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江南是中國最現代化、也最具獨特文化精神的地區。這片坐擁江河湖海的魚米之鄉，自宋代起工商繁盛，文教發達，中外交匯。

傳統與現代的漫長相遇，讓江南成為理解古老中國如何轉型的絕佳窗口。

澎湃新聞記者尋訪了蘇州、無錫、朱家角、湖州、余杭、紹興、寧波、舟山、金華、蘭溪、衢州、溫州等地各色江南市鎮，用人文主義的目光，穿透俗世想象，凝視江南古今之變留在普通人命運中的真實軌跡。

如果想在書本之外找尋歷史的蹤跡，年代久遠又相對隔絕的古村落自然是可靠的去處。自2003年開始評選以來，全國范圍內已有276座村莊被評為國家級歷史文化名村，省市級的歷史名村更是不可勝數。

然而，正如沒有個人能夠抵御時代洪流，也沒有村莊能夠不被現代化大潮裹挾，當下的古村落大多被作為旅游資源加以開發利用，大勢所趨，不同的只是步調的快慢。在這個過程中，一些歷史細節被強調和放大，另一些則被折疊或遮蔽。

因此，在那些處于中間狀態、尚未得到完全開發的古村落中，我們可以看到人們如何在過去和現在之間架起橋梁，以及淺表之下涌動的這個時代對于過往歷史的擇取。

陶村訪古

在金華地區的眾多古村落中，遲至2012年才被評為“浙江省歷史文化名村”的陶村不是其中最著名的，也不是保存最為完好的，但一張古地圖為我們展示了歷史很少示人的一張面孔。

陶村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宋朝，其后歸屬多有沿革，元代至明前期屬麗水縣，明中后期到民國屬宣平縣，現為桃溪鎮鎮政府所在地，屬武義縣，是該縣最大的行政村，村民有3600多人，以陶姓居多。從北向南流過村東側的東溪和自西向東流經村西側的西溪在村南匯合，成為桃溪，據說是因舊時溪岸有桃千株而得名。盡管歷史真確性有待考證，但據《陶氏宗譜》記載，東晉大詩人陶淵明為陶村陶氏的第十八世祖先，陶村陶氏是陶淵明第三子的后裔，因此當地人又稱桃溪為“五柳溪”。

地圖與地名

《清末武義縣四都二四莊陶村地方圖》現藏浙江師范大學契約文書博物館，畫卷全長15米，完整精確地描繪了這個村莊的田土面貌與山川河流，是目前發現的全國唯一一件完整的地方圖，極為珍貴。這幅地方圖是浙師大人文學院教師李義敏兩年前在衢州的一名商販處偶然購得的，價格為3000元。與其價值相比低得離譜的價格反映出的是民間對于這類歷史文獻的不了解。

《清末武義縣四都二四莊陶村地方圖》第一部分。浙江師范大學契約文書博物館供圖。

據浙師大歷史系教授胡鐵球介紹，這幅地方圖實際上是官府為征稅而攢造土地登記冊籍——魚鱗圖冊——過程中的階段性成果，即魚鱗總圖。從圖上看，陶村沿溪而建，溪水兩側多為農田，農田之外則是連綿的山丘。這幅魚鱗總圖上注明了土地編號、土名、業主、畝數以及橋、廟、墳、路等地標，而最終編造完成的魚鱗圖冊往往包含更為詳盡的信息，例如每棟房屋的結構、面積、業主等等。魚鱗圖冊的編造起于宋元，成熟于明代，是古代基層政治的重要環節。有學者考證發現，金華是最早開始編造魚鱗圖冊的地區。數百年的物換星移之后，這幅圖還能否帶我們回到它所誕生的那個時代？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記者和兩位歷史學者一道，帶著陶村地方圖的高清掃描本，前往陶村尋訪歷史。我們的向導是現年71歲、擔任陶村村委會文書的當地人陶煥弘老先生。

陶村地方圖卷首寫有“此即自下灣界起至呂埠堂右手冬龍并西塘分界止山圖”字樣，陶煥弘告訴我們，下灣這個地名仍然存在，我們決定從下灣界開始由南向北依次尋訪圖上的古地名。站在下灣附近的公路邊，眼前溪水的流向與圖上略有不同，一問之下，原來是修建公路時改變了原來的水道。

修建公路改變了原來的水道。

溪流以西緊鄰下灣界的兩塊土地皆名“小百兩”，依地圖上顯示，兩塊土地之間有一座涼亭，陶煥弘說自己小時候的確見過這座“小百兩涼亭”，60多年前已經自然倒塌。小百兩北接大百兩，更西面的遠山則名為“楊柳塢”，這片土地現在仍然屬于他所在的生產隊。更多的地名在陶煥弘的指認下接連從圖上躍入眼前：被村民叫做石倉背的“石倉峰”，“和尚山”的旁邊是一道深不可測的峽谷，與下庫王村隔溪相望的“下庫門前山”， 陶村與烏石后村分界處的“烏石后”山，陶村水口所在的“水口山”，建于清代康熙年間的“洞主廟”雖經過重修卻香火猶繼，廟前那株310年樹齡的苦楮樹與之年歲相仿??

清代康熙年間的“洞主廟”香火尤繼，門前的苦楮樹也已是310歲高齡。

更有趣的是，地方圖上烏石山的山頂標有一個“壇”字，陶煥弘指給我們看，那里有一塊大巖石，叫做“飯甑壇”。傳說明朝正統年間，宣慈銀礦礦工、陶村人陶德義與陳鑒湖一起發動了礦工起義。在朝廷官兵的追捕之下，他被困在了那塊巖石之上，到了半夜，陶德義一個筋斗翻到對面山頭的延福寺，從池塘中取回兩條鯉魚，天亮后放下巖石，官民見巖石頂上有水有糧，只好退兵。“陶德義鯉魚退敵”的故事在陶村世代相傳，陶德義礦工起義的事跡還被懸掛在重修后的陶氏宗祠中。

盡管也有一些地名因為字跡不清等緣故無法被辨認出來，還有一些地名在流傳過程中因讀音相近出現訛誤，但古今地名的高度契合和老人家對本地名物的熟稔還是令我們感到驚訝。在一切都不斷更新的今天，山川依舊并非虛言，地方性知識也仍然在口耳相傳中得以延續。但隨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離開土地外出謀生，民間記憶的消退或許難以避免。

延福寺的庇佑

延福寺大殿。

延福寺是陶村歷史最為悠久的建筑，因時間有限，延福寺成為了當天我們“按圖索驥”的最后一站，而那幅圖卷至此僅展開了不到十分之一。延福寺始建于后晉天福二年（937年），原名福田寺，南宋時擴建，紹熙年間（1190-1194年）改名延福寺，元延釣四年（1317年）再次重修。前文提及的陶德義的故事固然帶有民間傳說濃郁的浪漫色彩，但也并非全然杜撰，官兵在鎮壓那場起義的過程中毀掉了延福寺，將屋宇拆做柴薪，唯有寺中年代最為久遠的大殿幸存。

1934年梁思成在延福寺大殿前的留影。圖片來自網絡。

1934年秋，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受浙江省建設廳邀請，專程到訪當時的宣平縣陶村，對延福寺大殿進行了考察測繪，將其作為元代木構的典型案例寫入《中國建筑史》，尤其對梁柱之間的斗拱結構進行了詳細記錄，稱“此斗拱全部形制特殊，多不合歷來傳統方式，實為罕見之孤例”。古建筑界、文物界對延福寺的研究與保護由此開始。1960年，同濟大學教授、著名古建專家陳從周帶領學生對大殿進行了全面的測繪。同年，延福寺被評定為浙江省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評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14年，在林徽因梁思成陶村之行的80年后，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夏寶龍前來考察時提出，要把延福寺這一中國建筑瑰寶保護好、利用好，延福寺由此迎來了上千年的歷史上最大的發展機遇。聲勢浩大的修復工程在當年年底展開，兩年后竣工。修復前的延福寺遺跡從山門至后殿的總面積為4000多平方米，也即6畝左右，修復后的延福寺總占地面積躍升至222畝。作為杭州靈隱寺的下院，很快吸引了大批香客和游人前來造訪。

修復后的延福寺一角。

延福寺的福蔭也延及了陶村——進香、參觀完延福寺的人們通常會去村子里逛逛，看看那些明清時期的宗祠和民居，陶村的人氣也日漸興旺起來。

鋪著青石板的古商業街。

陶村共分六個自然片，過去是六個自然村，1958年合并為一個行政村。 陶村現存六座祠堂，其中三座為陶氏宗祠，分布在下畈心、上畈心和西山下，每個自然片還有香火屋，供奉香火老爺，是各個房派祭祖、停棺的地方。一條南北走向的古商業街穿村而過，兩側11處30余間木排門的傳統商鋪，舊時經營香燭、酒肉、細帛、藥材、山地貨、百貨、小吃、裁縫、打鐵、刻章等生意，還曾是麗水到金華的官道。

修葺一新的西山下陶氏宗祠。

陶煥弘家屬于西山下片。西山下陶氏宗祠門口的介紹顯示，這座宗祠始建于明隆慶元年（1567年），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道光十年（1830年）兩度重修，磚木石雕結構，前后二進二廂房。2003年，上松線省道改道從陶村經過，前進因道路拓寬拆除，后于2010年重修。

西山下陶氏宗祠為四合院式，門廳后有戲臺，后進面寬五間。正對戲臺的墻壁上是幾位祖先的畫像、小傳以及歌頌其功績的對聯。居于正中的是桃溪一世祖陶善公像，上方懸掛“五柳堂”匾額。陶善左邊懸掛的就是第十八世祖元亮像，也就是陶淵明。庭院一側的墻面上有“陶氏受姓源流”，陶煥弘告訴我們，從陶淵明到他是57代，從陶善遷居桃溪到他這代則是第32代。

陶煥弘講解陶氏受姓源流。

祠堂的墻壁上還有介紹陶村歷史與概況的“村史廊”、記錄宗祠規章、家規、村規的“民風廊”，是浙江省2013年開始在農村推動的旨在傳播文明之風、激活傳統文化的“文化禮堂”項目的產物。這座宗祠的結構、雕飾仍有不少清代遺存，但從外墻到內部，新修的痕跡都比較明顯。相比之下，一些古民居反倒更好地保存了古建筑的原真性。據統計，陶村現存各時期歷史建筑89處，其中明代建筑2處，清代建筑35處。

未經改造、保存完好的古民居無疑為參觀者所樂見，但對于每日居住其間的村民來說或許未必盡如人意。陶煥弘家祖傳的老屋建于清光緒年間，邊門有“五柳遺家”的橫批，然而這所房子里現在住著7戶人家，既有像他這樣從祖輩繼承的，也有解放后的土改過程中分配的，這樣的情況在陶村乃至金華的其他古村落都并非個例。

此外，古建筑維修所需要的資金數目往往十分龐大，對于一些私人所有又未被列為重點文物的歷史建筑而言，維修費用如何籌措無疑是個難題，而多名業主共有產權的現實使得情況進一步復雜化。我們在村中見到一處建于明代的普通民居，已經掛上了危房的提示牌，里面住著一名獨身的老人家。這棟面寬三間的小樓分屬兩戶人家，老人居住的半邊還勉力支撐，無人居住的另一邊外墻已全部倒塌。老人家激動地說這是這一片年代最老的房子，如果他搬走將會很快倒塌，還說到之前有專家來看過說會組織維修，后來不知為何沒了下文。

瀕臨倒塌的明代危房。

資金不足也體現在地方文獻的編修上。陶煥弘幾年前曾向村政府建議編修村志，但因為沒有經費而擱置至今。陶村的陶氏分東陶和西陶，東陶近年新修了族譜，而他所屬的西陶上一次修譜還是在民國，只修到他父親那一輩，未能重修的直接原因是沒有發起人，而根源還在于修族譜工程浩大，所費不貲。

巧合的是，走訪陶村后的第二天，我們在寺平村見到了幾年前剛剛新修了族譜的戴賢生，并且通過族譜找到了歷史與現實的有趣關聯。

寺平訪譜

寺平村位于金華市婺城區湯溪鎮，村民近兩千人，其中80%以上為戴姓。附近的中戴村、下新宅村和寺平一祖同宗，同樣是戴姓為主的村落。元末明初，這片依山傍水的丘陵地上已經建起了一座安樂寺院，戴氏先祖帶著族人在寺廟旁平曠的空地上建立村落，寺平村因此得名。直到現在，安樂寺院仍然是寺平所有戴氏后人共有的族產。

2010年，寺平村被列入第五批中國歷史文化名村；2012年被列入中國傳統村落名錄；2013年寺平村鄉土建筑被列入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坐擁三個“國字號”的古村落，在浙江省乃至全國都不多見。

四代修譜

寺平戴氏最近一次修譜是在2009年，編修工作由村民戴賢生主持。

戴賢生家位于寺平村口不遠處，從外觀來看，這棟房子一半是古民居樣式，另一半則經過了現代化的改建。詢問后才知道，新修的那半棟是戴賢生哥哥家，屬于他的半棟則保留了原有的結構。在戴賢生的書房里，戴氏歷代世系圖占據了一整塊墻面。現在溪東戴氏奉為始遷祖的戴宗碧是第86世，傳到戴賢生是第104世。書桌旁的兩個匣子里，存放著歷史上不同時代編修的戴氏族譜。

戴賢生保管的戴氏宗譜。

戴賢生的父親、祖父、曾祖父都曾修過族譜，但當村支書請他擔任新譜的主編時，他心里犯了難。按照戴氏祖訓，每20年就要重修一次族譜，但到2009年，距離上一次修譜已經過去了64年。他父親在1946年修過族譜，之后便因“文革”中斷。大半個世紀的斷裂大大增加了修譜的難度。在那個動蕩的年代，戴賢生甚至沒能讀完小學，參加工作后才通過“文化補課”拿到了高中文憑。當他回到家中征詢父親的意見，父親直截了當地叫他不要做。但在村支書的堅持下，戴賢生最終還是接下了這件差事。

一開始，戴賢生日夜翻看家中的老譜，反復思考后定下修譜的基本原則：每個戴氏后人都要“上丁”，也就是登記在冊，不能遺漏，并且要詳細記錄每個人的出生年月日時辰和文化程度。還要對舊譜的一些條例作出適應時代的修改，例如在新譜中，入贅的女婿也可以上譜，但在具體操作上，首先要由岳父母將其作為兒子“接”回來，稱為“接子”，才能進行排行。這類原則性的變更要經過戴氏族譜編修理事會、村民代表和村中長者共同商議決定，也遭到過不少反對 。確定下原則和條例之后，就從村里的每家每戶開始摸索和清理，再擴展到外村、外縣甚至外省。

令包括戴賢生自己在內的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是，這次修譜竟然進行地異常順利，他父親當年修譜時前后用了三年多，而他不到半年就完成了。這主要得益于交通和通訊的進步，過去去一趟外省路上可能要花去幾個月的時間，但現在第二天就可以返程了，電話、網絡等現代化的通訊方式更是迅捷無比。從2009年2月份開始著手，7月份完成草譜，經過三次印刷、校對，在當年11月20日舉行了開譜儀式，新譜共25冊，全部通過手寫完成。

戴賢生在戴氏宗祠百順堂。

在戴賢生看來，族譜的作用相當于戶口本的延伸，可以不斷向上追溯譜系，遷出的分支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能夠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不過，也有少數村民覺得多此一舉，不情愿為“上丁”支付30元的人口費。

現在，戴氏文化成為了戴賢生退休后的主業。每年正月十六，寺平村都會舉行祭祖和迎龍燈活動，龍頭所到之處每家每戶都要出來迎接。但戴賢生參加的宗族活動并不局限在寺平村， 一年一度的浙江省戴氏宗親會已經連續召開了七年，每年參加的人數都在500人左右，下一屆將于2019年1月在寺平村召開。

戴賢生提到，這些活動并非是戴氏的獨創，很多大姓都有類似的活動，在全國都十分普遍。在這些熱心于宗族文化的共同體中，共同的姓氏和祖先召喚出一種親近感，人們通過尋根問祖、追憶先人，既加強了身份認同，也獲得了情感上的滿足。

娘娘的故事

彰顯著舊日榮耀的八字門。

當我們問及寺平村歷史上有名的人物時，戴賢生說，從他爸爸、爺爺、太公一直傳下來的講法是，寺平這個地方的人熱衷經商、賺錢、造房子，對做官卻沒什么興趣，所以沒什么大人物。過去，村前的莘畈溪上有一座碼頭，寺平的商人沿水路出發去往蘭溪等地經商，積累了足夠的財富之后就在村里大興土木營建房屋。寺平村現在遺存的大量古代建筑以及其中無數精美絕倫的磚雕、木雕、石雕，都在彰顯著歷史上的富庶，在今天也是令人歆羨的文化資本。

不過，在這個宗族文化濃厚的村莊，一個明代的女子在歷史上留下了奪目的一筆，那就是寺平的娘娘——戴銀娘。據《萬歷湯溪縣志》（下文簡稱“縣志”）卷六“人物志”記載，明憲宗朝時曾命太監下江南選良家女子入宮，戴家以銀娘應選，銀娘入侍坤寧宮，三次被皇帝臨幸。弘治十年四月，有太監寧某來湯溪縣，銀娘托他帶信到家中，問母親、弟弟是否安好，“離別思慕之情凄然滿紙”。

五間花軒。

傳說銀娘入宮后，朝廷免去了寺平村八年的賦稅。500多年后，走進現在的寺平村，仍隨處可見這個村子對銀娘的珍視和推崇：村內的十多個景點中，有銀娘井、銀娘酒坊和銀娘出生的大屋“五間花軒”，村里的一條主路被命名為銀娘北路，甚至村口的農家樂也叫作銀娘農莊。

五間花軒的堂屋正中掛著戴氏銀娘像，兩側的對聯上書：“村姑坤寧宮婚聯皇室，銀娘免皇糧門庭榮耀”。四周的墻上掛著與銀娘有關畫軸，故事從銀娘“含香出世”、五歲時“府堂助判”，到“井水治癬”、“選美入宮”，再到“造福鄉里”、“銀娘省親”，不一而足。

不過，這些故事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說銀娘井旁的石碑上鐫刻的始建年代為景泰六年（1455年），又稱銀娘在井挖成后一年入宮，但憲宗一朝要到1464年才開始，時間上顯然不符；而關于銀娘治癬，則至少出現了道人相助、井水治愈和白羊仙子托夢三種說法。

當記者向戴賢生詢問這些故事的出處和可信度時，他說戴銀娘是確有其人的，并且是在1990年代被重新發現的。當時，湯溪鎮的一個工作組在北京開展工作，偶然間了解到了關于戴銀娘的事跡，回到湯溪后便來到寺平告訴了當地人，他們才開始翻族譜尋到了有關的記載。

李義敏曾翻閱過戴氏宗譜，在戴法華的條目下找到了關于銀娘的內容，發現與縣志有所出入。據民國重修《蘭源溪東戴氏宗譜》記載，戴法華與妻子吳氏生有一子二女，“次女銀娘成化元年奉旨選入清寧宮為妃，頒有免糧下帖，至今有小畫存焉。”李義敏指出，“清寧宮”應作“坤寧宮”，清寧宮建造于清太宗皇太極時期，坤寧宮則建于明成祖永樂時期，顯然縣志的記載更為準確。

另一處不同更加耐人尋味。入侍坤寧宮的銀娘的確受到了憲宗皇帝的寵幸，縣志也把她收入了人物志的“后嬪”之中。但宗譜中說，銀娘在成化元年就入宮為妃，這似乎不合于常理，并且，縣志相關記載中對她的稱呼始終為“宮人”，也就是宮女。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出入？

從序言中可以看到，《溪東戴氏宗譜》的編纂最早開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距離戴銀娘生活的時代已有近兩百年，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宗譜中的訛誤，以及縣志記載尚存的銀娘的書信、宮中小畫等物的遺失，而為了光耀門楣而有所夸大的傾向也不難理解。

事實上，對家譜攀附作偽的批評早在唐宋時期就開始了，歷史學界早就注意到了族譜中家族歷史的建構性質，但祖先故事并不因為帶有虛構成分就失去意義，因為不同時代對這些故事的構建都帶有當時的歷史特點，而家族成員對這些故事的接受傳承更影響了他們理解自身和世界方式。

寺平村自編情景劇中的戴銀娘。圖片來自網絡。

這一點在今天的寺平展現得尤為清晰。在旅游開發和商品經濟的宗旨下，娘娘的故事被以各種方式反復講述，也確實成為了寺平村的一張名片。除了以銀娘命名的建筑、道路，寺平旅游有限公司還組織編排了情景劇和微電影“銀娘省親”，由寺平村的村民出演，還挖掘整理了中秋節“銀娘祭月”等民俗活動。可以說，今天寺平古村的文化身份很大程度上是圍繞銀娘這個歷史人物構建的。

截至2017年3月，僅浙江省內的國家級歷史文化名村就有28處。在激烈的競爭面前，寺平對銀娘故事的講述無疑是成功的。但不無遺憾的是，這些故事中的歷史想象有些過于單一了，寺平村的銀娘似乎隨時可以走進時下流行的宮廷劇里。而即便是在現存的零星資料中，作為歷史人物的銀娘也要血肉豐滿得多，無論是縣志中稱道的文才，還是在信箋中對家人的思慕，都在當下的銀娘故事中被忽略了。而在寺平戴氏數百年的歷史之中，還有多少農人商賈的精彩人生沉睡在厚重的族譜之中？

近年來，家譜研究日益成為新興的學術熱點，民間修譜風潮也有卷土重來之勢，然而在宗族社會不復存在而家族觀念余緒尚存的今天，傳統和現實之間將發生怎樣的互動，這是一個沒有明確答案的問題，寺平村的娘娘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趣的文化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