問題意識給予肯定，并認為楊時、游酢所言“一體”之“體”，與程頤的體用結構之“體”存在差異；就劉蒙露報告中提及的程頤“谷種之喻”，鄭澤綿指出謝良佐仁學呈現“以覺、以生意訓仁”的特點，以桃仁、杏仁之“仁”啟發人們體認生意，而程頤“谷種之喻”強調心性情問題的區分，二人論仁的方式不同，二人的體用范疇的使用也有理論差異。

下午第二場報告的是杭州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申緒璐，他以《吾道南矣——楊時與江南弘道》為題，指出“道南”一語源于程顥對楊時的稱贊，受到朱熹影響，學界長期以來認為道南一脈專指楊時、羅從彥、李侗、朱熹的傳承譜系，或者等同于福建學派。但是以楊時和兩宋之際的道學傳播而言，將受楊時影響的道學家，如游酢、胡安國、楊迪、陳淵以及張九成等，都看作道南一脈，其內容將更加豐富。申緒璐強調，朱子在《答何叔京第二書》中提出的“道南指訣”歷來被傳統敘事視為豫章與李延平二人思想之同的一個證明，但是二人思想性格也存在差異，此點亦應當加以注意。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祁博賢評議，認為報告嘗試以學術傳承的關系取代地域作為劃分道南一脈的標準，但是這種師承關系本身也具有模糊性，若將受到楊時影響的道學家都看作道南一脈，“程朱之間”就將出現“道南”一家獨大的面貌。因此，在何種程度上超出原有的地域視角，改用其他標準來為“道南”劃界，依舊留有較大的考量空間。祁博賢指出，報告人關注到了豫章與延平的差異，從這一點出發換一個角度切入，如以核心經典為觀察視角，或許能幫助深入理解道南一脈的外延。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祁博賢以《粹言不粹：〈二程粹言〉編纂考》為題，指出《二程粹言》因收錄多條不見于《遺書》《外書》《文集》等處的語錄，歷來受到學界重視，但是從《粹言》的編纂來源、文本性質、改動情況和版本異同四個方面來看，通行本《粹言》存在的諸多問題：楊時生前并未完成對二程語錄的刪削改寫工作，也不存在編寫《粹言》的經歷；《粹言》前序亦非張栻所作，《粹言》編者可能是與呂祖謙有關的學者；《粹言》對所載二程材料多有改寫，其中不但有一些偏離了文本的原意，而且還混入了他人的文本。祁博賢認為通過考察《粹言》能夠折射出編纂者的思想傾向，為分析二程思想在南宋的接受情況提供獨特的參照，但《二程粹言》不應該被視為研究二程思想的一手材料，這一點是需要明確的。杭州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申緒璐評議，認為報告人的標題別具一格，對報告中多次提及的《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的文本性質和記錄者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主張當前二程研究的重點應當從區分大小程走出來，并指出報告內容引用的問題。

在圓桌討論環節，與會學者對報告和評議內容進行了提問與回應，圍繞主靜與主敬等程門義理、如何重新理解二程語錄不同卷次的性質、從過往注重判斷部分語錄究竟該分屬程顥還是程頤轉而分析語錄記錄者的特質，以及《粹言》版本、可能的編纂方式，還有較為邊緣的程門弟子的研究方式，都引起了與會學者普遍的關注和討論。鄭澤綿就申續璐的報告指出，如何理解道南學派中是否應涵括張九成的問題，還值得進一步檢討。在《雜學辨》中，呂本中、張九成等人都是被朱熹嚴厲批判的對象，朱熹的格物說亦是與呂本中、張九成、楊時等程門后人的格物說兩軍對壘的。因此，按照申續璐的邏輯，在道南學派的涵括范圍中，呂本中、張九成等皆應被納入。湯元宋就孫逸超的報告指出，在研究政治史的過程中，身份標簽與政治主張之間的聯系，是一個非常有誘惑力但又危險的做法。例如，尹焞入朝與所謂的流寓故家之間的關聯，未必能夠成立，因為更可能的原因是接替楊時。討論中與會學者對于二程、程門人物、文獻、義理細節之熟悉以及希望在此前研究基礎上嘗試新的研究可能的努力，都給聽眾以極深印象。

宋明理學的傳統敘事長期籠罩在程朱的影響之下，如何轉變研究范式，為學界提供全新的研究視角，從程朱之間切入是一個值得努力的方向。對程朱之間義理演變的進一步細致分析、對二程語錄研究方式的再審視、對北宋時期儒學史非主流人物的關注，都是可行的研究思路。近年來，學界對于程朱之間思想發展的重視程度逐漸加強，研究也隨之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