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軍校的創建是國民黨歷史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我的父親陳修和有幸加入了這個大事件中，能夠成為一名黃埔學生是他一生的驕傲，既幫助他成就了而后的事業，也啟發了他對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認識和判斷，對他的人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黃埔軍校的建立

回顧孫中山創辦黃埔軍校的歷史，首先要指出的是，這是那個時代國民黨人對中國未來作出的重大選擇：用武力統一中國。百年之前，即上世紀20年代，辛亥革命成功十年之后，中國的政治處于多中心的狀態，北京的中央政府與軍閥割據的地方勢力分庭抗禮，孫自己也只能依靠廣東軍閥在廣州小有勢力。當時的出路有兩條：或是建立聯邦制的國家，即謀求各省自治，自訂憲法，而后制定聯省憲法，最終完成國家統一；或是用武力統一中國，建立中央集權的共和國。湖南曾制定湖南省憲法，嘗試聯省自治的想法，廣東軍閥陳炯明也是這一想法的積極擁護者，但不久這一想法趨于沉寂，聯邦制的想法偃旗息鼓，但是如何對待地方勢力始終是民國的一大問題。后一種想法的代表人物是孫中山，他認為必須用武力打垮軍閥的勢力，統一中國，建設以三民主義為基礎的共和國，這一想法得到了國民黨人的擁護。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孫中山需要建立自己的軍事武裝，為此他需要經費、武器、人才、基地等。他過去依靠的力量，如軍閥、華僑、外國友人，甚至西方政府都不具備這樣的能力和意愿，蘇聯成為唯一的選擇。十月革命的成功，讓他看到另一種希望，他愿意效法蘇聯，學習蘇聯革命的成功經驗，接受蘇聯的幫助，改組國民黨，造就一個強有力的政黨，以黨領政。同時建立一支有別于北洋部隊的革命軍，不必再依靠軍閥的勢力。

1921年共產國際派馬林到中國會見孫中山，建議創辦軍官學校，建立革命軍。1923年孫與蘇聯外長越飛達成《孫文越飛宣言》標志著“聯俄容共”時代的到來。1923年孫派出“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聯考察黨務和軍事，代表團由四人組成，其中有蔣介石和兩位共產黨人（張太雷和沈定一）。1924年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新的黨章，確立“聯俄、聯共（容共）、扶助農工”的政策，確認了共產黨員可以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原則（十名共產黨人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或候補委員，約占委員總數的1/4，并有數人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擔任重要職務，如組織部長譚平山、農民部長林祖涵、宣傳代理部長毛澤東），形成了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局面。會議對開辦軍官學校，創立黨軍也作出了決議。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又稱“孫文學說”。該學說是他1905年在英國流亡時，借鑒西方的民主思想和制度，又結合中國的傳統文化，綜合而成。1924年1月到8月間，孫中山在廣州，用演講的方式，每星期一次，一共16次，系統地介紹三民主義。當年孫將三民主義寫入黃埔軍校訓詞，確立為國民黨的指導思想。

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強調民族獨立，對內謀求中國獨立于民族專制，對外要恢復中國在國際上的獨立地位。他倡導中華民族的概念，各民族平等相處，構成一個完全的民族國家，而非簡單地排滿。民權主義是中華民國政治體制的基本原則，即建立五權憲法，在西方三權分立的基礎上，另設監察、考試權，認為這樣更符合權力制衡的原則。他贊成直接民權，而非間接民主，贊成縣級自治，而非聯省自治。他認為共和政體與中國古代的三代之治，即堯舜之政治體制相契合，將政權公之于天下，是中國的正統思想。民生主義是人民的生計、社會的生計問題，即經濟問題，認為人人要有平等的地位去謀生活，中國的四億人口才可以享幸福。他提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利用外資的思想，其中不無社會主義和平均主義的色彩。在國共合作時，提出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其中的民族主義，突出了反帝的內容，民權主義強調民主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義則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為兩大原則。

蘇聯之所以同意支持孫，是因為共產國際和列寧認為通過幫助國民黨有助于在中國發展共產主義的革命勢力，他們曾嘗試與其他勢力合作，均失敗，最后認定國民黨是最好的合作伙伴，因而積極參與國民黨的改組與建軍。在而后軍校的創辦過程中，蘇聯政府在經費上和物質上都給予了大力支持，據統計先后提供軍校辦學經費達200萬盧布之多，并派出以鮑羅廷為首的顧問團，其中包括政治、軍事、步兵、炮兵、工兵等領域的顧問，參與軍校的管理和教學工作。

孫中山的建軍建校，以武力統一中國的思想得到國民黨內的一致擁護。蔣介石說：為了國家的強盛，必先統一全國，要統一全國，必先消滅軍閥，要消滅軍閥，必先建立軍隊，要建立軍隊，必先創立學校，培養各級軍事人才，因而辦軍校成為當務之急。但是對于國共合作，特別是共產黨人的加入，在國民黨內引起很大爭議，支持國共合作的和持有異議的人逐漸分化成左右兩派。在軍校的辦學過程中，學生們成立了兩個校友會，爭論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信仰問題，顯然軍校中同床異夢的現象自始就存在。

不管遇到怎樣的困難與爭執，黃埔軍校還是如期舉辦。1924年初黃埔軍校開始在全國招生，第一批學員于5月5日入學，6月16日陸軍軍官學校在廣州黃埔正式成立，孫中山主持了開學典禮，并做了長篇講話。孫說：“要用這個學校內的學生做根本，成立革命軍。”他著重強調軍人的革命精神，要求學生：“從今天起，立一個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發財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國救民的事業，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 他又特別強調不怕死的精神：“革命黨的資格，就是要不怕死……革命黨的秘訣就在不怕死……不怕死，就敢用一個人去打一百人。”這種不怕死的精神一度成為黃埔軍人的準則。

軍校的選址也是孫中山一手敲定的，他選擇了廣州城東南，位于珠江中的江心島長洲島，又稱黃埔島。孫認為黃埔島南臨虎門，是控制珠江口，捍衛廣州市的第二門戶，地當樞要，又相對獨立，且留有舊水師學堂和陸軍小學的校舍，遂決定在此籌辦軍官學校。島上山巒起伏，樹木蔥蘢，自然景觀喜人。建校初期，由國民黨四大書法家之一的譚延闿手書“陸軍軍官學校”六個大字。據說軍校的大門曾有對聯一副：上聯是“升官發財請往他處”，下聯是“貪生畏死勿入斯門”，橫批是“革命者來”，黃埔精神一目了然。

從講武堂到軍官學校

順便再講一點近代中國辦軍校的歷史，黃埔軍校聲名卓著、成績斐然，但是它的出現并不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在它之前中國已有相當長的辦軍校的歷史，黃埔軍校是這一趨勢的繼續和發展。

中國現代軍校的建立始于清末，發達于民國初年，那個時代中國人的觀念有了變化。清朝早期，為了不讓漢人的注意力放在軍事方面，因而“重文輕武”，學文是時尚。但是到了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戰爭發生，為了對付內亂與外辱，“整軍經武”提上了日程。清朝開始訓練“新軍”，籌辦“武備學堂”，又稱“講武堂”，該學堂是現代軍校的雛形。一時間各地紛紛建立各種類型的講武堂，培養軍事將領，學軍成為時尚。其中最著名的有北洋陸軍講武堂、云南講武堂、東北講武堂等。辛亥革命后，這些學校的舊址改建成新型的陸軍軍官學校，如保定軍官學校，黃埔軍校也是利用廣東水陸師學堂的舊址修建的。

這些軍校的建立影響了中國近代史的進程，軍校培養的人才既有可能成為捍衛國家主權的斗士，也有可能成為角逐權力的割據勢力。清朝的垮臺和后來的軍閥混戰與軍事學校的普及不無關系。前面講到，辛亥革命后四川的軍閥混戰與軍校的建立就有直接的關系。而黃埔軍校的建立則是在繼承的基礎上，將軍校的發展推到了一個新的頂峰，武裝斗爭也成為而后幾十年的主旋律。

棄工從戎

1919年在赴法勤工儉學的浪潮中，陳家兄弟來到上海，這是他們第一次出川。陳毅與他的胞弟陳孟熙，得到政府的津貼，只在上海逗留了兩個月，就與四川第一批赴法勤工儉學的六十幾位同學一起啟程赴法了。父親和弟弟陳世杰也要赴法學習，世杰沒有拿到政府津貼，只能自費出國，父親已從四川工業專門學校畢業，該校是當時工科院校的高等學府，不能參加一般勤工儉學的學習，因經費有限，父親決定讓弟弟先走，自己留下來打工，掙夠了經費再出去。誰知1920年以后，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停止，赴法留學已很困難，父親決心繼續留在上海尋找發展的機會。

抱著工業救國的理想，像許多年輕人一樣，父親在上海開始了他的創業生活。造船工業是當時上海灘上最受矚目的行業之一，與外部世界的交通運輸主要依托于江河湖海的水上渠道，對于四川則更是如此，蜀道之難讓長江航線幾乎成為進出川的唯一途徑。如何改善長江航運，如何造出更先進的船只，成為父親人生的第一個目標，他在上海嘗試各種機會，一待就是五六年，直到徹底失望為止。他和同伴們嘗試著引進法國發明的水面劃艇，讓船在水面上劃行，以避開激流險灘，克服了重重困難，就在劃艇研制成功，開始在長江試航時，被當時控制長江中下游的軍閥吳佩孚獲悉，誣陷為軍用快艇，不準經過宜昌上駛，引進的計劃被迫擱淺。后來他又幫助航運公司造船，但是當船運回四川時，經常被混戰中的軍閥扣留。當時的各路軍閥隨意扣留往來于長江上的船只，為避免這一情況，許多船只設法改懸外國國旗，所謂“旗船”。 然而外商也不放過他們，經常敲詐勒索，使他們既痛恨軍閥的胡作非為，也痛恨洋人在中國土地上享有的特權。

1925年陳孟熙來到上海，他已從法國回來，向父親展示了一條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他認為，“在軍閥與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無論我們學了多少本領，無法施展，孫中山先生為了打倒列強，要鏟除軍閥，在廣東創辦黃埔軍校，我們只有參加革命軍，才有建設國家的機會”。父親被他說服，決心棄工從戎，到黃埔去，投考黃埔軍校，加入革命軍，投身到改變國家政治局面的斗爭中。

報考軍校

1925年父親和陳孟熙到了廣州，開始報考軍校的嘗試。 但是他們發現，報考軍校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軍校的招生條件中非常重視考生的政治態度，雖然對其他條件，如年齡、學歷都放得很寬（如招生的年齡條件為18-25歲之間，學歷為高小畢業，且入中學一年以上者，或具有同等學歷，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有志投考者）。其政治條件是：“已是中國國民黨黨員，能了解國民革命亟須完成之必要者，或具有接受本黨主義之可能性，無抵觸本黨主義之思想，有本黨黨員之介紹者。”父親說：當時黃埔的學員，多數是地方和軍隊中推送的革命積極分子，不少是國民黨、共產黨的黨員。

陳氏兄弟無黨無派，一般的介紹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他們找到吳玉章作為介紹人。吳是國民黨元老級人物，又是勤工儉學的倡導人之一，當年陳孟熙接受過他的指導。吳說黃埔的環境非常艱苦，問他們是想到軍校工作，還是當學員。父親他們當即表示：任何艱難困苦都不能阻止他們投考軍校，一定要置身于打倒列強除軍閥的行列中。但是吳的介紹并沒有說服考官，因為他們的年齡和學歷都已超出要求，懷疑他們的報考目的。父親并不氣餒，又找到黃埔一期畢業的幾位同鄉，如第三教導團團長李杲為他們做保。李是四川安岳人，父親的小同鄉，教導團團長在軍校里很有實權，在他的推薦下，他們參加了第五期的入學考試，順利通過。1926年春夏之際，他們正式成為黃埔軍校的學員，被編在了第五期入伍生隊。如果沒有這些挫折，他們本該是第四期的學員。

父親說，黃埔軍校的招生，很多辦法不同于舊式軍校，很重要的一點是打破了地域限制，不再僅僅面向某一個地區，而要招收全國各地的志士仁人，甚至吸收外國學生，如朝鮮、越南、馬來西亞和泰國的學生等。正是因為軍校的嚴格篩選，父親說，愿意進黃埔軍校的青年人，都有強烈的改造中國的愿望，是一批有志青年人。值得指出的是，這是一代出生于19、20世紀之交的年輕人，很多人既上過私塾，接受過傳統文化的教育，又上了新學校，接受了現代教育，他們是中西文化結合的產物，造就了一個人才輩出的時代。父親說，與這些人為伍交友，提高了大家的格調，受益終生。在而后的歲月里，無論是抗戰期間還是1949年后，父親都與他們有很多交集和交流。

為了避免再生枝節，父親沒有沿用自己的字“陳統”，而改用了自己的號“修和”。當年讀書人多有三個稱呼，即名、字、號，所謂“名以正體，字以表德，號以明志”。父親出生時按照族譜，由父母起名“陳世爵”；考上工業專門學校，他給自己起個字與號，即“陳統”“陳修和”，意在國家統一，修來和平。此后父親僅用“陳修和”，以號代名，使用終生。前面講到，陳毅的“毅”也是在他考上甲種工業學校后，給自己取的字，且號“仲弘”，出自曾子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那個年代的讀書人能有這樣的擇名自由，不失為一項難得的自由傳統。

據統計，1926年北伐開始之前，黃埔軍校在廣州一共招生五期學員，約7000人，畢業6000人。一至四期在廣州畢業，第五期學員分別在武漢和南京畢業，其中很多人成為國共雙方的骨干力量。

普通科教員

父親考入黃埔軍校后，沒有想到，他的第一個經歷竟然是在軍校中教書，幫助學員補習科學知識。他在回憶中說：

我同孟熙考取了軍校后，被分配到河南士敏廠（洋灰廠）入伍生部第二團第一營。當我踏進營門，營長即宣布今天考試普通學教員，新學生要報名參加，同學推薦我是高工畢業，應該參加，我推說是來當學生，不愿當教員，營長不準，只好放下行李，立赴考場應試。發表后，我被錄取，任算術、代數、三角、物理等幾門功課的教員，并調往沙河燕塘入伍生第一團。

此事源于軍校招來的學生，文化程度差別很大，不能滿足軍校學習的要求，因而成立了“普通科學教育委員會”，為學員補習必要的數理化課程。該委員會由入伍生部長方鼎英的侄兒、留法學生方乘擔任主任。當時錄取了十人擔任教員，他們都有高學歷，如高等師范，高等工業，或大學理科畢業曾擔任過中學教員的。該職務每月津貼二十元，除免掉守衛勤務外，學習任務與其他同學一樣，參加軍事政治學習，是一項兼職工作。

這里要說明的是，軍校學員入學后，首先被編入“入伍生”團隊，即預備隊，經過幾個月的訓練合格畢業后，方能轉入正規學生隊。為補課成立“委員會”，說明對它的重視程度。采用委員會的辦法解決問題是當時的組織形式，帶有民主色彩，而后大量采用在國民政府系統中。

父親在回憶中詳細描述了他的教學工作，首先講到學生來歷的多種多樣，顯現了當時青年人尋找社會改革的普遍愿望：

軍校同學是從全國各地來參加革命的，并有朝鮮、越南同學。但同學中，文化程度很不齊一，有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留學生各種經歷，在舊軍隊中從當過士兵、排、連、營，一直到團長的。

在軍校學習軍事技術如兵器學、射擊學、筑城學需要基本的數理化基礎，因此需要補課，但學生的組成如此復雜，差別如此大，使得父親的講課難度也很大，必須分別對待。他說：

好在同學們都住在一個團里，每天都在一個地區上操上課，休息時間，學習有困難的同學，可以隨時到我住的連里補課。

他還特別提到理論聯系實際的問題，講課中聯系身邊的事物，舉了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因為我學過工程，在講課時，能引證一些眼前現象，具體事物，說明問題，如我們營地設在一塊平原的草地上，周圍開一水溝，以利排水，但挖出了水溝，卻未加工，我在講物理水利學時，當即指出，這樣開好水溝，一旦下雨，必然崩潰。不過幾天，一場大雨，水溝就如我說的崩潰了。

遺憾的是，父親說：“普通學校的補習，并未達到預定的要求。”這也在情理之中，當時負責業務教學的人如方鼎英，多有很高的學歷，期望按照常規軍校辦事，要求學生達到應有的業務水平。但是軍校的實際學習時間很短，雖然學制設計的時間是三年，但一般只有一年左右（第一期學生僅有半年），期間還要參加很多活動，甚至直接到前方參戰。因此這樣的補習只能是一種理想的嘗試，難以達到預期的結果，然而對學生而言，仍不失為有意義的學習經歷。

蘇制山炮

前面講到，蘇聯政府是創辦黃埔軍校的主要合作伙伴，在各方面給予支持。在父親的回憶中，特別提到蘇聯教官講授蘇制山炮的教學活動，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蘇聯顧問的參與和蘇聯武器對北伐戰爭的作用。

在北伐前夕，蘇聯為國民革命軍送來了蘇制火炮，父親說：“當時，在北伐前的緊張時期，蘇聯送到七六二山炮，需要學習使用，就在入伍生第一團所在地成立了炮兵團，我參加了這個團。”在炮兵團，由蘇聯教官直接講授這種山炮的使用及構造原理： “蘇聯制的七六二山炮運到團里，由蘇聯顧問擔任教授，并在沙河附近的瘦狗嶺實際射擊。我們是炮團士兵，蘇聯教官發給講義，講解這種山炮的原理，構造和使用。”

父親是有心人，他保留了當時的講義，沒想到竟然在上海兵工廠發揮了作用：

1928年我在上海兵工廠任技術員，部隊送來俄式山炮修理，炮廠只修造過德國式的山炮，不了解俄式山炮的構造，無法修理，我將軍校俄國顧問發給我的講義，供炮廠員工參考，才將這些火炮修好，供軍隊繼續北伐時運用，這是我在軍校學習時意外的收獲。

這批山炮對而后的北伐戰爭發揮了重要作用，父親說：“北伐時期這是唯一的俄式火炮，起了不小的對敵作用”，但是他沒有具體展開這個話題。

父親在回憶中，花了不少筆墨講述黃埔軍校的業務學習，這在眾多的回憶中是少見的。事實上，黃埔軍校有一批學識很高、經驗豐富的中國軍事教官，他們或留學日本或出自著名的講武堂，接受的多是日式的軍事教育，如何應欽、王柏齡，他們與蘇聯教官合作，蘇式與日式的軍事教育成為黃埔軍校的教學基礎。

軍校設計了嚴格的軍事教育項目，分為術科和學科。術科有制式教練、戰斗教練、實彈射擊、行軍、宿營、戰斗聯絡等；學科有步兵操典、射擊教范、戰術學、兵器學、交通學、筑城學、軍制學等科目。他們試圖將黃埔軍校辦成第一流的軍事院校，但是北伐在即，干擾因素很多，不可能按部就班地辦學，只能是速成，然而黃埔軍校的軍事訓練項目依然是軍校辦學的重要一環。30年代初，蔣介石派送一批軍人到國外學習，如廖耀湘等人，父親也在其中，其宗旨似也有為黃埔學生補課的用意。

順便說一句，父親一生都保持了軍人的風范，永遠是腰板筆直，行動迅速，直到百歲之齡，大家都說這是得益于黃埔軍校的嚴格訓練。

黃埔精神與政治教育

政治教育是黃埔軍校辦學的最大特色，學校要向學生灌輸黃埔精神，要讓學生知道國共兩黨的政治理想。這種方針既是學習蘇聯辦學建軍“軍事與政治并重”的思想，也是軍校為北伐和國民革命做的精神準備。1926年1月，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改組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是這一方針的最佳體現，當時共產黨人起到很大作用。然而國共分裂之后，1928年黃埔軍校遷到南京，又改名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

父親入學正是在1926年春季，他說，當時軍校的政治氣氛很濃，革命情緒高漲。前面講到軍校大門的那副對聯，突顯了黃埔精神。 孫中山強調不怕死的精神，孫曾說：“革命黨的精神，沒有別的秘訣，秘訣就是不怕死。”后來黃埔精神被總結為：“犧牲、團結、負責”的精神，要砥礪“不怕苦、不怕難、不怕死”的三不怕精神。蔣介石為軍校制定的校訓“親愛精誠”，強調團結、精益求精的精神，沒有那么重的火藥味。

在政治教育中，中國共產黨起了主導作用。負責政治教育的政治部多由共產黨人擔任主任一職，1924年周恩來從法國回到廣州，就是為了出任政治部主任一職。更重要的是一些著名的共產黨人如惲代英、蕭楚女、熊雄、高語罕、楊其綱擔任了政治課的教學任務，同時也有蘇聯顧問的參與。

父親在回憶中說：

我自從考入軍校后，開始學習政治課程，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在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先生和惲代英、蕭楚女等政治教官指導下，學習了共產主義的ABC， 社會發展史和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實業計劃等項課程并閱讀一些有關書籍，也聽過俄國政治顧問鮑羅廷、（軍事總顧問）加倫將軍的報告，初步認識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系。

顯然這些課程包括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列寧主義和蘇維埃的經驗，也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他的具體實施戰略計劃。這些理念之間既有共同之處，更有原則的差別，指出了兩條不同的道路，迫使學生們認真思考，選擇自己的政治信仰和發展方向。

當時學員中發生了很大的爭執，在兩黨的支持下，分別成立了兩個針鋒相對的團體，1925年2月共產黨人成立“青年軍人聯合會”，1925年4月國民黨人成立“孫文主義學會”，從理論爭論發展到組織對立。 為了緩和矛盾，1926年4月蔣介石下令解散兩個組織，7月5日成立“黃埔同學會”，以黃埔校友為紐帶，試圖終止兩派的對立。事實上，在黃埔軍校的短暫學習期間，學生不可能對主義的問題做深入的學習和研討，按照孫中山強調的“知難行易”的觀點， 他們又必須做出選擇。

對于國共聯合辦學的做法，從一開始就在國民黨的高層引起爭論。蔣介石于1923年赴蘇考察，對蘇的政治體制十分疑慮，認為與三民主義不相容。1924年，蔣在黃埔未上任就辭職，被孫拒絕，要求蔣“堅忍耐煩”。國民黨的理論家戴季陶上任軍校的政治部主任，因不愿與共產黨人合作，不久就離職，政治部主任的職務由周恩來接任。共產黨人則十分愿意利用這一機會，宣傳馬列主義，發展革命勢力。

1926年父親入校后，兩派爭論依然非常激烈，但他沒有選邊站，不認為兩種觀點不可調和，他說，“（我）始終站在中間路線，調解同學們的爭論”。在他看來，理想與主義要根據實際情況制定，不是簡單的信仰問題，特別是看到蘇聯已經從軍事共產主義轉向新經濟政策，回到國家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的政策，說明沒有必要在主義的問題上糾纏不清。他說，“我系學應用科學，機械工程的，始終以實踐為解決具體問題的思想”。基于這種認識，他認為“趕走帝國主義，消滅軍閥割據，統一國家，建設工業，提高生產文化是中國當前重要的工作”，換言之，就是實現國家統一，發展經濟文化，強國富民是中國的首要任務。

應該說像父親這樣具有高等教育學歷的人，愿意用自己的學識為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做出貢獻，而不愿意輕易卷入政治斗爭的漩渦中。與此同時，在國民黨人眼中，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已經為政治體制奠定了基礎，似乎這已是不言而喻的選擇。但是政治體制的選擇畢竟是最大的選擇，在政治斗爭的關鍵時刻，每一個人都必須做出更明確的選擇。

國民革命軍與北伐

黃埔軍校創辦的同時，也是國民革命軍建立的過程。在軍校創辦的同一年，1924年11月軍校就成立了教導團，即黨軍。第一期畢業的黃埔學生被分配到各團任見習官。1925年7月教導團正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他們在廣東與地方軍閥等各種勢力做了多次較量，在真正的戰斗中磨煉成長。期間犧牲也很大，蔣說，兩次東征犧牲了幾百名黃埔學生，然而各期的學生都義無反顧地參與了北伐戰爭的行動。

1926年6月6日國民政府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7月4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國民革命軍北伐宣言》，7月9日蔣介石就職并誓師北伐，宣示北伐的目的是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尋求中國的統一和獨立自主，北伐戰爭正式開始。

軍校已經畢業的學員均加入了北伐的戰斗。作為第五期的學員，剛剛完成入伍生的教育，就被分成兩組，一組留在廣州，一組隨革命軍北伐。父親所在的入伍生炮兵團奉命隨北伐軍出發，從廣東打到江西、湖南、湖北。他在行軍中感染了瘧疾，即“打擺子”，一邊行軍打仗，一邊忍受病痛，戰斗生活十分艱苦。

他特別講到攻打武昌時的一段驚悚經歷，九月初他們已經逼近武昌，攻打武昌將是北伐軍的最后一場大戰，史稱武昌戰役（1926.9.2-10.10），敵方的抵抗十分頑強，為了迅速解決戰斗，北伐軍組織了敢死隊，父親所在的團隊奉命加入，當時的攻城總指揮鄧演達讓大家綁上炸藥沖鋒攻城，人人都做好了犧牲的準備。當蔣介石知道這個消息后，急令停止，蔣說，“這都是我的黃埔學生，怎么可以讓大家去送死，另想別的辦法”，后來改為封鎖，最后逼迫敵軍投降。父親說“沒有蔣的制止，我今天就不會坐在這里和你們談天了。”蔣對將士的愛護，沒有機械地執行所謂不怕死的原則，也是而后許多黃埔學生選擇追隨國民黨的原因之一。

在民眾大力支援下，北伐軍進展迅速。7月11日，國民革命軍攻入長沙；8月國民革命軍長驅北上，大勝于汀泗橋等處；9月7日，國民革命軍占漢口，10月10日，攻下武昌。軍校在武昌設立了分校，第五期的學員繼續學習。

兄弟相見，又分道揚鑣

北伐軍攻克武漢后，北伐的使命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廣東的國民政府遷到了武漢，成立武漢國民政府，由汪精衛等國民黨左派當政，共產黨的勢力大漲。而以蔣介石為首的北伐軍仍在繼續進攻江西、福建、最后攻占了南京，將國民政府遷到了南京，形成國民黨內兩個政府對峙的局面。

在北伐過程中，共產黨利用這個時機，開展工農運動，搞階級斗爭，在農村提出打倒地主豪紳，在城市號召工人起來罷工，實現更激進的社會革命。當時工會成員增至200萬，農會成員增至900萬。1927年3月毛澤東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是典型代表，然而這樣的工農運動遭到了國民黨人的激烈反對。

武漢分校里共產黨人的勢力強大，國民黨左派鄧演達任校長，共產黨員惲代英任政治總教官。同學中分成反蔣和擁蔣兩大派，父親兩派都未參加，黃埔軍校時期兩種信仰的爭論，此時成為兩種勢力你死我活的斗爭。對于像父親這樣的中間分子，當初到廣州參加大革命，目的是打倒軍閥，統一中國，建設國家。面對這樣的分裂，在父親看來這意味著大革命的失敗，感到惶惑，萌生退意。

不可思議的是，在這個關鍵時刻，陳家的三兄弟，父親、陳孟熙和陳毅竟然相聚在武漢。孟熙是黃埔第五期政治科的學員，和父親一樣，1926年隨北伐軍打到了武昌，在武漢分校繼續學習。想不到的是1927年5月陳毅也從四川來到武漢。當時陳毅已是堅定的共產黨人，因在四川的工作受挫，到了武漢，被黨派到武漢分校工作，對外身份是宣傳科科員，實際是共產黨在武漢分校的聯絡員或書記。父親并不清楚陳毅的具體工作，但是弟兄異地相逢，大家十分珍惜這樣的機會，他們住在一起，盡情暢談，從家事、國事到天下事無所不談。雖然那時他們都是尚無建樹的年輕人，但是中國應該選擇一條什么樣的道路，已成為他們的主要話題，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宿命。

父親認為大革命已經失敗，武漢的形勢十分動蕩，國共分裂的可能很大。至于未來中國的命運，父親說，“在軍校學習了共產主義的ABC，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只有當資本主義高度發展了，才能搞社會主義，當下中國很落后，應該先發展經濟，我要到上海，繼續尋求發展工業的機會”。而陳毅則認為“中國需要徹底的變革，推翻舊制度，建立新社會”。父親說，“搞革命風險很大，要冒生命危險”，陳毅則義無反顧，準備為革命獻身，他回答說，“我不怕犧牲，已經把頭系在了褲腰帶上”，父親說，“你有這樣的決心就好，等你們革命成功了，我再來給你做工程師”。

多年后父親常常講起他們的這段對話，父親的理性思維和陳毅的革命浪漫主義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實上，陳毅那時期望說服父親加入共產黨，而父親則已有了自己的選擇。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我的大學同學到我家做客時，曾問父親當年為什么沒有加入共產黨，他說，“那時認為應該先搞三民主義”。這與他在黃埔軍校的想法一脈相承：搞經濟建設，但政治基礎是三民主義。

父親決心已定，就去找鄧演達辦退學手續，他的理由是北伐路上一直在打擺子（瘧疾），身體很差，已不能適應軍校的生活，鄧說你這是不革命了，但父不為所動。7月中旬，如父所料，汪精衛改變政治立場，宣布反共，與共產黨分道揚鑣。據說武昌畢業的五期學生，后來大部分派到葉挺和賀龍的部隊去了（在武漢畢業的第五期的黃埔學生大約有800人。據何崇校回憶 ，在武漢“七月×日，分校匆匆忙忙為五期學生舉行畢業典禮。儀式極為簡單。可以看到當時的政治氣候。同時聽說，很多部隊不歡迎派分校的畢業生到他們那里去。在武昌畢業的五期生，大部分是派到葉挺和賀龍的部隊”），父親不過是早一點作出了自己的決定，沒有加入共產黨的部隊。

7月初父親乘船東去。臨行時，陳毅寫了一封信，要他到九江去找朱德，還是希望說服大哥參加共產黨，但船在九江未停，一直到了南京，沒有機會讓父親聽取朱德的勸說。后來父親在南京被黃埔學生挽留，到上海兵工廠工作，正式加入了國民黨系統。陳毅按照黨組織的安排，先到九江，后追隨南昌起義的部隊，開始了游擊戰的生活，轉戰閩粵贛湘邊界地區，成為紅軍的領導人。陳孟熙則回到四川，長期在川軍中工作。父親對他的選擇最不以為然，認為參加大革命就是反對軍閥，不應該再與軍閥為伍。不管怎樣，武漢的相聚，就這樣以他們兄弟三人的不同選擇，分道揚鑣，開始了他們人生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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