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80年代第一批農民工帶著鮮明的身份標識進城，到今天，人們已很難在街上看到穿著樸素藍布外套，拖著蛇皮袋的昔日典型農民工形象。

新一代的農民工，也不再認同這個身份標簽，他們甚至摒棄了老一輩“掙錢回家蓋房”的行為模式，即使他們依舊選擇了刻板的、枯燥的流水線。

在上海，誰在進廠？他們是怎么找到一份工作，怎樣生活的？從農村到城市，他們走過了怎樣的路？過去半年里，我們把上海浦東、松江、閔行、寶山等幾個制造大區(qū)的勞務市場跑了一遍，以一個記者的身份，有時是一個求職者的身份，穿梭在一家家中介公司之間。

我們發(fā)現(xiàn)，如果把有沒有受到高中以上教育作為一條分割社會人群的紅線，紅線之下的這些年輕人，這些新一代農民工，在宏觀世界的變化里，一方面在城市產業(yè)革新中不斷調適，另一方面又擁有鮮活、富有張力的生命底色。他們在瀟灑與彷徨之間切換，在進擊與暫歇中橫跳，一如我們每個人。

這組調查一共三篇，首篇記敘了我們在勞務市場上的真實見聞。

記者加入找工作大軍。

1

上海影視樂園車墩影視基地，盡管位置偏了些，卻從不缺穿著旗袍漢服進去“做夢”的游客。可只要穿過北門走到影視路上，目之所及的一切都會提醒你：歡迎回到現(xiàn)實世界。

這條街，和向北兩個路口的北松公路、虬長路，共同組成上海最大的勞務市場——車墩人力資源市場。鼎盛的時候，這里活躍著數(shù)百家勞務中介，每天至少有2萬農民工來找工作。

影視路最喧鬧的時刻是早上6點，一輛輛大巴停在中介公司門口，接走當天進廠的人。一陣沉寂之后，再迎來人流，大概是下午2點左右。那些被拉到工廠體檢、面試過的工人，會被刷掉一批。他們需要再次回到市場，落實第二天的去處。

勞務中介公司的廣告板又大又厚，上面貼滿各類招聘信息。絕大多數(shù)農民工不提問，只默默瀏覽。

廣告上工價一欄往往是黑體加粗標亮的字，大家都喜歡擠在寫著每小時工價26元的地方看，而不看哪怕25元的。這時，中介大姐一般會忍不住跳出來：別看了，這個廠今天招滿了。

工價往往是廣告板上最顯眼的信息。

達豐電腦公司，上海松江規(guī)模最大的電子廠之一。它的廣告位顯眼地擺在幾乎每家中介公司門前。前些年它開出過高工價，有人進去一個月拿了一萬多元，好多農民工心向往之。但“聽說現(xiàn)在工資沒那么高了”，有人說。

即便“工資沒那么高了”，王曉江還是被達豐電腦公司刷下來了。這個30多歲的年輕人，重新回到市場。“面試的人多，人家就留了兩三個。”

人力市場里很少有鮮明的悲喜起伏，沒被錄取，并不能讓人失落。畢竟，崗位和機會一波接一波。

在浦東最大的勞務市場之一，上川路零工市場，參加面試的50人排成一路縱隊。輪到誰，就面對一部手機，在椅子上坐下。

手機那頭是“組裝廠的人”。組織面試的文員巧巧要求面試者對著鏡頭“舉起兩只手，動一動手指。翻到背面，再動一動”。面試者最多再問兩句：你進過廠嗎？能接受夜班嗎？僅僅半小時后，50人的面試就完成了。人們散去，等待最后留用的30人名單。

巧巧正在整理面試者信息。

“你緊張嗎？”“不緊張啊，找工作都這樣，他們（工廠）就是看看身體狀況，有進廠經驗的最好。”劉增偉向我傳授經驗。他24歲，已經在上海進過4個廠。

在巧巧看來，面試真像個“隨機事件”。“他們進廠做最簡單的工作，裝卸或者擰螺絲，工廠也不會細看細問。”

而在農民工眼里，工廠亦是商品。北松公路上的藍帝勞務，每天會在500人微信群里發(fā)布二三十條招聘信息。其中，“手機香煙打火機都可以帶”“含餐補、無體力活兒”“無拘無束”“車接車送”等信息會另起一行、著重強調。個別工廠甚至會附一句“早午餐豐盛”之類。

“現(xiàn)在大家都不大喜歡到市場找工作，躺在床上看看手機，哪個工作吸引人，再私信我們報名面試。一般這種吃住條件好的都很搶手。”藍帝勞務的中介大哥說。

找工作，找出了一種逛淘寶的松弛感，就像是選“贈送五件套”，還是“滿300減50”般隨意。“但沒有人會像他們（新一代農民工）這樣，輕易接受今天去這里上班，明天換下一座城市。”在上海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向寬虎參與的研究中，這些年輕人在一個崗位上工作的時長中位數(shù)大約只有40多天。而且從去年開始，零工現(xiàn)象加劇，平均工期在縮短。

太陽西沉時刻，車墩人口文化廣場歡呼聲四起。打牌的人漸入佳境，觀戰(zhàn)的人越聚越多。老夏沒參與，躺在一個健身器材上聽歌。“這些人都是今天沒找到工作的，先玩兒一會兒，明天接著找。”他說。

享受著黃昏，一天的疲憊和沮喪似乎被撫平。這里的人們相信，成千上萬份招聘啟事，最終都會許他們一個著落。

沒找到工作的人們，先玩兒為敬。

2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勞務中介是個不規(guī)范的行業(yè)。中介公司手里把握著絕對的信息資源。來找工作的農民工，必須先交一筆中介費，才能獲得被引薦的資格。而工廠想要找人，也要先給中介一筆人頭費或管理費。

直到最近5年，一場世紀疫情和全球性制造業(yè)格局的加速調整，才讓國內的勞務市場出現(xiàn)了顛覆性變化。“現(xiàn)在人是最寶貴的資源，我們一分錢中介費不收，也要給他服務好。” 上海玉邦勞務派遣有限公司總經理管玉清說。

一家總部在昆山的打工網站，免費為勞動者提供工作信息。如果面試失敗了，后臺還會及時推送其他崗位，直到解決就業(yè)。“這是勞動力結構變化和法律法規(guī)完善的必然結果。”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助理研究員李鵬飛說。

2022年，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民政部、財政部、住房城鄉(xiāng)建設部、國家市場監(jiān)管總局印發(fā)了《關于加強零工市場建設 完善求職招聘服務的意見》。去年以來，上海市就業(yè)工作領導小組發(fā)布《關于印發(fā)〈關于優(yōu)化調整穩(wěn)就業(yè)政策全力促發(fā)展惠民生的若干措施〉的通知》，鼓勵公益性零工市場建設，支持各區(qū)開設線上零工市場專區(qū)。由政府掛牌的零工市場相繼在閔行、浦東、寶山等區(qū)成立。

在這些零工市場找工作，盡管是靈活用工，各家勞務公司還是需要為每個個體規(guī)范購買商業(yè)保險，確保用工期間的人身安全等保障。如遇工傷等情況，勞務公司也需出面與涉事企業(yè)協(xié)調，維護工人利益。“政府引導下，勞務市場的運營越來越規(guī)范，勞動者是受益的。”一位人社部門的政府工作人員說。

不過，市場更正規(guī)并不意味著市場更樂觀。2022年，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社會發(fā)展研究所學者范憲偉在《中國發(fā)展觀察》上發(fā)表了一篇文章稱，當下中國社會，“招工難”與“就業(yè)難”問題是并存的。

去勞務中介市場轉一圈，人們幾乎隨時可以找到指向這個結論的證據(jù)。

“95后”東北小伙吉春明是記者在徐標勞務公司門口認識的。分開半天之后，他給我打了個電話，訴說自己的遭遇。“坐了一個小時車到嘉興的工廠，根本沒說得那么好”。中介大姐也覺得委屈，現(xiàn)在廣告打得不夸張一點，根本招不到人。

而一些制造業(yè)大廠，幾乎每天都會發(fā)布招工信息，但中介能不能把人送進去，卻是另一回事。“一個工廠要30個人，想要給它送勞動力的中介公司甚至超過30家。”管玉清說。

上川路人力市場。

虬長路上的文員小妹向記者推薦了一個廠，給保溫杯貼底簽的，說保證能送進去。“人家只要女孩子，女的去了能拿高工資。可惜來找工作的大部分都是男的。”

記者發(fā)現(xiàn)，對“就業(yè)難”的體感，每個人各不相同。年齡越小，被錄用的可能性越大，因為工廠都希望招募手腳更敏捷的，能跟得上高強度的流水線。所以年輕人愿意相信，外面的工價更高，外面的世界更精彩。

當天面試過后，李軍科沒有入選。中介把身份證還給他，抱怨他干嘛不跟工廠說自己有豐富工作經驗。李軍科羞澀地笑了笑。這是剛過35歲的李軍科最近遭遇的第三次面試失利。

而“00后”李嚴卻在入選后告訴記者，他其實并不打算長待，干兩個月賺點路費就回老家。

年齡帶來的命運分野在吉春明和劉衛(wèi)士身上顯得尤為戲謔。他們倆一個28歲，一個36歲，一起搭伴打工三年了。最近，吉春明進廠了，是那個熱門的達豐電腦公司。劉衛(wèi)士沒找到工作，決定回家?guī)兔κ整溩印扇俗源硕虝悍謩e。

那些等待工作的人們。

3

勞務市場上，一個人對未來的預期，通常顯而易見。車墩的馬路邊，走幾步就會看到日租房、便宜的旅店，以及拖著行李箱、被褥的人。

“最便宜的一張床25元一晚，你們兩個女孩子可以住單間，給50元一晚。”一位本地房東主動向記者推銷。最近是勞務市場的“淡季”，空房并不難找。但這樣的房子，里面往往只有一張床，斑駁的墻面。

50元一晚的房間。

稍有條件的年輕人會選擇小旅店，一晚120元-200元不等，有熱水、淋浴和干凈被褥。一個剛成年模樣的男孩在那里住了7天，終于準備進廠了。

只有真正想要久留的人，才會跑去租一個正經的房子，那種可以被稱之為“家”的房子。

趙強在一家汽車裝配企業(yè)做了三年操作工，這三年，他一直租在曹路企業(yè)職工生活區(qū)，一個月1200元。那是管玉清他們幾個勞務中介公司負責人共同投資建設的，里面共有300多套房。雖然房間不大，但每套都有獨立衛(wèi)浴、洗衣機等設施。

管玉清說，現(xiàn)在絕大多數(shù)工廠不包吃住，再加上城市化進程加快，以前工廠周邊的農民房也越來越少，中介公司為了留住人力資源，都要想盡辦法解決農民工的就近住宿問題。

而新一代農民工對于生活本身的在意，也與他們的父輩截然不同。曹路企業(yè)職工生活區(qū)的門口，有一條自發(fā)形成的生活配套小街。街上有包子鋪、面店、川菜館、水果店、電瓶車修理鋪，還有10元剪一次的理發(fā)店。下午4點，小街開始騷動起來，各家各戶都做著開張的準備，等待迎接下班大潮。

但這依然不能滿足年輕人的需要。一公里外的寶龍商場，趙強和朋友們經常去。大家一面覺得，現(xiàn)在商場里吃飯?zhí)F了，一面卻認同這是當下生活的必需品。

吉春明放棄上一份在閔行的工作，則是因為“工廠離宿舍太遠了，有時候趕不上末班車就要走回去。但一路上啥都沒有，沒地方消費。”

然而相比消費的時間，絕大多數(shù)新一代農民工更在意消費的能力。記者訪談了幾十位農民工，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把“加班”當作一種福利。在以小時為單位的工價計算體系里，這些在上海人生地不熟的年輕人，用加班對抗孤獨，用加班獲取更高的薪水，用加班展現(xiàn)自身價值。

有人品嘗加班的價值感，也有人體會收入減少的無奈感。去年，老牌燃油車的市場震蕩終于波及到趙強這些普通操作工的身上。因受新能源車擠壓，他所在的工廠全球訂單減少，趙強經歷了連續(xù)兩個月的停工，全年收入縮水了30%。“不過相比其他同行，我們廠已經算穩(wěn)定了。”

這一代農民工，想要像父輩那樣在流水線

上掘金，不再容易。與此同時，任何力量想把他們困在流水線上，亦無可能。

（原標題為《記者“求職記”：被“35歲”卡住的不止考公人，還有進廠打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