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酷熱依舊，中央電視臺《見證》欄目攝制組來到上海，邀我配合拍攝一檔叫作“見證傷痕文學”的電視節目。

二十九年過去了，許多往事恍如隔世，“若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以至于有時竟疑心起《傷痕》這樣一篇如今靜靜地躺在文學史上，大概除了中文系的學生已很少有人問津的短篇小說，當年是否真的出自我的手筆。也忍不住問：確曾有過“我”嗎？這樣想，更感到《傷痕》能夠問世，端賴于當年的眾緣相助。于是，“因緣”兩個字一時竟如秋夜滿把清光，訇然瀉滿心頭，久久徘徊不去。也就進一步想：歷史，其實真是說不清道不白的。君不見發生在我們身邊的哪怕再小不過的一件事，動輒也會牽扯到成千上萬的“因緣”？有感于此，遂決定從塵封的記憶中搜索出幾件與《傷痕》問世有著比較特別關聯的因緣道來，以感謝和紀念那些曾為催生《傷痕》作出過特別貢獻的師長和朋友，同時也給有興趣的讀者或研究者提供一點很可能是屬于“野史”的資料吧。

《傷痕》最初發表于1978年8月11日上海《文匯報》“筆會”版，責任編輯或者說主要負責與我聯絡的編輯，是當時的文藝部部委鐘錫知先生。但在我的心中，《傷痕》最初問世的園地其實應該是復旦大學中文系“七七級”“文學評論專業”班的墻報，時間是1978年4月上旬，地點是四號宿舍樓底層拐角處，主編則是同班同學倪鑣。那時，我們剛剛進校，因為是十年“文革”后第一批通過考試入學，兼以名校，白底紅字的校徽佩在胸前，人人都意氣風發，恨不能“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于是，就有人提議成立各種各樣的文學興趣小組，例如小說組、詩歌組、散文組、文學評論組等，并很快得到熱烈的響應。我本分在詩歌組，但接觸魯迅等20世紀30年代作家以及西方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的作品多了，忽然覺得比較起詩歌而言，小說的容量和影響更大，于是就動心起念“跳槽”到小說組。其時，班委會已然決定要出第一期墻報，并要求每人準備一份墻報稿。我后來當然是因為受了魯迅先生《祝福》一文的影響而寫《傷痕》的，尤其許壽裳先生評《祝福》的一段話當時更令我激賞：“人世間的慘事不慘在狼吃阿毛，而慘在封建禮教吃祥林嫂。”然而，細細想來，最初的寫作動機應該還有為出墻報“應差”的因素。《傷痕》是在淚水中完成的，因為深惡痛絕當時文章的假、大、空，寫作過程中，我曾努力要求自己直接師承30年代作家們真實樸質的文風，只寫在我看來是真實的人物、真實的思想、真實的感情。寫完后，自我感覺很好，但請個別老師和少數幾個同學看過后，他們卻不以為然，并向我提出了一大堆讓我深感困惑的理論質疑。我于是由十分的自信轉而十分的灰心，終于將手稿鎖進抽屜。偏偏這個時候，沉著、穩重且總是面帶笑容的小說組組長（兼班級墻報主編）倪鑣同學推開寢室的門探進頭來，見我剛剛爬上靠窗的上鋪，背倚墻壁，腿上墊一枕頭，意欲開始“床頭寫作”，于是揚揚手，“嗨，過兩天要出墻報了，你小說寫好沒有？得交了。”我一時無語，連將《傷痕》捧出去交差的信心也喪失了，只能支吾道：“唔，知道了。”倪鑣走后，我翻身下鋪，坐到桌前，打算重寫一篇。然而，只起了個頭，就是寫不下去，心里一松勁，還是將原本鎖進抽屜的《傷痕》翻出來，用五百字一張的方格稿紙仔細謄好，然后忐忑不安地交了出去。

然而，命運就這樣改變了。

等我第二天早上醒來，好像是周末，忽然聽到寢室門外一片嘈雜的人聲，打開門走出去，但見門外的走廊上圍滿了人，正爭相閱讀著新出的墻報頭條位置的一篇文章。大多是女生，不少人還在流淚。我忙探過頭去，終于認出那稿紙上我的筆跡……自此以后，直到《傷痕》正式發表，這墻報前，便一直攢動著翹首閱讀的人頭：先是中文系的學生，繼而擴展到新聞系、外文系以至全校。而眾人面對著一篇墻報稿傷心流淚的場景，也成了復旦校園的一大奇觀。難怪后來有人夸張地說：當年讀《傷痕》，全中國人所流的淚可以成為一條河。

上海《文匯報》編輯鐘錫知先生很快得到這個信息，憑著他對新聞獨有的敏感，馬上托人找我要去一份手稿。后來我知道，將這個信息傳遞到《文匯報》的，是住在三樓的一位我們中文系剛剛留校的女教師，名叫孫小琪。她曾在安徽蒙城插過隊，鐘錫知先生曾去當地采訪過她們知青小組，并撰寫了長篇通訊報道，此后便與知青中的許多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她先是將小說的情況說與她的一位女友俞自由聽了(其人當時在安徽某縣當縣長，和鐘錫知先生關系特別熟稔)，因之迅即反饋給了鐘先生。這樣，《傷痕》這只紙疊的小船兒，經由她和她的女友的熱心推助，驀地駛入深廣莫測的歷史大海洋中。然而，它那時的命運其實還是很不確定的。要去我手稿后的兩個多月時間里，報社從沒有給過我任何的允諾。我只是后來才從鐘錫知先生那兒知道，他們當時打出了小樣，在上海文藝界反復、廣泛地征求意見，此后又遵總編輯馬達之命，借開會之機去北京征求意見。火車的軟臥包廂里，上海文聯主席鐘望陽先生和他同行，再番談到《傷痕》，鐘望陽先生說：“如果你們《文匯報》不方便發表，就給我們用在復刊后的《上海文學》第一期吧。”可惜當時作為一個大學一年級新生的我，是無從知道這些后來才“解密”的內部消息的。有感于《傷痕》手稿自從進了《文匯報》便“泥牛入海無消息”，我的一些要好的同學就建議我向《人民文學》投稿，還幫我整理了一份介紹《傷痕》在復旦校園引起轟動的信函，并一一認真地署了名。依稀記得的有李輝、顏海平、李諶、周章明以及同寢室的唐代凌、吳秀坤等。遺憾的是一個多月后收到的卻是《人民文學》一紙鉛印的退稿信。然而此時，《文匯報》方面也終于有消息了。是7月底或者8月初的一天吧，忽然有人帶信要我去《文匯報》一趟。那時，《文匯報》的社址還在外灘的圓明園路，樓高七層，貼瓷磚，鋪地板，感覺很高也很氣派。我是在六樓文藝部的一間面南的辦公室里第一次見到鐘錫知先生的。他人不高，有些瘦，但很白，很精干，稀疏的頭發傲然后揚，兩眼明亮而有神。他告訴我：“你的小說可能要用，有些修改意見要和你談談。”依稀記得，意見大約有十六條。重點的是小說第一句“除夕的夜里，車窗外，墨一般漆黑”，有影射之嫌；故后來改成“遠的近的，紅的白的，五彩繽紛的燈火在窗外時隱時現”，同時加一句：“這已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至于車上“一對回滬探親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極興奮地侃侃而談”，則由編輯執筆修改成“極興奮地談著工作和學習，談著抓綱治國一年來的形勢”；一直給王曉華以愛護和關心的“大伯大娘”，因為缺乏階級屬性，也被要求修改成“貧下中農”；而小說結尾，據說感覺著太壓抑，需要一些亮色和鼓舞人心的東西，于是，我不得不讓我筆下的主人公最后“朝著燈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現在看來，這些修改意見盡管折射出那個時代人們思維的某種局限，卻也真實地反映出《文匯報》同仁在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來發表《傷痕》時，所表現出的一種極其細致和負責的精神。

談到《傷痕》，有一個人是不能不提及的，那便是《文匯報》的原總編輯馬達先生，沒有他的魄力、膽識和決心，《傷痕》這篇小說大概也就不可能最終與那個時代的讀者結下不解之緣。可是，據馬達先生回憶，小說發表前，他曾將小說的大樣送呈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洪澤批示。他們是好友，“文革”中曾一起蹲過牛棚，對時事有著許多相近和相同的看法。他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而很快，洪澤先生也就批示“同意發表”了。所以，也可以這樣說，洪澤先生的批示，是促成了《傷痕》最終發表的“臨門一腳”。然而，有趣的是，有關這“臨門一腳”，后來又出現不同的版本。事情還得從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大師趙丹先生的公子趙進說起。那時，因為趙丹先生打算拍《傷痕》，我與他們一家人很快也就相熟了。有一天，趙進忽然有些神秘兮兮地對我說：“你知道是誰決定發表《傷痕》的嗎？”我有些懵懂，他于是說：“我和洪澤的女兒是同學，有一天她親口對我說，‘知道嗎？《傷痕》是我發表的。’我問她怎么回事，她說她有一天回家，她父親坐在外面陽臺的藤椅上讀報，見她回來，馬上招呼她：‘快過來，《文匯報》送來篇小說要我審閱，你幫我看看，要是好的話，我就簽發了。’她忙接過來，一口氣讀完，結果大哭，就抱住她爸爸的脖子，說，‘爸，發表，要發表！這樣好的小說一定要發表！’‘可這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風險的喲，你不怕老爸再受連累，再去坐牢？’她爸爸就和她開玩笑。‘不怕，你不發表我就和你斷絕父女關系!’她也撒起嬌。‘那——我就簽發了？’她爸于是說。‘簽，快簽，現在就簽！’她說，一把抓住她爸拿筆的手。就這樣，《傷痕》很快見報了。‘’

這是一個后來又經作家薛海翔證實的故事。他親口告訴我，他也認識洪澤女兒，洪澤女兒也親口講給他聽過同樣的故事。當然即便沒有他證實，我也不懷疑，像洪澤這樣在“文革”中受過許多迫害的老干部，讀《傷痕》一定感同身受，情感上也一定支持發表，只不過女兒讀后的強烈反應更進一步堅定了他的決心罷了。所以，馬達先生送呈洪澤批示，洪澤先生傾聽女兒的意見，其實都是在內心已有一種強烈的傾向性意見后，為了覺得更踏實些，故向身邊最親近的人們尋求精神支持的一種下意識的舉動。

2007年10月寫于上海

（本文原載《天涯》雜志），選自《三本書主義》，盧新華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