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18日至19日，由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主辦、滬港大學聯盟資助的“跨界協商與比較視域下的中國經典”國際學術論壇暨滬港青年學者研討會在香港城市大學順利召開。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郭西安和香港城市大學中文與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凌超以召集人的身份策劃和組織了此次學術活動。來自香港城市大學、復旦大學、澳門大學、芝加哥大學、蘇州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華東師范大學、香港嶺南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四川大學、浙江工商大學、香港理工大學、上海師范大學、香港樹仁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的二十余位學者，圍繞著“中國經學傳統的再探討”“海外漢學與經典研究”“經典傳統與信仰的共同體”“數字人文與經典的當代研讀”“跨越文類與媒介的經典”等五個核心議題展開了充分深入的研討。

與會學者合照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陳學然教授主持開幕式。系主任程美寶教授在開幕式上對所有與會學者表示歡迎，并提及此次國際研討會作為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建系十周年系列學術活動“第一站”的特別意義。隨后，她代表系方向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主任陳引馳教授贈送紀念品，期許內地與香港的學術互動綿遠流長，在彼此啟發中醞釀新的生機。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系主任程美寶教授致開幕詞

開幕式結束后，來自復旦大學的陳引馳教授、來自澳門大學的張健教授、來自芝加哥大學的Haun Saussy（蘇源熙）教授和來自蘇州大學的季進教授帶來四場主旨演講。

復旦大學陳引馳教授發言

陳引馳的報告涉及中古時代文學文本之特定形態、抄本文化的文學文本形態的歷史普遍性、文本形態對文本之理解的影響等三方面議題。他提醒同行注意，我們仍需通過深入文本內部的文學書寫成規和通則來增進對中古文學的認知和理解，特別是關注到詩歌、辭賦等類型的內部構成和脈絡以及當時的文學類型概念。張健在其演講中提出，“賦比興”在漢代產生影響的歷史真相遭受了遮蔽，他試圖將漢人對《詩》《騷》之興的論述從賦比興的觀念架構中分離出來以重新詮釋，再度檢討賦比興在漢代經學史中出現、詮釋及影響的歷史，進而推動漢代經學史及文學批評史的改寫。Haun Saussy（蘇源熙）的報告以“Migration and Cultural Contact: The Long View”為題，結合個人經歷闡述了移民對文化、社會和個人的影響。他不僅通過對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移民敘事的分析揭示出苦難、創傷與英雄傳奇色彩的并存態，并且將歷史和古代文學文獻讀解對接到當今的移民問題上。季進以新發現的一批夏志清耶魯時期英文論文為研究對象，將其早年的學術成果與新批評的研究理論建立關聯，認為他從耶魯英美文學訓練中獲得的世界文學修養、文本細讀方式，尤其是人文主義信仰已直接且深入地影響了他后續的中國文學研究，這恰恰彰顯了世界主義以及“比較視域與跨界協商”的魅力。

澳門大學張健教授發言

在跨界式的視域和方法中談論經典以及“經典”問題或“經典”概念，與其說是為了對經典或經典之概念進行比較，不如說是對經典本身的質辯。這幾乎是與會者的共識：經典并不是或者并不僅僅是一個有待探索的給定物，而是一個被問題化了的地平線——研究者由此得以在“邊界”、“階梯”、“十字路口”這樣的思維構型中將“經典”設置為對更大問題域進行勘探或重新敘述的契機。

芝加哥大學Haun Saussy（蘇源熙）教授發言

就此種意義而言，本次研討會設定的關鍵詞“跨越”指向一種文化想象，它被視為諸種民族之間、諸種語言之間、諸種文化共同體之間或者諸種特殊性之間的中介或調停之物。它提示我們，一種深刻的人文主義和開明的文化理想仍持續存在，以至于在公理似乎受到威脅的今天，歷史依然先于我們并指引著我們，“經典”的偉大敘事可以在回溯中沿著一種有道德基礎和審美開放性的冒險路線而展開，那是一種完全構想于對別處之好奇和對他人之渴望的歷史。

蘇州大學季進教授發言

持續一天半的青年學者研討會在這一共享的理論期待下拉開了序幕。“跨越”作為一種理想文化空間的形象化，它所強調的是一種差別化敘事，亦即在矚目于聯系性的同時也強調“非統一性”。在此一空間中，香港城市大學張萬民副教授的研究深入探討了“比興”和allegory這兩種詩學概念之間的對立模式。他將其視為中西文化觀念之間的代表物，并指出了它們所固有的局限性，隨后，他提出了超越傳統對立的思路，主張通過吸納對方文化中的因素來拓展詩學范式。與這一思路形成支撐關系的恰恰是趙倞的研究。正如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趙倞所揭示的，那種認為歐洲文學理論傳統以“摹仿”為起點、認為中國傳統詩學以“抒情”為根基的慣常觀點是有其不足之處的，此種分野并不能壓抑它們在發展過程中所浮現出的被設想為應屬于對方傳統中的部分元素，換言之，對現實的模仿和情感的表達是以差異化的方式同時存在于中西詩學之中的。

有兩位研究者通過此類“語境化操作”向我們提出了兼具理論性和實踐性的啟示。郭西安的報告著力于“經”這一概念的翻譯所牽連的復雜議題，她認為這不僅涉及文辭的轉換，更牽涉到意義和價值的文化間協商，而這些問題映射了各種潛在的文化預設、學術張力和話語壁壘。她提出“參鑒空間”的概念，以強調跨文化翻譯詩學所提供的再協商與再生產契機。如果說郭西安將注意力集中于中西對話，北京大學中文系長聘副教授陸胤則致力于古與今的斷裂、延續以及知識在傳統內部的轉移和變形。在陸胤看來，經典問題應該關聯到普遍意義上的教化實踐和讀寫生活之上，“讀書革命”和“讀經法”之著眼點的轉移無疑給宋元以來“文本取徑”的傳統讀書法帶來致命的沖擊，這進而匯入了白話文興起與新學科秩序形成的進程中。

陸胤、郭西安、張健、趙倞討論合照（從左至右）

文明互鑒是本次研討會主題詞所暗含的前提性視野和理論抱負。借助異域或他者之眼來看待“自我”，此種鏡鑒會使一種原本劃定了界限的經典觀發生移位。就更深處言之，海外漢學作為一種外部聲音，其所攜帶的不可還原的他者性經驗恰恰提醒著我們棄置那種同一性倫理（亦即同義性倫理），畢竟轉換性與不可譯性本就是語言的本質。與前述張萬民和趙倞的報告有所呼應，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嘉軍的研究探討了裸體觀念在朱利安與阿甘本的視野中的異與同。通過深入剖析朱利安對裸體藝術的本質主義觀點，以及阿甘本借助后結構主義視角對裸體的重新解讀，王嘉軍提供了一種對裸體藝術進行中西比較的新視角。這不僅豐富了對裸體藝術的理論探索，更促發了對本質與欲望、文化符號與身體性等問題的深入思考。

借鏡于外部理論資源以構建出新的理論空間，這有助于對一些已頗具歷史的學術話題進行重新范疇化，以轉移話題的方式來面對話題。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顧一心的研究充分地受益于此。他聚焦于早期中國文本中的“傳曰”引語模式及其意義，通過對“傳曰”引語在古代文本中的分布和作用進行深入分析，探討了經典化進程中知識構建的動態性和復雜性。這項帶有形式批評色彩的研究不僅豐富了對早期中國文本的理解，更試驗了一種比較詩學路徑的合法性。與此類似地，復旦大學中文系講師秦振耀研究的課題也依托于晚近話語理論，將中國當代詩歌的外文翻譯問題規劃入一種被重新賦義的形式批評中。對他而言，一些微型的但明顯帶有前提性的對話主義和協商方式——譬如譯者所代表的“另一個”言述主體的自我分裂性——仍有待更多細致的研究。

季進、王嘉軍、顧一心、秦振耀討論合照（從左至右）

恰如我們所知，經典并非一種靜態給定物，而是不斷移位的處于生成中的知識和話語，因此，我們自然應該關注到“經典”問題所必然要回應的知識的跨越性傳播與再生產的問題。劉云、李以清、劉旭三位學者分別選定了能有效觀測文化遷變進程的錨定點，并在實踐中證明了一種僵化的比較主義的坍塌。今天談及“比較”，我們不再設想一個建基于同一性的帶有確切邊界的等待著被沖擊的封閉空間，而是認為知識、概念都時刻被“再語義化”或“重新語義化”，經歷著從一套表征或實踐到另一套表征或實踐的發展過程。

從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副研究員劉云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文化遷變與話語轉場研究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翻譯、意識形態和文化認同——是如何在19世紀中國的宗教性傳播中發揮其實際作用的。具體來說，她的研究聚焦于晚清時期新教《圣經》漢譯史上的“圣名之爭”，揭示了19世紀中期至1890年間圍繞著“神”和“圣靈”等詞匯翻譯的辯論。這種文化傳播過程不僅是信息傳遞的簡單轉移，更是一種文化認同的動態建構和重塑。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員李以清則通過荷馬及其史詩在帝制中國的引介，探討了中西文化之間宗教共識的形成與散播。根據她的觀點，荷馬史詩是一種具有普世意義的“神圣性”符號，由此可被理解為宗教文化對話的媒介和動力來源。同時，這則研究案例有助于我們重新界定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圖景。浙江工商大學東亞研究院劉旭老師的報告從圍繞利瑪竇而展開的個案出發，聚焦于有關身體與靈魂之類比的話語流轉，探討了在文化交流中的類比和轉化如何影響后世的文化認知和漢學研究范式：這種身-心的類比不僅是符號化的表達，更是文化認知和解釋的一種模型轉換。

劉云、李以清討論合照（從左至右）

自18世紀以來，知識就被組織成學科，每一個學科領域都有各自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都有自身獨屬的專業知識或研究路徑。直到20世紀90年代，由于科學社會學的介入，我們才有可能將科學視為大學、實驗室、研究團隊和個人之間所形成的網絡之間的交流系統。而今天，我們得以再一次對知識進行重新理解的契機在于，信息和通信技術在工作場所的應用促進了這些新組織方法的引入。數字技術的使用無疑鼓勵了研究人員之間的合作，由此產生的變化拉近了人文/社會科學與計算機科學之間的距離。

在如今正在形成的“數字人文”時代，知識不再被視為內部主義認知觀中單個個體所擁有之物，而是一種既是個人的又是集體的、既情境性的又分布式的建構。由此，知識既是一個對象，也是一個過程，是由計算機應用程序“增強”的解釋性實踐的結果，而計算機應用程序則被視為行動中的對象。在人文與科學之間切實存在的詞種“緊張的和睦關系”中，人文學者可以從中尋獲一些重要的契機：面對純粹計算機科學的計算邏輯，人文視角將是一種使機器變得人性化的方式。

在本次研討會上先后發言的三位學者雖然處理的議題各異，卻無一例外地巧妙利用文學研究或人文研究中鮮明的分析性專長，進而將“數字”“數碼”等概念重新帶回了人的領域加以重整。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教授徐力恒的研究聚焦于宋代書札手稿的數字化著錄。通過數字化手段，我們能夠系統地整理和分析數據量頗巨的手稿，揭示其中可能蘊含的社交和文化信息。此種方法不僅使歷史文獻更容易被保存和傳播，也為后續的研究提供了更為豐富和精確的數據基礎。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助理教授陳婧則借助了文獻計量學中的網絡分析方法，對明清古詩選本進行了研究。通過構建書籍之間的“互參網絡”，她揭露了不同書籍在網絡中的影響力和重要性排序，進而探討這些書籍在印刷文化和古代文學中的地位和作用。復旦大學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員戰玉冰的報告在結合研究實踐和理論性省思的基礎上重提了文學類型研究的意義。傳統的文學類型研究在數字人文的背景下獲得了新的關注和延展，這首先是因為類型化的研究更適合數字化的方法和工具，但這一耦合關系的后續效果不止于此。在他看來，文學類型分析的模式將在數字人文視域中得到有益的重塑。

陳婧、戰玉冰、徐力恒、郭秋孜討論合照（從左至右）

經典是什么，或者寬泛意義上的“精神產品”是什么？針對這個問題，我們自然有多種回答的方式，而呂家慧、凌超、郭亞雄、許建業這四位學者則集中地提醒我們，其中不可忽略的一個元素恰恰是我們自以為歸屬于精神性的文本事實上是具備諸種書寫性條件或書寫性狀況的，由此，對媒介的物質性想象就變得尤為重要；此外，我們在理論時代以來一直信奉的“指涉幻想”，由于其無限泛化而導致的弊端，也需要依憑書寫之現實性的觀念予以重新校正。

如果從“文本不止于文本”的方式來考量，那么呂家慧和凌超的研究展演了文學作品或更廣義的藝術作品如何能夠容納甚至生產出思想，而這些思想有可能會在現實世界留下痕跡，甚至是鑿刻了某種有限現實空間的形態。根據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呂家慧的研究，唐代地方官員通過“亭記”這一文類將政治治理與自然景觀相結合，這展示了他們對治政與山水的獨特理解。呂家慧重新發現和構造的這種書寫方式，既延續了漢代的治理傳統又融入了六朝以來的文人山水詩意，呈現出一種政治與美學的交融。凌超關于韓約素的研究則從性別角度出發，探討了她作為女性篆刻家的獨特位置。通過分析她的篆刻作品以及相關文學作品，凌超揭示了韓約素如何通過篆刻藝術塑造了自己的個人形象，并成為后世文人心目中的“門第女性”典范。這一研究突顯了性別對于藝術創作和社會認同的重要影響。

郭亞雄和許建業的研究無疑受益于他們對不同書寫媒體的特殊性所保持的敏感。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郭亞雄從三個方面——即理念、方法與教化方式——探討了“書寫”對于經學詮釋的影響。通過分析經學傳統中的書寫實踐、考察書寫與教化權力的轉換，他指出書寫不僅是經典傳承的載體，更是意義創造的源泉，從而深化并拓寬了對經學之本質性規定的理解。香港樹仁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許建業報告的議題則是江戶時代唐詩圖像在不同媒介中的傳播和轉化。他通過分析唐詩圖像在畫譜、畫本和歌留多等媒介中的呈現，演示了近世唐詩意象和文化在傳承過程中的多樣性和復雜度。這可以視作東亞文化交流史的一個案例，但更重要的是，其中知識整理與轉化的方式見證了文人畫范式的被吸收和理解的諸種可能性，而體現著知識承傳與下移、經典建構與解構之間的近世文化轉型形態也由此顯明。

郭亞雄、呂家慧、凌超、許建業、陳引弛討論合照（從左至右）

這幾位學者的研究成果啟發我們繼續發明和重述一種“文本之外”的文學。媒體環境或物質性載體對作品的延展以及它施加于閱讀行為的影響是什么？它所引發的限制、激起的文學語言的重組以及它為我們與書面語言的關系帶來的變化是什么？或許是新語言的出現、新寫作的自造、閱讀和新的文學社交方式的發生。當這些媒介與文學世界接觸時，它們是如何演變的？在集體想象中，文學話語又是如何構建和制度化這些媒介的？最后，這些媒體的出現如何加強了作家在社會中的存在，改變了其作品及其在文學領域的地位？

以上五組報告分別由張健、季進、曹南來、郭秋孜和陳引馳主持。各組的評議環節恰恰意味著又一種跨越性空間的運轉，其中不僅存在著主持人的點評、質詢，更有每位報告人之間依憑思想交鋒而搭建起的話語連廊，他們與會場內眾多專業聽眾的積極互動更在事實上踐行著一種對他者話語的敞開。

程美寶教授代表系方贈送紀念品

2024年5月19日下午17時許，在兩位召集人郭西安和凌超的共同主持下，研討會進入最后兩項議程。“圓桌討論”中，每位與會者逐一發言，不僅對此前各報告人的研究案例做出新一輪評議和討論，同時也就未來各學術機構之間和各學術群組之間的合作交流模式提供了可行性方案；張萬民和秦振耀則在“會議總結”環節回顧了每位學者在日程極為緊湊的兩個研討日內如此高效且富于意義的工作。隨后，凌超和郭西安致閉幕辭，熱切期待各位專長各異的同行們在不遠的未來能再度相聚于以“跨越”之名而組織成立的學術場合。

在閉幕式上，與會者以各自的方式回應了“跨界協商”與“比較視域”在今天學術研究中的獨特意義：對自己保有意識，與對他人——尤其是復數的他人——保有意識，此二者乃是同一姿態的兩面；對“經典”問題的回訪與重估，再次驗證了比較意識、跨界意識、協商意識所必然保證的此種寶貴的雙重性。然而，僅僅把他者設想為與自己相關的，或與自己并存的；設想為與自己親近的，或與自己疏遠的；設想為與自己通行的，或與自己對立的——這些想法尚不足夠。這是保羅·利科等人文工作者曾不斷傳遞給我們的教誨。這成為激勵每一位學人再度出發的動力：把他者置于自身之中，并將自身視為一個他者；恰如在跨越了“經典”和“經典觀”之恒常邊界的非同一性空間內，跨越的行動依然不容停歇。

（秦振耀，1991年生，巴黎高等師范學院現代文學博士，復旦大學中文系講師。主要從事比較詩學、翻譯理論、法國及法語區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