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植芳先生去世后，我擬就一副挽聯來總結先生一生的成就，先在祭奠上用過一次，后幾經朋友的斟酌修改，定稿為：

從胡風追魯迅，橫眉冷對熱腸扶顛，聚傲骨良心悲智俠膽為一腔正氣

由社會進書房，大寫做人中道敷文，融研究創作翻譯育人開八面來風

我沒有把先生一生坎坷多次入獄的事跡寫入挽聯，其實這樣寫的作品不少，牢獄人生幾乎成了許多人心目中的賈植芳先生的關鍵詞。人們贊美先生前前后后幾次出入監獄而矢志不渝的高風亮節，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在苦難中求索真理實踐人格的高貴精神，卻有意無意忽略了先生在普通生活中的辛勤勞作的價值，忽視了先生在知識分子崗位上對人文學術所做出的貢獻。先生多次說過這樣的話：誰會想到命運把我送進監獄？我只是憑著一個知識分子的良心生活，被中國多災多難的環境推著向前走，自己還以為這樣做是為國家效力，對社會進步做貢獻，哪里會想到進監獄？我想這是先生的大實話。1955年他被捕入獄，受審不肯承認自己“有罪”，辦案人員拍著桌子罵：沒有罪你怎么會到這里來的？先生坦然地回答：“我好好的在學校里教書，是你們把我弄來的，又不是我自己要來。”這當然也是大實話。像先生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們更多的是要求有正常工作的權利，只要能夠擺脫監獄的魔影，他們立刻就坦然地生活，享受正常人在正常社會的正常權利。他們珍惜自由，珍惜思想，珍惜勞動，并以自己的創造性勞動索取生活資源而感到自豪。這是先生與某些有志于當職業革命者的人不太一樣的地方。賈植芳先生與他的哥哥賈芝先生就是一個有趣的對比。賈芝先生一生循規蹈矩，順應潮流，從北京校園詩人進入延安參加革命，最后成為一個老干部；而賈植芳先生一生顛沛流離，他親自把嫂子李星華等人送去延安，把一些青年學生介紹去延安，而自己卻始終闖蕩在戰場、文壇和監獄內外，沒有個安身立命的歸宿。其實，先生的心中是有歸宿的，有一樣東西是從“讀書”而來的，比一般的建功立業更為重要、更有價值，這個東西就是他可以賴以安身立命的歸宿。

那么，這是什么？

這似乎是很難理解的，先生也沒有自覺地闡述過真正驅使他一生追求的動力是什么，他只是反復地說，要把這個“人”字寫端正。但，怎么樣的“人”字才是端正的呢？在20世紀的中國極為復雜的現實環境里，什么是知識分子追求目標的真正依據？什么是現代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我以為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現代文學史（或者說研究現代知識分子形成史或者發展史）的學者苦苦思索的問題，也是我們進入研究現代文學史（以及相關的現代史）的一把鑰匙。這不是僅靠接受一套概念就能夠解決的，也不是從時代的潮流中可以簡單獲得的，許多知識分子都是結合了自己一生的摸索經驗和實踐教訓，才能夠慢慢地去體會它和理解它。從20世紀初開始，從士大夫階級向現代知識分子轉型的過程中，知識分子有價值的行為都離不開探索這樣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他們起先還想從學術傳統的重新整合，來調整自己的價值觀，辨析自己的道路——這是屬于康有為、章太炎一代人做的工作；后來，在西學東漸的壓力下，知識分子開始實行改革，反思傳統，以求與浩浩蕩蕩的世界新潮取得一致的步伐——這是“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工作；再后來，隨著抗戰與以后一系列的新的局勢變化，學術傳統越來越成為知識分子個人情懷和寓志的寄放處，與他們的實踐行為相分離——從這個時代開始，知識分子的精神歷程就進入了一個漫長的黑暗隧道，他們在無枝可依的狀況下，個人的操守行為就變得越發重要，幾乎是憑著一種本能的良知來抗衡時代提供的類似中世紀宗教的時代主潮，這時候的學術傳統，已經退守為若隱若現的無意識，發揮出極微弱的作用。西方知識分子把本能的良知尊為良心，而我更愿意稱它為一種德行——它無關乎現實行為中的具體道德準則，只是一種抽象的對“人之所以為人”的肯定性前提。古人所謂“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我從一個現代人的立場來理解：“立德”表現為一個人能否為周圍環境營造一種良好的氛圍，通過提倡什么反對什么來影響他人，并有能力將這種原則貫穿到自己的日常行為中去；“立功”表現為一個人能夠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努力，做出顯著的成績，并以這樣的成績有益于社會的良好風氣；至于“立言”，在我看來，不過是“德”與“功”的注釋而已，并非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一個學術傳統與個人的社會行為相分離的時代。

在這個意義上探討賈植芳先生的貢獻，我以為他一生的追求和行為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個案。我這么說，沒有要把先生塑造得很高大的意思，我只是說，他在他所生活的時代里，成為一個比較典型的個案。譬如說，我不止一次聽到有人用嘆息的口氣說到先生：假如他不是受了那么多年的苦，將會有多少著述可以寫出來啊。同樣的話可以從比較消極的意思去理解：他已經受了這么多的苦，坐了那么多年的牢，即使什么著述也沒有寫出來，仍然是值得人們尊敬的。在先生剛去世的時候，我還接到過一些媒體記者的電話，他們總是問：賈先生在學術上的代表作是什么？他與季羨林相比怎么樣？與王元化相比怎么樣？大概他們以為，對一個人學術貢獻的估量，可以像在麥當勞買雞腿那樣，比一比哪一塊更大些。對于這樣的問題，我當然不予回答。但我現在想說的是，這個命題從最初的形成就包含了一個錯誤前提：假如先生沒有在1955年到1978年那段時間中陷入空白，他是否有可能寫出許多有價值的著述？即使他寫了許多著述，能否就能證明他的學術貢獻？同樣的問題我在另一個場合也遇到過： 在傅雷先生的百年誕辰紀念大會上，有一位發言者感慨地說，假如傅雷沒有被打成“右派”和在“文革”中自殺，那他現在肯定完成了巴爾扎克全集的翻譯，那將是多么有價值的工作啊。當場一片唏噓。但我想告訴那位發言者，傅雷先生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翻譯巴爾扎克的全集，他認為巴爾扎克的許多小說是不值得譯成中文介紹給中國讀者的。這就是傅雷先生的精神所在。傅雷先生沒有翻譯巴爾扎克全集，他仍然不失為最優秀的知識分子之一，因為他的“德行”的價值勝過了他的“言行”。知識分子與他的時代之關系，不能僅僅以“言”而論定他的價值，尤其是在一個話語權被高度集中并高度政治化的時代里，或者是在現代媒體壟斷了社會輿論而造成普遍浮躁的時代里，“立言”是微不足道的。這也是巴金晚年寫《隨想錄》懺悔的認識所在，也是沈從文后半生放棄創作而研究文物、服飾的價值所在。換句話說，賈先生有二十五年的“不言”，從學術與人格的意義上看未必就是他的“不幸”，而是讓他回避了許多知識分子不得不承受人格分裂的遭遇，也回避了許多知識分子不得不放棄寫作、改變專業、轉移興趣、用沉默來茍且性命的遭遇，這二十五年的災難也正是先生身上最寶貴的“德行”的培養時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培養“德行”的形式，巴金是在內心煎熬的懺悔中，沈從文是在壇壇罐罐的文物中，而賈先生，則是在不得不降志辱身的監獄里。

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現代知識分子的“德行”所依據的是什么？它是屬于倫理范疇還是學術范疇？我認為它是兩者兼而有之的。抗戰開始，中國知識分子的學術活動就失去了窗明幾凈的實驗環境，他們所負載的學術傳統在實踐中——無論是炮火中流離失所，還是政治運動中經受考驗——遭遇無情的磨難，他們的社會實踐本身就成為對學術傳統（所謂“五四精神”）的守護與發展。抗戰以后的一代甚至幾代知識分子都是在難以想象的污泥濁水中掙扎、受難與升華，并且以此作為理解傳統的出發點。賈先生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中成長，走進抗日的社會大戰場，他在實踐中隱隱約約感受到一種通過“讀書”而來的精神資源，推動著他的求索步伐。賈先生所讀的書，他提到過的，就有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尼采哲學、俄羅斯文學和日本文學，以及中國古代的歷史與文學，更為強烈而直接的，則是“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特別是以魯迅為代表的現代文學作品。如果在賈先生的知識譜系里有個中樞點，那就是“五四”新文學的精神傳統。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都是通過“五四”新文學這個中樞來對他發揮影響，滋養他的精神。這是賈先生判斷所有的善惡倫理的基本出發點，也是培養他的德行的出發點。他之所以接近胡風，并結成了生死友誼，也是在認知“‘五四’—魯迅”精神的譜系基礎上發生的，不是出于江湖義氣，而是出于對“‘五四’—魯迅”精神的認同。所以，在我所撰寫的挽聯上聯里，有意把關心社會的悲智、堅持正義的良知、不畏權勢的傲骨與生死不渝的俠膽，視為先生品質中最重要的四大特征，都歸結為“‘五四’—魯迅”精神傳統在先生個人身上的展現。

在一個價值多元的現代社會里，知識分子的精神傳統可以來自各種文化資源，也可以綜合來自各種文化資源。賈先生的“德行”的來源也是如此，但其中最直接的是來自“五四”的新文學傳統，這是一種尚未定型，同時遭受著各種苦難考驗的現代知識分子的傳統，需要在整個中國的進步發展的實踐中不斷獲得新的生命活力。這種傳統在賈植芳先生身上強烈地體現為兩個精神特征：一是懷疑一切權威教宗，要求在人性的范圍——就是把“人”字寫端正——檢驗一切事物的真相；二是要有盡可能開放的視野來看世界，要接受世界上一切有價值的文化財富，不排斥異己，不唯祖宗為絕對之是。以這兩個精神特點來指導人生，便在立德；以這兩個精神特點來教書育人，便在立功。先生能夠在復旦大學原創性地建設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比較文學兩個學科點，培養并影響了一大批學術梯隊，都是與這兩個精神特點的支撐分不開的。先生自己的著述也是如此，收錄在《賈植芳文集》里的理論文章和大量序跋，基本上不脫離這兩個特點。

另外，先生的學術活動主要來自社會實踐，他是帶著一個廣闊的社會背景進入高校擔任教職，所以他從來不是從書本到書本地教授知識。他在培養學生的時候，首先是讓學生看清了真正學問在于對中國社會有深刻的洞察力，有歷史感，還有就是參與熱情。他從來就不喜歡那些在書齋里小心翼翼地尋章摘句、連點燃一支煙也怕燒痛手指的學術庸人，更不喜歡那些熱衷于隨著政治風向轉、跟著社會傾向跑的呼風喚雨的活躍分子。

在我跟隨先生步入學術研究的初期，先生著重要求我做到兩點：一是從尋找真相出發，尊重歷史真實。當時他告誡我做作家研究一定要從讀原版本入手，從最初的文本來把握作家的真實的思想，然后再校勘后來版本中作家的修訂內容，從中來看時代對人格的某些影響。二是要多學幾門外語，要從世界的范圍來吸收新的思想資源和學術成果。他在1980年代復出后主持的工作，首先就是主編幾套大型的現代文學社團、思潮資料匯編和作家研究資料集，他一再強調要保證資料的完整性和真實性，要保留原始材料的真面目。在主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之一《巴金專集》時，他不但收集了大量的原始資料，還主動把眼光放到國外的研究著作，從中來深入了解巴金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當時我和李輝還在念本科，先生就交給我們一本美國學者奧爾格·朗（Olga Lang）的研究專著，要我們從中翻譯有關章節編入專集。我們之所以走上研究巴金的道路，與這本書直接有關，我們從這部研究著作中看到了一個陌生的巴金文學世界。

從閱讀巴金開始，我繼續閱讀了世界無政府主義的理論著作和俄羅斯民粹運動的論著，進而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有了新的理解。我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的理解，最早是在1970年代系統閱讀了馬列原著，后來就是在研究巴金的過程中對照無政府主義的理論又一次比較深入地重溫了社會主義思想學說，我的世界觀就是在這樣一個歷史階段里形成的。后來我畢業留校，擔任了先生的工作助手。接手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協助先生主編《外來思潮流派理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影響》大型資料匯編，先生一再對我說，不但要收集當時翻譯到中國來的西方文學思潮流派的介紹，還要從外文專著中找到有關西方思潮的權威論述，要把這些資料翻譯過來，對照中國當時介紹西方思潮的實際狀況，注意研究兩者的差距。我們還閱讀了不少西方漢學家的研究著作，包括李歐梵的《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在內的一批著作都是當時先生具體指導我閱讀，并進行試譯的。后來他把他自己翻譯的西方漢學家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論文和我們學生翻譯、并由他親自校對的相關論文編成一部譯文集，幾經周折后在1980年代中期出版，書名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潮》，那時比較文學學科才剛剛興起，這在當時還是很新鮮的學術成果。

先生屬于魅力型的教授，在他的周圍，始終圍繞著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學子。先生的教育觀完全是有教無類的，只要有青年人登門造訪，無論親疏，也無論是為了個人目的求教求助，還是為了人生學問中的大疑惑，他都一視同仁，竭力相助，熱情對待，以熱情的性格和開闊的視野深深地影響學生。曾華鵬先生在1950年代是先生的受業弟子，先生去世后他含著眼淚對我說：當時中文系在課堂上最受歡迎的兩位教師，一位是劉大杰先生，一位就是賈植芳先生。劉先生能說會道，上課自然吸引學生；而賈先生一口山西土話很難讓人聽懂，怎么也會吸引學生？曾華鵬教授回憶說，賈先生上課沒有講稿，每次進課堂總是捧著一堆外文書，講到蘇俄的或者是某個西方作家的觀點，總是隨手取一本外文書，英文或者日文的，翻到某頁，邊翻譯邊講解，這種授課形式在1950年代就打動了學生的心，一下子把學生的求知欲擴大了。但我曾聽先生說過，他在1950年代總是夜里準備第二天的講課內容，一般都不睡覺，直到第二天白天上完課了才回家睡覺。他的精彩的課堂講授完全是建立在徹夜不眠的精心準備之上的。

賈先生對學生的關心還遠遠不止在課堂里，他總是課后把學生請到家里，談天說地，將教學寓于日常生活之中。這一點我有深刻的體會。但我還是愿意多講些別人的故事。施昌東教授，卓有成就的美學家，1980年代中期因患癌癥去世。先生對施昌東是關愛有加，勝過親子。但我知道他與施昌東的緣分是從一次爭執開始的。當年施昌東還是一個學生，寫作課交了一份作業，是一篇小說創作；作為教師的先生為他批改，大約是批改的地方過多了，傷了學生的自尊心，施昌東氣呼呼去找先生爭辯。先生把他請到家里，認真談了起來，漸漸地學生服氣了，從此就經常去先生家里求教。1955年發起批胡風的運動，先生的學生中間也產生了分歧，共產黨員的章培恒寫文章為胡風辯護，文章被退了回來；共青團員的施昌東寫了批判胡風的文章卻在雜志上發表出來，先生深知政治斗爭的復雜性，對施未有半句責備的話，只說以后你們自會了解真相的。結果運動深入，先生入獄，章培恒、施昌東雙雙被打成胡風影響分子，黨籍、團籍全都開除。二十五年過去，章培恒先生成為著名的文學史家，施昌東先生成為著名的美學家，曾華鵬先生、范伯群先生成為著名的現代文學研究學者。我在先生家里看到1980年代初出版的《王魯彥評傳》，是曾、范兩位先生所著，扉頁上龍飛鳳舞的一行字是范先生的手跡，大概的意思是：先生，二十五年前的作業我們今天來交卷了。我記得我讀到這句話時眼睛當場就濕潤了。現在，大約又是二十五年過去，我也已經是年過半百。我，還有我的學生回憶起各自的成長經歷時，大約都有一份答卷交給了先生。學生的成長，不正是一個以教書育人為工作崗位的知識分子的最大榮耀，對社會對學術的無量功德嗎？

1980年代中期，先生擔任了校圖書館館長，同時還擔任了校務委員、院系的學術委員會成員等，工作漸漸地忙碌起來，身體也漸漸進入了衰老階段。好幾次我都對先生說，以先生豐富的閱歷和文學經驗，可以口授講解的形式著述一部文學史，我愿意幫先生作記錄整理文稿。先生都不置可否。一次晚上，我坐在先生的書房里聊天，又提起了這個話題，但是這次先生明確表示，他不喜歡寫文學史。他說這在他看來沒有意思，他一生只是在新文學的傳統里尋求真理，結識了胡風、馮雪峰等朋友，理解了魯迅，也看到了許多文人的投機做派的嘴臉，人生經驗大于文學的意義，至于從文學角度論好壞，還是讓以后的人去議論吧。師母在旁邊說，先生本來就是作家，志在創作，命運竟安排他到大學來教書，從事研究，還惹出1955年的政治官司，都是非他所愿的。先生現在年紀大了，精力有限，最想做的事是寫一部回憶錄，把一生的經歷寫出來，留給后人。先生也點頭稱是。這，顯然是他們老夫婦倆反復盤算過的計劃。就是說，在經歷了人生大起大落的命運考驗，在高校的崗位上教書育人將近耄耋以后，先生才考慮“立言”了。這就是他在1990年代經口授錄音整理的回憶錄《獄里獄外》的初衷，很可惜，這部回憶錄只出版了上卷，下卷因為涉及先生在“文革”中的悲慘遭遇，大量口述資料還都封塵在錄音帶上，不知道將來有無機會再見天日。不過，這對先生在天之靈來說，已經沒有意義了。

口述人簡介

陳思和，1954年生，當代最富有人文情懷和探索激情的學者之一，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復旦大學文科資深特聘教授，現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主要從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和中外文學關系的研究，以及當代文學批評。主要著作有《陳思和自選集》《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人格的發展——巴金傳》《巴金研究論稿》和系列編年文集等20多種；另主編有大學通用教材《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著名人文叢書“火鳳凰”等。

（本文寫于2008年7月30日，選自陳思和新作《星光》，東方出版中心2018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